社会风险和大数据：舆情管理模式建构的依据和支持

李惊雷

【摘要】社会舆情管理是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敏锐地捕捉舆情，研判舆情，进而合理有效地疏解和应对舆情的过程。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条件下，舆情主体的个体化所具有的自主选择的特点，加之社会结构转型导致舆情的样态呈现碎片化、非理性化等色彩，因此，不确定性就成为舆情的重要特点。大数据无论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还是技术工具，可以较为整体性地获取舆情数据。现代社会具有风险社会的属性，因此，在舆情管理中，社会风险作为无法回避的社会语境应成为模式建构的依据，大数据则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社会风险；大数据；舆情管理

舆情管理是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敏锐地捕捉舆情，研判輿情，进而合理有效地疏解和应对舆情的过程。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社会发展与风险如影随形。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各种社会元素解组或者重构，因此，这一时期也往往成为社会矛盾集中发生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风险意识理应成为舆情管理的核心要素。同时，近几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一方面成为舆情监测的重要基础，同时又是预知社会趋势无法回避的思考语境。基于此，社会风险和大数据便共同构成了舆情管理模式建构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一、舆情主体：“个体化”的风险

在舆情的构成要素中，舆情主体决定着舆情的样态。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特征有不同的表现。当下舆情主体具有“个体化”的特征，形成甚或强化了舆情中风险的程度。

网络舆情是指以网络为载体而呈现的舆情。当下，互联网已经深深嵌入到了现实社会结构之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与互联网的关联更多的是通过社交媒体来完成的。近年来，社交媒体的作用已经从一般的个人社交而逐渐显现出其更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信息传播框架。由此，社交媒体成为人们关注社会问题、表达个人意愿的重要平台。从一定程度上讲，网络可以成为观察、把握一般舆情的重要载体。因此，时下在进行舆情管理时，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呈现方式来看，也是最具可见性和可测性的舆情样态。因此网络舆情也顺势成为舆情管理的重要内容。

具体而言，舆情的主体就是每一个参与表达的社会个体。在网络舆情中，社会个体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表达着各自的情绪或观点。其中社交的特点使得这种表达具有很强烈的个性色彩。表达既是社会交往的具体内容，同时也是一种典型的传播行为。博客、视频、论坛、贴吧等，特别是如日中天的微博、微信等形式，不仅带来了信息获取的迅捷和方便，更重要的是为每个社会个体、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了可能的表达空间，社会表达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由此构筑了一个关于“表达”实现的“理想类型”。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其风险社会的理论而闻名于世，其实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还有另外一个与风险社会相互解释的理论或者概念，即个体化。所谓的个体化，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个体的状态。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现代性是风险性话题讨论的语境。不过贝克又将现代性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工业化背景下的现代性为第一现代性，其特点是高度的制度化、整体化。第二现代性则是指当下的信息现代化，也是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所指的晚期现代性。在第一现代性下的个体是“作为个体”，其特点是反思性的，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则是“成为个体”，其特点是自反性。所谓反思性是指事物的发展是符合结构逻辑的，是有可以预期的确定后果的。第二现代性下“自反性”的个体与第一现代性下“反思性”的个体相比，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同时这种选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快速选择，“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没有足够的自我反思来建构线性生平叙事”[1]。在第二现代性中，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构造。社会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可能，而个体必须由自身做出选择，“个体在面对复杂的社会交互联系时，往往无法通过对利益、道德和后果的考虑，以适当的方式作出必要的决定”，这样一种个体化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就是“多元化”。

社交媒体的发展充分展现了第二现代性中的“个体化”的特点。如前所述，社交媒体的力量来自于社交，人们通过社交的方式完成对事件或者问题的关注和表达。社交的特点决定了这种表达体现得更多的是个人的情绪、感悟以及个人化的社会认知。因此，相关事件或者问题的舆情样态就呈现为多样情感的纷呈和多元观点的林立。这种多元化反映了一定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中的诸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意味着风险的存在。所以，在当下的社会情境中，社会成员的个体化趋势引致其表达的复杂性，并且由于社交媒体的传播特点，表达的方向、表达的内容、表达的动机等，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的态势。因此，在舆情管理中，基于舆情主体的“个体化”特征，风险意识应为管理的核心。

二、社会风险：舆情管理的社会语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实践内容逐渐丰富和多元，不确定的表现也越来越多，“人的生活的发展、实践的扩张导致了风险的历史发展，表现为风险规模扩大，风险程度加深，风险类型多样化，风险应对方式复杂化”。[2]因而，对于“风险”的研究也就逐渐从狭隘的保险精算逐渐扩展至经济以至于整个社会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使对“风险”的关注从具体层面的认识而到达了宏观的社会发展层面。贝克认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有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自身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需要反思的”[3]。

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首先论及生产实践层面，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带来了风险的高度存在，“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4]。其次，多元化价值观风险定义的多样性。“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总是存在着各种现代性主体和受影响群体的竞争和冲突的要求、利益和观点，它们共同被推动，以原因和结果、策动者和受害者的方式去界定风险”，[5]因此，这些多元性特征使得现代社会的风险属性尤其突出。endprint

虽然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在许多方面依然存在着争议，但风险社会已成为一种共识。它贯穿于宏观的社会治理以及微观的具体领域，成为无法回避和思考问题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社会风险是与人类社会的实践相伴而生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的理论描述了高度现代性的背景下风险的普遍性。自然社会风险成为当下社会治理不能回避的社会语境。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也引致了一些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问题频发，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风险。

社交媒体作为舆情呈现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使信息的传递更为快速和精准，另一方面也使得信息的传播具有非线性的特点。同时，社交传播是建立在各种人际圈层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圈层往往以一定的兴趣、立场等作为维系纽带。这就使得社交传播的效果充满了不确定性，更为复杂并难以把握。

所以，围绕着一定的问题或者事件，舆情中不乏各种流言或者谣言，充斥着种种的情绪性表达。在风险社会的社会语境下，舆情是风险的载体，而风险潜在于舆情之中。

三、大数据：舆情管理的技术支持

“大数据”是2012年以来炙手可热的一个概念。最初大数据只被认为是一个技术概念，但很快人们便意识到其影响的广泛性。目前，大数据已成为许多行业定位和发展的目标，其意义和价值被不断传播和挖掘。在某种程度上，大数据已经被确定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何谓大数据？当下对于大数据的研究其实可延伸为两条互有交集的路线：一条是沿着数字技术的路径，寻找建构数据本身的收集、存储以及挖掘；另一条是基于当下数据环境的特点，以大数据时代作为背景，着力探究由此带来的社会性变化。首先，大数据是指体量巨大的数据。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大数据与互联网的发展有关。确实，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将信息社会的发展作为大数据产生的时代背景。“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全面融入社会生活，信息爆炸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开始引发变革的程度。它不仅使世界充斥着比以往更多的信息，而且其增长速度也在加快。信息总量的变化还导致了信息形态的变化——量变引发了质变。”[6]因此，首先是作为一种技术现象，大数据应运而生。不过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指数据数量的庞大，更是指由于巨量的数据而变革的信息处理技术。从这个意义而言，大数据是指以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基础而产生的巨量数据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存储、挖掘和分析的技术与方式。同时，大数据也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技术现象，更预示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大数据“意味着我们要从一切太阳底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甚至包括很多我们以前认为和‘信息根本搭不上边的事情”[7]。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世界更加表现出其多样化和多元性的特征。而在对大数据的利用中，其核心的特点则为“预测”，即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由此，大数据又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建立在大数据的工具作用基础之上。大数据的工具作用具体表现为对于数据的挖掘、存储以及分析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大数据不必然与网络相关，但是，在当下的技术条件下，人们更多的是通过网络来获取数据，并进行大数据的处理。所以，大数据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工具与思维方式的合体。

如前所述，网络舆情以社交媒体为平台呈现出来，其具体可见的构成要素则为网民们的各种表达。从大数据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既可以将网络舆情具体而客观地呈现出来，又可用大数据的思维方式判断舆情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即风险点。

从数据数量的维度来看，大数据的来源是网民们的各种网络行为所留下的痕迹。这些网络行为具体包括发帖、跟帖、查看等表达形式，有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表达元素。网民们使用这些不同的形式或者元素，意在表达自己的各种意愿。由此构成了大数据巨量数据的来源。

从思维的维度来看，大数据可为了解社会心态、把握社会风险提供思路和工具。大数据不是冷冰冰的客观的数据，而是带有社会性，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大数据的时机性、非结构性特点其实就是网民的网络行为的多样性表现。网络舆情的实体要素为社会成员的各种网络表达，如果从舆情的角度来理解，舆情的大数据就是人们针对具体的事件或者问题而产生的网络表达。由于舆情主体的个体化特征，这些表达的呈现极具碎片化、情绪化等样态，其中隐含着多种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工具，大数据可以将这些碎片化、情绪化的内容充分地展示出来。舆情管理的基础，就是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对形成舆情的数据进行挖掘、聚类、判断和分析的过程。通过大数据的处理，进而捕捉到舆情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全面地把握社会心态，对社会治理建构科学、合理的预警机制。

四、结语

当下，大数据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理念。2015年，国务院在《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指出，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大数据应用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将极大提升政府整体数据分析能力，为有效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手段。

舆情是社会心态的反映或者折射。舆情管理是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敏锐地捕捉舆情，研判舆情，进而合理有效地疏解和应对舆情。从这个层面来讲，舆情管理是社会治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现代社会的风险属性当下已反映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社交媒体的发展为情绪或者观点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成员具有显著的个体化特征，因之使得社交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反映了社会心态的复杂和多元。社交传播形成了舆情的大数据。所以，大数据首先是提供了一种技术方法进而基于此形成了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模式，为舆情管理提供风险预警的可能。因此，社会风险和大数据应该成为构建舆情管理框架或者模型的双重视域。

（本文为河南省社科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风险与大数据互视下的舆情管理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14BXW005）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M].李荣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

[2]庄友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

[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9.

[4]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5.

[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8.

[6]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楊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8.

[7]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0.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校：郑 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