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证词：从个人困扰到公论论题

一

词语自身会产生它的反抗，希望推陈出新的热切与命名本身的袭故蹈常之间有张力也有矛盾，但命名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命名者背后的现实关切、语言逻辑、精神伦理、动念心理和时代状况，这是我们身在大时代的一份证词和挣扎的形状。杨庆祥最近的写作和问题讨论，是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自我田野化的尝试，跨出专业的领域，以一种自我展示的方式，重新构建和审视个人生活、专业化的学科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文字都可以看作另一种叙事文学，通过对个人经验的凝视和整合，建立一种描述时代的语法，并呼唤和期待文化应对的方式。

这一套语法和故事机制首要的是关键词的提取，也就是确立叙事的起点，比如“危机”和“失败”。《80后，怎么办》的开端是“我”在观看国家形象片，微末之端的“个人”与宏大和遥远的叙事并置，一种危机和断裂感由此产生，“它没有办法和我当下的生活发生任何有效的联系，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出仿佛就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场景，至少对于我而言，它失效了。”生于1980年代的文学博士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梳理自己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键词——失败，“个人失败的‘实感是如此强烈，如此有切肤之痛。最后我们已经无法在个人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了。当社会企图托管一些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只是越来越糟糕。这个时候，社会就生产了‘失败以及‘失败者本身。而失败者，在这种极端的绝望和无路可走的恐惧中，自然就会把失败归责于社会或者另外一个他者。”以个人作为方法，延及一代人，上溯历史，拷问现实，把“失败者”这个形象慢慢建造起来，并脱离单纯的个人经验，提出一个大问题，唤起80后一代人参与历史和社会的热情，打破日益统领一切的中产阶级迷梦。

《“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的开端是一段义正词严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俯视性的解说，而后是中国内部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问题展示，“危机”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在如此背景下，面临的是巨大的失败感。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杨庆祥给出的自我审视的答案，把他指向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责任：“曾经可以提供价值和解释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已經无法窥视这个时代的本质和核心，也无法汇聚知识的光芒，并提供哲学上的解释——并非是不可能，而是自我和他者双重眼光的丧失，人文知识者至少在部分上放弃了自己的‘天命，这一天命就是通过自我观察他者，认知时代，并赋名。”在这个叙事路径中，为这个时代命名就是一种补足性和可期待的结果。

关于“新伤痕时代”的命名，在沿袭和更新“伤痕文学”命名与内涵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注意和聚焦“改革开放史”——“新伤痕时代”，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可能会存在诸多的问题（改革开放史不同层次的区分，不同历史阶段如何解读，不同的伤痕，不同的施暴者，以及总体评价等问题），但在创造和传播一种时代形象和情感结构上，却不无可取之处，它的判断图式和感知图式以及其中的情感形象具有极大的吸附性和代入感，尤其是此时此刻的中国人很容易接受这个叙事结构，能够在这个图式和叙事结构中进行情感投入，获得道德满足，而这恰恰是我们时代的问题症结之一。

杨庆祥对“新伤痕时代”的命名，所依靠的基本上是“幻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两个维度之间的张力。《“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中所描述的困境和危机，在宏观上看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而在个人的角度上，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几乎都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的陷阱。日常生活被限制在个人生活的轨道，工作家庭与社区的具体背景之中，超出切身处境的部分又在资本、政治、意识形态的裹挟之下。由此，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状况的认识和知觉，一般情况下是极为模糊的，知道得越多就会感觉陷得更深。

“在完整而合适的社会科学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批评家和小说家，剧本家和诗人成为主要的而且往往也是惟一的对私人困扰乃至公众论题的描述者。”①杨庆祥的个人实践和叙事是时代对他的选择，也是自我的主动选择，成为描述者，在“陷阱”社会中呼吁和建设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C.赖特·米尔斯有一个关于此种情状的对策：“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②

借由社会学的想象力描述的“新伤痕时代”，在从个人困扰到达社会公众论题之后，它需要一种疗愈与弥合，以及行动的主体——人文知识分子，排除了知识界浅薄的复古主义知识分子和“官学”知识分子，选择了具备能力和精神高度的人文知识分子，期望的是他们以精神性的角度切入这个时代的精神内里，由此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姿态，在“世界”和“中国”的双重坐标轴中，指认出“此时此刻”的中国处于“新伤痕时代”——它在普遍的意义上指的是一切非人性的秩序对个体和共同体的伤害，它在其最具体性上指的是中国的“改革”之阵痛及其伤害。杨庆祥对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与他所命名的“新伤痕文学”做了一个区分，确立了“新伤痕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话的写作姿态和爱的美学，“新伤痕文学”不仅发现并揭露了伤痕，并对此伤痕进行了照亮和疗愈，重建确定和信任的希望哲学。

近年来阅读过一批当代文学作品，一个基本的感觉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众版简体社会学想象力在当代文学中并不缺少，新的或隐或显的“诉苦”的基调中，缺少的是对复杂现实和时代凝视、发现和再现的能力。我们的故事会花样繁多，意涵丰富，但都不外乎“新伤痕时代”这个故事共同体，我们的写作几乎无法逃脱的即时新闻时事的大幕布，从余华的《第七天》、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弋舟《所有路的尽头》、张悦然的《茧》、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等，小说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穿越当代中国的故事会，并在各种需要自证合理性的接口做实建牢，在故事所指引或者启动的链条上，建立起个人模式和当代意蕴。而在总体精神形象上，的确是受伤害者同盟的精神指征，这些小说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命名，命名的危险在于遮蔽其他的精神可能性，也会制造一种确如所言的幻觉，被伤害者的位置意味着一个无限延伸的政治正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描述退缩和失去创造力的一种表现。

以张悦然的《茧》为例，小说中策略性地创造了一个受伤害者同盟，这个小团体看起来像一个法外之地，小说的男女主角李佳栖和程恭是家族里不受重视或者得不到爱的人，他们是逃逸出自己正常历史轨迹的人，团体的另外三位是子锋、大斌、陈莎莎，他们属于这个学院里的工人阶级子弟，因为出身和学习成绩，外在于医学院子弟学校的主流价值生活。这个同盟如果放在“改革开放史”的帷幕上，就是一个当代中国撕裂的演示。儿童世界的被伤害者同盟也会产生区别和高下，跟成人世界中因教育出身、革命意识形态带来的区分一样，友谊破裂的世界，并且凝固成事实，男女主角以一种自我创兴性的体验去沟通、共感前辈们在历史迷雾中的创伤，去寻找那种超越日常生活之外的精神探险，尽管他们的生活中到处是颓废、厌世、虚无，无法重获生活的激情，无法创造自我拯救的方式，但他们永远占据叙事者的中心位置。而那些没有濡染家国历史，无法生硬构造这种关系投射，没有背负家族秘密和历史忧伤的盟友、男友就只能是配角。如果《茧》中的这一叙事逻辑成立，历史的秘密和真相具有的强大吸附力，可以把人性的软弱、贪婪、恐惧、怯懦、借口、黑暗都吸附进去，给它罩上自己的色彩。那么能够创造自己色彩，能够成为精神“新人”的恰恰应该是这些配角们。“新人”是革命时代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尤其是伤痕文学泛滥的时期，文艺界曾经积极提倡“社会主义新人”，只有这种人物形象的出现，才可能更新遍布伤痕文学的伤痕累累的人物形象与几乎划一的情感基调。抛却当时教育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积极地投身四化建设，增强读者对现实秩序的认同感的官方实际考虑，也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文化应对。今天文学中依然需要“新人”来驱除迷雾，不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新人，而是超越这种故事共同体泥潭中，在同一个精神层面撒娇、示弱、讨好“他者”的有力量和创造性的“新人”。在萎靡的幻境中，疗愈和希望的剂量太小，只有精神的“新人”才会创造新的修辞和文化的力量。

二

回到文学的场域，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现代主义、先锋小说、寻根派等不同意识形态、语法策略、表意方式的洗礼，在本质上我们依然处于并且继续在呼唤现实主义的书写。“新伤痕时代”和“新伤痕文学”的提法，都是在这个范畴之内，继续延续一種参与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去的文学。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家，甚至是作家本身都还是在期待作家是严谨细致的现实主义者和头脑敏锐的社会观察家，能够留下对时代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精心记录和历史洞见。这种文学不是精英阶层的品味的塑造和技术的研习，而是在整个社会共振链条上的活的文学。如果把杨庆祥的这一套叙事放在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内，完全可以理解它的自洽性，合法性和思想来源。

现实主义语法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构造因素。杨庆祥把2016年前后的一段时间从一个年代学的时间里抽离出来，放到某种历史的终结同时又是另一种历史“天启”的节点上来予以衡量，借用本雅明来自基督神学的概念，宣告一种弥赛亚时间的开始。由此为起点，回溯命名和构建“新伤痕时代”，改革开放进入“野蛮”阶段，发展主义被推向了极端，“个人奋斗异化为成功主义和消费主义，个人奋斗中质朴的、神圣的劳动哲学被抽空，成功主义和消费主义中的投机性和食利性被放大，与此相配置的，是经济国家转向金融国家。”在不可逆转的硬性躯壳下，隐性、不具体、绵软的“天鹅绒式”伤害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是“改革”之阵痛及其伤害，在个体的层面上是精神和心理的内伤，直接导致精神焦虑、抑郁等精神分裂症的集体爆发。“新伤痕文学”发现并揭露伤痕，对话的写作姿态和爱的美学，并对伤痕进行照亮和疗愈，重建确定和信任的希望哲学。这是一个看似完美而合乎情理的思路，但落实到具体的文化实践（比如写作）中，如何避免概念的空转，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任何故事或者叙事，都有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话语建构的过程，是检验“新伤痕时代”和“新伤痕文学”这类概念的后续成果的一个指标。

一个时代的开始，与一个时代的结束，有时候只是一个如何定义的问题。改革开放进入当下阶段后中国的现实经验和纷沓而来的知识的冲击、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人们习惯性地反身寻找理解和解释现状的资源，这个时候需要唤起历史记忆、传统知识、情感结构和原有的想象空间，来充当再度理解和诠释的思想资源。

曾经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故事和中国的理解有另一种描述“改革物语”③，按照孙立平的理解，就是讲述一个有关危机和克服的完整故事，需要一些故事来解释目前的危机，也就是一个经过对客观过程的主观梳理之后建构出来的这么一个有话语意义的故事。在1980年代的官方的观点中“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胡耀邦对此有一个说法就是“共产主义在运动中”。就像王蒙在《春之声》中所充盈的那种时代气息，在落后的、破旧的、令人不适的闷罐子车里，却有先进的、精巧的进口录音机在放音乐歌曲，一种春天的气息，既是时代特点也有象征意义。在改革物语的故事中，产生过一系列人物形象，比如被伤害者高加林，在城市和乡村两条道路上奋斗的孙少平、孙少安，振兴国企提高效率的乔厂长，县委书记李向南（《新星》）等等，他们组成了曾经的辉煌和梦想——他们是杨庆祥在文中艳羡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时代的底色，一种可望的共同体形态的基础。在“新伤痕时代”的想象、发现和疗愈的自洽中，建立与旧伤痕时期的文化经验之间对照关系，重新叙述和对待其中的矛盾、反复、结节都是建构工作的一部分。

戴维·洛奇把现实主义定义为“对经验的某种方式的再现，这种再现方式接近于同一文化中非文学文本对于类似经验的描写”④。杨庆祥的文字可以看作是以观察的方式，建立了另一种传统意义上非文学文本，作品记录了和建立了如何以语言描述经验的种种标准和可能的方向。用于描述现实的各种话语在发生变化，部分是因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我们也将这些变化视为“舆论”（consensus）的产物，现实主义文学潜在的假定是，现实只有通过舆论才能被了解，而所谓舆论是指时间的流逝所揭示的不同观点的表达和调和。从个人情感的角度，我特别喜欢这份时代证词式的写作，从个人困扰到公众论题，杨庆祥以一种文学的方式说出许多人共同的知觉，成为时代流逝中“舆论”的一部分，他的热情、雄心以及限制和缺陷，他带给同龄人的情感共振和可以想象的反对，都是舆情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②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17、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③温铁军：《改革物语（之一）——关于改革的通俗解释》，见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第一辑，18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项静，《思南文学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