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季进 主持

2017-12-05 19:31张冰
南方文坛 2017年6期
关键词:汉学译本当代文学

主持人季进:众所周知,俄苏汉学研究曾经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涌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苏联解体后,政局动荡,经济衰落,国家对汉学研究投入减少,大多数中青年学者迫于生计,甚少关注汉学研究,尽管还有少数学者在坚持,但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研究广度,都大不如前,不复昔日的辉煌,特别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几乎乏善可陈。这让我们格外怀念像李福清这样的老一辈汉学家,他们不仅深耕于中国古典文学,而且对同时期的中国文学也保持着关注,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北京大学张冰教授的《以传统经典为解码的当代中国文学》就主要讨论了李福清(B. Riftin,1932-2012)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学术实践。应当承认,今日的海外汉学研究,仍然以英语世界为话语中心,但随着学科视野的不断拓展以及更加多元的学术力量的参与,聆听来自不同语种的声音不仅是“海外汉学”的题中之义,更成为在世界语境中体认中国文学多元面孔的当务之急。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汉学家一样,李福清的研究之路伴随着时代的浮沉和政治的动荡。20世纪60年代,他赴北大进修,埋首于浩繁的中国民间文学,中苏交恶后,他的研究自然也受到波及,到了80年代,两国邦交恢复正常,李福清的学术成果又立刻得到中文世界的响应。1986年,他赴上海参加国际研讨会;1988年,他的论文集《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他赴台湾主持原住民文学的研究项目,后成书《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台湾晨星出版社,1997),备受两岸学界关注。李福清的研究兴趣相当广泛,尤以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上的考据著称,相比之下,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似乎并不显眼,但事实上,李福清1986年重回中国与会,正是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为题,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也明显与其在传统文学领域的研究经验相互贯通。《以传统经典为解码的当代中国文学》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来讨论李福清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章首先以他在《人到中年: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中的相关论述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如何通过情节主题、风格手法、人物肖像刻画等方面的比证,揭示出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傳统文学基因。接着再探讨李福清批评风格中的理论资源,着重分析盛行于苏俄文学界的总体文学史观和历史诗学理论在其研究中的体现,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评价李福清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并进而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传播的可能与挑战。

张卓亚博士的《〈边城〉英译本的叙事建构》以金介甫的《边城》译本为中心,讨论英语译者在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所进行的叙事建构及其评估方法。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层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译研究蔚为大观。在现有成果中,从文学交流的宏观视角出发,介绍翻译活动,比对中外文本,阐释翻译策略,分析文化心态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而真正深入译本或翻译过程的理论意识仍稍显缺乏。在此意义上,《〈边城〉英译本的叙事建构》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文章以《边城》中的时空结构为线索,讨论金介甫的翻译实践何以在英语语境中重构了沈从文的牧歌叙事及其社会功能。作者强调文本细节在意义生成时的作用,通过文本细读和英译本的平行比较,指出金介甫对于《边城》中“闭合地点”“模糊时间”“文化意象”以及“历史叙事”等关键环节的自觉强化,促成了译本中田园诗风格的传达。同时,作者也重视英语世界的知识生产机制和文化氛围对于译本的影响,将金介甫为沈从文作品所作的一系列序言和研究作为重要的“副文本”,探讨其在《边城》的跨语际流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呈现出中外文化的“语境差异”和“交流现状”。这提醒我们,中国文学“走出去”本身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既要秉持以我为主的文化心态,也要不断重估译本中有意无意的改造情形,以及影响译本在异质语境中流通和接受的各个环节,从而真正形成和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的对话。同时,也只有将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置于世界文学的流通系统,我们才有可能反观自身的灯下之暗,并为当代文学创作带来可能的启发。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猜你喜欢
汉学译本当代文学
女儿眼中的汉学泰斗饶宗颐
对“欧美汉学通史”的一种追求
评阎国栋教授《俄国汉学史》
俄罗斯汉学研究400年:与中华文明对话
英译汉中第三人称代词的翻译研究
浅析大众传媒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专题前言:理解译本
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反思与追问
后来未必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