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与主体思维
——评语伞《城市的另类思维》

◆◇ 李扬 孙晓娅

城市空间与主体思维
——评语伞《城市的另类思维》

◆◇ 李扬 孙晓娅

城市的历史就是空间的历史，城市景观截断时间的流动感，换取空间的浑然。城市在看与被看中建构模型，同时生成一种隐喻的近于形而上学式的存在，暗指人类生命在晦暗与狂喜的主观感受背后，并非结构着一种永恒不变的生命程式和历史意涵。以空间为底色的书写、阐释和思考契合着当代人的生存图景，这是当代的哲学。

“闲逛者”（本雅明语）以孤独的脚步丈量着城市空间，诗人亦如此。语伞恰如一个波德莱尔笔下的闲逛者，她以“看”的方式将城市图景的种种侧面连缀成当代画卷，赋予景观以生命。与此同时，当念兹在兹的城市变为一种生存方式，诗人必须以她警觉的目光向城市空间发出质疑。在空间消解时间，“失语”反噬“言说”的时代中，如何挽回逝去的历史和珍藏不可磨灭的记忆？这必须依靠诗人强大的主体思维穿越后工业时代的外部空间，在诗意栖居与批判反思之间不断变换自己认识世界的角度。

一

诗人语伞如一名当代摄影家，在看似漫不经心的镜头捕捉背后，实则蕴含着散点透视理论和巧妙的构图布景，这源于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和她介入世界的方式。她所选取的几个城市意象——“楼群”、“步行街”、“电梯”、“广场”、“博物馆”、“露天花园”、“阳台”之间存有巨大的空白，启示读者不断变化视角以求全方位地观察和发现城市的本相。对语伞而言，她既与其书写的日常生活景观融为一体，在陌生化的表达中将艺术的质感注入庸常的生活，又以超拔的姿态及时从冗杂含混的日常经验中跳脱出来，游走于边缘，由此在虚拟与现实间构成极大的张力。在语伞的《城市的另类思维（组章）》中，诗人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穿透城市空间场域，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事实，在想象力中抵达诗歌现场。但这一动作需要洞见空间取代时间这一事实的局限性，从历史与传统美学中获得强大的势能，在过去－现代－未来这一时间维度上凝结出反思、批判的精神内涵。

在语伞笔下，以空间消解时间具体表现在古人与今人跨越时空在文本中相遇，异质的物质与精神碰撞出火花，制造了一种狂欢式的后现代图景：“皓月一枚，不照王维的山居，银光散尽只为目睹鳞次栉比的高楼盛景。”（《楼群》）语伞纠正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她笔下的月光无法穿透历史散发出亘古不灭的光芒。她通过切断月光与历史的关系，来构成“不照王维的山居”与“目睹鳞次栉比的高楼盛景”的因果逻辑。但是诗人恰恰在反讽中标示出自己在“无名”时代中的位置，她通过向历史寻根获得了身份的体认：“我在庄子梦中迈出的每天的第一步。”（《步行街》）这个恰似庄周梦蝶的情景确证了“我”与庄子的精神承传关系，显示出诗人在时间信仰被破除后审慎而清醒的历史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语伞利用日常生活中被漠视的城市意象组建了一个超现实的想象空间。在此空间中，组织化和线性的时间被放逐，“时间”被改写为一种个人化、碎片化的“感受”：“我消失在现在的某一刻里，在步行街上。”（《步行街》）或者在电梯“跟随‘叮’的一声铃响，从抵达，到告别，像一截独立的时间，我们可以从二十四小时中分离出来。”（《电梯》）但“我”并未在无序的时间中失去精神路标，相反，“我用太阳和月亮洗脚：我为你们行走在人群里，等待光的节日……”（《步行街》）这一点关涉着诗人的诗学理想。正如巴什拉所言：“我建议把想象力当作人性中的一个主要力量”①以时间不断前进的姿态类比人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在单向流动中无疑会陷入沉睡状态——必须唤醒想象力以唤醒人的个性！想象力经由主体的加工生产，在陌生、不确定性中不断衍生出新形象，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露天花园”形象——“她芳香的嘴唇吃雨水和太阳，保存了甜蜜的好嗓子。云雾修饰来路，九霄止步居心——一个小世界的气息，在屋顶变奏，时间呈现回旋曲。”（《露天花园》）想象力提供了一种衡量历史裂变与时代经验聚合的尺度，语伞不断在想象力中开掘现实的丰富意义，以趋于内省式的姿态在敞开了诗意空间中探索真实。

二

语伞通过错位、悬置的方式造成了对日常生活的反诘，将单义化的充满庸常趣味的城市意象转换为立体而具有丰富内涵的阐释空间。语伞在城市意象的并置中实现了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化，或说进入了一个霍米•巴巴所谓的“混杂性空间”，以复调式的空间结构容纳异质文化、想象与历史、个人与时代之间多种声音的杂糅。语伞以强烈的主体精神为动力打破空间内与外的疆域，但她并不是依靠意象拼贴和技巧堆砌构筑后现代的文本景观，而是以其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深沉的时代使命感为根底来处理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她所书写的系列意象与其社会背景浑然一体，城市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虽未作具象化的呈现，但在散文诗中一直处于在场状态。人始终充当着语伞散文诗的中心，当人出现时，那些客观化的外在现实立即退后成为背景，人的生存状态被推到台前。譬如《电梯》一诗：它描写了人被围拢在密闭而隐秘的空间中的情景。这是一个使人尴尬的空间，它狭窄而逼仄的空间与其公共性形成悖论，若将人与人的关系聚焦于其中，人犹如镶嵌在高楼大厦中被同质化的一枚纽扣，“我听不见声音，唯有嗔笑。镶嵌在庞大的高楼里，我与你并无不同。”诗人洞见了城市中的隔膜，在人与人之间极度亲密的真实距离和心理距离之间展开微妙的反讽：“把心空在那里，留白，或者静止……能看见彼此微闭的窗门，帘子里有风铃般悬浮的新图案、难以抹去的旧轮廓。”（《电梯》）

在中国，对“广场”这一意象的书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由庙堂走向广场的启蒙之举。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上充满着浪漫主义和英雄的气息，人们高呼着多义战胜单义、正义取代黑色。这种广场形象被注入了一种雄性的生命力，诗人在《广场》中写道：“‘男人的胸莫不如此……’”。但是，广场的政治意味随即如同文本般被解读，并被延伸出一种身体的想象，“思维偏向情色，我试图纠正已来不及——”诗人以反讽的语气消解了这一宏大命题，剥离了政治对个人的束缚从而获得了一种理性自由。如果说这一切在诗人眼中意味着秩序，那么“绿地、雕塑、喷泉、树木、幽深的小径……”就是当代仿真景观对颇具秩序精神的主体性的侵袭。空间化城市意象取代了人对历史的线性思考，人凝定在广场上也成为了一个“迷路”的“点”，人仿佛身处“无物之阵”对抗着一种生存的虚无。“这偌大的广场，拥有过众多的眼神，也不能阐释情感存在的秘密。世人向现实屈膝的时候，只有林荫下的情侣还在调情。”人的介入冲动因广场的消闲化消失，形而上的思想苦旅也置换为日常生活中干瘪无聊的偷窥欲……正是凭借对“广场”这一意象的开掘，语伞重新检视了时代价值的沦丧，她以内在精神世界的丰盈来对抗形而下的卑琐与萧条，看似具体的意象书写寄寓着对城市本身及其文明发展史的思索。

通过检视“博物馆”这一意象，诗人窥破了历史的当代性。博物馆“万物不死”的“千古誓词”标榜着自己对于掌控“时间”的自豪。漫长的历史被禁闭在玻璃橱窗内，物品的实用功能转化为观赏与教育，它们从原始的语境中被剥离出来：青铜、陶瓷、玉器、古画的意义被封锁，任由人们“用眼睛挥霍、施舍，这些无端的生，无端的死”（《博物馆》），在博物馆这一以欣赏和收藏为目的的公共空间中呈现出意义的放逐。生与死被物化为瓦片、水墨，悬置灵魂无疑使“物”这一历史承载体和生命象征物被误读。博物馆的当代性在于赋予当下一种世故的生死观——“要有博物馆一样的生死观——有时死是为了更体面地活着，比如怪兽的牙齿、奸佞的遗骸……”通过对博物馆这一具有现代性的“历史景观”的去魅，语伞书写了自己对充满血肉的历史细节的关注与追问，这亦表达了诗人的真实观。

“黑暗中，我向下看，巨大的深渊越来越清晰——”（《阳台》）。“阳台”视角统摄着诗人观看城市的角度，形成了一种“看”的诗学。这种姿态不同于波德莱尔的“张望”，而是以“传说中的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城市景观。在诗人看来，阳台具有如下功能：“你把现实抽象化，为一株蒲公英的晚年感到遗憾——”城市中种种意象因此获得了一种超现实的存在意义，成为超离于日常场所的精神场所，它们作为当代生活的棱镜，折射出五光十色的生活图景和生存状态。同时，阳台是一个中性存在物，在与阳台的“对话”中，“我”在对阳台的体认中获得了一种自由感，“你视我为知己，身体在此处，思绪却带着我驶向远方——”阳台这个半开放式的空间，某种程度上给予“我”开口的自由，跨越冷冰冰的建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孤绝，“我”终于置身于一个心灵得以栖居的场所：“你茂盛的常青藤常常挽救我于水火之中……”阳台意象与那些公共式的城市意象的不同之处在于，“你仍然很镇定，手臂上挂满丝、毛、绵、纤维、锦纶的混合物，我闻到的每一丝香气都让人怀旧——”它将过去与当下集聚起来，隶属于“家宅”这一私人空间。如巴什拉所言：“我们应该证明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②家宅庇护了“内心空间的紧密压缩”，具有“抵抗周围力量的保护价值”。③私人空间让“我”的心灵获得了某种自由，然而，“我”并不紧锁自己的内心，阳台为“我”飞翔的姿态提供平台，“我”仍笃信“一座城市”有巨大的“亲和力”，纵身一跃的姿态践行了“我”对城市深沉的爱。“某种更大的自由说服了我，我在沉思的时候挣脱了你，而我却浑然不觉。”“更大的自由”即跋涉于钢筋丛林中却内心自在，不喜不悲的平淡从容。诗人在凝视与深思中获得神启般的体悟，面对“巨大的深渊”却毫无惧惮之心，这源于她多年来对诗歌现场的坚守。

注：①【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版，第26页。②【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版，第5页。③【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