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尔兰追寻叶芝的灵魂

李菁

叶芝是爱尔兰最骄傲的名片。从某种意义上说，叶芝也是一位革命者，虽然他从未投入过真正的前线中，但是他的精神却结出了爱尔兰革命的果实。“无叶芝，无自由。”

“一生所愿之土”

爱尔兰的天气似乎总是阴沉的，阳光偶尔努力穿过厚厚的云层射出几道灿烂的光线，转瞬又被遮盖。到达斯莱戈（Sligo）的时候，天空中又飘起了蒙蒙细雨，整个小城似乎也笼罩在一层诗意中。

斯莱戈城市中心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非常有设计感的雕像。雕像人物身材颀长、戴着圆眼镜，极具辨识度。宽大的衣服被风吹起，仔细看衣摆处全是精心雕刻的诗句。这座雕像如今也成了斯莱戈的地标，而他正是爱尔兰最著名的诗人叶芝。

叶芝无疑是斯莱戈这个面积不足2万公里、人口近6万的小城最骄傲的名片。每年，来自全世界的“朝圣者”都会找到爱尔兰西北部的这座小城。斯莱戈旅游局的人告诉我们，每年7月份斯莱戈还有一个叶芝国际夏令营（The Yeats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孩子们在这里了解叶芝的成长背景，学习读诗、写诗。也许是沾了叶芝的灵气，斯莱戈如今也有爱尔兰“西部艺术之都”之称，著名的“西城乐队”（Westlife）即发源于此。

穿过广场对面的小桥，叶芝纪念馆（Yeats Memorial Building）静静地立在河对岸。这座红色砖木结构的建筑修于1895年，最初是一所银行，1973年改成纪念馆。纪念馆里陈列着叶芝家族的故事、与斯莱戈的渊源，还有他作品的不同版本展示。

叶芝曾说，对他生活真正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斯莱戈。其实斯莱戈并不是叶芝出生之地，却成为诗人一生的精神家园。叶芝家族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时，经营布匹生意的哲维斯·叶芝（Jervis Yeats），乘“新教徒占上风”之机，从英国约克郡移居到了爱尔兰首府都柏林。

我们今天熟悉的“诗人叶芝”，其父亲叫约翰·巴特勒·叶芝（John Butler Yeats），早年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三一学院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1592年创建的，是爱尔兰最古老、也是最好的学院，只收新教徒。叶芝的祖父、曾祖父都曾在教会工作，但约翰·巴特勒·叶芝对教会没有兴趣，转而学习法律。

1863年，约翰·巴特勒·叶芝迎娶了同学兼好友乔治·波莱克斯芬（George Pollexfen）的妹妹苏珊。波莱克斯芬家族及其姻亲米德尔家族是斯莱戈有名的造船厂主和面粉厂主，而苏珊曾是斯莱戈“最美的姑娘”。1865年6月13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即为世界所知晓的伟大诗人W.B.Yeats在都柏林海滨郊区一家医院里出生。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诗人的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是个“不靠谱”的文艺青年。他虽然毕业于名校，又學了法律，但像极了《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主人公，婚后不久就决定放弃世俗眼里必定会过上优渥生活的律师行业，转而去伦敦开始学习绘画。

9月27日，苏富比拍卖行在爱尔兰皇家学会举行“叶芝家庭收藏品”展，图中工作人员举起的是老约翰·叶芝画的最后一幅自画像

在斯莱戈的叶芝纪念馆里，有一幅叶芝9岁时的画像最为特别。这就是这位一心从事艺术工作的父亲的作品。为了追寻梦想，约翰·叶芝举家搬到了伦敦，想沾染那里的艺术气息。此后，苏珊相继生了几个孩子。一家人跟着老约翰过上了波希米亚式生活。“叶芝的父亲是个商业上并不成功的画家，他对自己的作品太挑剔，总是觉得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一遍遍修改，很久也卖不出去一幅画。有时候经纪人等不及，就直接把他还在创作的作品拿走去卖。”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笑着说。

叶芝的母亲苏珊出生于富裕家庭，但无奈嫁给了这样一个文艺青年，随着孩子的相继出生、家庭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活有时陷于窘迫。无奈之下，她只好带着孩子们经常回到斯莱戈娘家长住。斯莱戈的居民十分迷信鬼神。1832年爱尔兰曾发生一场大瘟疫;1846？1851年，因土豆歉收导致的全岛大饥荒，又让上百万人死亡。许多人声称看见过已故亲人的鬼魂，精灵的故事，家喻户晓。在老家梅尔维尔的大房子里，有仆人，有炉火，苏珊他们过着爱尔兰中产阶级的生活。仆人喜欢讲那些鬼怪、精灵的故事，这些都在日后深深扎根于叶芝的心中。

身处欧洲西部边缘的爱尔兰，敞开胸怀迎接浩瀚的大西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爱尔兰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商业，但这里有朴素而本真色彩的大自然。其实斯莱戈不仅以叶芝的故乡而闻名，这里还是“野性大西洋之路”（The Wild Atlantic Way）的重要一站。向西不远，有一个伸入海中的岬角——罗西斯角（Rosses Point）。当年就是在这片苇草丛生的滩地上，年幼的叶芝第一次接触到了诗歌。

虽然没有带来生活上的丰足，但老叶芝还是给这个家庭留下丰厚的精神财产。对于儿子的未来，他是这样表达的：“这孩子必须学会信仰艺术和诗歌。”叶芝幼时拙于拼写阅读，家人一度怀疑他的智力有问题——实际上，叶芝一生都受困于拼写，他所有的手稿中，拼写、标点和语法错误比比皆是。艺术家父亲决定亲自对他进行教育。父亲给他读《古罗马诗选》，还让他读《哈姆雷特》、巴尔扎克的小说。

长大后的叶芝随全家再度到伦敦生活。生性敏感的他与周围的人和环境都格格不入，于是更加怀念斯莱戈的山山水水。他后来回忆，有一次，他和妹妹丽丽在荷兰公园附近看到了一个人工喷泉，他们突然怀念起家乡山野里真正的泉水，兄妹俩几乎流了泪？？

也正是对故乡斯莱戈的真切思念，让叶芝后来创作了最著名的诗篇《因尼斯弗里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我要起身离去，去湖心小岛因尼斯弗里，

用粘土和树篱，搭建一栋小木屋在那里;

我将种植九垄豆角，为蜜蜂建造房宇，

斯莱戈不仅以叶芝的故乡而闻名，还是“野性大西洋”之路的重要一站

孤独地生活在蜜蜂喧闹的林间空地。

我要起身离去，在白昼黑夜的轮回里，

聆听湖水波涛拍岸的隐隐低语;

当我伫立马路上，或灰色人行道里，

已听到湖水在拍打我深邃的心底。

斯莱戈成为叶芝的精神故园。在远离故乡的岁月里，“把我对斯莱戈的记忆和向往置入其中”。当叶芝决定做个诗人时，斯莱戈成了他创作的源泉。叶芝早年的《凯尔特薄暮》，用诗人的笔法将爱尔兰民间传说、乡野故事娓娓道来。他后来说，他年轻时在斯莱戈郡的海滨游荡，迷恋罗西斯海角的风貌、邻人们讲述的民间传说，追逐仙人与鬼魂，潦草地写下诗歌。爱尔兰人笃信仙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是青年叶芝的精神养料，引导他进入凯尔特历史的记忆。

爱与诗

爱尔兰一周之旅的最后一站是都柏林。与伦敦、巴黎、柏林等其他西欧国家的首都相比，都柏林的名字并没有那么响亮，整个城市予人的印象也没有那么流光溢彩、惊艳夺目;相反，它有一种平实而沉着的美，中间又蕴含着为这个民族曾经历的伤痛，似乎总有一种令人沉静的力量让你重新打量这个城市。

其实都柏林也曾领潮流之先。英国合并爱尔兰后，新教掌权者将都柏林打造成一座启蒙城市。1741年，作曲家亨德尔访问都柏林，受邀专程为都柏林病人谱曲——于是便有了基督教经典音乐中最为传唱不衰的名曲《弥赛亚》。1742年4月13日《弥赛亚》首演时，演出盛况空前，以致宣传单上注明妇女们不穿蓬裙、男人不佩剑，以便腾出更多地方容纳热情的观众。都柏林的演出盛况也让亨德尔感动不已，他后来说他被“这个慷慨国度的名流雅士所折服”。可惜的是，当年唱响《哈利路亚》首演的尼尔音乐厅（Neal's Music Hall）如今只剩下一座拱门。

其实单单从文学上来讲，这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国家就迸发出不容小觑的能量——詹姆斯·乔伊斯、约翰·巴特勒、叶芝、奥斯卡·王尔德、萧伯纳等文学大师星光闪耀，以至于人们说：“爱尔兰对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与其幅员和人口是不成比例的。”地理面积仅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爱尔兰，在百年间竟然诞生了4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除了叶芝外，还有戏剧家萧伯纳、荒诞派作家贝克特和当代诗人谢默斯·希尼。

庆幸的是，在离开爱尔兰的最后一天，有机会与叶芝再次“相遇”。位于市中心的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醒目地挂着一幅巨大的叶芝画像，仿佛提醒着游人不要与这里的叶芝擦肩而过。

原来这里自2006年起设置了叶芝主题的常展。下午时分，图书馆特别安静，只有参观者在每一个展区缓缓行进的脚步声。陈列柜中展览着诗人的手稿、首版书的封面和珍贵的老照片;走过一个个展区，诗人亲自朗读诗歌的声音、他的朋友与爱人回忆诗人的声音，以及学者们的讲座次第响起。展览里有很多女性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叶芝一生与几位女性朋友情感的交织、纠缠。贯穿于整个展览、其实也是与叶芝绵延几十年的女性，便是那位著名的茅德·冈（Maud Gonne）。

叶芝是在伦敦与茅德相识的。1887年，22岁的叶芝与父亲一起来到伦敦，当时的叶芝在外界的标签只是爱尔兰剧作家兼诗人，在伦敦这个时尚都市，他显得拘谨，或许还有几分不谙世事，以至于第二年圣诞节，他受邀和业已成名的爱尔兰作家王尔德共进午餐时，王尔德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叶芝说：“不只是当一个诗人那么简单，你得看起来像个诗人，你的行为要像诗人。”叶芝在后来的自传中详细回忆了他与王尔德的交往。当王尔德后来因同性恋罪名入狱时，叶芝还收集了很多朋友的慰问信亲自上门送到他弟弟手里。

但是那时的叶芝无法像后来那样对周遭的世界应付裕如、游刃有余，他和父亲仍然要为生活发愁。老约翰·叶芝是一位波西米亚风格的艺术家，他常常引用法国一位剧作家的名句：“至于生计嘛，我们的仆人会替我们代劳的。”这个家穷得真的曾一度只剩下一块钱，他们开家庭会议决定这一块钱的去处，大多数成员投票赞成买了一份报纸。有一回朋友来访，叶芝甚至要向客人借钱去买茶点招待他们。长期的生活压力导致母亲忧郁成疾，离群索居，1900年去世。父子两人都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但似乎都宁可受穷也不愿牺牲艺术前途。

1889年1月，茅德·冈来到叶芝与父亲在伦敦的居所，拜访叶芝父子。时年22岁的茅德出生于英国，是一位驻爱尔兰英军上校的长女，都柏林上流社会的宠儿。不久前在其父去世后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然后，她对爱尔兰中下层人民产生了同情，毅然放弃在爱尔兰总督府的社交生活，信仰起爱尔兰民族主义来。朋友介绍她认识叶芝，意图通过潜移默化，把她的兴趣从激进的政治活动转向爱尔兰文化的重建。但從结果来看，她却对叶芝有着更深刻的影响。

从留存于今的照片来看，茅德的确美丽而高贵，眉眼间又带着一股倔强的英武之气，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点对23岁的叶芝构成了“致命诱惑”。众所周知的是，他对茅德一见钟情。他这样描写自己第一次见到茅德·冈的情形：“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我从未想到会在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身上看到如此之美。”后来的情形也正如叶芝所写，“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他爱恋着她，但却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他用充满伤感的语调，诉说着，把得不到回报的爱情升华成一篇篇感情复杂的诗。在茅德眼里，“他是一个像女人一样的男子，我拒绝了他，将他还给了世界”。也许正是茅德的拒绝，才让叶芝写出流传后世的诗句。

若我有天国的锦缎，

以金银色的光线编织，

还有湛蓝的夜色与洁白的昼光

以及黎明和黄昏错综的光芒，

我将用这锦缎铺展在你的脚下。

可我，如此贫穷，仅仅拥有梦;

就把我的梦铺展在你的脚下，

轻一点啊，因为你脚踩着我的梦。

《他希冀天国的锦缎》（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

我有一个念头，只能对你说：

你美丽动人，我也尽心竭力

用古老的崇高方式把你热爱;

那似曾很幸福，然而我们已经

像那空洞的残月一样心灰意冷。

《亚当的诅咒》（Adam's Curse）

1893年，当叶芝再一次被拒绝时，他写下了日后最著名的《当你老了》。

茅德似乎只愿意与叶芝保持着精神上的交往。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人：叶芝阴柔而敏感，茅德刚烈而炙热。他们对文学功用的看法也有本质不同。在茅德看来，文学是唤起革命的工具，而叶芝认为，“文学永远是个人性的，永远是个人对世界的想象、个人的经验”。叶芝曾对茅德·冈说，他想做爱尔兰的维克多·雨果，用诗来赞美爱尔兰古代的英雄和相关的地方，以唤起当代人的自豪感。但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叶芝选择的是用文字而不是利剑。对于茅德，叶芝不认同她“为了政治工作而失去平静、优雅或任何精神之美的所有灵魂”，他后来甚至说：“我渐渐恨起她的政治活动——我唯一可见的情敌。”

众所周知叶芝数次向茅德求婚皆被拒，但其实两人之间还有一段更微妙、更曲折的故事。在结识叶芝之前，激进的茅德很早就与法国革命者吕西安生了一个私生子，但这个孩子在两岁时不幸夭折。也许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叶芝心目中的形象，茅德并没有将实情告诉叶芝，而只声称死去的是她的养子。叶芝和朋友宣传的转世再生的精神哲学对她是个极大的安慰。

叶芝很想帮助她，于是带她去见他的朋友，神秘的作家和艺术家乔治·卢梭（George Russell），给她举办了一个降神会（séance）来讨论她夭折的孩子是否可以转世。无论他们得到什么信号，卢梭都转过身安慰茅德：“你的孩子是有可能转世的。”

茅德的确非一般女子，她立即狂奔回巴黎，找到孩子的生父，把他带到离巴黎约100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到她儿子的坟墓中，在墓穴里发生了性关系。目的是让她儿子转世。据考证，这段疯狂的性爱竟然有了一个孩子，她就是伊索尔特·冈（Iseult Gonne）。

1903年，在爱国主义的狂潮下，茅德·冈嫁给了爱尔兰军官约翰·麦克布莱德（John MacBride）。麦克布莱德曾参加南非的布尔战争，帮助荷兰人后裔抗击英国人，被爱尔兰视为民族英雄。茅德不顾亲友反对，决意嫁给相识不久的他。两位革命者的婚姻有很大的宣示效应。不久，他们带着刚出生的孩子，为法国一家杂志拍了照片，夫妻俩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枪，上面写道：“在法国的三个爱尔兰革命战士。”

茅德自始至终也没有考虑过叶芝。在给妹妹的信中她说：“至于威利·叶芝，我把他当作朋友珍爱，但我无法想象嫁给他，连一分钟也做不到。”婚讯传来时，叶芝正在都柏林一个公众集会上演讲。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他勉强完成演讲，但事后一点都不记得说了些什么。他后来写下《寒天》一诗描述当时的心情。

但这段革命婚姻并不幸福。麦克布莱德嗜酒又有家庭暴力。囿于天主教传统，茅德无法离婚，只能与其分居。这期间，她又找到叶芝寻找安慰，两人关系再度亲密，甚至有研究者相信，这一次两人重聚，有“超越精神领域”之嫌。斯莱戈叶芝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确信这一点。1908年，茅德在给叶芝的信里已将称呼由“亲爱的朋友”或“威利”，变成了“最亲爱的”。但很快，他们又恢复到了以往的关系。

虽然这是一段注定无望的感情，但茅德对叶芝创作道路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茅德的影响下，叶芝的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那样：“他对英格兰诗歌形式、爱尔兰文学和凯尔特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爱尔兰西部斯莱戈郡他母亲家里的避暑经历）的掌握给予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如果他在19世纪末即停止创作，那么他给今人留下的就是一部感人肺腑的乡愁和田园诗集——幸运的是，他没有这么做，这才有了他20世纪的著作，才使得现代主义更上一层楼——以及他所创造的用以理解现代性之恐怖与美的新语言。正是这一贡献突破了时间的考验，依然与今天的诗歌产生共鸣。”

诗与革命

在都柏林可以“亲近”叶芝的另一个去处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er）——1904年，叶芝与一生中给他重要资助的格雷戈里夫人、年轻剧作家约翰·辛格一起创建了这座剧院，它也是今日的爱尔兰国家剧院。

1890年，爱尔兰著名政治家帕内尔的去世，标志着自治运动的失败。但自治的愿景却使许多民族主义者重新审视爱尔兰的身份认同。他们向爱尔兰神话般的过去寻找灵感。这些民族主义者要寻找一个只属于爱尔兰的爱尔兰，与英国毫不相干的民族自我。正如乔伊斯后来所说，“原汁原味的民族土壤”正在“又一次培育著一个新的国家”。

叶芝也加入到了这场如火如荼的文化复兴运动中，打造全新的爱尔兰国家意识。他用英语写作，可赋予他灵感的却是东方神秘主义、欧洲现代主义和凯尔特神话。叶芝和他的同事们虽然浸润在传统中，却面向新世界。叶芝说，优秀的民族离不开文学，优秀的文学离不开民族。发现民族故事，把传说中的民族人物故事塑造成一批伟人英雄，可以效法的新国家创世神话。

在艾比剧院，叶芝用笔代替枪，也成为另一种革命。在首映的《凯瑟琳女伯爵》这部剧中，叶芝将爱尔兰比喻成一位美丽的女郎，值得青年男子为她献出生命，剧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大地激励了民族主义情绪。但后来叶芝也在诗中反问：“我的剧可曾将有的人送到英国人屠戮的枪口下？”

取名于爱尔兰国父的奥康纳大街（O'connell Street）是都柏林市中心的一条主要干道，商场林立，游人如织。有关都柏林的旅游介绍，都会郑重其事地将这条大街上的一处著名建筑——邮政总局大楼（General Post Office，G.P.O.）列入推荐名单。表面上看，这座四平八稳的建筑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但如果细细追寻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历史，不难发现它是一处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所。

1916年4月24日，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发动了复活节起义。他们占据了邮政总局大楼，又在楼顶竖起了一面象征爱尔兰独立的三色旗，领袖皮尔斯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起义很快遭到人数十倍于叛军的英军镇压，缴械投降的起义领袖们遭处决。

其实，当时的舆论和民众，对这次起义并不持强烈的支持态度。后来的纪录片显示，当这些起义者被押出邮政总局大楼时，甚至遭到围观群众的推搡、嘲笑。但英国政府随即在都柏林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处决、逮捕狂潮，此举适得其反，非但没有恐吓住爱尔兰人，反而将更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爱尔兰民众推到反英国的战线上来。那些牺牲的起义者们由此成为广受爱尔兰全体民族主义者景仰的烈士，而G.P.O.则成了民族独立的祭坛。

同样投身于民族独立事业的叶芝，不会对复活节起义无动于衷。当年9月份，他即完成了《1916年复活节》（Easter 1916）这首诗。诗中他赞颂了几位烈士，其中的MacBride，正是茅德已分居的丈夫。茅德也因为起义入狱6个月。此时的叶芝仍然没有放弃对茅德的渴望，这一年年底，他去诺曼底拜访茅德，又一次、也是生平最后一次向她求婚，而茅德，又一如既往地拒绝了他。想起来多少让人讶异的是，此时茅德的女儿伊索尔特已经22岁。或许是她的影子让叶芝回想起茅德年轻时的样子，被茅德拒绝后，叶芝竟然径直走到伊索尔特面前向她求婚。而伊索尔特当然拒绝了他。

复活节起义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事业还是个人生活，叶芝都陷入困惑与矛盾中。这时他已经52岁，他信奉的占星术和神秘主义的力量，都指示他应该尽快结婚。回到英国，叶芝向曾经的朋友伯莎·乔吉·海德-李斯求婚，对方欣然应允。1917，在占星术提示的最后几天期限内，52岁的叶芝与乔吉完婚。幸运的是，这段看起来很“随机”的婚姻算是成功的。乔吉家境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热爱文学与音乐，研究星相学，还会跟叶芝进行他热衷的各种神秘主义游戏，比如与“笔仙”对话，等等。爱尔兰国家图书馆的叶芝展里就有两人进行这类交流的大量文字。婚后的叶芝步入创作力和情感的壮年期。

最后的安息

来斯莱戈寻找叶芝，怎么会错过他的最终安息之地呢？德拉姆克利夫（Drumcliff）位于斯莱戈以北8公里远的地方——之前有国内学者将其译为“鼓崖”。

墓园里有一座安静的教堂。叶芝的墓地简单朴素，墓碑仅是一块竖立的简单石碑，上面刻着诗人晚年作品《本布尔本山下》最后一句：

Cast a cold eye

On life on death

Horsemen pass by

（对生命对死亡/投以冷眼/骑士莫止步）

一位长髯老人正在给外孙讲解叶芝的故事，看到我们，他兴致勃勃地过来聊天，很高兴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会专门来此“探望”叶芝。

晚年的叶芝并没有像萧伯纳、王尔德、乔伊斯那样离开故土，他坚持留在了爱尔兰，等待它的变革。1921年，新的爱尔兰议会与英国政府签订条约，爱尔兰除北方六郡外，其余26郡获得在大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地位。自由邦首任总统阿瑟·格瑞菲斯称叶芝为“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自此，他的荣誉纷至沓来。这年年底，他被提名为自由邦参议员。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荣誉，认真地履行起自己的职责。但是“参议员叶芝”更多时候感觉到的是尴尬。在参议院内，他并没有多少机会就他所擅长的话题发挥演说才能，大多时候，他只能保持沉默，以免暴露自己对经济和行政等问题的无知。但是很快，因为政见不和，他与包括茅德在内的许多朋友都疏离了。

1923年，爱尔兰内战结束。革命赶走了英国人，但是把既有的社会现实固定了下来，一个以天主教会、农村为主的社会。这一年叶芝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评语说：“他那永远富有灵感的诗歌，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但是晚年纷至沓来的荣誉并没有让叶芝找到心灵的安定，他发现自己置身的爱尔兰并不是他曾经期望的那个浪漫而宽容的国家，他们效忠于罗马教皇，而视信奉新教的叶芝为局外人。新政府强制使用爱尔兰语，进行文字审查，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斥为“邪恶的文字”。叶芝还反对新政府对禁止离婚的立法，但失败了。

叶芝的健康已因多年劳累受到极大伤害。除了仍挂名艾比剧院董事之外，1928年参议员任满时，他辞去一切公职，又开始了热爱的写诗工作。由于健康逐渐恶化，妻子乔吉陪他辗转于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地度假疗养。1939年1月，叶芝骤病。26日，在最后的清醒时刻，他把改好的诗剧《库胡林之死》和长诗《本布尔本山下》（Under Ben Bulben）的手稿交给妻子。1月28日，叶芝安详辞世，直到他清醒的最后一刻，口中还喃喃念着诗。他的遗体暂时安葬在罗科布伦（Roquebrune）。一个小插曲是，葬礼结束，人們都已离开之后，一具花圈才悄然而至，而花圈上赠送者的题名为詹姆斯·乔伊斯。

“二战”结束后，爱尔兰想要迎回他们的民族诗人。1948年9月，爱尔兰政府派遣海军巡洋舰，把叶芝的遗骸运回爱尔兰。除叶芝的妻子乔吉和弟弟杰克等亲属外，时任外务部长的肖恩·麦克布莱德（Sean Macbride）等要员代表政府迎接并护送遗体，葬回斯莱戈。而肖恩·麦克布莱德是茅德的儿子。1968年，叶芝的妻子乔吉去世后，也葬于此。

一位诗人在叶芝死后评价说：无叶芝，不自由。这无疑是对叶芝一生极高的褒扬。从某种意义上说，叶芝也是一位革命者，虽然他从未投入过真正的前线中，但是他的精神却结出了爱尔兰革命的果实。

（参考书目：《叶芝评传》，傅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