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伦理的可能性

薛巍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彼得·辛格在2000年初就开始筹划写一本书，叫《一个世界》，探讨全球化的世界需要的新的伦理学，2014年他对该书做了修订。

克服旧的道德直觉

全球化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新事物，它的规模和效应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彼得·辛格说：“今天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改变的是全世界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气候。我们购买石油、钻石和木材，就可能让独裁者有钱去买武器。我們对农业的补贴，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想要以获得足够收入养活自己以及家人的价格来出售粮食变得更加困难。”面对全球化的结果，我们的道德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的伦理判断具有某种生物学基础，我们的道德直觉起初是为了适应人人彼此熟悉的小群体生活。那已经跟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相去甚远……恐怖主义、大规模跨国迁徙和互联网三者相互结合，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共同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安然度过全球化时代，将取决于我们怎样从伦理学角度回应我们生活于同一个世界这一理念。”

儒家讲仁者爱人，然后推己及人，西方也有着类似的观念。在19世纪末，剑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亨利·西季威克在《伦理学的方法》中提出：“我们应该都会同意：每个人都应当对他的父母、配偶、子女表现友善，对其他亲戚表现程度稍次的友善;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和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朋友友善;对邻人和同乡比对陌生人表现更多友善;也许我们还可以说，对那些与我们同种族的人要比对黑人或黄种人友善，以及根据其与我们自身的亲密程度，对广义上的人类表现友善。”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同胞负有特殊的义务，对所有人负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义务。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彼得·辛格和他的著作《一个世界》

辛格认为，我们无法改变对亲人的偏爱，但要警惕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他说：“西季威克提及的第一套偏爱观点站得住脚，即偏爱家庭、朋友和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父母爱其孩子，父母给自己的孩子以偏爱的欲望超过给陌生的孩子，这都是非常深刻的。它可能根植于我们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的本性，我们的后代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依赖期内不能自我照顾，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孩子的父母不对他们加以照顾，他们生存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于是不照顾孩子的父母，比起照顾孩子的父母，往后代传递其基因的机会就少一些。因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和在所有人类文化中都能看到。”

要想消除人们天生的对亲人的偏爱往往得不偿失。“许多乌托邦的方案都试图阻止父母对自己孩子的偏爱，如以色列集体农庄基布兹的早期阶段，要求农庄成员把生下来的孩子送到一个特殊的儿童房由集体共同养大，但母亲们常常会在晚上偷偷溜进托儿所里亲吻和拥抱她们熟睡的孩子。如果她们信奉集体农庄的理想，她们这么做的时候大概也有点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本身就是不幸福的来源之一。消除对孩子的偏爱带来的收益能超过它带来的损失吗？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对孩子们来说，爱护他们的偏心父母对他们的照顾，很有可能好过无偏倚的父母或集体雇佣的无偏倚的照顾者所给予的照顾。也有证明表明，孩子们如果由并非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带大，他们更有可能遭受虐待。”

也有思想家提出过家人不如陌生人重要的论点：威廉·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座宫殿正在起火，有两个人陷在里面，其中一个人对人类极其有益，他是费内隆主教，因为他正在构思其不朽名著《忒勒马克斯》的写作计划。另一位受困者是主教的女仆。费内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人读到他的著作，这些成千上万以前错误、堕落并因此而幸福的人将能够得救。葛德文说：假如我是那个女仆，我应该选择自己去死，而不让费内隆死。费内隆的生命确实比那个仆人的生命更宝贵。假定这个女仆就是我的妻子、母亲或我的恩人，那也不会改变这一命题的真理。辛格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他并不赞同可以为了救一个人而去牺牲自己的亲人，但如果付出极小的代价就能拯救陌生人的性命，那还是值得的。

在世界主义者看来，邻居也无须特别对待。“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流动性和通信的增长，已经侵蚀了邻居对我们的重要程度。在路过邻家时，如果正在和远方的朋友打电话时，我们已经很少对邻居点头致意。如果家里没糖了，我们也不会学父母或祖父母以前的做法，跑到邻居那里去借，因为我们反正一会儿都会路过超市。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我们对邻居还负有任何特殊的善意义务，是相当可疑的。我们恐怕只负有一种义务，即做那些邻里之间做起来最方便的事，比如当你去度假时帮你喂猫。”

克服“为富不仁”

在过去的至少20年中，经济全球化是否增加了全球不平等？辛格指出，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全球化确实让富者更富了，但也帮助到了穷人。不平等确实得到了减少，因为以健康和生命质量来衡量，穷人得到的好处比富人得到的好处更多。“经济全球化确实可能济富了，但并不是通过劫贫来实现的。穷人并没有变得比过去更穷。除了最穷的5%以外，他们都相对不像以前那么穷了。从功利主义者谋求所有人最大福利的角度来说，重要的是人们的福祉，而不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但辛格指出，不平等也有诸多坏处。首先，不平等会妨碍经济增长，而程度适中的再分配对增长没有负面影响。其次，不平等会摧毁社会中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人们的尊严，让他们的感受与在一个更为平等社会中依赖同样收入生活的情形相比更为糟糕。

辛格呼吁全球一起消除贫困。2014年，乐施会报告称，全球最富裕的80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最贫穷的35亿人的财富的总和，而且全球1%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球财富的48%。辛格说，这些数据表明，最富裕的亿万富翁能够而且应当为帮助最贫穷的人做更多事情。但富国并没有承担这一义务。许多年前，联合国设立了一个发展援助目标，建议发达国家从其每100美元经济生产中拿出0.7美元给予发展中国家，但基本上它们都没有做到，德国拿出了0.42%，美国只贡献了0.19%。有人说，美国这个国家跟有些国家不同，它不信任政府，不愿意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政府来办。如果把私人援助也算进去，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是特别慷慨的。美国每年私人援助的总量大概是300亿美元，比美国官方援助稍微少一点，官方和私人援助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如瑞士、英国等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量。只能这样劝告他们：“在全球村，别人的贫穷很快就会成为你自己的问题：你的产品缺少市场、非法移民、污染、传染病、不安全、狂热主义、恐怖主义。”

辛格说，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代表了20世纪晚期美国的自由派关于正义问题的卓越见解。罗尔斯认为，在我们分配物质财富的时候，如果要给那些境况本来就好的人分配更多，只能有一种论证依据，就是这种分配能够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有利。“罗尔斯这本书出版于1971年，出版后不久我就读过，并极为震惊：一本以正义为题的书，厚达近600页，竟然完全没有讨论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极端富裕与极端贫困这种非正义的现象……罗尔斯后来写过一本特别简短的著作，即《万民法》，说富裕社会对于挣扎求存的社会负有重要义务。但罗尔斯认为国际援助只需要帮助一个社会获得自由或体面的体制，人民的生活问题自然会获得解决。但有时候后一种问题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