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一百多位台湾老兵回家

没有流浪过的人，不懂得回家的滋味。因为我们流浪过，多少次曾长夜痛哭，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回家，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匆匆赶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老兵已经不会说话了，但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高秉涵。高秉涵俯首对他说，“老哥，我说话算话，我一定抱你回家。”听到这话，老兵的眼泪唰唰往下流。就在高秉涵扭头与医生交谈的那一刻，老兵去世了。护士说，这位老先生等到了您的这一句话才放心离去。

10月29日，81歲的高秉涵做客上海图书馆，为大家讲述了数十年间，他一次次怀抱着台湾老兵们的乡愁，送他们回家的感人故事。（摄影：韦贵莲）

“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10月29日，81岁的高秉涵老先生做客上海图书馆，为大家讲述了海峡两岸开放的数十年间，他一次次怀抱着台湾老兵们的乡愁，送他们回家的感人故事。

高秉涵老先生一生命运多舛、颠沛流离，13岁逃亡台湾，尝尽世间疾苦，后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还尽自己所能给很多身边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法律系毕业的他，在台湾地区法律界工作50年，先后荣获法官界的“忠勤勋章”、“杰出律师服务奖”。年近花甲，他开始奔波两岸，护送台湾老兵骨灰回家，并当选为“2012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想娘

2012年，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现场，有一位记者采访高秉涵先生，“高老，您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高秉涵脱口而出，“想娘！”当时，他是用菏泽方言说出来的，怕记者听不清楚，用普通话又重复了一遍：“我想妈妈。”年轻的记者想不到，近80岁的老人还像孩子一样说“想妈妈”，被感动得当场流泪。

“直到现在我还想妈妈！”高秉涵说，在深夜里，他不知多少次痛哭，想念妈妈，想念家人，想念故乡。然而，海峡浅浅，明月弯弯，都了却不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毕业于济南第一女子高等师范学堂，与丈夫高金锡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共同任教，发展乡村教育。1947年5月4日，高秉涵的父亲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两个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成为模范女青年。

1948年，母亲宋书玉担心13岁的儿子高秉涵的生命安危，让他离开家乡逃命，去投奔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离家那天，他坐上马车，低头啃着石榴，同学提醒他：“高秉涵，你娘给你挥手呢。”他想多啃一口再抬头，结果马车一拐弯儿，就看不到娘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我娘。以后，我再也不吃石榴了，想起来就难受。 ”

到学校没有多久，学校就解散了。高秉涵跟着比自己稍大一点的学生随着人群往南流亡。由于年龄小，他不知道所到之处是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记得妈妈说的话，跟着人流走，一定要活下去。六个月，他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到达厦门。

1949年10月，他挤上了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当时差一点被挤死，真是九死一生。”高老回忆说。他跟着人群到了台湾，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他又成了孤儿流落于台北街头。幸运的是，后来，高秉涵遇到了小学校长，校长劝他读书，高秉涵说：“我不想读书，我想妈妈。”校长说：“傻孩子，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回不了大陆了。你要勤奋读书，读书有出息了才是孝顺妈妈。”

新年到了，到处燃起鞭炮声，14岁的高秉涵独自跑到山顶，对着大陆方向，一声又一声呼喊着：“娘——娘——”喊到嗓子哑，哭到泪水干。

高秉涵勤奋苦读，经过十年寒窗，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直到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当时有大陆代表与会，他才写了封家信托人捎给母亲，这封信经过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您一面，娘，您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妈妈去世时，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高秉涵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高秉涵说，有生之年没有见到母亲，就把母亲的遗物珍藏起来。他把母亲用过的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

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他家中一间屋子的墙上。他说：“我是每天都用头顶顶着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我现在已经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想念妈妈。”

思乡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思念的只有故土。

刚开始，与高秉涵一起到台湾的部分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还抱有幻想，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希望慢慢变成无望。高秉涵觉得自己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决定在台湾结婚，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有“铁饭碗”的姑娘。他说，那个时候害怕有战争，他在逃亡路上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他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万一自己死了，妻子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结婚生子后，有了稳定的家庭和工作，但是在高秉涵的内心深处，依然牵挂着故土。他常常回忆起童年一起的玩伴，一起做的游戏，村子里的一草一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途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大家信任高秉涵，让他来分。高秉涵分到了3个柿饼和2勺故乡泥土。高秉涵怕小偷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与他夫人的金银首饰放在一起。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高老说：“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待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

这个13岁离家，再回家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站在母亲的墓前，哭得不省人事，休克过去。

高秉涵动情地说：“我喝菏泽的水，喝了13年;喝台湾的水，喝了70年。但一想到‘家，我就感到自己在台湾是做客70年。只有踏在故乡的土地上，才感到踏实、温暖。生命的源头没有办法磨灭的。”

送老兵兄弟回家

高秉涵产生护送老兵遗骨回家的想法与他审理的一件案件有关。

1963年10月20日，刚从法律系毕业的高秉涵，被派到金门担任审判员。 1964年，金门岛上发生一起士兵逃亡案，高秉涵负责审理这件刑案。这名逃兵是厦门人，父亲早逝，母亲半身不遂，作为家中独子的他早年靠打鱼为生。1949年的某一天，他出门为母亲买药，路上被国民党的军队抓了壮丁。1964年他随部队驻防小金门，每天遥望一水之隔的厦门。一天夜里，他携带一个汽车轮胎偷偷渡海。黎明上岸，以为到了厦门，却被抓获，才知道自己游了一夜竟因为迷失方向而游回金门。

依台湾军事法令，敌前逃兵一律死刑。审判中，这名逃兵陈述因为思念记挂母亲才铤而走险，军事法官高秉涵当即泪如泉涌。“换作是我，假如海的对面就是菏泽，我比他逃得还快。”尽管是执行公务，但毕竟充当了“探母有罪”的杀手，高秉涵至今不能释怀。“我是含着泪，写完对他的判决书的，死刑。”行刑前，他劝这名逃兵喝下一瓶高粱酒，“枪决时，犯人已经烂醉，这样会减轻点痛苦”。

高秉涵答应这名逃兵，有朝一日，把他的骨灰带回厦门，还给他的妈妈。1987年海峡两岸开放探亲，高秉涵第一件事就是去厦门寻找当年那个逃兵的母亲。然而，地名变化，村庄消失，过往的一切都已无迹可循。

这桩逃兵案，深深地击痛了高秉涵内心最脆弱的地方。每次想到家乡，想到自己的母亲，他都会痛哭流涕。因为少年逃难时的饥荒病痛，他一生都没有吃胖过，到老都是单薄瘦削的身形，两个眼窝因为常年哭泣流泪而凹陷下去了。

在台湾的菏泽籍老乡，组织了一个菏泽同乡会，高秉涵是该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当年逃亡到台湾的菏泽老兵、老乡大多没有文化，在台湾的生活很艰辛，许多人直到终老都是孑然一身。高秉涵是知名的律师，经济条件比较好，又有一副热心肠，于是老乡们视他为亲人，有事就向他求助，很多人把高秉涵的名字写在“紧急联系人”一栏中。高老说：“我到台湾的时候只有13岁，那些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曾经在感情和灵魂上给了我很多慰藉，他们是我在台湾的亲人。”他风趣地说：“我是老会长了，是百年会长。”

眼看着人已黄昏而归乡的日子遥遥无期，于是很多老兵、同乡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高秉涵身上，嘱咐他：“老弟啊，我们是牵着你的手来的，我是没有希望回去了，你还年轻，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这样，一个、两个……高秉涵肩负了很多深情的嘱托。

半夜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对他来说是常事。他听到电话声就知道，又有老兵要离开人世了。记得有一次，他匆匆赶到医院，病床上的老兵已經不会说话了，但眼睛却瞪得大大的看着高秉涵。高秉涵俯首对他说：“老哥，我说话算话，我一定送你回家。”听到这话，老兵的眼泪唰唰往下流。就在高秉涵扭头与医生交谈的那一刻，老兵去世了。护士说，这位老先生等到了您的这一句话才放心离去。

1987年，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实施，禁锢两岸近40年的铁幕就此被打破一角，但许多老兵直到人生谢幕也没能赶上这一天。为了自己曾经郑重的承诺，从那以后，高秉涵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先后把上百名老兵的骨灰从台湾送回老家，了却了他们“回家”的遗愿。

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刚开始时，这项工作没有获得邻居的理解。高秉涵家住一楼，家里经常放着认识或不认识的七八个老兵的骨灰。邻居们会反感，有邻居就说：“高律师是不是改行了？您啥时候改做法师了？”开始的时候，家中的孩子也感到害怕，但是看到高秉涵护送老兵回家是一件暖心的崇高事业，于是态度发生了转变。高秉涵陆续把祖籍山东、河南、安徽、湖南、甘肃等地的一百多位老兵的骨灰，抱在怀里送回故土安葬。

“没有流浪过的人，不懂得回家的滋味。因为我们流浪过，多少次曾长夜痛哭，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回家，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台上的高秉涵先生虽然80多岁了，但精神矍铄，耳不聋眼不花，反应敏捷，谈话不仅饱含深情，还幽默风趣，热情周到。

10月29日，高秉涵做客上海图书馆时与观众热情互动，下面摘录了几段现场问答。

问：高老，您从小家破人亡，一辈子受了那么大的苦，遭那么大的罪，你为什么反而能满怀爱心，为两岸同胞做那么多暖心的事情呢？您有没有纠结过？

高秉涵：“答复你这个问题，我要掉泪。我那时年龄太小，一路逃难，没有人照顾。我的腿上生了蛆，现在腿上还都留着疤痕。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灾难使我痛苦，命运给我带来折磨。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大时代的命运，只能顺应潮流。大时代曾经让我痛哭流涕，让我遍体鳞伤，但是我既然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了。我就要用大爱尽可能消除痛苦，爱才是我工作的动力。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发一点热，我要用大爱为这个大时代的人减少一点痛苦。”

问：高老，你对两岸统一的前景有什么展望？

高秉涵：这个问题问到我的心里了。来上海之前， 10月24日，我曾到台湾的一所养老院去看望一位97岁的老兵，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问他，要从大陆带些什么东西给你吃？老兵问我：“你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吗？请你转告，我们这些老兵都盼着祖国统一。我还有3年就100岁了，希望在百岁时看到祖国统一。”我说：“我一定要转达。”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我认认真真读了好几遍，其中在谈到台湾问题时，用了6个任何“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我对两岸统一抱有信心，我期待着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问：高爷爷，您的童年快乐吗？

高秉涵：小朋友，你比我孙子还小啊。我老实给你说，我的童年很不快乐，很不快乐。1937年，日本已经入侵菏泽了，那时我才2岁，妈妈抱着我在高粱地里拼命逃命。（后来，我去了台湾）我一直想娘，见不到娘。我没有吃的，我与街上的狗抢食物吃。（哽咽）现在大陆的发展蒸蒸日上，你们应该生活得很快乐。我在这里给做父母的提一个建议，父母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孩子圆梦，不要让孩子为父母圆梦。我做法官、律师期间，接触了很多人，有好人、坏人、企业家、政界人物，看透了人性。我办过几个因为孩子考试不理想遭到父母打骂而跳楼的案件。孩子是自由的个体，不能也不要让孩子承载父母的梦想。

问：高老，有个事情咨询您一下。我有一个台湾亲戚，目前住在上海，由于身体不好，在上海的医院住院治疗，医药费在台湾可不可以报销？

高秉涵：这个事情我还真不清楚。不过，我回台湾后，可以询问管理这个事情的单位，了解下哪些可以报销，哪些不可以报销，怎么报销。你的电话留给我，我问清楚了，回复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