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在湖北

这三篇文章都与非虚构的文艺有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回顾了他与湖北文坛的往来，大都与报告文学写作相关。他对湖北人和湖北作家的评价也很有意思。自由撰稿人刘青松从自己和他人的写作事例中谈到了对非虚构文体的理解以及在当下的难度和意义。90后学子刘玄夫分析了近年来火爆的三部纪录片的特色和贡献，也有着很切实的见解。三篇文章会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非虚构之于当下文艺的特殊重要性。

一

湖北是个有名的省份，武汉在现当代历史上的作用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打响第一枪。湖北是长江中游历史人文含量极丰富的地段。人们甚至认为它的工业革命成分，大于农耕文明成分，比如我所熟知的阎锡山兵工厂，在民国初年相当早了，但是汉阳兵工厂更早于它。武汉还有最早的民营航运公司。湖北所包含的三峡精彩一段更是令人刮目相看。朦胧中，我对那里的农耕渔猎有所忽略，更重视她工业革命的作用。我少年时代最初认知湖北，是在太行山区的晋城，出省公路上穿梭奔跑着运煤卡车，车门上两个白色大字：湖北。有庞大车队驻扎晋东南，日夜往山下火车站送煤。那是“文革”期间的场景。

我长期生活在黄河中游地区，山西的农耕成分相对浓烈，保留了历史上许多悠久特色。因此说起湖北和长江，就有些神往。从地域上看，湖北属于中国东南西北中的那个“中”。文化上，当代文学也很发达。我在云南腾冲边陲，居然看到当地人演出湖北汉剧，还有专业剧团。真不知道历史上，哪一拨湖北佬跑到这里来，以优越文化征服了边远的荒虐。

第一次跟湖北接触，是1997年。此前，我拍过一些纪录片。那年，中央电视台有个大的纪录片，要拍摄《大三峡》，聘我为总撰稿人。当时大家对三峡建设众说纷纭，我也抱着探索之心，接受了這个任务。从年初文案稿子通过之后，摄制组分成五个小组，同时赴鄂拍摄。我除了完成总撰稿工作，又兼任了“移民”这两集的编导，召集纪录片旧部，六月里驾车出发。这是我第一次在湖北开展工作。主要工作区域是宜昌地区，即三峡库区之首。湖北移民重点是秭归、巴东。这个地区淹没的区域大一些。通过这一次工作，我对宜昌民情和三峡工程有了近距离的认识。

拍摄过程中，有两个热，一个是天气酷热，弟兄们每天光着膀子工作，在乡村、江畔到处跑。我们邀请了宜昌作家胡世全参与工作，胡兄居然不怕热，在烈日炎炎之下，总是衣衫整洁，对北方人整日光着膀子感到可笑。二是湖北人的热忱。央视总编导张金鹏反复强调各组，必须获得县、乡、村基层领导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拍摄是无法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对大坝移民的看法视角多样，而我在北京的想象，只是单一的凄凄惨惨。他们认为移民也有迎接新生活的一面，三峡工程也不仅仅是我所持怀疑态度的政治工程。历史上，移民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北方人还要喝酒，不管多么热，也要喝。湖北朋友决不畏难，也敢于迎战。他们要求采取游戏喝法，不要一味瞎“干”。我醉酒原本很少，但在湖北大醉几回，都是栽入了他们游戏的怪圈。老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确实如此，湖北人狡黠聪明，很难赢他们的酒。我心中不服，却也无奈，愿赌服输嘛。四十多天拍摄过程中，我曾大醉三次。而在山西，从未如此狼狈。

看到长江水量丰沛，浩浩荡荡，我深深感到洪水的危机。印象中长江黄河都是大河，今天相比之下，黄河倒成了普通河湾，水浅滩多，反差非常强烈。长江专家总是说，三峡工程首先是防洪，其次才是发电，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当年十一月八日，三峡施工坝合龙，从此长江要在一段时间流入导流明渠，围堰成功。这一天，三峡纪录片开始播出。此后和作家胡世全、三峡秭归的电视人小黄，都成了好朋友。还有湖北电视台郭跃华，得知他长期在神农架拍摄金丝猴，很感动。因为这样的纪录片人国外挺多，中国则很少。在武汉，和作家方方也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这是我第一次在湖北实地工作，将近一年，斩获颇多。

二

没想到第二年，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九八大洪水”。主要危机地段还是湖北。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和大批部队涌向湖北，重点是荆州地区。当时我并没有受命抗洪作品的写作，只是那年夏天，我在北京的日子非常杂乱，《马家军调查》五月上旬发表，整日记者叩门，不胜其扰。又想到三峡工程与洪水的关系，所以决定再到湖北去转转，借以躲开许多烦乱。大雨中到武汉，获得文坛兄长刘富道的支持。在车辆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富道兄派车陪我到荆州上下考察了一圈。富道兄返回武汉，我就此留在宜昌，寻访长江故事。

就在此时，宜昌市长孙志刚先生，向我推荐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枝江市百里洲镇。他说百里洲在长江河道中心，是个四面环水的孤岛，却不是抢险地段。主要地段还是长江两岸。百里洲算个泄洪区，五十年代就曾炸坝泄洪一次，冲刷成巨大喇叭形地貌，至今可见。这孤岛是否被淹没，无关江汉平原抗洪大局。孙市长非常担忧，洪水围困着岛上两三万人。是否派遣部队上去，是一个问题。如果抽调部队，影响两岸抗洪；如果不派部队，只能依靠当地人用传统的抗洪办法保卫孤岛。这个地方一圈土堤74公里，还不是国堤，成为一块险地，而不到最后关头，乡民决不放弃家园。于是我和他在滔滔洪水中上岛去了一趟。主要抗洪力量是本岛居民。这场用传统方法进行的抗洪大战，异常惨烈。全体乡民，一律放下手中农活，万众上堤。违抗者要在大坝上被严厉批斗，拖拉机游街示众。这使我想到了历史上最典型的治水方法。中国西北高而东南低，治水几乎就是治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形成，与治水有着密切联系。当时的民兵全副武装，乡镇党委书记两眼通红，浑身泥浆，可以说全镇两万人不分昼夜，誓死保卫他们的家园。孙市长急调湖北某军校官兵上岛协同抢险……这一切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匆匆离岛之后，我决定还要来这里探究她的历史和现实。长江中游的湖北故事，使我真正突破一个黄河地域作家的樊篱，真真切切从这个窗口看到了中国历史的再现。所谓突破作家的地域性，不是简单从理性上突破，而是实地踏勘产生飞跃。这是1998年夏天的事。

离开百里洲以后，又曾经到洪湖、松滋、公安、嘉鱼等地考察了一番。在这一段上下，走了两个来回。直到九月，因为《马家军调查》的后续波澜，被《中国作家》的朋友叫回了北京。这次游历考察，使我深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湖北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贫困艰辛。湖北干部也处在巨大的困惑中。他们强烈地喊出过取消各种苛捐杂税的民间呼声。后来的乡镇干部李昌平给总理写信，这期间他曾经到北京找到我，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我印象中，最早提出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的人，是宜昌日报的老领导杨尚聘和记者范长敏。

此后，从1999年起，我先后四次前往枝江百里洲，进行调研。在那里受到湖北作家胡世全、蒋杏、张同等文坛好友的全力支持。最长的一次，我和胡世全在岛上住了大半个冬天。详细考察了百里洲的历史人文情况。当时有个想法，依据一个孤岛写长江中游农村的现当代历史，更为典型集中。但由于百里洲乡村在公社化时期，演变为一种农工体制，半农场半农村，主要是确保棉花种植。“文革”前后一个工分达到一块钱，不像当代经典的农村体制。所以这个计划有大的残缺，只能写到1949年为止。最终我和胡世全共同完成了这本《革命百里洲》。在此期间，湖北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朋友如周百义先生，多次到岛上慰劳我，令人难忘。

《革命百里洲》问世，获得了一些好评，意外地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还引发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疑问，像这样不是主旋律的作品，万幸能获得鲁奖？作品发表后，也解除了百里洲广大干部的疑虑。他们以为我和胡世全是来挖掘当代三农问题的，要反映三农问题的尖锐和复杂，因而大家都很痛苦。当时，陪我们在岛上的乡镇干部傅良勤和党委委员嫣女士都很担忧，担心我和世全兄写他们工作上的不力，甚至還说，百里洲镇上出资，补贴你们到别的乡村采访行不行。看了书以后发现他们，也就释然了。

此后，我受百里洲之邀，带着北京朋友到那里重游，有出版家黄宾堂、金小凤，编辑家萧立军等。那里后来跟我一直有联系。他们认为政府近年在那里修建长江大桥，似乎也有我的一份辛劳。他们写文章说，市里请求建设大桥，买光了书店里的这本书，审批中发现，《革命百里洲》就放在省长的案头。

在百里洲期间，我还跑到湖北东部浠水地区的罗田、红安考察过。此后湖北成了我心目中又一个文学圣地。

三

过了两年，又发生了一件相关鄂西的事，我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那是著名作家叶梅女士，她的老家恩施州正在修建一条百年未通的铁路，要动员我写本书记载这件大事。恩施州我从来没有去过，对恩施修铁路这本书没有信心。叶梅女士从湖北作协调到北京，向我反复说了好几次，我都没有确定。而叶梅女士是个很会做工作的大能人。她组织了一个多民族作家考察团，把我吸收进来，去恩施考察“宜万铁路”。说这条铁路从孙中山开始就有规划。最早的施工者竟然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詹天佑成功于京张铁路，却失败于宜万铁路，孙中山的梦想没有实现。民国期间蒋介石也曾重新勘测，要修通这段路。它的意义很大，因为火车从上海、武汉到重庆，过不去。只能转向襄阳去成都，再折返，才能到重庆。大山阻隔，地质状况异常复杂。这对政治、经济、军事，都构成了一大难题。1949年以后，毛泽东、吕正操等等，多次指令考察这条路，对于大三线工程极其有利。直到把这条铁路的大模型摆在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到军队老帅，都去出谋划策。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此路施工难度太大，还是无法修通。

参加了多民族作家考察团，我到那里才真正明白了，这条路在新的世纪重新开工，用新的科技手段很有可能打通。宜万铁路是中国铁路规划八纵八横中最难的那一横，意义特别大，代价也特别大。形象地说，要在一只被水浸泡的面包上，打穿一只干燥的孔眼。短短三百公里铁路，是中国百年铁路史的缩影。

这一年去的时候，宜万铁路还远远没有修通，工程指挥部设在关键区域恩施州。叶梅女士说，好的作家，不要等着工程完工了再去歌颂，为什么不能在工程中间跟踪呢？言之有理。就此结识了宜万铁路现场总指挥朱鹏飞先生，他曾是青藏铁路总指挥。这条短短铁路，由铁道部直接成立指挥部，动员了国家最精锐的工程部队分段施工。我同时结识了关键区域恩施州专门负责铁路建设的周昌发先生。我和昌发兄多次坐在恩施农家小院，眼望着崇山峻岭起起伏伏，云雾缭绕，想象着有一天，雄壮的火车开进深山，穿越一个接一个的桥梁隧道，让更多南来北往的旅客认识这座宝山，一想到这里就非常激动，高举苞谷酒，有千杯不醉之感。那真是非常痛快。周昌发表示，只要这条路能修通，他就是累死也甘心。叶梅女士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正当我极度感动之际，她和州领导当场让我在恩施表态，达成了保证完成这本书的合约。

我在两年期间，往那里跑了六次。其中一次要去汶川地震考察，就是从湖北恩施辗转到达蜀北汶川的。三百公里长的铁路，有74%的里程架在桥梁和山洞里。甚至有的车站就在大洞中。专家们一致认为，短短的宜万铁路就是世界铁路博物馆。我愉快地完成了《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这本书。如今，旅客们可以从站台上买到这本书，坐在火车上阅读百年史话。

湖北人民真是中国一个特殊的人群。他综合了东南西北中各方人群的优势。艰韧而不固执，聪颖而不狡猾，恋土却不保守，创新而不蛮干，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最显著的优势结合群体。我的《革命百里洲》和《火车头震荡》，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两本书。加上纪录片《大三峡》，我居然在湖北热土上完成了三部作品。作为一个山西作家，实在有些意外。不能不说是湖北这块宝地送给我的一份珍贵礼物。

说不定哪年哪月，我又会跑到那里，和大家再喝苞谷酒，再吃热火锅，纵笔书写大文章。我在北京最喜欢的饭店，除了山陕面食，就是“湘鄂情”；除了汾酒好，就是苞谷香，茅台也不过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