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异常奇怪的孩子：《麦田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的创伤心理分析

周明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诸多创伤症状，解读其背后所隐藏的不为人知的创伤原因以及他为走出创伤所做出的诸多努力，从而阐明正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身心双重伤害后，霍尔顿最终变成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孩子。

关键词：创伤；创伤理论；心理创伤

作为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麦田守望者》（以下简称《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与此同时，这部小说也一举奠定了其作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在美国文坛的传奇地位。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了16岁的美国少年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在第4次被学校开除后因惧怕父母责怪只身游荡纽约城一天两夜后，最终精神崩溃不得不入院治疗的痛苦经历。纵观目前国内学界，批评焦点多集中于对于主人公霍尔顿精神世界及相关叙事话语的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创伤”一词在小说中并未直接出现，但是通过对小说《麦》的文本分析，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主人公霍尔顿在他言行相悖的背后所隐藏的诸多创伤症状。本文试图通过剖析霍尔顿的创伤原因来阐明正是由于这一次次的身心伤害，使得霍尔顿最终变成了一个在他人眼中“异常、异常奇怪的孩子”。

一、身心伤害：霍尔顿的创伤症状

“创伤”（trauma）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trMma原指身体上的伤害。“1896年4月21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精神协会上，弗洛伊德将癔症归因为儿童所受到的性创伤（后改为对性创伤的幻想），这在今天被视为精神创伤的起源，即精神方面的症状可能代表着创伤性的经历。”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大量越战参战士兵回国后出现了“战后神经综合症”（traumatic neurosis），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80年首次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ost TraumaticStress Disorder）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疾病分类。至此，“创伤”开始真正地进入了公众视野并最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创伤理论”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在其作品《无法言说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s and History，1996）中提出。卡鲁斯认为创伤是“受创者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是延迟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者其它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作为“创伤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心理学者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症状归纳为：“记忆侵扰”“禁闭畏缩”和“过度警觉”。

“记忆侵扰”是指“就算危险早已事过境迁，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事件，宛如发生在此时此刻”。通读全文我们可以发现在叙述者霍尔顿的叙事过程中曾多次出现“记忆侵扰”这种创伤症状，而且这些侵入的记忆多于其因患白血病而过世的弟弟艾里。“他死的那天晚上我睡在汽车房里，用拳头把那些混账玻璃全都打碎了，光是为了出气。我甚至还想把那年夏天买的那辆旅行汽车上的玻璃也都打碎，可我的手已经鲜血淋漓，使不出劲儿了。”对于霍尔顿来说，弟弟艾里的去世不但使其过早地见证了死亡，还使其不断承受着幸存者内疚感的折磨。“我当时干了些什么呢？我开始大声跟艾里讲起话来。有时候我心情实在沮丧得厉害，就会这么办，我口口声声叫他回家取自行车去……那倒不是我出去的时候总不带他一起去。我是带的。可是那一天我没带他去。他倒没生气——他从来不为什么事生气——可我只要心里十分沮丧，就老会想起这件事。”在“创伤理论”中，受创者对于过往创伤记忆的执着不但会使其深陷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甚至还可能促使其将创伤事件中所失去的亲人臆想为自己的庇佑者从而缓和记忆侵擾所带来的恐惧与悲痛。“每次我要穿过一条街，我就假装跟我弟弟艾里说话……等我走到街对面的时候，发现自己并没有消失，我就向他道谢。”通过“记忆侵扰”霍尔顿再次“复活”了对于弟弟艾里的点滴记忆，与此同时也一再重复着失去艾里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朱迪斯·赫尔曼认为“因为创伤经历的再体验导致如此强烈的情绪折磨，受创者都会极力避免……但这种避开侵扰症状的努力，却会进一步恶化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如果经常刻意避免这种创伤的再体验，会导致观察力受限和从人际关系中退缩徒然耗费生命。”

“创伤理论”中的“禁闭畏缩”是指“当一个人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任何形式的抗拒也已经无望时，他可能会进入屈服放弃的状态。”“禁闭畏缩”在导致受创者麻木无感的同时也有可能让受创者呈现出超然的冷静状态。作为一个即将第4次被退学的高中生，面对历史老师斯宾塞先生对其前途的担忧与不安，霍尔顿对此的反应却颇为漠然“哦，倒是有一些不安的感觉。当然啦……可并不多。至少现在还没有。”霍尔顿如同一个超然于物外的旁观者，好像一切事情并不曾发生在他身上。“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可能被视为一种自求解脱的本能之一，一种对抗难以忍受之痛苦的保护措施。”但是，与“记忆侵扰”一样，作为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其代价也是惨痛的——这种症状将使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神经系统变得异常的脆弱和敏感。

根据“创伤理论”，“过度警觉”主要是指“受创的个体非常容易受到惊吓，一点小小的刺激就暴躁不安，而且难以成眠。”根据“创伤理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对于外界的刺激会表现得异常地敏感。任何意外的刺激都会让他们感到极度的惊恐，并做出强烈的反应。在同妹妹菲比进行一番畅谈之后，霍尔顿选择到自己一直以来都很尊敬的安多里尼先生家里去借宿。但是，正是这次满怀期待的意外拜访却成为了击破霍尔顿那原本就已异常脆弱的心理防线的致命一击。“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我甚至连谈都不愿意谈……他在干什么呢，他正坐在长榻旁边的地板上，在黑暗中抚摸着或轻轻拍着我的混账脑袋。曾经无比信任的老师如今却对自己做出了某种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暗示，这让他感到无比的沮丧与痛苦。虽然霍尔顿很快就对安东里尼先生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番“自我安慰”式的解释：“我是说我在怀疑或许是我自己错了，他并不是在那儿跟我搞同性恋。”但同时他也承认“反正我越想这件事，心里就越泄气，精神也越沮丧”。霍尔顿此前曾提及说，安东里尼先生是他通讯录中所仅有的3个联系人之一。由此可见，他“过度警觉”的创伤症状将他对现实世界所仅存的最后一丝美好也消磨殆尽了。endprint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霍尔顿上述精神创伤症状相伴相生的还有一次次对其身体上的创伤。无论是室友斯特拉德莱满怀不解的拳脚相向或是电梯员毛里斯为了钱而对他大打出手，霍尔顿都不得不承认“我这一辈子只打过两次架，两次我都打输了”。精神上的创伤尚未弥合，身体上的创伤也随之而来。在经历了上述种种身心双重伤害之后，霍尔顿最终成为了一个在他人眼中“异常、异常奇怪的孩子”。

二、恐怖经历：霍尔顿的创伤原因

“创伤理论”学者朱迪斯·赫尔曼认为：“心理创伤的痛苦源于无力感。在受创当时，受害者笼罩在无法抵抗的力量下而感到无助。”对于16岁的美国少年霍尔顿来说，这种“无法抵抗的力量”可能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相矛盾的社会历史环境无法为霍尔顿提供一个可供平衡的精神支点。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美国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伴随着“冷战”的升级以及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国内的崛起，富足与压抑、沉寂与叛逆成为这个时期两股抵牾的、相悖的社会力量，于无形当中影响着每个人的言行。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一方面讨厌“假模假样”，另一方面也坦承“你这一辈子大概没见过比我更会撒谎的人”。在希望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以确保不会有孩子跌下童真的悬崖的同时，他也告诫读者“你要是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就得说一些“见到你真高兴”之类的言不由衷的话。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霍尔顿身上所呈现出两种矛盾的、相悖的性格特征和行事方式，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体现出了一种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霍尔顿无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供平衡的精神支点。而这也是导致其身体“整个儿垮了”，最终只能躺在病床上去回想自己从前的那段历史的原因之一。

（二）没有安全感的家庭关系和生长环境。当妹妹菲比觉察到霍尔顿可能第4次被开除出校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爸爸会要了你的命”！并且将自己的枕头盖在头上。可見其年龄虽小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家庭风暴却深感恐惧。至于母亲，霍尔顿认为“我的母亲非常歇斯底里”“她的神经衰落得要命。整个晚上她有一半的时间起来抽烟”。可见，幼子艾里的过早去世也对她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创伤，成为了其内心深处不予示人的某种隐痛。哥哥D.B.原是霍尔顿最为欣赏的作家，但是二战期间参战经历促使其一改初衷，“进了好莱坞，当了婊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霍尔顿对安东里尼先生的“过度警觉”也是因为“我从孩提时代起，这类事遇到总有二十次了”。“创伤应激源是否会导致精神创伤，不仅取决于创伤的严重程度、人的心理素质，还取决于受害人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精神支持。”综合上述因素，笔者认为对于小说主人公霍尔顿而言，无论是其生长环境还是自身的家庭关系都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精神支持以期抵御创伤事件带来的强烈的心理冲击，而这也酿成了他最终心理崩溃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的悲剧。

（三）毋容置疑，失败的教育制度也是促成霍尔顿心理崩溃的原因之一。在小说的一开篇，霍尔顿即因为5门功课中的4门不及格而面临着第4次被退学的尴尬处境。但是，霍尔顿对此却全无悔意。因为在主人公霍尔顿的眼里，自己的学校潘西就是自己最为厌恶的“假模假式”的代表。尽管潘西“在学界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那里只不过是在培养一群“高贵的蠢人并非是在培养理智的年轻人”。正如上文所述，《麦》这部小说成文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当时的美国国内奉行保守避外的麦卡锡政策，保守之风盛行。具体到当时的教育界主要体现为在教育的过程中压抑学生的个体特征，过度强调绝对的服从与统一。在这种极端压抑的社会氛围下，青少年群体无法避免地承受着难以言喻的心理压力。一方面，他们面对这从男孩到男人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心理迷茫期；与此同时，他们还要进行内心和现实两种思想上的博弈。可以说，霍尔顿4次失败的求学经历不止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时代教育制度失败的活案例。

（四）我们还应注意到作者塞林格自身创伤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说作者J.D.塞林格曾以战地情报员的身份参与了1944年6月6日的盟军登陆欧洲大陆的诺曼底战役。据塞林格研究专家坎尼斯·斯拉文斯基（Kenneth Slawenski）在其作品《守望麦田：塞林格传》中所著：“战争、恐怖、痛苦、教训，这些在塞林格人格的方方面面打上了无法抹掉的烙印，又一次次从他的作品里显现出来。”斯拉文斯基认为“霍尔顿在中央公园找到的灵感，与最后抚平塞林格战争创伤的灵感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心里想着塞林格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能读懂《麦》里霍尔顿临别的那句话：“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所有阵亡的战士们。”换而言之，塞林格希望藉由对自己过往创伤经历的讲述来哀悼自己的过去，从而最终能够如同霍尔顿一般实现与自己、与社会的和解，走出创伤的阴霾。

三、尝试和解：霍尔顿走出创伤的努力

在《创伤与复原》中赫尔曼强调“无助感和孤立感是精神创伤的核心经历，重获自主权和再建立联系感则是复原的核心内容”。通常情况下，“重获自我经常要求患者否定自己曾被精神创伤影响的一些层面，因为创伤患者蜕去受害者的身份时，她可能也选择了放弃某些几乎是根深蒂固的部分。”具体到小说中，霍尔顿对自己做个麦田守望者意愿的放弃，可视为他为走出精神创伤所做出的初次努力。此后，当他发现妹妹菲比所在学校的楼梯上刻着“×你”两个字的时候，霍尔顿的第一反应是“我见了真他妈的差点儿气死”。他一度甚至产生了“我真希望亲手把写这两个字的人杀掉”这类过激的想法。可是，当“我从另一边楼梯下去，又在墙上看见‘×你两个大字时”，霍尔顿领悟到“哪怕给你一百万年去干这件事，世界上那些‘×你的字样你大概连一半都擦不掉”。他第一次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事亦如同那些刻在墙上“怎么擦也擦不掉”的字一样是无法改变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充满了童年回忆的自然博物馆木乃伊展厅里，霍尔顿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两个‘×你……麻烦就在这里。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舒服、宁静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赫尔曼认为“这种觉醒让创伤患者能维持平衡感，即使当他为自己重获力量而庆幸”。与此相呼应，霍尔顿走出创伤的行为至此也开始真正的明朗化。直至在动物园的旋转木马上，当霍尔顿看到菲比和其它孩子一样希望攥住那个金环，他坦承“我很怕她会从那匹混账马上掉下来，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因为此时的霍尔顿已经明白“孩子们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想伸手去攥金圈儿，你就得让他们攥去，最好什么也别说。他们要是摔下来，就让他们摔下来，如果说什么话去阻止他们，那可不好”。霍尔顿不但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此前做个麦田守望者的初衷，也开始尝试着实现与自己、与现实以及与当时社会的和解。正是基于上述所有因素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当倾盆大雨落下之时，即使自己被淋得像个落汤鸡，霍尔顿却说“不过我并不在乎”。“我险些儿他妈的大叫大嚷起来，我心里实在快乐极了，我老实告诉你说。”

与此同时，赫尔曼也提醒我们“从精神创伤中解脱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任务，复原的工作是永无止境的。”在努力尝试和解同自己生命中所存在的各种矛盾之后，受创者要通过还原创伤故事这一方式来将自己的创伤经历内化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地实现创伤患者从自身创伤经历中的真正解脱。这也正印证了全文一开头，叙事者霍尔顿就言明“我想告诉你的只是我去年圣诞节前所过的那段荒唐生活”的真实目的之所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距离其最初的发表时间已有66年之久，可是《麦》这部小说从未离开过读者和文学批评家的视线。究其原因，除了作者塞林格高超的艺术手段和过人的艺术造诣之外，这部小说自身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已经超越了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性，从而成为了举世公认的“现代经典”。尽管“创伤理论”的提出时间略晚于小说的成文时间，但是我们发现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这个看上去“异常、异常奇怪的孩子”在文本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创伤症状”、所隐含的诸多“创伤原因”以及后来他为走出创伤所做出的诸多努力都是十分清晰、具体的，而这也为我们从创伤视角来对此文本加以解读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与合理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