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告退的今天，我们如何阅读王富仁
——在西川读书会上的发言

李 怡

启蒙告退的今天，我们如何阅读王富仁
——在西川读书会上的发言

李 怡

今天好多同学都从不同的角度谈了认识，特别好的就是能够结合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我注意到，几乎每个同学都谈到了自己的生活感受，通过生活感受来进入王富仁老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王老师的著作所给予我们的一种特殊引导。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读书还是“就书论书”，从文字入手，但是面对王老师的书时，却似乎有了不同，我们一下子就从这里带出那么多生活的问题、人生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中暗含着关于书与人的特别的真实。

刚才大家也说到了一些技术的问题，包括注释的问题，包括对一些细节的讨论、商榷，同意或者不同意，这都是一些枝节的问题。其实对我来说，或者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些枝节的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哪个地方说得对，哪个地方说得不对，还需要弥补，这不是特别重要的。

我以为，王老师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总体的冲击。这种总体的冲击怎么理解呢？我想到了王老师去世的当天晚上，大概到了九、十点钟，整个微信圈都在传这个消息。我从中日友好医院回到北师大，大概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中间不断有电话打来，我都没办法接，微信也没办法看。一到家，我看有好多微信，看到姜飞老师发来的微信。川大的同学都知道，姜飞是四川大学的才子，很著名的才子，恃才傲物，说话都是看着半空的，他眼里没几个他佩服的人。那天深夜，姜飞给我发来了悼念王老师的几句话，这几句话显然是他一气呵成的。我看了之后很感动，真是泪流满面。虽然严格来说姜飞跟我不是一代人，他是70后，我是60后，但有一种东西是相通的。你看他谈论王老师是什么角度，那是基于一种深刻精神信仰层面的认同：

王先生的研究重在现代性。王先生的研究有卓越的成就却从未完成。王先生的研究从未完成是因为他生命不息而反思未已，持续反思的王先生持续进步，他的进步源于对鲁迅思想的深刻领略，源于对中国的黑暗与中国人的黑暗愈加深刻的体验，然而更重要的是，源于王先生与生俱来的正义热情和战士品格。

王先生的研究，所谓反封建的镜子，所谓五四的四个关键词，所谓新批评，新国学，以及各种随机的表达，非无可商之处，然而他的真诚、坚实和他的深刻、锐利为他赢得尊敬，在我们的时代，他是真正的学者。王先生的研究，是以学术的方式抒写他的正义热情和未来期许，王先生的学问不是学问而是诗，激于血性和良知的愤怒让王先生成为诗人，王先生是不写诗的大诗人，是无情的战车未能碾碎的抗议者，是无形的刺刀不能刺杀的英雄人物。

我对王先生的记忆是风范和温暖，是演讲中的慷慨激越和无所畏惧，是那句“你不要跟我说组织，我就认定是你，我绝不放过你”，是眯眼享受红塔山的表情，却又似享受似嘲讽。

只要有一个人深刻记得，王先生就没有死。我有证据表明王先生未死。其实，我相信王先生有千万人深刻地记得，因此，我相信王先生依然是沛然勃然的伟大生命。

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姜飞的这种才情！但重要的是这里不仅有才情，更有一种锐利的东西，如果你知道这文字背后好多的中国社会历史的故事，就有更加深刻的感触。姜飞是才子，他有时候忍不住要炫露一下自己的才华，但在悼念王老师的这些文字中，他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充满了切实的内容。我当时看了就非常激动，当即就给他回了短信，那个时候已经深夜两点钟了。

我还特别有感于姜飞文字中的一段话，从中能看出我们这一代人与在座各位在代际上的细微差异。姜飞说，王老师提出了好多概念，这些概念未必就是没有可商榷的地方。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些存在的可商榷之处其实都不重要。商榷也好，不商榷也好，准确也好，不准确也好，都不要紧。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东西更值得我们思考：什么样的力量让王富仁老师这样谈论鲁迅，这样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是什么样的人生遭遇让他这样说话？对于一位真正的思想者而言，某些具体观点的表达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精神的高度、境界和思想方式。

在这里，我们最能够感知到的是一种东西：生命的力量。这个词好长时间我们几乎都忘了，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成为更加技术化的操作，几乎把这个东西忘了。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切实的，曾经是一代人最大的追求，后来却被逐渐放弃了。但是放弃却是一个时代并不正常的结果。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经过80年代的，怎么懂得所谓的“学问”，又怎样开始自我成长的。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没有太多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没有意识到需要“思想”，我们是无条件地将学校老师的正面教育作为我们的思想，或者说是把别人的思想当作我们的思想。这在我们小学、中学的教育模式当中就能看出来。那个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常常召开主题班会，班会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开得最多的主题班会是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而所有的班会最后都归结为一个确定的结论：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学习，为了父母，为了家庭，为了光宗耀祖，为了争口气，甚至为了自己。最后老师都会告诉我们，我们所有这些关于学习的理由都是非常渺小的，都是应该抛弃的。我们应该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为了祖国的强大而学习，为了四个现代化而学习。连论据都差不多：如伟人那样从小发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个时候每个人都熟悉这句话，以此为榜样，这就是我们思想实际被塑造的真实过程。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它，但久而久之，我也没有办法分析它，更没有可能质疑它，因为，它就在我们最基本的言语当中，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基本伦理，这跟你们可能是不一样的。至少那时，我认为我只能这样想，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怎样想。在结论固定化的教育之下，我们这代人的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关于“人”的概念。关于人生，关于自我，关于生命，这些概念通通没有。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学校也不会给我们进行这种属于个人的“成长”教育。说我们怎么度过人生啊，怎么面对困难啊——只要提到困难就会说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想到我们国家的未来，想到无数的革命先烈，想到那些仁人志士，那这点困难算什么呢？所以，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论证模式就是举例子，举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例子，举几个旧社会奋斗的例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和旧社会的人尚且能够克服困难，何况我们呢？这样困难好像就被消解了。我们就在这种“国家民族大道理”当中长大。

非常抱歉地说，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人生”的道理，或者说从自我人生的角度来谈论问题、设想未来，还是我上大学的前一天。那个时候我要从重庆到北京去上学，火车得走两天两夜，不像现在有高铁一天就到了。那时觉得这趟旅行是件很大很大的事情，整个家庭为此做了一个星期的准备。有人告诉我说这两天两夜的火车你是坐不得的，坐下来你都没法走路了，腿都肿了。那我想也没办法了，懵懵懂懂中就踏上了列车。那个时候也没那么多家长来送，没那么奢侈。你们从本科到研究生都需要有人来送，我只能自己去了。但是我家里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重庆，从来没有坐过火车，还是有点担心。那个时候我父母都忙，就让我的外祖父把我送到火车站。就在我即将登上火车的一瞬间，我外祖父拉着我的手说了一段我现在都记忆犹新的话。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一个人走上你的人生了，你就记住我一句话。”我好奇他要说什么话，结果他说的是：“你以后的生活当中，如果碰到有同学对你好，你要警惕，你不要轻易相信他。”“如果有同学对你好，你要看看他对别人好不好。如果这个人对别人也好，那这个人就是一个可以交往的人。如果相反，这个人他只对你好，对别人就很一般，或者不怎么好，说明这个人有求于你，你就要警惕他。”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撼！就这几句话，其实在现在看来，是多么朴素的，类似心灵鸡汤的，到处都可以找得到的格言警句。但是在那时候，他说的这几句话令我非常震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多少年来我承受的教育当中，从来没有人从自我，从个人的人生成长，从我面临的非常实际的问题等等这些方面来告诉我人生该怎么办。他们告诉我的人生都是很宏大的叙事，都是关于国家、民族的道理，我不可能怀疑这种叙事，但也不能说这种道理就完全解决了我遇到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基础。我们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进入80年代的大学课堂的。这就整个构成了我们读王老师的书的“前理解”，我们的知识准备和我们的思想基础。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自我，也不知道从自我的角度来想人生，真的是这样。

我记得是1985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在北师大的图书馆里面看到很多杂志，那时我也不知道哪个杂志是核心期刊啦，国家认定的啦，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其中有一本杂志叫 《文学评论》，它放在比较方便拿取的地方，我就拿来翻，打开第一页，是《〈呐喊〉〈彷徨〉综论》的上下连载，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王老师博士论文《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核心部分。打开一读，几行字就跳过来了，一下就凸显在了我的眼前，那几句话，直到现在我几乎可以背下来。他说自鲁迅去世以后，围绕着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对鲁迅的理解。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重新来看这样的政治革命的论述，会发现它和鲁迅本身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偏离角。所以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没有办法和我们读鲁迅小说所获得的体验结合起来，今天我们有必要对鲁迅做出一个全新的解释。王老师提出一个口号叫“回到鲁迅那里去”。

就这几句话，真就像一阵大风把封闭已久的窗户吹开了一样，我真有一种莫名的悸动，几乎是不可遏制地往下读着。就在一瞬间，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和你的学业追求，一下就对接起来了。为什么呢？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迅，其实就是以政治革命的论述、以这个偏离角来理解的，这不就是多少年来我们的思想基础吗？原来，我们并没有真正读懂鲁迅，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理想教育不也是这样的吗？那个时候除了围绕统一的论述之外，我们有过自己的独立思想吗？没有。我们的思想已经被教育的结论替代了。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有人还以“回到鲁迅那里去”作为口号，作为一个冲破思想束缚的口号，真是格外地振奋，特别地激动！

所以我当时就拿着笔记本来抄，抄这篇论文，抄了厚厚一大本，连续抄了两个晚上。头一晚呆到图书馆关门，第二天晚上又接着去抄。许多年后我回头来想，这抄的行为该怎么解释呢？如果我需要那篇文章的观点，应该去复印啊！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拿着笔来抄它呢？后来我把我这样的行为解释清楚了：我为什么要抄它，抄的目的何在，抄和复印的区别在哪里？我想抄它表明了不仅仅是我要知道它写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潜在地想拥有这种思想的冲动，我想把这些思想转化为我自己的。

工作以后，我接触到了和我差不多年龄的人，有现代文学专业的，非现代文学专业的，甚至学文艺学的，我们分享了80年代读书的感觉。我发现好几个人，谈到了他们当年读王老师的《〈呐喊〉〈彷徨〉综论》的经历，都大同小异——抄了一大本！我们那代人就这样忽然间都有了思想震惊的时刻。你们这一代似乎没有了，从此以后再难有了。后面我会说这带来了什么。

就这样，我们都有了一个忽然“打开了”的感觉，因为在以前我们完全不是这样一个思维，我们甚至说没有自己的思维。这里关键的不是怎么做学问，不是怎么做学术的问题。那时所谓的“学术”，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为什么要走进学术，因为它带给了我们全新的人生，让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的人生、自我与生命。我觉得从此以后我可以换一个脑袋想问题了，这不仅是为了弄清楚鲁迅，在弄清楚鲁迅的背后是在想我自己。王富仁老师的“突破”也把我们从他人的“灌输教育”中解放出来，把我的人生打开了。

如果说对鲁迅的解读不再遵从过去的政治革命框架，那应该怎么理解呢？他提出了一个概念：“立人”。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我的实现，为了我们人更好地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中国。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冲击就很大。王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文学课，第一讲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下课后，我就跑到讲台前给王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就像在座的你们看完王老师的书有好多困惑一样，我也有好多困惑。但我提问题的角度跟你们今天不一样，我提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是一个非常可笑的问题，你们可能不一定能理解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我说：“王老师，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学习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成为大公无私的人，这与您讲鲁迅以‘立人’为目标，有矛盾吗？”我想今天不会有人这么提问了，你们可能已经不再追问这些“大道理”，不再将社会的“大道理”作为自己必须追问的人生前提，甚至它的存在都与我们个人无关。在现实中，“道理”开始与人生实践脱节，道理只在需要表达的“公共场所”使用，而现实的人生却可以有另外的原则，两者并行不悖。甚至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种“不追问”的平静，一种心安理得的“自由生活”的好处。但是，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却必须要想清楚，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一种能够说服自己的人生哲学。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王老师一笑，说：“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什么是共产主义？当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就是人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个性得到了全面的伸张的一天。”我一下受到了猛烈的撞击，因为，在我们从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主张就是阶级斗争，讲人要斗人，这是它的精华。今天王老师说马克思本来就是为了我们的全面发展，这样一来，马克思表达的东西，和王老师所阐述的鲁迅的追求，立人的理想，就完全无缝对接了。这一下真的就觉得天地如此宽广。

然后，王老师说你要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去看一下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本书是80年代学术界最重要的发现。我当天下午就看了，发现那几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过去，我们的理论根据就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别的思想都是反动的，那么这是怎么转换过来的呢？当然经过了很多复杂的过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马克思，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重新发现和重视。在这里面，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区别于斗争学说的论述。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为了人性的全面的发展，自由的发展。这样，马克思谈论的东西和我们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这些为人的解放，为人的个性解放等思想整个就连接起来了，它不再是一个否定的关系，而是一个连接的关系。我顿时觉得豁然开朗了，鲁迅格外有魅力了，王老师对鲁迅的解释充满了吸引力。

从此，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再是压制我的个性的东西。在过去我们觉得不仅是学术研究，就是整个学习都是在压制我们的个性，是让我们不断地去除私心，不断地化私为公，不断地把小我融到大我之中，谁融得最快，这个人思想就是最正确的。这个时候你不能反驳它，你也不能完全接受它。但是呢，大家都这么说，你也得跟着这么说。同时你能感到这个说法本身对你的自我构成一种压力，因为它是以挤压你的方式，挤压你追求生存空间的方式来完成一个理论的建构。在此之前，我们那代人没有“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是王老师的思想整个打开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了学术研究其实就是自我展开的过程。因为我的生命借助这个方式展开了，这个学术研究不是要我对抗我的生命，不是让我变得渺小，不是让我变成奴隶，而是让我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让我呼唤出了我自己的独立性，呼唤出了我自己的尊严感，呼唤出了我生命的意义。

80年代的学术在今天看为什么还值得留恋呢？尽管它还很粗糙，你说它没有注释也好，没有详细的史料信息也好，通通都不过是对这些技术性的细节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知道了自己不再是奴隶，而是主人，一个人知道了我也有思考的权利，而不是以某个领袖人物的思想代替了我的思想，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对人性的追求可以得到也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它不是一个可耻的事情，而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而且我可以通过挖掘光荣的人性，来解释世界上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我可以与世界上一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直接展开对话。你觉得你的人生多么地灿烂和有意思。这才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啊！

我决定以后一定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从事鲁迅研究。为什么？因为我的人生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价值。我不再压抑了，我觉得我不再盲从那些灌输给我的大道理了，我的学业上充满的是与我生命有关的道理。就像有的老师刚刚发言所说的那样——我们与鲁迅之间也许还有距离，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像鲁迅那样思考和表达情感的人，但是，鲁迅不是与我无关，我再“游离”，也是与我有关的。他的所有表述都跟我的生命有关，这一刻，你的研究对象就不再是僵死的了。他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不断地跟你发生对话。你接触他一次，不是说你就有了研究能力，这些是多么等而下之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接近了他，你的生命在蓬勃开展了，你被点燃了，你的生命被重新燃烧起来了。他就是一个火种，他为你添薪加油了，你一下就觉得人生有意思了。

与生命被点燃这样的宇宙当中令人惊叹的事情相比，什么学术，学术规范，哪个观点正确哪个观点不正确，重要吗？不重要了。首先是你的人生的道路被打开了，你自己可以走你的人生之路了。当然你的人生可能跟鲁迅的人生不一样，跟王富仁不一样，但谁也不会责备你，因为你找到了独立的自我。你也拥有了和另一个独立的自我对话的权利，你也可以与王老师对话了。

我自己写的第一篇文章，似乎预示着一种自我的觉醒。我发现王老师对《伤逝》的论述不能完全说服我，所以我尝试着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伤逝》的，我拿给王老师看。有一天王老师找人传话给我，说你到我家来一趟。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老师家里——我的观点跟老师的不一样，明显是与老师有商榷的。王老师那天好像很激动，他对我说：“自从我的博士论文发表以后，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的意见打中了我的要害。第一个是汪晖，他提出了从生命的角度出发，不能完全从反封建的角度来看鲁迅，应该进一步透视他的内在生命。”他说我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我必须要首先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对政治革命说的反驳，反驳之后才能进入汪晖的时代。“第二个从具体的角度跟我提出商榷，我觉得也打中了我的要害，那就是你这篇。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不是我没有想到，而是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完成逻辑上的自洽。虽然我这样写出来了，但不完全代表我对《伤逝》的全部感觉，所以你这篇文章我同意。”

然后，他说这样吧，你回去再读一遍，把有些文字、词句再疏通一下赶快给我，我替你投到《名作欣赏》杂志去。后来我做了些调整，真的就把它（《〈伤逝〉与现代世界的悲哀》）投到《名作欣赏》杂志去了，在1988年第2期上发表出来了。那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就是王老师本人对这些细节有过自己的考虑，而我从来也没认为我推翻过他的思想，恰恰相反，我能够想到对《伤逝》的不同的研究，是因为我的思考之门是被他打开的。是他的著作将我这样一个不懂得思考的人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的境界。从此以后，我也慢慢知道了学术是什么，学术究竟有多大的魅力。我立志从事的事业可以表达自我，可以直接与我的生命对话，它绝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学术基础是薄弱的，我们这代人，外语未必好，古典文学的基础也不扎实，有诸多的先天缺陷。但是，我觉得唯一一个让人觉得踏实的地方就是“我为什么需要学术”的这种基础是可靠的，这种思想基础简直是无比地牢固。牢固在我觉得它跟我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它是我生命的展开，不是我为了完成任务，不是为了获得学位，不是为了获得老师的一个表扬，不是为了发表一篇CSSCI或核心期刊，那些都是不重要的。它使我的生命展开了，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个思想到现在对我影响很深。包括我现在看到我的学生里面有的在抱怨学术过程很艰苦啊，也不能带来很多实惠啊，还不如自己中学时候考得不怎么好的同学啊，他们早早工作了，早就有房有车了，回到老家去都是他们的车来接，而自己读到博士了什么都没有，觉得自己无脸见人，觉得自己被人嘲笑，博士了还不如人家。

凡是我听到这样说的，我的心里都大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他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好，那就是你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要想清楚，这一步本来就不可能给你带来你所期待的那些。在今天这个时代，当医生和当律师之类，可能更可以给你带来你所需要的财富。学术，尤其是文学的学术，它本来就只能给你带来别的东西，它无助于增长你的家庭财富，给你更多的是无形的精神的滋养，人生的启迪。当然，也只有你自己需要的时候，这些滋养才有价值。

庆幸的是，经过了理想荒芜时代的空虚，我们可能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足以“立人”的学术，至少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因为这个过程完全展开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这个专业，它破解人生，给我们好多答案。人来到这个世上，除了物质财富之外，还有一个快乐就是活得明白。我再不能为别人所欺骗，再不为别人的一句话所轻易带动，我得有我自己的头脑，我得有自己的思想。通过学文学，你与有智慧的人在一块。你买书就是把他请到你家里面去了，你书架上那么多书，相当于你同时请进了千万个文学大师，千万个有智慧的人，你翻阅它们，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一起喝茶聊天。跟他们在一起，充实了你自己，你不觉得人生很快乐吗？另外的人追求财富，追求高的社会地位，不也是想最后获得踏实感吗？我们也许没有这些财富地位，但坐拥书城和这些丰富的人类思想不也觉得很踏实吗？这样来观察，你就觉得80年代王老师他们这代人所给予我们的最大启发还在人生的境界上，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也要反过来说，随着1990年代的进入，其实我们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我们都处于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拥有了吃喝玩乐的权利。我们从小就是在艰苦朴素当中长大，以至于今天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某种习惯。我们到台湾去，跟我几个学生，他们去参加研讨会，我也在那。他们说贵啊，吃饭钱不够，他们几个小孩在那说。我说你们一顿吃几个菜，他们说那起码点三个菜啊。我说你点三个菜，我和康老师两个人凑在一块点两个菜。这是一种本能。为什么呢？就是从一个非常艰苦的年代过来，人会对这些东西很收敛。

而在座诸位，可能更多的时候，你们的父母一定是以你们为中心的，从你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以你们为中心的。王富仁老师有一篇文章，值得大家看一看，叫作《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其中特别讲到了独生子女给中国一代人的影响。在过去，不是独生子女的时代，我们一个人有兄长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这就是一个社会啊。你从兄长、姐姐那儿，自然地获得一种照顾，同时由于你下边还有弟弟妹妹，你自然得照顾他们。你既要被别人照顾，又自然知道要照顾别人，你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这就是我们的常态，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后来我们有了独生子女政策，整个家庭，不是一个家庭，是几个家庭都以你为中心，你永远都是中心。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照顾你。其实这个世界哪有这么多的 “本来”啊？你凭什么要受到这个世界的照顾呢？你的父母凭什么要照顾你？其实被照顾都是我们获得的恩惠，但是久了以后我们就忘了这一切。我们安然享受着这一切，同时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这就是1990年代消费主义时代给我们造成的假象，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没有任何压力的时代。

我们这代人成长，总觉得社会不断地在挤压我们，它让我们没有思想。所以我们读鲁迅，读王老师的书觉得找到理想了。找到了理想，是文学给我们的一种恩惠，感恩文学，文学让我们感到很亲切。今天我发现很多研究生他们畏惧文学，厌倦文学，读的是文学专业研究生，却厌倦文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觉得这给了他压力，压力在哪里，他要完成论文，发表论文，还要完成毕业答辩，还要讲学术规范。觉得这些都是压力，处处是压力，觉得人生没意思，生活本来是很自由的，反而给他不自由了。这跟我们当年的感受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是生活给了我们很多压力，我们在文学里面找到了自由感。今天好像是只要离开文学，怎么玩都是很好玩的，进入到文学当中就是不好玩的。这是非常荒谬的，其实文学这东西才是给我们真正的自由的。你以为外部世界给了你自由，那完全是一种假象。

我问一个学生，你觉得自由是什么？他说今天不是很自由自在吗？我想到北门就到北门，想到东门就到东门，没人拦着我啊。我说你认为这样就是自由吗？你就这样轻率地使用“自由”这个词语吗？这个词语在多少人那里，是用血写出来的。就像姜飞描述王老师那样——他是什么什么样的抗议者，他是什么什么样的英雄——你知道这两句话背后的分量吗？这一代一代人为了思想的自由，为了争取人的权利，他们付出了多少，你只看到表面所构成的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王老师那一代人也远远没有完成，但可怕的是你已经感受不到了，你生活在一个幻觉的自由当中，你生活在一个抽象的自由当中，你觉得文学不再是你生活的必需品，我觉得这是1990年代以后最可悲的一点。觉得我们可以自由地谈论很多问题，其实你关心的与你的生命真的不是那么有关系，你经常抱着好多无用的东西，你抱着芝麻，你把芝麻当作西瓜。这就是我觉得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最大的一个失落。

今天国学泛滥，但我觉得没有比国学泛滥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更大的了。许多人把国学当作实用主义来利用，当作心灵的鸡汤来施舍，把孔子当作压迫人、打击人的工具。谁想过了，孔子如李零老师写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感觉。孔子没人理他啊，他有一腔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周游列国，没人理他，他承受了多大的孤独，承受了多大的不理解。今天谈国学，有多少是从这样一个生命的角度来谈孔子的？都说中国文化失落了，失落在哪里，失落在五四，失落在反传统身上，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五四，就没有今天，五四不是破坏了国学，五四是重新拯救了中国文化。没有五四重新激活了对生命的关怀，哪有今天的人从容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王老师说的新国学，其实就是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判断：任何学术，必须跟当下的生命有关。与当下生命无关的学术不是学术，没必要看它。古代文化到今天还值得我们研究，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生命有关，如果它无关，它早就死了。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宏阔的建构，直接指向了我们的生命，连通了我们的心灵、内在的精神和追求。但是后来更多东西破坏了它，我们的胃口被败坏掉了，欣赏趣味没有了，所以很麻木地在看待这个世界，不知道王老师他们这代人做了多么重要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个事情没有完成。今天这一切，有关人的自由、权利、理想与信仰的问题到今天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而我们恰恰没有意识到，我们以为可以纯粹地搞学问，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为学术而学术”的环境，其实很可能不是这样。

我记得有一次王富仁老师到某大学去做讲座，当时海报上写的是七点钟开始，但是王老师并不知道，我们陪他的人也并不知道。那是他们单位贴的，他们单位的领导陪着他吃饭，吃到大概七点二十才走过去，过去都七点半了，但这一切谁都不知道啊。到中间提问环节的时候，站起来一个学生，据说是在他们学校平时很爱读书的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今天要提一个问题，我首先要说一个前提，鲁迅先生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我今天七点赶来听讲座，你们七点半才来，我的半个小时的生命就被你浪费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讨说法”！接着提出了他的问题，说你刚说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说它的不好，说它的缺点，生活在中国，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祖国呢？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传统文化呢？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还有没有感情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些尖锐的问题。

不是说他的这样一些问题提得不对，而是我坐在下边听到学生提的这样一些问题，觉得很悲哀。第一个悲哀之处是他永远以自己为中心，他不试图去想如果别人迟到了，有没有什么原因。而且你要清楚，这个讲座没有卖票啊。如果我来回答他，我就说如果我的讲座卖票了，收了你的钱了，你应该享受七点钟开始的讲座，那我一定退钱或是打折。这是一个公益讲座，是自由的，你觉得等不及了，你还有别的事情，你完全可以随时离去。没有人说进了我这个讲座大门，门一关，谁都不准走，没有啊。没有人强迫地把你钉到这个地方让你听。这也是为人的一个原则。你觉得时间耽搁不起，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走。你自己愿意呆在这个地方，也不询问一下为什么，就以自我为中心。

第二个我感到很悲哀的是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刚才读了姜飞老师对王老师的评价，其实姜飞跟王老师之间并没有私下的太多的接触，在王老师去世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我把他写的追悼转到了一个群里面，姜飞看见了，马上就回了我一条。我说凌晨两点我们还在对话，今天五点钟你就回我了，姜飞说，哪里睡得着啊！其实你想想，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没有太多私交的人，就是给他写了一个序，那他为什么睡不着呢？其实就是背后有一个超越私人的基于公义的东西，离不开一个“公”字，就是今晚离开我们的这个人身上承担了中国文化及中国人很多宝贵的东西。这个人的离去是我们共同的一种理想的失落，一种伤逝，他是在哀叹自己的生命。只有到达这一步的时候，你的情绪的抒发才能像他的文章那样写得那么真挚动人。如果你考虑到这一层，你想这一批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怀着无比深切的关怀呢？

王老师论证的是为了个人的全面的发展，他可能不会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一种表述方式了；但是，你会看到，在对“个性主义”如此维护的背后，依然是一种非常广博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和对公共性事物的关怀。如果你多一份这样的理解，你就不会觉得他在不负责任地抨击中国文化的缺点。

为什么新一代会得出这种结论？这中间夹杂着一种无言的隔膜。大家能体会我的意思吗？就是两代人之间思考问题的方式发生错位了。当然，每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思维方式，有自己不同的结论，可能这也是人类文明的常态。但是我说的悲哀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产生的错位却是与1990年代以后历史的某种扭曲为前提的，甚至是以1980年代那种尊重自我的启蒙文化传统的丧失为前提的，以破坏1980年代最宝贵的信仰认同为前提的。消费主义的时代到来了，其实这个时代不再是增长了对自我的追问和思考，实际上增长的是一种自私自利。大家一定记住，自私自利和启蒙运动的“自我”观念是两回事情。我们是在一个自私自利的时代无所顾忌地举着“自我”和“个性”的旗帜，这才是很悲哀的。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太分得清什么是个性和自我了。1980年代稍稍展开了一点“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个性”这样的思考，但这个思潮很快就被淹没了，在历史的大潮当中淹没了。今天读王老师的著作，可以看到他那种持续不衰的反省力、批评力，他启发我们，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自己保持批判和反省。只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才能真正地有收获，有成长。

【责任编辑 穆海亮】

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