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帮沉浮：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

龙在宇

明清时代，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陕棒槌、徽骆驼、晋算盘”。三大商帮中，陕商个性耿直，徽商吃苦耐劳，晋商精于算计。

如 今，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商帮出现在明清时期。明代以前，中国有商人，却无商帮。

为何商帮会在明代出现？要回答这个疑问，我们不妨从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峰的故事说起。明王朝实行“食盐开中”政策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陕西人运粮换引，行商天下。谁是第一个运送粮草去边关的陕西商人，如今已不可考。于是，在明朝初年从运粮换引中发了大财、而后又远赴扬州经营盐业的富平商人李月峰，便被许多人推为陕西商帮开山之人。

商人成帮

当年，靠着给边关运粮掘到第一桶金的李月峰面临一个难题——力量单薄，人手不够。李月峰供应着陕西定边最大的军营柳树涧堡1084名军士，374匹战马的粮草所需，动辄千百石粮。仅靠一家之力，已吃不下这块大饼。

有钱大家赚，李月峰决定动员亲戚乡党，一起走上运粮换引的道路。他联合同县盘石村石家、韩村李家等，进行合伙经营。每家各司其职，负责不同的工作环节。赚到钱后，根据之前的约定共享。

从李月峰一人经营，到联合乡党“益治边事”，以集团化经营为特点的商帮走上历史舞台，延续五百余年。

紧随陕商脚步的便是邻省的山西商人。眼看陕西人发财，山西人打起了用粮换引的主意。陕商有老天赏赐的八百里秦川沃野良田，晋商就辛苦一点，去买粮换引。山西商人越过太行山，去山东购得粮食，再折返运往边关，最终也拿到了价值连城的盐引。

陕西、山西地理相近，素来有秦晋之好的佳话，在明代，山陕商人也时常携手合作，被时人称为“西商”。由两省商人合建，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便是他们精诚合作的写照。不过在明亡清兴的血雨腥风中，陕商与晋商做出了不同选择。

晋商与满清贵族的关系素来紧密，清朝定都北京后，招八大晋商至京，封为大内皇商，以表彰他们多年来的贡献。陕商坚持反清复明，坚定地支持史可法在扬州抗击清军。扬州被屠城时，那些常年在扬州经营盐业的陕商遭遇浩劫，被杀得溃不成帮，最后只能“弃淮入川”，把盐业生意的重心转到四川。

清乾隆25年，陕商在四川自贡建造“西秦会馆”时，用了一副对联——钦祭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从这副对联就能看出，陕商对于清廷的抗拒态度。

三足鼎立

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扬州时游览瘦西湖，船到五亭桥畔，随口说：“这里多像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啊，只可惜差一座白塔”。第二天清晨，皇帝开轩一看，只见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身旁的太监跪奏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

一夜造白塔的，便是扬州盐业总商，徽州人江春，字广达。江春贿赂乾隆左右，请画成图，然后一夜之间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推成白塔。江春的这番举动，也获得了丰厚回报。此后，乾隆诰授盐商江春为光禄大夫，正一品，并赏戴孔雀翎。位高权重的两淮盐运使离京赴任时，乾隆还会面授机宜：“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身为商贾却成为一品大员，在整个中国历史可谓空前绝后。就连那个赫赫有名的徽商后辈，号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最高官职也不过二品。

从江春到胡雪岩，徽商与官场的关系，总令人津津乐道。追溯徽商的发家史，更与朝政大局息息相关。

得益于食盐开中政策，山陕商人垄断盐业生意近百年，但盐的生产由国家垄断，生产效率不高。很多商人拿到了盐引却换不到盐，不能卖盐就不能回收资金。盐引不断积压，使得商人对这个制度失去了兴趣。

明朝弘治年间，安徽籍户部尚书叶淇提了个建议：与其按现行的制度换盐引，不如直接让商人拿钱买盐引。为了简化过程，可以让商人组成总商。比如说，全国范围内允许8个总商，国家把盐引卖给8个总商，总商用巨额资金购买盐引后，再把盐引零售给分散的商人。这个叫折色制。

两淮的盐大多在安徽，提出折色制的又是安徽人叶淇，况且徽州人重视教育，通过科举考试，徽籍官员的势力不可小视。正是凭借这几层因素，在山陕商人之后，徽商开始崭露头角。

或许是掘到第一桶金的方式不同，山陕商人与徽商的经营理念也大相径庭。那时候商人有会馆，有祭拜的对象。山陕商人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徽商强调条件允许的话，家族子弟一定要去参加科举考试。

商帮争斗

明清时代，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陕棒槌、徽骆驼、晋算盘”。三大商帮中，陕商个性耿直，徽商吃苦耐劳，晋商精于算计。数百年来，商帮之间的竞争，早已不局限在经济领域。

扬州是全国盐业的中心，更是三大商帮必争之地。明代初年，明廷为了褒扬山陕商人在边防建设上的功勋，特许流寓扬州的山陕商人子弟在扬州盐运司官办的“府学”就读，并特批七个名额，准许山陕子弟在扬州参加科举考试，不必回家乡举业。这项殊荣，使山陕商人的子弟获得了便利的科举条件。明万历年间，陕西三原商人温朝凤之子温纯，就是在扬州科举考试，考上了状元，后来官拜工部尚书。

徽商在扬州是后来者，无法享受这一殊荣。徽商子弟必须回故乡参加考试，令他們耿耿于怀。明代崇祯五年，徽商花重金买通巡盐御史，上疏求建运学，允许流寓商人的子弟均可入学就读，并获得了皇帝的批准。山陕商人闻讯后，认为府学是朝廷对自己人的特惠，他人不得浸润余泽，便 “喧哗于运司”，制造了一场轰动朝野的群体性事件。最后，朝廷迫于压力，否决了这项提议，决定一切照旧。

到清代乾隆年间，徽商在扬州已是势力熏天。他们旧事重提，并由乾隆特批在扬州运学增加四个名额，允许徽商子弟就近入学科举，徽商的百年愿望才得以实现。由此，可见陕晋徽三帮商人竞争的激烈程度。

尽归尘土

陕晋徽三家之间争夺不断，但遭遇外敌时却又不自觉地联合起来。以至于在三大商帮主宰中国商界的数百年间，其它的中小商帮始终难有出头之日。

清代，河南的中原商帮异军突起，其领军人物康应魁打算挑战一下三大商帮。当时，三大商帮在泾阳设立商号，控制了棉花采购，彼此争夺不断。康应魁瞅准时机，携巨资来到泾阳，发起棉花收购大战，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棉花。内耗不断的三大商帮一时手足无措，康应魁大获全胜。

很快，三大商帮发起反击，他们达成攻守联盟，约定所有船只不得替康应魁运棉花。谁帮康家运棉，就是商帮公敌。康应魁虽囤积了大量棉花，却苦于运不出去，只能一把火烧掉。后起之秀向传统豪门的挑战，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有学者认为，商帮抱团取暖无可厚非，但一味排外又导致了固步自封。而且商帮之间的关系也很有意思，没有外敌时，陕商、晋商斗得很厉害，一旦徽商介入，山陕商人又结成联盟。在遭遇新势力挑战时，传统的三大商帮往往又会相互支援。

商帮之间合纵连横数百年，直到清末，终于迎来尘埃落定的时刻。光绪9年，徽商领袖胡雪岩身败名裂，阜康票号倒台的消息传到山西。票号东家拍手称快，庆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动，山西票号今后可以独占全国。但他们没料到，胡雪岩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号垮台的进程。阜康亏损了八千万银两，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抢兑现银的风潮，山西票号在这股强大的风潮之中飘摇不定。

谈及商帮的衰落，学界普遍认为，诸如陕甘回民起义、辛亥革命，或是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等，都是外因。真正的内因是，商帮原本架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之上，面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冲击，小农经济尚且土崩瓦解，商帮又岂能幸免？例如风云一时的票号，当货币发行体系迎来真正的变革，纸币彻底取代白银，票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