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布票的那些事

吕斌

布票是从1953年到1980年代初供中国城乡人口购买布匹或布制品的一种票证，是中国对布匹购销实行统一管理及保证布匹按计划供应所采取的一项措施，1953年开始实行，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部门印发。跨地购买时，到指定地点兑换异地通行票证。特供军用的布票由国家统一发放，可在全国通用。布票的单位一般有：1寸、2寸、半尺、1尺、2尺、5尺、10尺等。布票是购物的凭证，本身不含价值，不许买卖流通。布票是商品短缺形势下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布匹供应日趋丰富，布票随之取消。

一

较早的布票叫“棉布购买证”。如江西省1954年发行的“棉布购买证”，很像邮票中的小本票，外面有包皮，里面是票证。票面印有名称、数量及存根等，购买棉布时把购布证裁掉，留下存根。

布票称谓各异、名目繁多、品种丰富： 50年代初发行的布票称为“棉布购买证”、“购布票”、“购布证”等； 60年代初称为“布券”或“布票”，其后统称“布票”。除了普通布票外，还有军用布票、特种布票、化纤布票、辅助布票、临时布票、鞋面布票、奖售布票、“棉絮票”……票幅最大的是50年代江苏发行的“拾市尺”布票，长宽6.4×5.5厘米；票幅最小的是80年代新疆发行的“叁厘米”布票，长宽仅4.0×1.6厘米。布票也分面额成套发行，一套枚数最多的是“上海市第一商业局”1961年发行的布票，共11枚。除“军用布票”由国家商业部发行以外，各地布票均由各省市自治区商业厅 （局） 分年发行，没有全国通用布票。

布票的设计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文革”前主要以“工农业生产”、“发展水利”、“五谷丰登”、“三面红旗”为主题；“文革”期间则以“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林彪题词”、“向日葵”、“红太阳”、“三忠于”、“工农兵”等为标志，多数印有毛主席语录，具有浓郁、鲜明的政治色彩；“文革”后的布票则较为“朴实”，没有更多文字和图案。也有一些设计精美、图案丰富、欣赏和收藏价值较高的“佳作”。

贵州省1982年发行的成套竖五联布票，全张长宽13.0×5.2厘米，面额共为15.7尺 （即一丈五尺七寸），此为本省城乡居民一年的购买定量。其中玖市尺、伍市尺、壹市尺、伍市寸、贰市寸各1枚，單枚票幅相同，长宽5.2×2.6厘米，每张布票左边都有副券，注明“剪下副券作废”，盖“贵州省商业厅”圆章。彩色印刷，5枚布票共5种颜色，设计有精美的图案，玖市尺、伍市尺、壹市尺三枚描绘有省会贵阳市标志性古建筑“甲秀楼”的雄姿，伍市寸、贰市寸两枚则刻画了贵州著名水电站“红枫湖”大坝的风采，既具有地方特色，又是区分“尺”与“寸”的标准。其独特的设计和印刷，与粮票相比毫不逊色，所以受到众多收藏者的青睐。

二

每年的年初，城乡居民凭户口本，按照人口领取布票，一年只发放一次，每个人口有数目限制，在1960年、1961年最困难阶段，每人每年1.6尺布票。农村户口在大队领取，乡镇居民在单位或者街道领取。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了布票的重要性，没有布票，就买不了布，做不成衣服。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年穿打着补丁的衣服，对布票愈加重视和珍惜。我小的时候，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没穿过几件新衣裳，都是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而且是补了又补，身上的补丁错综复杂。只有过春节的时候，偶尔换上一件或一身新的，每次母亲做成新衣服，让我们孩子穿之前，都在屁股和膝盖处补上补丁，因为这两处最容易磨损，在新裤子的这两处打补丁，是防患于未然。

我们村一个刘姓人家，因为孩子多，日子困难，每年过年，七八个孩子只有三四个小一点的孩子能换上新衣服，她们穿出来的新衣服，全用补丁包裹着，怕的是新衣服过早地被磨破。

一身新衣服穿两三年。平时，只有两身旧衣服，冬棉夏单，一身棉袄棉裤几乎从深秋穿到立夏，穿脏了破了，到夏季农闲时，母亲再拆拆洗洗，缝缝补补，然后把旧棉花择巴择巴重新絮上。家家都是如此，谁也不笑话谁。

夏天的衣服好将就，孩提时光屁股，幼儿期小兜肚和小裤衩，等到七八岁上学时，家庭条件好点的或许能穿上一身新衣服，但大部分孩子多的家庭，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一个接一个，直到破得不能穿了为止。而那些年长的父母们，艰苦朴素一辈子，节衣缩食，生活俭朴，过年从来不做新衣服，信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美德。实在不能穿了，也舍不得扔掉，还得把它拆洗后打袼褙做布鞋的鞋底。所谓的袼褙，就是用白面煮成浆糊，把破旧的衣服剪成布块，用浆糊黏连成一整块厚布，这种厚布可以做成布鞋底子，鞋底子要用麻绳降住，俗称纳鞋底。农村女人一年里要拿出很多时间纳鞋底。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况且布票和棉花票有限，人人都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那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如果衡量一件衣服的好坏，不是看穿的什么布料，什么款式，而是主要看针线活的粗细和手工的灵巧，就是补丁，也是看谁补得更合理，更有美感。

布票和棉花票一年一发，用完了就得等下一年，每年发的数量都不一样。1980年代发的布票较前些年多一些，每口人23尺半，之前最少的一年，是每人二尺半布票和二两棉花票，就这点布票，别说做大人衣服了，即使小孩子做一身也不够啊！可怜兮兮的几尺布票，只能全家合起来做一两件衣服，给急需衣服的大人穿用。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情急之下，那些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们，到供销社或者镇子的商店买几块不要布票的大手绢，一针一线地缝在一起，其中两块手绢做前后身，给孩子们做成半袖或坎袖。有的买商店里卖的书兜，有的到商店买大枕巾，还有的买腿绷 （绑腿带） 的，凡是不用布票的都可以买回来，自己裁剪并缝制成孩子或大人的上下衣，以解燃眉之急。不要布票的布料都是次等织品，特别薄，不结实，穿不多长时间就破损，就得补或者换，让本来就很紧张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

人们的服饰需要布票，晚上睡眠的被褥也需要布票！可我们小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床被子的，特别是小孩子们，两三个孩子盖一床被子，冬天冷，睡到半夜三更，你拽过来，他抻过去，因为盖多盖少经常打架，父母亲要经常为孩子盖被子多少而劝说，我的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争着不足，让着有余。可我那时候常觉得已经让着了，还是没有余，我总认为哥哥盖得多，哥哥总认为我盖得多，很多个夜晚，我和哥哥都是在争取多盖一点被子而争吵。

如果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能铺上一床褥子，那简直是件奢侈的事。大部分农家子女只有结婚时才有资格拥有一套新被褥。有些年迈的老人，一辈子没睡过褥子。我们家养羊，年年夏天剪了羊毛，请来毡匠擀成毡子，睡觉时铺在炕上，家里只有一床毡子，由父亲铺，我们孩子没有这样的条件，都是睡在炕席上，我非常眼热父亲铺的毡子，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睡上羊毛毡子。直到我升上高中，要去学校住宿，母亲认为我到学校还睡炕席太可耻，就跟父亲做工作，把父亲睡的羊毛毡子让我带上。

有的人家不是买不起布做褥子，而是布票和棉花票奇缺，没有布票，有钱到商店也买不来布！有些男女坐在一起插科打诨，“晚上脱得溜光睡在炕上，早晨起来满身的炕席花子印，多年的被子死嘟噜烂沉的，压得一辈子翻不过身来”。

的的确确，一家几条破被子得年年拆洗，因为没有被罩，大多数人又没有内衣内裤，时间久了，被里子脏得就像铁板一样，既脏又不暖和。

三

有时布票比人民币还贵重，在我十几岁时，到村外的山上刨药材或割麻黄卖两个钱，想扯几尺花布做一件衣服，但没布票干着急。有一年，邻家的大嫂给了我五尺布票，乐得我手舞足蹈，赶紧吃点午饭，连跑带颠地去四里外的供销社，花了两元多钱买回五尺布，让母亲手工缝制一件便褂，穿出去美了好几天。我曾穿过腿绷做的草绿色裤子，也曾穿过母亲的青布上衣改成的夹袄。我们50后的同龄人，从小没穿过内衣内裤，冬天裸穿棉袄棉裤，大家都生过虱子。

更为困难的是儿子多的人家，等儿子十五六岁以后，做父母的就开始积攒布票，给未来的儿媳每年攒一身衣服或一条被面和被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方订婚一般向男方要八身衣服和两套行李，也有少要的。而一身衣服的统一标准是七尺裤子八尺袄，不管个大个小。有的人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布票，就四处张罗，甚至挨家挨户地讨要。好在乡亲们仁慈善良，遇事相互照应，只要人家张口，大多都施舍个三尺五尺的。后来，渐渐地形成一种风气，凡是给儿子娶媳妇的，没有几家不采取这种方式的。就像现在随礼一样，礼尚往来。

由于布票奇缺，老百姓买布料专拣结实耐磨的买。比如劳动布，蓝色的又厚又硬的粗布，带斜纹的哔叽，咔叽等，条绒既结实又好看，但它除了布票外，还要凭证供应，每人只发8寸的鞋面布。不少人家说媳妇，给一身条绒的话，就得多家亲朋好友帮忙，把鞋面布凑成衣服。

爱美是人的天性，当那些少男少女们长大成人后，都梦寐以求地想拥有一身条绒衣服，我也不例外。在我15岁时，终于托关系走后门买了一條青色条绒裤面，后来条绒放开了，我又买了一件黑色的条绒面料，不远十几里，坐着毛驴车到我所在的阿鲁科尔沁旗所在地的天山镇被服厂做了一身条绒衣服，高兴得几宿睡不着觉。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出门入户或逢年过节时才穿几天。当时觉得可时髦了，走到哪都神采飞扬的。想当年，我们村的年轻人，大多都有条绒衣服，只是个别特别困难的家庭买不起。

正当闭塞的农村人以穿条绒衣服为荣时，1970年的春季，镇中学的部分学生去我们村下乡锻炼，他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穿着一种青颜色的条绒裤子，这种布料有个特点，比别的布料沉，裤裆往下嘟噜，显得裤裆大。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编了两句顺口溜：“鲍家店，鲍家店，大裤裆，真好看。”气得我回应他们两句：“镇上中学小街溜，瘦腿裤子勒腚沟。”哈哈，真的很搞笑，太老土了。

四

1975年我高中毕业，因为不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考大学，我回乡劳动。天天跟着社员上山干活儿，需要穿得体面一些，母亲想给我做一身衣服，但没有布票。已经出嫁的姐姐知道后，就把姐夫穿剩下的一件上衣给了我，那是一件劳动布做成的衣服，布料厚，结实耐磨，之所以姐夫不穿了，是因为肩部磨出了两个窟窿，下摆也破损了，母亲从旧衣服中找两块好一点的布，把肩部补好，下摆弯回去一条，缝合上。我穿着特别高兴，那是我从小长大穿的最好一件衣服。

因为我高中毕业不再念书，参加劳动，贫困一生的母亲觉得家里添了我这样一个劳动力，能挣工分，日子看好，就想奢侈一次，买一双不要布票的好袜子穿，不要布票的袜子价格贵，一般的人家买不起。母亲脚小，供销社适合她穿的袜子实在太少了，只好花两元多“巨款”，买了一双草绿色的小袜子，拿回家，我们都为这双小袜子的昂贵而惊叹。母亲一穿，才发现它贵得有道理，原来它是一双能伸缩的弹力袜子。我们家的人第一次见到这种变形袜子。母亲试了几遍都嫌大，只好转让给我这双大脚。大约它的来历给我刻下的痕迹太深，经历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它已经千疮百孔，我补了又补，坚持穿了十几年。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考上了赤峰师范学校，当时家里供我读书十分艰难，我连饭都吃不饱，整天饥肠辘辘，更别提衣裳穿得好一点了。放学时，母亲想给我做一身衣裳，却没有多余的布票，姐姐把穿剩下的衣裳给我两件，因为是女式衣服，到了学校，同学们都问我是否穿错了衣服？我非常不好意思。一次，我给在基层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大姐写信，说了缺衣裳穿的窘境。大姐就给我邮了一件淡青色的混纺棉线衣。那是我有生以来穿上的第一件国家产的豪华衣裳，我拿到线衣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以后的岁月里，穿和洗它，我都分外珍惜和谨慎，它也奇迹般地没大的破损，直到好些年我还保存着它。

1979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山村中学当教师。挣了工资，加之为人师表，需要一个体面的行头，母亲把家里省下来的布票给我，又到分家另过的哥哥家要了几尺布票，我就到镇子里的商店买一件白的确良衬衣，这是我脱贫致富甩掉家产衬衣穿上的第一件国产衬衣。这件衬衣质量特佳，穿了十几年，没打一块补丁，只是领子上边磨破了，我就找人把领子翻了过来。有人看了我这件衬衣的领子奇怪过：磨着的地方没破，磨不着的地方怎么破了？

赤峰北部的冬季特别冷，我从小没有过一顶像样的皮帽子，戴过的羊皮帽子都没有布面。1981年的冬天，我听别人说，邻近的通辽市卖一种羊皮帽子，有布面，且不要布票，我托人到通辽市买了一顶纯羊皮面的人造毛帽子，这顶帽子最时髦之处是有布面，而且不要布票。这种坦克式帽当时很时兴，我戴着很满足，每到冬季我就戴它。1982年我所任教的中学离家10公里，冬天去上班，遇有风天，风吹得脖子又痒又疼，我需要一条围巾，可是家里又没有布票买布围巾，有人戴着一种近似布围巾的线脖套，询问得知，这种围巾不要布票，我就买了一件线脖套，它虽然不好看，但戴上和取下方便，又能严实地遮住脖子，很实用。

因为布票的短缺，尽量买不要布票的用品，有时候，不要布票的布品比要布票的用品贵，也只能买不要布票的布用品。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好转，不要布票的用品渐渐增多，价格也和要布票的生活用品差别缩小，买不要布票的用品不再是难事。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确良、尼龙、涤纶等化纤产品相继上市，才逐渐缓解了票证购物的紧缺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民生带来的巨大变化，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永远地离开了中国的流通领域，中国从此彻底摆脱和告别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票证时代。

（选自《文史天地》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