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纪年Ⅱ（七）

黄达

撤至广灵

华北联合大学要立即撤离张家口！

记得财经系在传达学校撤离的命令时，要求立即做好转移准备，第二天清晨出发。

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异常平静，并不恐慌，好像听到的是一个完全在意料之内的消息，只是多少感到有些突然。的确，上共产党办的华北联合大学，也就等于在国共之间选定了站在哪一边；既然选定共产党这边站，学校要撤退，跟着学校撤退就是了。

应该说，大家的精力立即集中到作准备。作为学生，所谓准备，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分为两部分：想要带走，而一个背包和一个挎包可以装下，并且估计凭自己体力能够背起来行军的部分；其余部分舍弃——没有人给你保管。

被子，一定要带；晋察冀公安管理处招待所小于同志咬咬牙照顾给我的小褥子是不是这次就舍弃了，或只把棉絮掏出舍弃，记不清楚了。衣服，本来没有几件，除去一身毛衣是绝对不能丢掉的（那时，在共产党的根据地，什么地方卖毛线衣，不知道，更主要的是没有钱买），其余总不能不舍弃一部分。鞋，除脚上穿的，还必须再背上一双，这是行军的必要保障。自己的笔记本不能不带，一些歌篇不能不带——那时我已经被选为系的文娱委员。知识分子最难以割舍的是书。虽然入学后，学校没有发几本书，但背包、挎包里还是放不下。而且把想要带走的统统背起来试试，背不动；减几本书试试，还是背不动；不得不再割舍，直到背得动为止。第二天，早早就出发了。那时，学校的各院、各系，是分别独立行军的。财经系是一个独立行军单位；至于其他单位何时出发，走的是什么路线，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也不准打听。

背起背包、挎包，告别了东山坡。那是离开后一直魂牵梦绕但六十多年后重回旧地却一点遗迹再也找不到了的地方。从张家口坐火车到宣化，住在宣化师范学校。印象里校園很宽敞。不知是假期，还是什么原因，没有看到学生、教师，寂静得出奇。

次日上午，通常是在九点钟前后开饭的早饭（每日两餐的早饭），不知为什么推迟到十点钟以后。出发已近中午。今天的宿营地是哪里，在那时的行军中，领队是不告诉大家的，大家也不打听，这是纪律。

行军二三十里，很快感到背包太重了。能背起来，能背起来走个几里路，如从东山坡走到张家口的火车站，从宣化的火车站走到宣化师范学校，这是一回事。而长途行军，那全然是另外一回事。沉重的背包，在走过一二十里、二三十里后，背包带勒得肩痛，长时间的负重使得腰酸、腿酸。开始是咬牙坚持，坚持一段之后，不能不靠在路边的树上、墙上喘一喘气。大队休息，十几分钟，可以放下背包；但重新背上背包，腰腿已经僵直，要咬牙坚持一段路，僵直的腰腿才能再活动开。

走了大约四十里左右，我们有二三十个人，各小组的人都有，自然形成了一个小队。一小部分同学比我们走得快，大部分比我们走得慢，但快的、慢的，距离都已经拉开很远，前后已经看不到人影。我们这个小队在一个小庙里休息时，助理员张卫华与我们在一起。面对已经颇为疲惫的我们，他说，快到了，坚持就是胜利，说完他就先走了。在他的鼓舞下，精神的确振奋了许多。大家走出小庙十来里，没有看到目的地；又走出十来里，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时已经日落西山。不只是疲惫，在小庙休息时开始感到的饥饿，越来越难以忍受。助理员给我们的精神鼓舞早已荡然无存。然而，只有前进，否则既没有住处，也没有饭吃。不太记得又休息了多少次，先前到达的同学返回迎接我们：快到了，前面就是目的地深井堡。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深井堡”，这个名字不知记得准不准；距宣化有七十里路程，则印象极为深刻。当时也不知道它的方位，查对今天的地图，在宣化西南有个地名，叫深井，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先到的同学已经号好了房子，做熟了饭。吃了饭，立即睡了。第二天醒来，听说最后到达的女同学，已经接近午夜。

后来的经验，连续行军，没有特殊任务，像青年学生，以五六十里为宜，而且背负的行囊要轻重得当，特别是开始的第一天不能走得过远。然而，没有行军锻炼的我们，头一天，是能够背得动的尽量背，并且走了七十里，不能不吃尽苦头。想到，打前站的同学，和旁人一样，要靠两条腿走路，要背自己那份行囊，但还要号房子，还要在住宿地与当地干部交涉解决做饭的粮食、柴火问题，还要返回原路迎接掉队的同学……内心的感佩油然而生，自愧弗如。

但这时大轻装，在老乡家里乱丢东西，影响不好。只能舍弃一点，更主要的是缩短每日的行程。有了第一天的教训，后几天的行军还是顺利的。从深井继续向西南方向行进，可能是四五天，也许是六七天，抵达华北联合大学的暂时驻地——广灵县的西加斗村一带。这时，才知道，有的院系已经先期到达，分别住在附近的村落里。

广灵处于晋西北，有一条相当富庶的大川，还有相当部分的深山地区。听到过深山区参加土地改革的同学介绍，那里极其贫困，没有盐吃。学校的临时驻地在大川与深山的过渡地带，村里的房舍和生活水平，与张家口附近张北县一带的情况类似。

法政学院住在西石门村，只记得与校部距离不远。在西石门，财经系还是按原来分组活动。第四组依然是原班人马。只有陈书年，在跟学校留守人员从张家口撤出时中途跑掉了。全系也只是减员这一个人。广灵，这是学校的临时驻地，永久驻地尚待领导部门研究。在这个驻地，学校的任务是要调整体制。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进入张家口，那时的提法是办学正规化。国民党进攻张家口，标志着和谈的彻底破裂，这就要求学校必须适应内战的新形势对体制进行调整。至于如何调整，同学倒是持有一种把自己的命运全部交给领导的平和心态。偶然传来些小道消息，那时叫“小广播”，对同学情绪的影响不大。

虽说是在敌方大军压境之下的撤退，校内丝毫没有惊恐的气氛，而且校园生活好像更加丰富多彩。有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解放区的知名民主人士路过广灵，他们的演说，不断增强了同学对国共必将对决的判断。几乎隔不几天就有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的青年学生辗转来到广灵入学，好像到广灵比到张家口更使他们激情迸发。大部分新同学进的是政法学院的政治3班、4班。在老同学组织的欢迎会上，新老同学的激情发言使得大家更是精神振奋。那时有些系的同学在晋西北参加土地改革和其他群众工作，他们回来都要向在校同学做极其生动的汇报，更满足了同学对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渴望……

不过，各个系都有各自的主要活动。就财经系来说，开展了一次持续好多天的主题讨论。可是，非常遗憾，对于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有关，涉及《资本论》里的一些论述。其实，那时还看不到《资本论》的中文译本。同学所说的《资本论》如何如何讲，都是间接来自其他文献对《资本论》的引文。记得在住处附近，管学习的同学办了一个墙报，好多同学写了洋洋洒洒的文章，自己设法固定在墙上。前面提到过那位懂得点医学知识的台湾籍同学，是讨论里的积极分子。他常常慨叹最苦恼的是看不到德文版的《资本论》，可能就在此期间。

想不起是什么原因，我没有参加到这个讨论之中。好像我们第四组，旁人也没有写过文章。倒是胡宗泰很关注讨论，常常在组内作综合介绍和评论，特别是拉着我，说说他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