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通过政府调节来“保护社会”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农业社会走向了城市社会，由封闭社会走向了开放社会。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的活力在不断增强，个人也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然而，伴随着社会结构变化及社会转型加快，一些深层次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认为，要通过政府调节来保护社会。正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富人帮穷人，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实现了，改革开放就算真正成功了。

个体化社会拥有更多机遇

《检察风云》：您说，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个体化”社会的转变，该如何理解“总体性”社会与“个体化”社会这两个概念？

杨雄：“总体性”社会向“分化型”社会的转变是从社会学视野作出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总体性”社会主要是指原来的计划经济与计划社会相配匹的制度安排体制，比如40年前，读书、就业、结婚分房等都是由国家统筹。在“总体性”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被分配、安排在一个具体的“单位”之中。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转轨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也开始从一个由计划经济主导的“总体性”社会转向了一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多样型社会，也可以称之为“个体化”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后，每个人似一个“原子”，获得了更多自由与机遇，同时也需靠个人努力、勤奋与智慧，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取得财富，获得发展机会。比如以往农村孩子不太可能进入大城市，户口是严格冻结的，但伴随社会流动增强，现在有两亿多农民工进城务工，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与奋斗改变命运。

《检察风云》：也有人认为“总体性”社会比较好，压力没那么大。

杨雄：有些人持这样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竞争小、下岗少，虽然穷，但收入、分配差距不大，大家心理较平衡。现在市场经济竞争加剧，收入差距明显拉大，有竞争必然会有淘汰，就会出现一部人下岗，被“析离”至社会边缘的群体就会不满意。原先在计划经济时代，过于强调社会公平，出现效率下降、吃“大锅饭”、养懒汉现象；而今，搞市场经济，又容易出现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因此，当前处理好“突出效率”与“兼顾公平”两者之平衡尤为重要。首先，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次，由于每个社会都会存在弱势群体，这就需要我们同时考虑波兰尼指出的“保护社会”问题。

实现社会结构均衡是社会学家努力追求的目标

《检察风云》：“个体化”社会也面临诸多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杨雄：“个体化”社会出现的问题，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从原来一个价值观整合的“总体性”社会走向价值多样的“个体化”社会，从不同阶层到不同利益群体、乃至于每个个体，大家持有不同的观念与想法是很正常的事。在一个市场竞争社会中，只要存在利益博弈，就必然会出现一部分人受损，一部分人得益，一部分人向上流动，一部分人向下流动。获益的人大多会认同改革，受损的人就会感到不满，甚至批评改革。

而在我看来，出现上述问题有两个方面原因：其一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导致一部分不够勤奋努力以及部分弱势群体被市场竞争“析离”出来；其二是“保护社会”做得不够好。就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的社会福利政策、依法治理体系、权力制约机制建设尚没有同步跟上经济增长速率。知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曾做出过这样一个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约15年。也就是说，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但当时“计划经济”“计划社会”与人们价值观基本是相配匹的，故大家心态比较平稳。

当我们开始搞改革开放，首先在经济领域突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改革是“单兵突进”的，而经济活动追求的是效率，鼓励一部分人富起来，打破了原先的平均主义观念，伴随经济总量增长同时，客观地出现了地区差异、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观，通过精准扶贫、缩小地区差异、改善社会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就是要补上社会发展这一块“短板”。

《检察风云》：针对诸多新问题新挑战，我们该如何实现“社会保护”与改善？

杨雄：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由于前后两者不同步、不配匹，必然会产生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出现这些新问题、新挑战並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如何使得改革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状态，也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一一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不过，这个永远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经济与社会发展总是处在平衡、打破平衡、再平衡的过程中。在理想状态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可追求“帕累托次优”一一也就是一部分人致富不导致贫穷人更贫穷的状态。

实现社会结构均衡是社会学家努力追求的目标，这种均衡就是实现中产阶层社会。中产阶层社会就是达到一个“橄榄型”社会一一中间比较大，两头比较小，这种社会结构一般较稳定。比如北欧许多发达国家，通过高税收达到高福利，人们赚得越多，交的税也越多，通过“劫富济贫”方法，趋近于橄榄型的社会。中产阶层社会为什么比较稳定呢？因为大多数都达到相对富裕的程度，有车有房，工作稳定，子女教育不愁，养老问题也解决了，这样大家心态就比较平和、社会就相对平稳。

正如经济社会学家波兰尼所说，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未真正存在，其缺陷将给人类世界带來毁灭性灾难；市场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与自然的“反向运动”，其具体表现为保护性立法和政府干预。简单来讲，就是要通过政府来调节，否则社会就会动乱。也正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富人帮穷人，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实现了，改革开放就算真正成功了。endprint

社会治理要多加协商

《检察风云》：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从基层来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据您观察，这个定位是否符合当下社会？

杨雄：乡土中国的概念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提出来的，对社会学界影响很大。“差序格局”通俗来说，就是中国是一个人情化和关系化的社会。费孝通对中国的研究采用的是“扎根理论”，其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其本土化理论。“差序格局”可以说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乡土中国的特征，但就现实社会结构来看，我们已经不是乡土中国了，而是开始进入城市化社会。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有一多半人生活在城市。农业所占比例在我们GDP总量中不到10%。从这两方面来看，中国已经是城市化社会。

当然在社会实际运行中，“差序格局”现象依然存在。比如送礼、讲关系深深植根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一下子很难突破。个人办什么事，不送点礼总觉得心理、情面过不去，而这在一些西方国家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我们可谓是“全民腐败”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你要找工作，往往还流行找“七大姑八大姨”。而这种现象在大城市相对就要少许多。因为城市化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大家更注重契约、规则。可以说，从“关系社会”“学历社会”再到“能力社会”，这就是一种社会进步。

《检察风云》：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城镇化，怎样才能实现超巨型人口社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杨雄：理想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各方参与、主体平等、共同行動的结果。换言之，社会治理格局是可以建构的，因为治理本身的含义就是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相互协商，没有共同参与、相互协商就不可能形成治理。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共建共享作为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特征，显然不是就其最小程度而言的，而是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共建共享。理想状态下的“共建共享”，应该是各治理主体比较充分地参与，进行比较充分地协商，达到尽可能大的共识，进而采取相互配合的治理行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充分照顾到各方利益，利益分配实现相对公平，协商合作的结果方能得到各方更多的接受和承认。唯有如此，社会治理才能有效、可持续进行，从而实现维护各方主体基本利益与促进社会整体发展之间的平衡。

采写：闻涛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