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聚焦后现代社会的风险面孔

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理解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同时，他依据不同社会的类型概括出三类风险：第一类是前工业社会的风险，是自然力的作用，如地震、传染病等；第二类是工业社会的风险，是资本原始社会的结架，如安全事故、劳资矛盾、两极分化、失业、腐败等；第三类是工业社会晚期的风险，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核技术威胁等等。

第一、二类风险称为传统风险；第三类风险称为现代风险。贝克认为，我们当前生活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类正遭受现代风险的威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高速发展期，在此过程中，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体系正在趋于解体，而新的体系与机制还在建立与完善之中，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所以诱发和加剧了一些特殊风险。同时，由于我国高速发展压缩了发展的时空，西方社会所产生的三类风险在我国同时显现，既有前工业社会的风险，又有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因此，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这种风险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具有共生特征，是一种“共生风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处于急速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可以说是高风险的社会。

具体来说，我们正面临如下风险的威胁：一是传统类型的风险如传染病、自然灾害等依然是公共安全的隐患。还有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风险，诸如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拉大，失业、生产事故、群体性事件，极端个人暴力事件，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社会风险。二是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发生的新型社会风险。如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网絡暴力事件、民族分裂主义、国际贩毒走私、信用卡诈骗犯罪等等社会风险。

从城市公共安全的视角看，在低标准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安全也存在着社会风险和隐患，有的已经给城市安全造成了危害。如非典、城市内涝、雨雪瘫城、食品安全危机、严重刑事犯罪、群体性事件等等。因而增强全民风险意识，健全城市公共安全体系，预防和减少社会危机的发生是城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公共安全问题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类、社会类和国际类。自然类的主要是由自然环境本身所导致的自然灾害、环境恶化等；社会类的主要是由社会性因素导致，包括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交通安全、信息安全、群体性事件等；国际类则主要由国际环境因素导致，包括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攻击、策反，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以及国际海盗（索马里海盗）等的威胁，还有邻国因争夺资源而实施杀害渔民等事件。

中国社会转型也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期间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但是我国的城市化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化的速度快，城市人口、城区扩容、城市设施建设等各方面都极速发展；二是我们的城市化还是低标准的城市化。城市的硬件设施发展的速度快，城市的软件发展的速度慢，城市管理能力严重滞后，“安全瓶颈”和各类隐患突出。由于城市发展的速度快，各类隐患虽然显现，还没有集中爆发，所以，人们的危机和风险意识并不强，这使得预防措施显得滞后。

面对城市风险加大 ，闫立老师就如何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建立城市安全体系的问题接受了采访——

检察风云：您认为当前城市公共安全存在哪些问题？

闫立：从风险社会理论看，城市公共安全中所有的风险隐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自然类的风险、社会类的风险和国际类的风险都在城市有集中反映。由于城市人口集中，波及面广，传播速度快，这些风险在城市发生，其社会影响大，造成的损失也大。应该说目前城市中处处有隐患，时时有风险。

检：当前城市公共安全隐患很多，您能否举例谈谈具体有哪些？

闫：当前城市公共安全的隐患和危机尚处于潜伏期，还没有形成集中爆发阶段，有的已经发生的危机只是浅表层的隐患，如火灾、地震、食品安全、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劳资矛盾等等。为什么说当前城市公共安全的隐患和危机处于潜伏期？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城市化的建设速度太快。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建设城市化进程，我国压缩在十几年完成。建设速度快造成硬件完成了，管理的软件跟不上，埋下了隐患，一遇情况即容易发生事故。比如，地下管网建设缺乏系统性综合规划，在布局规划时，上下水、电力、电信、燃气、供暖等管理部门相互分隔，缺乏必要的信息共享和协调，一旦地下管网出现问题即难以应对。又如我国地铁线路多是单向路线，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逃生和救援存在一定的困难。还如城郊结合部“棚户区”人类复杂，混乱不堪，有的就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极易发生问题，西方的贫民窟现象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外，上海目前2633幢高层建筑有玻璃幕墙，有的专家估计有4000幢，这些玻璃幕墙一旦老化都是潜在的危机。上海的高层建筑中的电梯、大型商场的电梯也有寿命期，一旦老化也存在着危机。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所以我说城市中时时有隐患，处处有风险。

检：您认为造成城市公共安全隐患增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闫：我个人认为，低标准的城市化必然埋下安全隐患。我们痛心地看到楼倒倒、桥塌陷、路塌方等一系列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不出事故不正常，出事故倒是正常的。那么又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呢？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滞后和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缺失。公共安全是一项基本公共安全产品，类似消防站点的合理布设，加强建设社会警务室、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等，都是均等公共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一些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房社区必须考虑综合公共服务，通过设置必要的社区停车场地以预留消防通道、建设避难点（场所）等措施，才能保证公共安全产品的有效提供，但我们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检：您认为当前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应注意解决哪些问题？

闫：我认为，当前党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和上海市落实一号文件乡镇街道职能转换的具体改革，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破解城市公共安全“安全瓶颈”的根本之策就在于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创新社会管理办法，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探索公共安全应急机制。同时，需加强均等化公共服务建设，特别是必要的公共安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设置。endprint

检：请您谈谈公共安全应急机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闫：公共安全应急机制是一定范围内社会各种组织、群体和个人对各种危及公共安全的事态采取应急反应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包括：（1）预警机制；（2）处理机制；（3）反馈与评估机制；（4）指揮协调机制；（5）保障机制；（6）国际合作机制。

检：国外大城市管理普遍接受了“风险管理”的理念，您认为我国应该如何加以借鉴？

闫：“风险管理”的理念目前在国外大城市管理中普遍运用。我们也应合理借鉴。目前我们的风险意识不强，处理危机的能力也欠缺。而日本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对防火通道、防火街区、避难点、社区消防水源；生命线工程的抗灾防灾、灾后城市恢复、巨灾保险等内容系统考虑，增强了城市安全标准。英国政府把内阁紧急事务秘书处打造成风险管理平台，传播经验，提高防灾避险指导，加强政府与公众沟通。我国台湾地区高层住宅有专门的应急预案，每年组织一到二次逃生演练。

检：在国外一些国家非常注意加强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管理，你认为我国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应如何建设？

闫：我国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目前还不适用城市公共安全的需要。如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基础工作扎实，若发生地震、火灾、恐怖袭击等重大突发事件，基本在24小时内能评估出灾情，形成灾情评估报告，这对于及时实施救援决策很有帮助，在应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应急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对人口、地理、建筑等作长期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同时要有一个应急管理部门做经常性的工作。而我国城市信息分散，各自为政，底数不清，缺乏统一管理，不适应应急管理需要。如现有地上建筑美观，而地下管线老旧失修，且相关资料缺失，一旦发现管线破裂，甚至连布局图都没有，给应急处置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检：您认为我国当前城市应急预防工作做得如何？

闫：总体上我们是重建设轻预防，往往是事故过后，政府付出大量资金用于赔偿善后，以安抚社会。如果我们换个思路，把这些钱用于当前的公共安全设施建设上，防患于未然，不出或少出事故和问题不是更好吗？

检：您对健全城市公共安全体系还有什么期望？

闫：在风险社会，特别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高速发展时期更要增强风险意识。首先要提高全民的风险意识，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患于未然；其次要下决心提高城市化的质量，要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再次（也是最重要的）要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创新社会管理，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形成成熟的公共治理领域，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来，最终完成由政府管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型。

采写：夏草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