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托育的出路在哪里？

文/本刊记者 寇佳丽

中国式托育的出路在哪里？

文/本刊记者 寇佳丽

近日，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这以前，幼儿园老师用熨斗烫孩子、揪耳朵、放到窗边恐吓、牙签扎孩子手的事件多次发生，各方反应均未有此番强烈。中国社会对于婴幼儿等超低龄人群的保护意识正在觉醒，与此同时，大众对托育市场的需求与不满集中爆发。

需求从内化转向市场

携程亲子园位于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部，占地面积800平方米，总投资400万元，设有5间超过50平方米的教室，2间超过10平方米的幼儿专用厕所，还有保健室、保洁室、营养室、接待大厅和员工办公室等。事发前，整个亲子园共有5个班级，125名幼儿，年龄均在1岁半到3岁左右。

亲子园属于携程的“日常托管项目”，目的在于解决内部职工孩子读幼儿园之前的托育问题。如果不是虐童事件被曝光，携程的不少员工还在为孩子排队争取入园资格。

从学理上讲，“托育”一词存在年龄限制。“通常是指对3岁以下幼儿的照顾和教育，因为3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去幼儿园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这样说。她提醒《经济》记者，携程亲子园目前的模式，即在企业内部设立托儿所一类的机构来解决职工生育后的问题，曾经一度很流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女性逐渐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为了帮助女性更好地就业，很多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办了内部托儿所。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产假普遍较短，只有不足60天，新手妈妈既要工作也不能丢下孩子，企业内设托儿所一度盛行。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广泛开展市场化改革，提出“全面剥离国有单位的社会责任”，托儿所和企业相互分离，对婴幼儿的照料责任交给市场。可惜的是，托育行业并没有在市场的土壤里发展壮大，对婴幼儿的照料最终回归家庭。

“市场化改革以前，企业内部设立的托儿所，距离女性的工作场合很近，绝大多数同在一个院内。中午休息的时候，女性职工可以去托儿所短时间照看孩子，非常方便。改革之后，企业内托儿所越来越少，孩子也越来越娇贵，很多家庭因为不放心，根本不会将小孩放进托育机构。毕竟，在计划生育的大力推行下，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祖辈帮忙照料，两三年很快也就过去了。需求不多，市场自然难以发展。”杨菊华这样解释。

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单独二孩政策放开；2015年10月，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在鼓励生育的大趋势下，婴幼儿托育需求急剧上涨，单靠家庭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一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时候，年轻父母可以请求双方长辈帮忙照料孩子，此时，长辈还有精力和时间承担这项任务。二胎开放以后，不少家庭迎来第二个孩子，父母同时照看两个孩子比较困难，而祖辈往往年岁已高，他们帮助晚辈照看孙辈的积极性与意愿降低了不少。女性要兼顾照顾幼儿和就业工作，难度非常大，于是托育需求在此时凸显。一定程度上，携程亲子园的出现也是对上述需求的回应。

携程亲子园虐童视频截图

托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太多，想要提升中国的托育产业，首先需要确定主管部门，“只有主管部门确定了，顶层设计才可能出现，政策法规和行业规范随后才有可能得到设立”。

入托率极低的现状

2017年1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托育服务严重短缺，0-3岁婴幼儿在国内各类幼托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数据为50%。尽管近30年中国儿童人数持续下降，学龄前儿童的规模依旧庞大。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约有6000万0-3岁婴幼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201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显示，3岁以内（包括3岁）的婴幼儿共计7000万。二胎政策在2015年全面开放以来，新生儿的出生率会在前述基础上继续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当前，国内至少有6720万婴幼儿的托育需求无法通过市场得到满足。

我国《幼儿园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幼儿园是指招收3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对其进行保育和教育的学前教育机构。该《条例》对幼儿园的设立审批、登记注册、教师资格及教育职能等均有详细规定。同时，幼儿园的设立和运营，还要遵守我国《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

相比之下，托育机构的体系建设实在乏善可陈。

“国内目前还没有任何针对托育行业的法律规范。在实践中，多数托育机构的设立主体以活动中心、培训学校等名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主要受我国《公司法》约束。2012年，国务院印发《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针对建设规范化托育机构提出要求，对班额、生均占地面积、入托年龄做出了规定，不过多是硬件设施上的。”北京扬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涛律师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我国有些幼儿园和托育机构存在交集。一些民办的私立幼儿园也会开设幼托班，招收数量有限的3岁以内幼儿。不过，《经济》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托育班会将年龄限制在2周岁以上，私立、公立幼儿园均如此，而后者对幼托班的开设更加谨慎。

杨涛表示，参考幼儿园，托育机构从设立到审批，至少需要涉及师资、餐饮、卫生、防疫、消防、安全、收费、税务等项目，还需要专门的区级部门或机构的审批和监管，粗略算下来，大概涉及十多个行政职能部门。遗憾的是，从国内托育产业现状来看，每一个方面，我们几乎都站在零起点上。

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系统产业

意大利幼儿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曾说过下面这段话。

“人出生后头3年的发展，在其程度和重要性上，超过人整个一生中的任何阶段。如果从生命的变化、生命的适应和对外界的征服，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人的功能在0至3岁这一阶段实际上比3岁以后直到死亡的各个阶段的总和还要大，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可以把这3年看作是人的一生。儿童是人生的另一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俊慧表示，针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的教育，一般定义为早期教育。“很大程度上，托育机构提供的是抚养和照料服务，更高级一些的机构，会穿插提供知识学习。比如携程的亲子园，主要提供看护服务，如果连这些最基础的事情都做不好，更不必说早教了。”他这样对《经济》记者说。

李俊慧表示，包括携程亲子园在内的任何一件虐童案例都会令人痛彻心扉，但我们仍然需要辩证地看待它，如果最初携程没有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办亲子园，虐童事件就不会发生，很多潜在问题即使存在也无法显露出来。“问题发生在一个企业身上，却不只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未来托育机构如何发展，需要全社会的思考。”他这样说。

杨菊华则告诉记者，托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太多，想要提升中国的托育产业，首先需要确定主管部门，“只有主管部门确定了，顶层设计才可能出现，政策法规和行业规范随后才有可能得到设立”。然后，由主管部门主导，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其他企业看到示范性托育机构的发展模式，可以按照榜样进行自我设计。

“可以推测，未来，托育行业的基础依然是社区，可能是功能型社区，类似携程这样的企业集团，也可能是生活社区，比如城市居民小区。以社区为中心建立托育场所，婴幼儿的家人可以更好地参与进来。托育机构成立之后，还可以设立临时服务区，允许孩子的亲人间或过来照看孩子，减轻专业服务人员的负担，给他们休息的机会，毕竟照顾小孩是特别辛苦的事儿。”杨菊华如此建议。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于中国女性而言，最大的矛盾是家庭和职业难以平衡，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越容易遇到这个难题。据2016年年底的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就业率高达73%，领先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是全世界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今天，要求女性完全回归家庭将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与浪费。要阻止这点，就必须稳妥地解决托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