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与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

贺小荣，张 杨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与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

贺小荣，张 杨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2011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要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扶贫。文章基于社区参与视角，构筑贫困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结构模型，以甘肃省宕昌县的旅游扶贫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工具获得基础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与修正。研究表明：贫困居民旅游扶贫的正效应感知越明显，其参与意向越大，越有可能参与旅游扶贫；贫困居民旅游扶贫的负效应感知对参与意向与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贫困居民的参与意向对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

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参与行为

自1991年提出“旅游扶贫”口号，我国贫困地区相继展开旅游扶贫工作。在旅游扶贫初期，社区的惯性发展和旧有习俗被旅游打破，旅游扶贫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加剧，正是社区集中爆发矛盾的时期[1]。且由于旅游扶贫效应的不均衡分布，受益的并非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而更多的是社区中相对富裕，有一定能力参与到旅游扶贫之中的群体。因此，在旅游扶贫开发初期，了解社区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对旅游扶贫在目的地社区的成功开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内学者对旅游扶贫效应的研究集中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旅游扶贫的绩效研究。大多数学者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旅游扶贫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以及增加财政税收等积极影响[2-3]。贫困地区也因旅游活动的介入，当地的社会文化得到整体优化[4]。但也有学者认为旅游扶贫可能会造成当地产生“旅游飞地”现象出现旅游收入漏损，乘数效应降低以及环境、社会和文化等负效应[5]。旅游扶贫存在将旅游扶贫等同旅游开发和只在乎眼前利益等问题[6]。曹希敏（2016）认为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角度出发，可以有效提高居民参与度，促进旅游发展[7]。二是可以总结为贫困居民的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行为三者间的关系研究。李佳（2009）采用问卷工具和SPSS数理统计方法探究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效应感知和参与行为关系研究[8]。李燕琴（2011）运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探究社区居民态度从而揭示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三对矛盾[1]。丁宇（2016）实证分析得出森林旅游区乡村旅游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上有较大影响[9]。胡巧娟（2013）采用质性分析和定量方法结合得出乡村旅游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效应感知和态度有显著差异[10]。蒋莉（2015）通过对湖南九龙江地区调查分析发现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社会和经济效应感知强烈，对环境效应感知较弱，参与旅游的意愿高，却受参与能力限制[11]。

我国学者对旅游扶贫效应的应用研究较多，少部分学者会深入探索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和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大多运用调查问卷和数理统计方法，缺乏运用模型方法来探讨扶贫效应感知与居民参与行为的关系。随着旅游规划和开发中越来越重视社区居民这一利益相关者，研究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差异与居民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意义重大。深入了解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态度，考虑旅游扶贫开发早期特点，探究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的相关性和影响程度，借助SEM对假设关系进行验证和修正，是对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关系研究方面的补充。

鉴于此本文以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宕昌县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构筑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正负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三者间的假设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探究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与参与行为的关系。从关系研究中找出旅游扶贫开发初期，贫困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期通过贫困人口的发展促进旅游扶贫的实现。

一、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一）研究假设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大量的学者已经关注社区居民对旅游的影响感知、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但鲜有学者研究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效应感知和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同时也发现关于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和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提出的相关假设相似，但一些研究成果却相悖。

1.效应感知与参与意向

国外已有学者对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与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Gursoy(2002)以社区交换理论为基础，建立社区支持旅游发展的模型来探析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旅游发展的态度的关系[12]。国内学者李佳（2009）利用因子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验证了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居民的旅游扶贫正效应感知对其支持旅游发展态度和参与意向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居民的负效应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的影响较弱[8]。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效应感知对参与意向有正向影响。

H1b：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负效应感知对参与意向有正向影响。

2.效应感知与参与行为

卢小丽(2012)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社区居民感知到生态旅游的正面影响对其支持生态旅游的态度和参与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负面影响感知只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3]。张雪娇（2012）同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分析得出白羊峪村社区居民的旅游扶贫正负效应感知对其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均有正向影响[14]。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效应感知对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

H2b：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负效应感知对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

3.参与意向与参与行为

AP.J（1993）等提出尝试将地理学科研究中的Alber模型运用在旅游研究中探究四个海滨旅游度假区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15]。Babara（2000）也以Alber模型为基础并建立一个矩阵模型研究节事旅游中通过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推断其参与行为[16]。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贫困居民的参与意向对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

（二）变量定义

1.效应感知测量

经济效应感知：对经济效应感知测量参照粟娟（2009）武陵源旅游扶贫经济效益评估中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拉大”[17]等2个测试语句。以及朱竞梅（2002）提出旅游业为贫困地区“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18]的测试语句。同时参照了Perver（1996）提出的“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提高”[19]。

社会文化效应感知：对社会文化效应感知测量参照了粟娟（2009）武陵源旅游扶贫社会效益评估中“改善基础设施”[17]的测试语句。借鉴Johnson（1994）提出的文化旅游有助于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跨文化交流的观点[20]。朱竞梅（2002）提出的旅游业对贫困地区带来了文化冲击和不良习俗的观点[18]。

环境效应感知：对环境效应感知测量主要参照了黄国庆的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测量量表中对环境效应感知测量的“加剧环境污染”和“增加本地居民的环保意识”[21]2项测试语句。

2.参与意向

主要借鉴黄国庆的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测量量表中对参与意向测量的“我愿意参与旅游决策与规划过程”、“我愿意参与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我愿意经营一些旅游接待项目”、“我愿意受聘为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和“我愿意参与相关旅游教育和培训”[21]5项测试语句。

3.参与行为

主要借鉴刘丽梅（2010）整理社区参与旅游的文献发现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当地居民或团体参与旅游业的发展决策、经营管理和环境保护[22]。以及参照卢小丽(2012)提出的居民旅游发展态度与参与行为量表中的“参与教育和培训”[13]的测试语句。

（三）概念模型

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借鉴AP[15]和Gursoy[12]等学者的社会交换过程模型，结合了旅游扶贫的特点，构筑贫困居民的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的关系模型。该概念模型采用旅游扶贫正效应感知、负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四个潜在变量，其中旅游扶贫正效应感知、负效应感知为外生变量，参与意向为中介变量，参与行为为结果变量。四个潜在变量间共存在五个假设关系，每一个路径代表一个假设关系，如图1。

图1 贫困居民的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参与意向与参与行为关系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

本文以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宕昌县的两个国家旅游扶贫重点村作为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阴坪羌寨和鹿仁村位于宕昌县主要旅游景点——官鹅沟景区内，是景区发展的重要依托地和客源接待地。且拥有特殊的羌藏民族风情，具有旅游资开发价值。其中，鹿仁村辖全村现有4个村民小组174户804人，其中藏族94户412人；阴坪羌寨共35户136人。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由调查组针对宕昌县鹿仁村和阴坪羌寨共发放200份问卷，其中阴坪羌寨发放95份问卷，鹿仁村发放105份问卷。由于受访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针对较于专业的问题由调查人员逐条讲解，询问居民意见之后代为填写。此次调查有效问卷为186份，回收率达93%。调查时间分为2015年11月6日在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了解当地县志和旅游发展的概况；11月7日进行实地调研，由调查组发放调查问卷。采用SPSS22.0对基础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同时采用AMOS1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路径检验。

（二）样本特征与量表信度

1.样本特征

样本总数186名，其中被调查者中男性107名，占57.5%；女性79名，占42.5%；38.7%的被调查者处于25-44岁；58.6%的被调查者为藏族居民；23.1%的被调查者家庭年收入10000-20000元；45.2%的被调查者职业为一般农牧业劳动者；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65.1%。总体而言，调研抽样的样本覆盖了景区5公里以内的贫困居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信度与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

变量的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α值进行衡量。检验结果如表1显示，贫困居民的旅游扶贫正效应感知、负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的α系数分别为0.73，0.695,0.841，0.798，均大于或接近0.7的临界值，说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的信度。

表1 潜变量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2)效度分析

本研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量表建构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显示，变量的总体KMO值在0.5-0.7之间，表明可以接受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检验中近似卡方值为1204.455，df值为153，显著性概率p小于0.001。KMO和巴特利特球形的检验结果说明变量可以做因子分析。进一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之后发现分项的KMO值都可接受，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或接近0.5的水平。因此认为此量表具有可接受的建构效度。

三、数据分析

（一）模型拟合度检验

利用AMOS17.0构建模型，导入经SPSS22.0处理过的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3中的显著性概率值p值小于0.05，达到显著水平，拒绝虚无假设；卡方值为239.316；RMSEA 值大于 0.05；以及 GFI、AGFI、NFI、RFI、IFI、TLI等适配度指数都不接近或符合吴明隆在《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一书中提到的适配度评价标准[23]。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假设模型和观察数据无法适配，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处于不可接受状态，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

表2 变量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和KMO检验

表3 整体模型适配度评价表

（二）模型修正

1.修正后模型拟合度检验

由于原假设模型整体适配度不佳，现需根据修正指标高于3.84的指标逐次释放9个假定，通过增列同一变量的不同指标间的残差项的共变关系[21]，最终得到修正后整体模型基本适配的结果，如表4中AGFI值和NFI值虽没有超过0.90，但是其拟合结果已经接近其评价标准。

表4 修正模型适配度评价表

2.修正后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修正后的模型进行探索性拟合，结果如表5。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除正负效应感知接近0.4之外，其余均大于0.4。T值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变量的聚合效度和收敛效度比较好。构念的组合信度和α 系数除正效应感知接近0.7之外其余均大于0.7的临界值，这表明变量的综合信度良好。正效应感知和负效应感知的平均提取方差（AVE值）均低于0.5，说明这两个潜变量具有较差的收敛效度，相反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的AVE值大于或接近0.5。

3.修正后模型路径检验

根据路径的显著性对修正后的模型检验的结果显示，5个假设中2个假设被证明（如表6），其中一条路径在p＜0.05水平上显著，一条路径在p＜0.01水平上显著。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感知能解释参与意向的9%的方差变异，正效应感知能解释参与行为的7%的方差变异。

表5 分样本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

表6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检验表†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宕昌县阴坪羌寨和鹿仁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社区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的关系，结果2个假设成立，3个假设不成立。贫困居民旅游扶贫的正效应感知越明显，其参与意向越大，越有可能参与旅游扶贫；贫困居民旅游扶贫的负效应感知对参与意向与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贫困居民的参与意向对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

1.旅游扶贫正效应感知对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

即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感知越显著，其支持旅游扶贫和参与旅游的意向就越强，就越有可能参与到旅游扶贫中去。其中，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带来的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感知最明显，其次是经济和环境的正面影响。这与之前的学者[8,14]的研究结论一致。

2.旅游扶贫负效应感知对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

即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负效应感知的强弱，并不会影响到其是否参与旅游扶贫，这与之前的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相似之处[3]和相悖之处[14]。宕昌县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的经济负面影响感知显著，对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可能是由于旅游扶贫开发的初期阶段，当地社区居民会高估旅游扶贫的正面影响而低估其负面影响，对旅游扶贫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关注度不够。

3.旅游扶贫的参与意向对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

可能由于地域和研究领域的差异性，导致与之前的学者[13-14]的研究成果不一致。在对宕昌县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处于旅游扶贫开发初期阶段的宕昌县，虽然贫困居民强烈支持旅游扶贫，也表现出高参与意愿，但是仍采取观望态度，不轻易尝试参与旅游开发。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居民自身能力限制和政府支持力度等的影响，宕昌县表现出高参与意愿和低参与行为。

（二）研究启示

旅游扶贫是我国现阶段重要的课题之一。许多旅游资源优势和贫困度高度耦合的地区，以旅游扶贫为政策导向，积极开展旅游开发。但由于贫困地区居民自身能力限制和更为复杂多变且脆弱的心理，造成贫困地区旅游开发难度大和错综复杂的矛盾，阻碍当地的旅游发展。因此研究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和参与行为的关系，帮助找到旅游扶贫开发初期贫困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症结所在，为旅游扶贫开发疏解矛盾和旅游扶贫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

1.对旅游扶贫实践的启示

一是强化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效应感知，是旅游扶贫开发初期阶段推动社区参与的有效手段。从前文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只有正效应感知在p＜0.05和p＜0.01水平上对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在目的地处于旅游扶贫开发的初期阶段时，贫困居民往往将旅游扶贫认为是政府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手段，同时认知到参与旅游扶贫与自身脱贫致富的关系。因此推动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可以从目的地旅游扶贫的科学规划、提高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旅游扶贫带来的积极影响入手。

二是动态观测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负效应感知。在本研究中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负效应感知对参与意向、参与行为并没有相关性，这可能由于不同旅游扶贫开发阶段，贫困居民对负面效应感知的不同，从而导致其对参与旅游扶贫的意向和行为的不同，也就是说贫困居民的负效应感知对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可能是动态变化的。这要求当地政府和社会群体动态监测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负效应感知，避免开发的中后期引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及时引导其将负面效应感知转化为参与力。

三是重视贫困居民的高参与意愿。虽然在本研究中居民的参与意向对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但是在对基础数据描述性统计时，发现在旅游扶贫开发的初级阶段，大部分贫困居民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愿，但因为贫困地区的人口文化素质不高，资金支持不够和政府支持力度小等因素影响其参与行为。当地政府可以采取积极培育旅游人才、实施投资优惠政策、加大对旅游的基础教育规模等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强烈参与意愿的贫困居民参与到旅游扶贫中。

2.对旅游扶贫研究的启示

注意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和参与行为关系的共时比较研究。本文虽是基于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的概念模型，但有些研究成果却与之相悖，这说明了旅游扶贫开发是动态发展的，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扶贫地区，研究成果具有差异性。所以，建议对跨区域的共时比较研究，来探讨和分析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和参与行为关系。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考虑以后是否可以选取两至三个国家级旅游扶贫示范县探究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的关系以及其关系的时空差异。第二，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只考虑了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进一步考虑是否存在其他控制和调节变量。例如参与能力等变量是否也会对参与意向和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可进一步改善模型，运用SEM进行验证分析。第三，由于前期调查对象对问题理解的局限性，使得问卷发放人员必须进行解释，这可能是导致基础数据与模型的拟合度不够好的原因之一，且原假设并未得到完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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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ro-poor Tourism Effect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Poor Residents

HE Xiaorong,ZHANG Yang
(College of Tour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Hunan,China)

In 2011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utline of China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2020)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poor areas,energetically develop tourism.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building structure model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in Gan Su province,Tan Chang county tourism as the research object,using the questionnaire to acquire basic data that was proved and corrected by SEM.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positive effect of poor residents’ Pro-Poor Tourism is more obvious,and the greater the participation intention,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participate in Pro-Poor Tourism; perceived negative effect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ro-Poor Tourism of participation had no signi fi cant effect on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The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had no signi fi cant in fl uence 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pro-poor tourism; effect; percepti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F590

A

1673-9272(2017)04-0054-07

10.14067/j.cnki.1673-9272.2017.04.010 http：//qks.csuft.edu.cn

2017-06-19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大湘南片区旅游扶贫攻坚策略研究”（16ZWC68）。

贺小荣，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he1502@126.com。

贺小荣，张 杨.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与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4)：54-60.

[本文编校：徐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