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人的“异化”

姚婕

摘 要：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代表作品《变形记》表现了人的“异化”问题，深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戕害。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揭露了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对于人性的压迫与迫害。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和别里科夫既有相似之处：一样的异化，但他们的行为在某些方面还是因具体社会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

关键词：《变形记》；《装在套子里的人》；人；“异化”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是第一位用文学手段来表现人的“异化”问题的作家，其代表作品《变形记》深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戕害。俄国作家契訶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非常深刻的揭露了那个时期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对于人性的压迫与迫害。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和别里科夫既有相似之处，又多有不同，本文谨以此为例，对二者进行比较。

一、一样的异化

《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家小公司的推销员。五年前他还是公司小职员的时候，父亲的公司破了产，他从此承担了全家经济生活的重任。一天早上醒来，他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但仍保持着人性，有人的思想能力和心理。逐渐地他又具有了虫性，喜欢爬行，吃发霉变质的食物。慢慢地他成了全家的累赘，父亲、母亲、妹妹对他改变了态度。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最终，他们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妹妹提出要把哥哥弄走。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最后饥饿而死。

《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主人公是一个可恶可憎，然而又可悲可怜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是把一切都装在套子里。首先，在生活上，他用各式各样的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紧紧的，包得严严的。他不仅要将自己的躯体和物品用套子套起来，而且连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最令人生厌的是，他连周围的一切也不放过。十多年来，教师、校长、甚至全城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整个城市死气沉沉。人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他有着沙皇政府作后盾。他扮演的也正是旧制度、旧秩序、旧传统的卫道士的角色。

两部小说都写到了人的异化，虽然故事背景不尽相同，但其根源是一样的。卡夫卡于1912年写就了《变形记》，作品于1915年发表，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的萧条和动荡更加重了这部荒诞小说的悲剧性。格里高尔的异化是对那个时代人们绝望的现实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工作和生活的重压抹杀了格里高尔的自由和追求，惶恐的阴影遮盖了他作为人的自我，格里高尔终于在睡梦中异化成一只甲虫。文中多次提到那许多只无可奈何地舞动着的细腿，正象征着人们面对残酷现实时的无能为力。作者还用大量笔墨描写了格里高尔为翻身下床所做的种种努力，就像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无法摆脱宿命般的结局一样。他的异化还来自于对世界的不信任，“可是他并不想开门，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物质文明对人性的迫害由此可见一斑。

相比较《变形记》主人公形体上彻底的异化，《装在套子里的人》表现的则是一种外在装扮（实则是人的内心）的异化。在小说的开始时候，是从别里科夫的日常生活中展开的，描写了在日常生活中别里科夫拥有各种各样的“套子”。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下还把他的思想也装进了“套子”里面。我们知道别里科夫没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势，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可是他却非常忠诚着维护旧的制度、旧的秩序、旧的思想，在那黑暗又被污染的政治空气下，人们惧怕他，因而压得透不过气来。别里科夫的性格特点是保守、封闭、顽固的，他把自己放在一个躯壳里面，把自己装进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不接受外界的任何信息。而别里科夫又一性格特点是怀旧、胆小多疑：他经常对过去进行歌颂，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事物。因为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顽固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的刻在了他的脑海里。所以我们从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的性格行为上看，他的顽固思想、性情孤僻，其实是对外界活生生的生活的一种逃避而把自己异化为“套中人”。

二、不一样的社会背景

虽然格里高尔和别里科夫异化的原因多有相似，但他们的行为在某些方面还是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金钱的作用占了很大比重，甚至连家庭成员也不例外。在这个所有的职员全是无赖的公司里，只有格里高尔一个人忠心耿耿，但他只是迟到了两三个小时，秘书主任就亲自来到家里进行调查，而且轻易地给他下了定论：“可是现在我才知道您真是执拗得可以，从现在起，我丝毫也不想袒护您了。”我们再看看他的家人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其中描写到父亲的哭泣并不是出于对儿子的同情，而是因为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格里高尔的妹妹一开始还会经常看望他，随后逐渐厌烦，并且很快就发出了绝情的宣言：“对着这个怪物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最终，格里高尔悲惨地死去，全家人都感到松了一口气。这种商品关系下由利益所维系的友情和亲情是如此脆弱，甚至连父母至亲都对子女这样的寡淡，不得不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大奇观了。

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这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改革的骗局，给俄国留下了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加上不可逆转的资本主义的泛滥，挣扎在赤贫线上的农民纷起反抗，农民骚动风起云涌。大批同情农民疾苦的平民知识分子抱着推翻沙皇政府的信念，试图鼓动农民起来反抗沙皇专制和地主剥削，但终因脱离群众，得不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而被沙皇政府所摧毁。革命后，刚刚上台的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稳住自己的统治宝座，公开豢养了一大批警察和密探，大搞白色恐怖，禁锢人们的思想，迫害革命力量，把整个俄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逆来顺受的小市民，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维系于反动统治，深陷其苦难的囹圄而不自知……整个社会弥漫着沉闷、恐惧和绝望的情绪。连作者本人也在对现实极度失望之后，产生“心中一无所有”的荒凉感、虚无感。特殊的社会环境，必然产生出一些特殊的心态。面对这到处都制造着惊恐不安和忧虑，到处都弥漫着冷酷无情和苦闷的陌生的世界，生性敏感怯弱的别里科夫第一个心理反应就是把自己从头到尾裹起来，以便“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也许是耳闻目睹了太多的类似伊凡·德米特里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等人的不幸遭遇，使他既不知道如何去适应这残暴至极、灾难遍地的社会，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充满着猜疑、日益疏远淡漠的人际关系，因此，他无可奈何地使自己龟缩在“套子”里，惶惶然不可终日。

三、普遍的异化

物质的繁荣与发达使人的精神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欧洲、亚洲还是美洲，都存在着“异化”这种现代社会的特殊现象。它跨越了各种文化形态，或早或晚，哪里都无法避免，似乎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產物。整个现代工业文明都在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浅薄，人类的自以为是归根结底不过是平庸和虚妄。“异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除了《变形记》和《装在套子里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于1968年的短篇小说《巨翅老人》。穆旦创作于1943年的诗《祭》（又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有关于这方面的描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异化的表象可以千奇百怪，表现手法可以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多种多样，但其产生的机理和内涵是有普遍意义的。从甲虫到“套子”，从“套子”再到别的什么，抽泣的永远是那颗被现代文明掏空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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