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雕虫纪历（1930—1958）〉自序》

⊙刘 婧［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卞之琳研究

漫谈《〈雕虫纪历（1930—1958）〉自序》

⊙刘 婧［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卞之琳先生的诗作在汲取东西方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兼具智性与深沉，风格自成一家。作为现代诗的开拓者之一，他在《雕虫纪历》这一汇编作品的序言中，详细阐释了他实际的创作经历以及对于诗歌的价值判断标准，其中也流露出自身的一个思想变化过程，即从“个体生命”逐渐走向“大众”的发展轨迹。同时，序言中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者自我阐释的思想矛盾，其所谓“夫子自道”与他实际创作之间的微妙关系，亦为我们展现着一种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竭力维护艺术独立的诗人精神。本文尝试结合当时的社会语境，分析诗人隐含在序言文本背后复杂的心态，深入挖掘其诗作中“个体”“时间”与“群体”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卞之琳 《自序》 化古 复杂 多层次

“是诗使我忘不了你，是你使我忘不了诗。”这是周实在卞之琳先生逝世后，想了很久写出的悼词。相比诸多评论，这两句怀念也许才正是对其一生成就的回应。作为诗人、学者，哪怕仅有只言片语被后人铭记，在不断流淌着的历史长河里，也该甚是欣慰。况且，那首《断章》，在这七十多年的风雨里，不知被传诵了几百、几千万遍，达到这种境界，于卞老而言，也算有始有终了。可晚年的他在《自序》里，却偏偏对这首备受嘉许之作未有丝毫提及，我想，也许是对总结本身的恐惧吧，写诗之人终归是敬畏诗意的。作《断章》之时，他只不过二十三岁的光景，能有如此体悟，也应是有几分“神来之笔”的；抑或是拘于特定时期的环境因素，受到关于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双重限制，在《自序》中的表述似乎都带着明显“自我检讨”式的语气，谦逊之辞尤甚。加上卞的品性本就谦恭内敛，“也总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因而每每读起这序言，的确感触颇多。故借此文，以一个晚辈心境缅怀斯人。

《自序》作于1978年12月10日，那一年，他六十八岁。序言基本涵盖了其毕生的主要经历以及其在诗学理论、诗歌音韵方面的思想主张。谈及20世纪30年代时，他曾说自己是“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风云变幻，“却总像是身在幽谷，而心在峰巅”。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他的语气中似乎也透露着多重歉意：“我自己思想感情上成长较慢，最初读到2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但这些委婉的诗歌特点总结，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自谦之辞，更是特定语境下诗人对自我内心的回应。而且，这些谦辞也并非出于政治规约下的被动言语，就卞之琳的诗作和自身经历而言，其中大概也包含着他对于“小”“大”之间的辩证思考与选择。与当时很多诗人一样，卞之琳在抗战爆发后一度有思想“左”倾的迹象，其中复杂也难以再深究。而1949年以后，他本人的态度也是比较积极投入的，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改造的结果，也与他在年轻时所想不无关系：“当时有政治觉醒的学生进一步投入现实斗争；太不懂事的‘天真’小青年，也会不安于现实，若不问政治，也总会有所向往。”

其次，“化古”这一说法也是在这篇自序中首次提出的。所谓“化古”，并非简单的“学古”，而是在诗歌表达上，自觉运用大量的古典诗词规范，包括音韵、意象、典故等；在诗歌意境上，着意于精炼、含蓄地抒发情感。这两方面彼此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卞之琳诗歌——尤其是前期——“化古”的风格特征。在他看来，新诗的发展道路，应是既有对纵向传统的继承，也有横向接受西方的移植，所谓融会贯通之理。只有将自我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世界文学的广泛意义相融合，才能开拓更深刻、更长远的道路。这一点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在《自序》里，他曾明确表示：“我写白话新体诗，要说是‘欧化’（其实分行写，就是从西方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那么也未尝不‘古化’……就我自己论，问题是看写诗能否‘化古’‘化欧’。”试看他“化古”手法的经典诗作：

谈笑中扔掉一枚烟蒂头，/一低头便望见一缕烟/在辽远的水平线上——/不见了——天外的人怎样了//这样想得胡涂的人/却正在谈笑的圈子外，/独守着砖地上的烟蒂头，/也懒得哼“大漠孤烟直”。（《烟蒂头》）

此外，晚年的卞之琳就新诗的格律及翻译问题，曾多次撰写文章，有意识地表达他对于新诗发展的独到观点。其中几篇长序也涉及当时很多已故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都成了有关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也是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文本之一。就这篇序言来说，它不仅仅是超脱了一般序文的规范体例，卞之琳在叙述其诗歌生涯的同时，还着意于表达自己对新诗的认识及发展构想。从这个层次上来说，他是具有非常明确的历史意识的。这种历史意识，并非只是单单从文学史的抽象层面去领悟，而是怀着对祖国式微、民族遭遇的沉痛，自觉地融入对民族文化和命运的思考。因此，这篇自序，除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探讨诗歌音律以外，其他都是具有史学意义的文字纪念。作为叙述主体，他始终在字里行间的回忆中流淌出几十年文学生涯的自我感悟，形成兼有传记、史料和评论的整体。细细想来，他似乎是着力于在这篇文字中建立起一条清晰流畅的历史脉络：从思想情感到艺术追求都呈现出“个体”向“大众”的发展轨迹。虽然，《雕虫纪历（1930—1958）》随版本更迭，其中所选诗歌内容、排序等均有不同调整，但这篇序言在定稿出版后却从未被修改过，这无疑也能看出卞之琳在意识形态等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为保持艺术独立而做的努力。

但就《雕虫纪历（1930—1958）》本身来说，其所选诗歌也曾经历过几次删减与修改，毋庸讳言，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似乎是一种愈加浮躁的歌颂。即便是诗人自己较为满意的《慰劳信集》，大概也早已远离了他一直追寻的诗歌理想。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类诗作，如《收稻》《动土问答》《金丽娟三献宝》等，“这些诗，大多数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易懂而不耐人寻味。时过境迁，它们也算完成了任务，烟消云散”。由此看来，卞之琳自己虽然在理念和实践中都尽力维护着艺术的独立性，但自身与外界的双重因素，影响了他对于诗歌的完美追求。在这些作品之中，早年的智性与深刻已渐渐褪色，对于诗的“淘洗”和“提炼”亦是不够的，并非如诗人在序中所言，要做“一个冷血动物”。

所以，结合以上三点来讲，《自序》应是一个“多层次”的回忆性文本。一方面，卞之琳在这篇序言中，呼应了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并坚持的西方象征派与我国传统诗词本质相通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论架构中详细阐释“化古”“化欧”的自我经验。而这些论述又隐含着意识形态、自我情感等多个层次的内容，其中复杂，也不必一一被分解清晰。因此，序言本身就是卞之琳思想与精神矛盾的再现，反映了他作为个体生命在历史叙述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以及在构建“历史统一性”与史实本身之间矛盾丛生的关系。这种矛盾彼此之间构成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本，其产生伴随着历史的风雨，基本上渗透着卞之琳毕生的心路历程和艺术追求，也掺杂了诸多主流意识与自我审美之间的情感冲突，因而，《自序》中的表述也并非完全准确详实。无论是翻译作品、诗歌还是晚年自述，某种意义上，晚年的他对于诗的认识与表达，与其早年作为“前线诗人”的诗学观念之间，还是有着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变化。

①周实：《卞之琳先生》，《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9期。

②卞之琳：《雕虫纪历（1930—19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1]卞之琳.雕虫纪历（1930—195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卞之琳.卞之琳文集（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陈芮莹.卞之琳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5]周实.卞之琳先生[J].社会科学论坛，2013（9）.

[6]任湘云.卞之琳《雕虫纪历》版本新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6）.

[7]冷霜.重识卞之琳的“化古”观念[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7）.

[8]彦火.在桥上看风景的卞之琳[J].上海文学，2013（11）.

[9]王文彬.卞之琳的贡献——《卞之琳文集》的阅读与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3）.

[10]孙嘉琪.论卞之琳三十年代诗歌的“化古”[D].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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