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党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周丽君

(安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2)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借鉴和反思苏联经验，接力探索，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从“以苏为鉴”到“走自己的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破并超越了苏联模式。

一、以苏为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我国开始进入全面经济建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自身缺乏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经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示范和当时国内外形势出发，提出了以苏联为榜样、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方针，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参照苏联模式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革命道路适合所有国家和民族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发展模式能够适合所有国家和地区。尽管苏联模式曾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积极示范作用，但由于国情的差别，苏联模式本身的弊端越来越成为束缚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的障碍。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各国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建设新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既是学习苏联模式的倡导者，又是最早发现苏联模式弊端、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者。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方针。他重点分析了苏联模式在经济、政治体制领域的弊端，初步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此开始。

毛泽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领域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未能处理好农、轻、重三个产业之间的关系，“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1](p24)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二是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配时，过度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集体利益和生产者个人利益，严重压制了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积极性。三是在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时夸大非公有制经济的消极作用，忽视其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打压、消灭的政策，导致生产活力不足，物质供应不能满足人民需求。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这些弊端，毛泽东指出，我国要汲取苏联这方面的教训，“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p24)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按照农、轻、重的顺序统筹安排。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时，必须做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利益兼顾。“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1](p30-31)毛泽东指出，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搞新经济政策，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非公有制经济，“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p170)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毛泽东认为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苏联实行中央高度集权，地方缺乏必要的自主权，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二是在民族关系上，苏联实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矛盾尖锐。三是在政党关系上，苏联实行共产党一党独存的政党制度，取缔其他党派的存在，不利于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们要汲取苏联的教训，不能重蹈苏联的覆辙。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我们“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地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1](p31)既能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又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中国应遵循民族平等和团结原则，促进各民族融合。在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此外，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学论断，并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方针，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八大前后，党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也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和观点。如邓小平在反思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时指出，党要避免政策的盲目性，就必须广开言路、广征民意，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为增强整个社会的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还要学会听取不同意见，甚至反面意见。“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2](p272)

遗憾的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偏离了正确轨道，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生了严重曲折，我国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尽管如此，我们决不能抹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3](p300)。

二、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成功开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全面总结党在建国初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深刻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后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就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对苏联模式的弊端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反思，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战略谋划。邓小平认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4](p376)针对党内权力过分集中、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蜕变成个人领导这一弊病时，邓小平指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3](p329)这里“共产国际时期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不言而喻就是指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苏联政治体制。邓小平认为，制度建设是带有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制度好，坏人就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好人可能也会犯错误。斯大林所以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因此，为了避免因领导人的失误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挫折，必须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把成熟的经验和做法用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其不因领导人和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随着对苏联模式的深入反思，中国共产党建设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日渐明朗。在党的十二大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被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2-3)这里“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就包括“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教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不仅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有了科学称谓，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坚持的理论和实践主题。

邓小平认为，苏联模式所以存在诸多弊端，原因是复杂的，但究其根源，在于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5](p139)“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6](p1158)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判断和观点，廓清了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问题，第一次从本质层面对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初步概括，在认识上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重大突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进一步扫清了思想障碍。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接力探索、持续奋斗，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内涵，取得新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7](p23)

从上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离不开党对苏联模式的借鉴与反思。在不断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7](p27)

三、坚定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比较优势

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两种各具特点的发展道路，两种道路既有相似之处，更有明显区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苏联模式的嬗变，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比较优势。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比苏联模式更务实。

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其制定的发展战略超越本国社会发展阶段，脱离具体国情。从20世30年代到80年代，历届苏共领导人对苏联所处历史方位的判断都超越了本国实际所处发展阶段。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1939年提出“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1952年又宣布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苏联已处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1961年，赫鲁晓夫进一步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定性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此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又提出了一个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起点”的新论断。实践证明，不论哪种论断，都脱离了苏联发展实际，结果在实践中遭到了严重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走了一些弯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脱离了当时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一是因为多年来照搬苏联模式，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一是政策制定的太‘左’，急于求成，超越阶段，违背了客观规律。”中国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邓小平经过深入观察思考后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p252)党的十三大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在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是党和国家制定各项政策的立足点。党的十九大在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同时，再次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8](p12)。正是基于党对我国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和国情的清醒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又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长处，比苏联模式更灵活。

苏联模式坚持计划经济体制，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采取排斥市场、消灭资本主义的方针。实践证明，这种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确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逐年增加、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渐显现。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压抑了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束缚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阻碍了经济发展活力。因此，为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激发发展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

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3](p312)。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要充分利用市场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陷于无谓的争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5](p203)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p373)为长期以来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给出了明确答案，也为我们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解除了思想藩篱。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既避免了计划经济的滞后性，又克服了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借鉴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比苏联模式更稳健。

二战结束后，苏联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长期坚持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只重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忽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往来，严重背离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苏联经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赫鲁晓夫执政后，又将“两个世界市场”理论发展为“两个世界体系”理论，热衷于建立一个旨在控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按统一计划调节的世界共产主义经济，与西方国家基本上中断了经济联系。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经济仍处于封闭状态。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虽然苏联同西方经济关系有了一定发展，但好景不长，由于美苏争霸，苏联大搞地区霸权，招致西方制裁，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更加萎缩。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从完全排斥资本主义到全面复活资本主义的“休克疗法”，最终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全面分析世界发展态势、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5](p64)因此，要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p373)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政策，即使将来中国发展起来了，也不会改变。“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8](p34)在对外开放中，我国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健康发展。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比苏联模式更具亲和力。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本应不分大小、强弱，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应如此。然而，苏联基于自身国家利益，长期推行与美国争霸的对外政策，并以大国、大党自居，粗暴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内部事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发动对别国赤裸裸的武装侵略，严重影响了苏联国际形象和苏联模式的声誉。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5](p328)他指出，中国是一个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和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深知和平来之不易，我们绝不把自己曾经遭受的痛苦强加到别国头上。“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5](p328-329)。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党际关系，“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5](p70)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不仅如此，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决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8](p5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平等合作，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也为自身发展赢得了良好外部环境，从而比苏联模式更具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