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笔”在漳州朱子民间传说中的文化内涵

王志阳

（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朱熹，南宋大儒，“集理学之大成”[1]，在宋光宗绍熙元年四月二十四日（1190）至绍熙二年三月末（1191）担任漳州知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政绩卓著，深得百姓赞誉，而任期之短，又使漳州百姓不免怅恨之情，正如《光绪漳州府志》所叹：“临漳区区濒海一州，公之德教，甫及期月，而绩效光明俊伟如此矣。使得尽推行其说，假以再岁，漳之为漳，又宁止此？”（《光绪漳州府志》）[2]486正是这种心理塑造了朱子在民间传说的基本内涵，即朱子本非凡人，擅长教化，又淡泊利禄，具有多元形象，如“心系黎民的州官”“饱学擅教的儒师”“神仙道人”“江湖术士”[3]，但是不管何种形象，朱笔均成为朱子解决难题的工具，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故本文从朱笔内涵、朱笔作用及铸造朱笔的漳州文化特质三方面探究漳州朱子传说中的朱笔文化内涵。

一、尊贵的身份特征：朱笔的地位

朱笔，其关键在于朱色。关于朱字，《说文解字》说：“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段玉裁注曰：

朱，本木名，引伸假借为纯赤之字。系部曰：“絑，纯赤也。”是其本字也。……。赤心不可像，故以一识之，若本末非不可像者。於此知今本之非也。章俱切。古音在四部。又按此字解云：赤心木，松柏属，当厕於松樠桧枞柏之处。今本失其旧次。本柢根株末五文一贯，不当中骾以他物，盖浅人类居之，以傅会其一在上、一在中、一在下之说耳。[4]248

由此可见，絑才是表赤色的本字，而朱则是红心木，属文字假借，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絑”字条又说：

纯同醇，厚也。赤，南方色也。按市下云：“天子朱市，诸侯赤市。”然则朱与赤深浅不同。《豳风》“我朱孔阳”《传》曰：“朱，深纁也。阳，明也。”许云：“纁者浅绛。”绛者大赤。盖纯赤、大赤其异者微矣。郑注《礼经》曰：“凡染绛，一入谓之縓，再入谓之赪，三入谓之纁，朱则四入与。”是朱为深纁之说也。凡经传言朱皆当作絑。朱其假借字也。朱者，赤心木也。[4]650

为了避免歧义，本处核心字遵照原文献使用繁体字。段玉裁注解了“朱”字的意义与内涵，其依据在于经文文献表示所有纯赤颜色均用“朱”，却“凡经传言朱皆当作絑”，其原因可见于“《虞书》丹朱如此”处的注解：

丹朱见《咎繇谟》。许所据壁中古文作丹絑。盖六经之絑仅见此处。朱行而絑废矣。[4]650

由此可知，表示赤色的“絑”仅此一处，即孔壁古文作“丹絑”，显属孤证，难以成立。因此，表示纯赤色仅有朱字。

另外，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绛字“绛，大赤也”如下：

大赤者，今俗所谓大红也。上文纯赤者，今俗所谓朱红也。朱红淡，大红浓。大红如日出之色，朱红如日中之色。日中贵於日出，故天子朱市，诸侯赤市。赤即绛也。[4]650

由此可知两点内容：一是朱红是纯正的大红色，绛是普通的红色；二是朱代表正宗的地位，远高于其他颜色。这在先秦时期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论语·阳货》载：“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何宴注引孔安国观点说：

孔曰：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恶其邪好而夺正色。[5]

孔安国以朱为正色，而紫色则是杂色中佼佼者。杨伯峻更注解说：“春秋时候，鲁桓公和齐桓公都喜欢穿紫色衣服，从《左传》哀公十七年卫浑良夫‘紫衣狐裘’而被罪的事情看来，那时的紫色可能已代替了朱色而变为诸侯衣服的正色了。”[6]从鲁桓公、齐桓公到鲁哀公时期，长达两百多年，朱色的地位逐渐下降，紫色逐步被抬升。在孔子时代，朱色的正统地位被紫色替代了，但是孔子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这为后世朱色的崇高政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儒学在西汉武帝时得到独尊的地位，朱色为正统地位的思想亦被汉代社会文化高度认可。班固《白虎通·封禅篇》说：“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绛，别尊卑也。”[7]146由前文可知，朱与绛均为红色，只是朱色为正红，绛为淡红色，但此处并未明言两者地位的差别，这是因文献存在脱漏所致。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白虎通》有注文曰：

《艺文》所引同《御览》，“染绛”下有“则成黼黻之服，列为尊卑之差”，多九字。[7]146

《艺文》就是《艺文类聚》，《御览》便是《太平御览》，均编定于北宋初年，是后代校勘文献的重要资料，而上引《白虎通》出自抱经堂丛书，实为清代末期的资料，当可确证原文缺漏了“则成黼黻之服，列为尊卑之差”十二字。至于“多九字”当属印工疏失而已。陈立疏证《白虎通》时注解得更为详细，其文如下：

《御览》引“染绛”下有“则成黼黻之服，列为尊卑之差”，多十二字。《三礼义宗》：“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绛为服，以别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则应德而生。”《御览》引《中候》云“朱草生郊”，注：“朱草，可以染服者。”[8]

陈立的疏证，已然证实我们前文所言无误。因此，“黼黻之服”由朱草染成，朱草的颜色是划分等级的重要依据，而用朱草染衣服的遍数，则直接影响到衣服的颜色，即染的遍数越多，颜色越深，等级越高，故尊卑等级最终以衣服的颜色为依据。

由上述可知，朱色在汉代以后，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被列为正统的官方颜色，也由此奠定了朱色的正统地位。

二、神化朱子的关键道具：朱笔

朱子为漳州留下了许多重要风俗，如文公巾、文公拐等，与其相得益彰的则是漳州流传的与朱子有关的许多传说，如《朱熹点破蜈蚣穴》[9]90-91《朱熹错判铁环树》[9]92-93等。在众多传说中，朱笔是朱子解决难题的重要工具，是代表朱子地位的关键道具。

一方面，朱笔强化了朱子作为文化领袖、教育者与帝师的身份。在传统社会里，帝师身份最为显贵，其象征符号正是朱笔，故漳州民间传说在开篇便拈出直宝文阁学士的身份。《计除开元寺恶僧》开篇说：“南宋绍熙元年，朱文公以直宝文阁大学士的头衔‘知漳州事’，也就是当了漳州的地方长官。”[10]85突出“直宝文阁大学士”头衔来介绍朱子帝师的身份。另外，有关朱子的传说虽对朱子任漳州知州时的官衔表述各异，但均突出其帝师身份，如卢奕醒、王雄铮整理《计除开元寺恶僧》说：

宋绍熙元年，朱文公朱熹以直宝文阁学士院的头衔接任“知漳州事”，也就是当了漳州的地方长官。[11]

“直宝文阁学士院”与前述“直宝文阁大学士”头衔不能完全等同。前者符合南宋历史情况，而后者主要适用于明清时期内阁大学士的情况。两种都突出了其帝师的身份。

至于朱子帝师身份则需要通过朱笔来呈现其权威。《断娃池的来历》讲述了朱子担任漳州知州期间使用朱笔驱逐青蛙的故事，其文如下：

可是到了夜间，蛙声非但没有止息，反而鼓噪如雷，彼落此起，令人好不烦燥！朱熹怒不可遏，用厚纸剪了许多枷锁模样的纸花，再将银朱大笔批点，然后对差役说：“叫它们迅速离开此处，否则都给杠枷受刑！”差役领命而去，很快把纸花枷锁全部抛入池中。[12]89

“很多青蛙的颈部都套着纸枷，有的低声抽泣，有的仰腹浮毙。”[12]89由此可见，经过朱笔批点的纸花，具有巨大威力。在此之前，朱子曾效仿韩愈作《祭鳄鱼文》，“当场作了篇祭蛙文向众蛙宣读了一遍，点火烧了”[12]89，却是“鼓噪如雷”，未获预期效果，一经朱笔批点，立刻见效。可见，朱笔才能代表朱子的身份。

另一方面，朱笔赋予了朱子不容置疑的权威，为朱子施政发挥了保驾护航的功能。因朱子是以理学泰斗的身份担任漳州知州，学术与行政权威合二为一，其结合道具便是朱笔，帮助朱子惩恶扬善治理漳州。

关于朱子与妖僧斗法的故事，漳州现流传有《计除开元寺恶僧》[10]85-87《朱文公破甘露》[12]84-85《朱熹智诛老鼠精》[12]85-88。三者属于同一母题，都与朱子在漳州时治理寺庙乱象的举措有关，其内容是朱子与妖僧斗法，并战胜了邪恶势力，拯救漳州百姓。但在具体叙述中，三则故事各有侧重，其中《朱文公破甘露》仅有故事梗概，当属原始版本，而《计除开元寺恶僧》与《朱熹智诛老鼠精》则是晚出转精的版本，且朝着不同方向演变，最能呈现漳州朱子传说的特质。故我们以《计除开元寺恶僧》和《朱熹智诛老鼠精》为例，简要分析朱笔的功能。兹述如下：

《计除开元寺恶僧》共有三处描述朱笔的使用情形：第一处是老鼠精啮咬府衙中梁，朱子用朱砂笔顶住衙门大梁。即“正当老鼠精跳上屋梁时，朱文公早已觉察，但是他头也不抬，继续专心审案，等待老鼠精快要把中梁啮断，房屋即将倒塌的时候，他只把朱砂笔向大梁一指，大梁就掉不下来了。”[10]86第二处是老鼠精要水淹漳州府，朱子用府衙匾额诱骗老鼠精，即“有一天，他就躲在开元寺后边，芝山脚下的一口水井里兴风作浪。……朱文公一看就知道又是老鼠精搞鬼。他拿起了朱砂笔直指‘漳州府’大匾，大匾立即掉进洪流之中。”[10]86第三处是老鼠精被骗收回洪水之时，朱子用匾额镇压老鼠精，即“他想已经让漳州知府领教了他手段的厉害了，就再次作法把洪水收回井里去。他没有想到，‘漳州府’的大匾，也随着洪水的后退漂流，最后顺水流到老鼠精作法的这口大井上，把井口紧紧地盖住了。朱文公提起朱砂笔，又在一块石碑上写下‘永镇洪流’四个大字，压在井口。这样老鼠精就永远被镇压在井里，再也不能作案了。”[10]87

与《计除开元寺恶僧》不同，《朱熹智诛老鼠精》侧重于描述朱子运用风水方术处斩老鼠精的过程，突出了朱子用朱笔捉拿老鼠精的细节，即“朱熹靠近野和尚，突然抽出银朱笔，指着野和尚，叫一声‘拿下’，众差役立即把野和尚按倒在地，绑了个严严实实，随即搜查寺庙，才发现地下室有数具裙钗女尸，于是便把野和尚押往府衙治罪。谁知这恶棍不但嘴硬，拒不承认与女尸有干系，而且铁筋铜骨，刑罚多次毫无惧色。朱熹得不到恶棍的画供，一时结不了案”[12]86-87。

在上述场合中，朱笔均是朱子解决各类问题的关键道具，体现出朱子在百姓中不容置疑的权威身份。

三、漳州文化缩影：朱笔内涵

由前述可知，朱笔成为朱子理学领袖、帝师身份的象征物，强化了朱子在漳州民间的巨大权威，而其形成的土壤正是漳州文化。

一方面，漳州具有多元的文化生态系统。漳州文化具有多样性，这是现代以来很多学者的共识。《光绪漳州府志》载：“漳郡负山滨海，自唐以来朴陋初辟，文教渐兴，民风为之一变，然或不无兵戈之扰，释道之惑，于圣贤礼教未有所观感则效。有宋紫阳朱子来守是邦，……夫固统所属而化行俗茂矣”[2]913，而儒家治理社会所提倡的原则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顺而导之。化其偏以归正，化其薄以归厚”[2]913，这正是光绪年间的学者对漳州风俗的总结，也是对朱子过化之后漳州风俗的总结，朱子传说仅是生动演绎者。

《朱熹智诛老鼠精》说：

天边射出了几缕金色的霞光，朱熹带着随从登上了紫芝山。据古籍记载，由于山上长满长生药紫芝，此山因而得名。他登高远眺，这芝山好比一只侧卧的老鼠，开元寺一方有一口井与几个小小山洞，俨似老鼠头上的双眼、鼻孔、嘴巴……[12]87

紫芝山，就是芝山，因长满长生药紫芝而得名，属于民间传说，而把芝山形状描绘成老鼠，又把井和山洞比拟成老鼠的双眼、鼻孔、嘴巴，则属方术的山形风水之说，已然呈现了吸收民间方术的道教内容。儒家列《周易》为经典，朱子更属《周易》大师，且说“《易》本卜筮之书”[13]，故道家与儒家学术思想对漳州百姓而言则具有天生的亲近感，故民间传说自然把朱子事迹与民间风水之术结合起来，构成朱子传说的基本素材。

与佛教思想的关系，则呈现出漳州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朱熹智诛老鼠精》说：“从此，开元寺再没有发生妇女失踪的事。”[12]88可知在朱子处斩老鼠精之后，开元寺照常运行，只是不再发生妇女失踪的事故而已。因此在朱子过化后，漳州开元寺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计除开元寺恶僧》文末说：

朱文公回到府衙，立即暗中派出干练差役，四出联络各乡拳馆师傅，趁开元寺和尚到乡下打醮时，一一捕获归案。严惩了恶僧淫棍后，他又派人到开元寺内，发掘搜索，破了机关，从秘密地窖里放出被关押的青年妇女数十人，让她们父母领回家去。朱文公整肃了开元寺，另招有道行的和尚来住持佛事，并且禁止善男信女在庵堂中留宿。漳州的礼佛风俗才开始有了好的变化。[10]87

朱子在抓捕恶僧、拯救妇女之后，整肃开元寺，禁止善男信女在庵堂留宿，但并未关闭开元寺，仅是“招有道行的和尚来住持佛事”，新和尚则由朱子聘请而来。开元寺和尚犯了窝案，朱子完全有理由加以取缔，传说者却仅让朱子整肃开元寺，聘请其他和尚来住持，意味着故事仅针对人而非针对佛教信仰。

《光绪漳州府志》评价漳州风俗是：“释道之惑”[2]913，而黄榦《朱子行状》说：“释氏之教，南方为盛。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私为庵舍以居，悉禁之，俗大变”[14]，其内容正是朱子在漳州知州任上发布的政令《劝女道还俗榜》。其文说：

契勘本州日前官司失於觉察，民间多有违法私创庵舍，又多是女道住持。昨来当职到任之初，为见事有非便，即已坐条出榜禁止，今后不得私创庵舍居住，叮咛告戒，非不严切。近日因引词状，见得尚有女道住庵，又有被人论诉与人奸通者，显是不遵当职约束，故违国家条制，诬上行私，败乱风俗，须至再行劝谕者。[15]

由此可知，在发布《劝女道还俗榜》之前，朱子还发布了一则公文，因文献遗佚，无从得知，但由上述内容可大略推知其应不离禁止私创庵舍的为政主张。

漳州佛教信众众多，虽经朱子三令五申，仍难禁止，而且朱子发文明令禁止的是私创庵舍的私自出家行为，从未禁止正规寺庙的正当宗教活动。在朱子过化之后，漳州形成了独特的女子修行佛教的方式——菜姑，正如何绵山所说：“‘菜姑’指闽南一带带发出家住持女众佛徒。……闽南历来是佛教发达地区，女子出家人数甚多，但‘女众削发出家尼僧少，带发出家菜姑多’，闽南一带女出家人中95%均为菜姑。这种现象出现与闽南一带崇尚理学有关。自朱熹在闽南‘严禁女子出家为尼’以来，女子落发出家，被认为是败坏伦理道德的悖逆行为，因此，数百年闽南几乎没有女子削发为尼”[16]。菜姑实为佛教女出家人依据世俗规则采取的另外一种方式来修习佛教。又因朱子在闽南担任地方官仅有同安主簿 （1153—1157）及漳州知州（1190—1191），而其思想转变则在同安主簿期间。朱子在同安主簿上任途中还对禅学深信不疑，正如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说：“经南剑，见延平李侗，与谈学禅有得，不为李侗所肯”[17]。而其变化过程，正如赵师夏《跋延平问答》所说：“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则此编所录，盖同安继归之后也”[18]，则可断定何绵山所言之事，当发生在朱子任漳州知州期间。由此可见，在朱子过化之后，漳州的佛教信仰依然昌盛不衰。

另一方面，漳州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其他思想均受其统摄。虽然多元文化并存于漳州，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有主次差异，如前述《计除开元寺恶僧》与《朱熹智诛老鼠精》便无意识地反映了其面貌。《计除开元寺恶僧》文末说：

朱文公整肃了开元寺，另招有道行的和尚来住持佛事，并且禁止善男信女在庵堂中留宿。漳州的礼佛风俗才开始有了好的变化。[10]87

此处描述了朱子治漳期间的政绩，表达了对朱子的崇敬之心，也反映了在朱子过化之后漳州礼佛风俗仍旧盛行的情况。

《计除开元寺恶僧》开篇说：

南宋年间，漳州有五大寺院，其中，芝山脚下的开元寺首屈一指，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香火也最为旺盛。寺内棍僧有几百人，个个精通武艺，还有良田几百亩，庙产收入非常可观，再加上它又和官府勾结，是当时漳州谁也不敢小看的势力。[10]85

开元寺是漳州五大寺院之首，历史悠久、香火最旺，至于开元寺住持被描绘成老鼠精，则是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反映，其所做恶事如下：

这只老鼠精还是个“五支须”（好色之徒），爱玩弄妇女。他在寺庙的拜石间，设下机关翻板。进庙烧香拜佛的妇女，只要长得比较漂亮，被他看中意了，他就触动机关翻板，让这些妇女在跪拜时，跌落地窟中间，任他奸淫污辱。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可是人们都无奈他何。[10]85

此处控诉老鼠精“玩弄妇女”和奸淫侮辱妇女，而其证据便是“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未有铁证。为了突出朱子的勇气与智慧，故事还编撰了前引老鼠精与朱子的三次大战，均被朱子用朱笔轻松化解的经过。又如前引《朱熹智诛老鼠精》，朱子轻易抓捕老鼠精和老鼠精铁筋铜骨且不惧刑罚，虽不合常识，却长期流传于民间，其原因就在于银朱笔代表了朱子的权威，而其身份正是理学宗师、帝师。与之相对的妖僧所代表的各类文化，均只能服从儒家文化，否则便仅有被清理一途而已。

正是儒家文化居于漳州文化的主流地位，其他各种文化都必须受其统摄，故此类民间传说反映了当时漳州文化的基本面貌。

综上所述，漳州呈现出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儒道佛和谐共存的文化生态，朱笔在朱子传说中扮演了多种文化沟通的角色，营造了复杂而共存的良好文化氛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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