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译莎成就与人文人才的培养

屠后红，钱秀娟



朱生豪译莎成就与人文人才的培养

屠后红，钱秀娟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基础部，安徽 安庆 246052）

人才学课题之一就是研究人才成长过程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因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而一举成名的朱生豪可谓青年才俊的典范。为探讨朱生豪翻译成就的成因，以人才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归纳法梳理其短短的人生经历，从具体方面，如性格和求学经历，总结他通往译莎工作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探究人文人才如何发现与培养的一般性规律。

人才学；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汉译；人文人才培养

一、对朱生豪所译莎剧的历史评价

科教兴国，人才先行。各行各业的发展，人才是最关键最能动的因素。“人才定义的重点有三：一是创造性，即非一般性，非重复性；二是方向性，即其创造性劳动是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起推动作用的；三是实际贡献。创造性、进步性、实际贡献的统一就是人才的特征。”[1]年轻翻译家朱生豪（1912-1944），在短短一生中，以病弱之躯，在战乱之中，呕心沥血十载，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其宗旨翻译完成37部莎剧中的31部多。在译林版八卷本《莎士比亚全集》（1998年第1版）的《序》中李赋宁这样评价说，“这套全集仍以朱生豪先生译本为基础，这是恰当的，因为朱译本最受读者欢迎……朱先生的译文既能紧扣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又能再创造，保持译文的通畅、自然。尤其他优美、灵动和风格化的语言更是为人称道。”

以往对于朱生豪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其翻译理念、翻译技巧以及与其他译本的比较，如梁实秋译本。“梁实秋译莎旨在‘存真’，译文具有‘学院派’特色”，更加适合学者阅读和研究；朱生豪译莎追求‘神韵’，译文通晓流畅，在大陆更为流行。”[2]与朱译莎剧的翻译成就相比，对于翻译家本身素养的研究,尤其与人才理论相结合，进行前瞻性地论述人才成长规律和人才使用等方面的研究则不多。

二、朱生豪译莎成就成因的分析

原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方平，在《朱生豪情书》的导读中引用了一位来自戏剧界同志的话：“我是通过了朱生豪的译本接近莎士比亚的。”方平甚至建议在给朱生豪树纪念碑时刻上“我们通过您亲近莎士比亚”。“1989 年12 月，在朱生豪逝世45周年纪念日，中国翻译家协会上海分会草婴、方平等一行20 余人，慕名专程来到嘉兴朱氏故居，给朱生豪遗孀宋清如赠上一幅镌有‘译界楷模’四个大字的匾额，至今高挂在宋清如晚年的卧室。”[3]这“译界楷模”的殊荣授予二十几岁就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朱生豪先生应该说是名至实归，而又不无意外。宋代陆九渊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 可以说知人善任是人才成长任用的客观条件之一。朱生豪翻译莎剧，既有自身具有的客观优势，也有外在的伯乐的赏识和重用。“朱先生译莎之动力应该不止一个，而在‘兴趣’、‘爱国’、‘经济’等因素中，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兴趣’是其首要的动力。”[4]这里的“动力”我们认为就是朱生豪能够胜任译莎工作的条件或优势，本文就从论者较少着墨的几个具体方面来探讨为什么译莎这样艰巨的工作会“历史地”落在朱生豪肩上并由其独立完成其大部分。

（一）家庭背景

朱生豪于1912年2月2日出生于浙江嘉兴县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父亲陆润入赘母亲朱佩霞家，为重振家业，陆父投资办厂，然而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在朱先生十来岁时，母亲、父亲先后离世，兄弟三人便由大姑母（实为大姨母）朱秀娟代为照料，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具体请参看吴洁敏、朱宏达所著《朱生豪传》）。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于作为长子而生性敏感的朱生豪来说，既要肩负重振门楣的重任，甚至面临“父债子偿”的窘境，又要思考着自己的出路与人生。这种人生困境（predicament）我们称之为“the historical burden or pressure from the family”（来自家庭的历史负担或压力），让人联想到像胡适、傅雷二位先生的人生经历，尽管不完全一样，但都有一种类似的焦灼感受。身处其中会让人变得冷峻、沉默，早早地开始思索人生，并积极地探寻出路。这种不可能人为选择的家庭背景或遭际，笔者认为是人才成长的一种有益因素，小则使人成长成熟，大则可以发而为文为画，如文学大师曹雪芹和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绘画大师徐渭徐文长。当代著名学者、作家王小波在其《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说，“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使我变得沉默的原因。”“家道的迅速衰败，使他（朱生豪）承受了超负荷的精神困厄。他的体质更羸弱了，性格更沉郁了，然而却培养了他坚毅刚强的品质。”[5]19而当下快速发展的中国使大部分家庭富裕而祥和，这是多少中国人多少年的期待和追求，只是平顺安适可能会削弱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感受性和深刻性，正如清赵翼在《》中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二）求学经历

对一个历史上有所成就的人物尤其像朱生豪这样的才子的求学经历，笔者是很有兴趣的。到底是怎样的学习环境和学习习惯为后来的成名、成家埋下了伏笔？有没有因缘巧合？总体而言，朱生豪的求学经历分为四段：梅弯初小、嘉兴县高小、秀州中学和之江大学。乍一看这样的经历也没什么不同之处，是很多学子读书求学之道。但不同也在其中显现出来，“一九一七年九月，朱生豪五岁多，入嘉兴南门外梅弯初小读一年级……入学后，读书一直用功，并且养成了夜读的习惯……他读的书很多，从《山海经图说》，读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小说；从叙述武昌起义的《兴汉演义》，读到母亲珍藏的弹词宝卷和话本小说。他从小就乐此不疲，并且善于在知识的海洋里泛览。这使他的视野大为开阔，也是他学习成绩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5]9-10“他（朱生豪）自小嗜好读书，很早就显示出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和对诗歌的热爱。”[6]如果说家庭背景无法人为地选择，那么从小就养成读书而且博览群书的习惯是可以为后学者加以借鉴的。路遥先生在《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一文中说，“对一个青年来说，应该有一个觉悟期——人生的觉悟期。这个觉悟期越早越好。这就是说应该意识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准备怎样去生活。”不管是有意为之抑或环境使然，朱生豪算是“悟”得比较早的，虽没有明代王阳明在十二岁时私塾老师问“何为天下第一等事”回答“读书做圣贤”那么高度自觉与豪迈，而读书却成了少年朱生豪慰藉孤独、弥补没有亲人可以对话窘境的不二法门。在插班秀州中学后，“朱生豪苦苦拼搏了大约一年以后，他的成绩，除体育外，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国文和英文尤为明显……朱生豪平时落落寡合，很少到学生宿舍东斋去，但东斋底层的图书馆，他是经常涉足的。那里有一万多册藏书……特别是当他拿起屈原或莎翁的作品，便会达到忘我的境界。”[5]24-25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朱生豪进入之江大学，就读国文系。作为当时有名的教会学校之一的之江大学，其强大的师资和优雅的校园环境，都在深刻地影响着青年朱生豪。秀州中学和之江大学都是教会学校，英语教育有先天优势。“到19世纪末，之江大学反而比以前而更注重英语了。由于英语的商业价值，因此在通商口岸城市的中国人渴望学习英语。”[7]朱生豪曾在《译者自序》中说，“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再加上秀州曹之竟和之江夏承焘等中文名师的指点，于是心无旁骛、嗜读勤思，本身就具有诗人气质，这些都为后来的译莎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身体素质及性格

在阅读时，人们会发现，不管是真实人物或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其才华的丰赡、思想的深邃往往和身体素质有关，可以说 “体弱多病”成了这一类人才的标签，我们甚至认为“多病则多慧！”如狄更斯、卡夫卡、胡适、史铁生、林黛玉等，甚至像在2007年去世，留有《花田半亩》文字的21岁女大学生田维，都属此类。孱弱的体质迫使着他（她）们早早地进行人生思考，把他（她）们推向书本，遨游其中，对话先贤，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无聊才读书”。当然上述类型的人物由于身体不胜他任而只能心无旁骛地读书，这样反而成就了自己。王国维曾说，“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8]王氏之谓“解脱”可以理解为“悟”，由形而下的苦痛达到形而上的透彻练达。朱生豪也不例外，在他给宋清如的情书中，“头痛”、“疲倦”、“梦”、“梦魇”、“悒郁”、“死”是常出现的词汇，甚至有一次说自己“只有十年活头”，让人觉得真是一语成谶。总之，朱生豪体瘦多病，不喜欢体育锻炼，也因此差点没有拿到之江大学的毕业文凭。

这样的体质直接影响着他的性格。夏承焘先生曾在日记中评价朱生豪，“渊默如处子，轻易不肯发一言。”“朱生豪的孤僻性格，其实自母亲去世后就已表现出来了。他早年的同学黄竹坪说：‘朱生豪性孤独。秀州时就独来独往，沉默寡言。极聪敏，但心中似有隐痛。’”[5]43他自己在信中也说：“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格外厌世的……虽然都是老同学，我却觉得说不出的生疏；坐在那里，尽可能地一言不发……”[9]68

在DOVER版普鲁塔克的选集中（）有这样一句话：“Plutarch sought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s and personalities of great men, to see how individual natures led ultimately to tragedy or victory.”这段英文大意是说“通过对比历史上的名人，看性格如何决定命运。”尽管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伪命题，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结局不能完全用伦理道德去框就，即不存在所谓的悲剧或成功，而是水到渠成的事，恺撒遇刺、项羽自刎、韩信被杀即为此。但“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多少还是可以帮着人们预见一个人的未来。朱生豪的这种沉默孤傲、木讷迟钝的性格，笔者认为是后来成功译莎一个很重要甚至独特的因素。“Speech is of time, silence is of eternity.”[10]（言辞只表达一时，而沉默意味永恒——笔者译）《孟子·公孙丑上》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刘勰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中写道，“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朱子语类·自论为学工夫》在论及“求放心”时说道，“只在专一。果能专一，则静；静则明；明则自无遮蔽；既无遮蔽，须自有舒泰宽展处。”纵观以上诸家所论，朱生豪正是有意无意地处于静穆蕴涵、守气待舒的状态。“理想的人生，应当充满着神来之笔，那才酣畅有劲。”[9]20朱生豪是幸运的，把短暂生命历程里的所有感悟诉诸笔端，揣摩着莎剧里各色人物，实现了他理想中的“神来之笔”。

（四）时代环境

应时而出、应运而生，天时、地利各种因素的综合才能促使新事物的诞生。除了自身具有的才情，所处的时代环境也是朱生豪成功译莎的外在条件之一。简言之，有两个方面。首先，在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掀起了译介国外作品的浪潮。“一九三四年，上海是个‘杂志年’，一九三五年，紧接着又是‘翻译年’。各种杂志和译作竞相出版，层出不穷。”[5]105朱生豪供职的上海世界书局作为三十年代国内最大的出版企业之一，也是顺势而动。在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鼓励下，于一九三五年春，朱生豪“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其次，在三十年代，日本除了在武力上步步紧逼中国，在文化上也是瞧不起中国，说中国还没有一套像样的莎翁全集译本。此番言论深深刺痛了一介文弱书生的心，不能戎装上阵，是否能以笔代枪在文化战线上予以声援？就此事，朱先生在给宋清如的信中说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9]273就这样，从离乱的上海到常熟宋清如的老家，再到嘉兴东米棚下自己的故土，在纷乱的时局中，在贫病中，以莎翁为伴，笔耕不辍，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译就三十一部半莎剧。

三、从朱生豪译莎成就看人文人才的培养

随着“小青青，我去了！”的最后诀别，带着无限的牵挂和遗憾，朱生豪先生走完了短短的三十二个春秋。被誉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寅唐伯虎有首《七十词》， 曰：“人年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止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人生若以七十岁为限，可资利用的黄金时间也不过二十多年，而朱先生在短暂的人生里为什么能够驾驭得了莎翁那云诡波谲的宏大历史叙事和细致入微的人性刻画？根据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是要早早地养成阅读思考的习惯，另外还要有名师的指点以及个人的悟性和情感的内敛郁结。夏承焘先生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还这样评价朱生豪，“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未易才也。”[5]50因此，笔者不禁要问，如何去发现和培养像朱先生这样早慧“未易”之才？广而言之，安静、木讷、博览、勤思、天分高、有几分孤傲是这类人才的标志。《晋书·皇甫谧传》记载了皇甫谧最初“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经过叔母任氏的劝导，则“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近人马一浮先生则悟的更早，“先生自幼聪颖，9岁能读《楚辞》、《文选》，16岁赴县试，名列榜首，乡有神童之誉……1907年他寄居在杭州外西湖广化寺一间禅房，广读了‘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博涉诸子，精研老庄，深探义海，返求六经。先生读书，是无书不读，博览群籍。”[11]诸如这样的“未易”人才是如何造就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能否“批量生产”在人文领域有所建树、甚至流芳的人才呢？2013年4月12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北大举办的一场名为“谈‘文学’如何‘教育’”的讲座中，以“试问李白、杜甫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开篇，质疑大学里写作是否可以教授的问题。陈先生的发问不禁让人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卞毓方先生在其《寻找大师》的长序《永不绝望，才有希望——答杨清汀问》中有这样的对话，问：“一路采访过来，你最大的感慨是什么？”，答：“堂堂中华，难觅大气象者。”问：“你想过为什么吗？”答：“社会缺乏实际需要。一切都是应运而生，客观上没有这个运。”[12]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罗素先生的老师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其《教育的目的》（）一书中说，“在中学阶段，从智力培养方面来说，学生们一直伏案专心于自己的课业；而在大学里，他们应该站立起来并环顾四周。”[13]因此，从人文人才的培养角度来说，在有一定的智力铺垫之后，尤其是在大学里，让年轻人能够而且愿意“站立”起来，有余力闲暇和平静心境去阅读思考。大学或社会应该营造出这种“运势”，可以让朱生豪式的人才不断地涌现，让其成长而且人尽其才。

四、结语

打开各大销售图书的网站，会发现《莎士比亚全集》的中译本大多以朱生豪先生的译本为底本而校订补译的，可见朱译本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在1944年4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朱先生这样说道，“中国读者耳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5]263反映了朱先生译莎时的知己知彼的自信和译事高妙之境的自觉追求。

俱往矣！不过莎剧的汉译尚在，藉此“走近”莎翁，进而品味莎剧原文；朱先生的情书诗词尚在，藉此感受才子多舛的身世和多情的内心。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其《淮南子·说林训》中说，“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诚然，蚌病成珠。我们也期待着在人文领域能够百花竞开，给文人志士多一些宽容和擢拔。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红与黑》中说，“小说，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14]小说如镜，而精神智力的卮言珠玑又何尝不如是！就让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才情为时代把脉，为人类留下更多的珠与镜。

（责任编辑 汤太祥）

Zhu Sheng-hao’s Achievements in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k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ties Talents

TU Hou-hong, QIAN Xiu-juan

One of the aims of talent science is to explore the generalities in the growth of talents. Zhu Sheng-hao, due to his ingenious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ks, has becom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young starry talents. In order to excavate the causes for Zhu Sheng-hao’s achievements in transl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talent science, tries to make clear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for his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ks, by way of induction, i.e. combing his short-lived lifespan from certain specific aspects, such as his personality and schooling, and then further studies the general rules of selecting and fostering humanities talents.

humanities talent; Zhu Sheng-hao;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ks; cultivation of humanities talent

H059

A

1671-9255（2018）01-0053-05

2017-11-15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6A0570）

屠后红（1979－ ），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公共基础部讲师，硕士。

10.13685/j.cnki.abc. 000315

2018-03-16 10:04:4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4.1242.Z.20180316.0918.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