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社会影响分析

代洪宝+张立新+陈志新

【摘 要】 意识形态终结思潮是西方极具影响的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社会影响分析有助于理性地回应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构建有效的应对策略。本文从思潮与思想的区别出发，分析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形成。从现实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剖析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影响成因。最后提出了应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策略。加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踐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及其背后的思想研究，提高马克思主义同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能力。

【关键词】 意识形态；终结论；社会影响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思潮”是一道永不褪色的理论布景。对于思潮的定义，《辞海》释义为：一是指某一历史时期内反应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和需求的思想倾向；二是指涌现出来的思想情感，如思想起伏。据此不难看出，思潮与思想既有关联性又有区别性。从关联性来看，思潮无论是指思想倾向还是思想情感，都是以一定的思想为基础，从根本上来说思潮是从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域提出相同或类似思想的集合，没有无思想的思潮。同时，一种思潮形成又会对该思潮所涉及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在众多有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中，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变化起伏影响着西方的意识形态思想，亦影响着我国的意识形态思想。追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形成，反思其影响的成因，对于我们理性回应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具有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形成

从思潮与思想的区别出发，我们可以认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不是某种单纯的思想与理论，而是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具体来说是西方学者在意识形态这一共同理论域内，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形成的，反映西方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宣称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潮流。如同意识形态概念由法国人特拉西提出一样，意识形态终结的提法始于法国人阿尔伯特·卡莫斯。1945年，法国社会主义党人阿尔伯特·卡莫斯在批判法国社会主义党的“绝对的乌托邦主义”时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充满虚幻的现实“欺骗”，时过境迁它已经宣告终结。阿尔伯特·卡莫斯之后，雷蒙·阿隆为阿多诺在法兰克福主编的《社会学》写下《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从理论上对于意识形态的终结进行再阐述，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即选择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作为该书结论性的标题，雷蒙·阿隆在该书末尾写到：“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如果怀疑主义能平息狂热，那么就让我们真心呼唤它们的来临吧！”[1]

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甫一问世就引起了西方思想界的哗然，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双方进行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参与论战的双方既有萨特、布洛赫和卢卡奇，又有加缪、李普塞特、乔治·奥威尔，他们主要围绕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命运前景展开激辩。斯大林当时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崇拜英雄的心理，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塑造成伟大的领袖、独一无二的天才。同时还大规模地使用恐怖手段来打击、摧毁一切异己力量，导致无数共产党人被大清洗，数百万人被枪杀或被送入劳动集中营。这极大地动摇了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迷恋和向往。但是苏联人民在二战期间的牺牲以及最终胜利的事实，又使西方社会的一些人们自觉地萌发了对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渴望。例如，萨特就十分同情苏联，他试图从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决定论和苏联的意识形态中拯救出来，恢复和宣传其在西方社会中不可替代的生命力。

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进行了适时调整，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和经济部门的垄断化等多方面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一直处于剥削地位的工人阶级的处境得以改善，阶级冲突问题得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较之以往不再尖锐与凸显。于是，以加缪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乐观地宣称“意识形态走向了自我毁灭”、“意识形态是会骗人的把戏”。他们认为，作为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已然不适用西方社会，其思想宿命成为历史性的终结，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话语变得甚嚣尘上。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话语形成后，西方社会的右翼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思想，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笃定地认为“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弗朗西斯·福山则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宣称“苏联东欧的剧变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影响的成因

从现实层面分析，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中国的滥觞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产物。首先，一些人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乘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之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极力鼓吹淡化意识形态，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在中国的泛滥提供了思想基础。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也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解放思想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极端主义分子却以“解放思想”为名，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妄图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主张的实质就是要摆脱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投入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怀抱，以此把改革开放纳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

其次，一些人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之机，打着“实现现代化”的幌子，鼓吹全盘西化，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中国的泛滥提供了土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做出工作重心转移的决断，提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2]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看，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社会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折，而且也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式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式的转换，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具体的形式，比如，政治理论、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等都要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只有遵循这一范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真正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发挥其引领作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