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那盏孤灯

2018-01-03 19:39:07 读者2018年2期

蒋连根

亦舒曾在金庸创办的《明报》当记者,除小说外,她还撰写散文和人物访谈稿,以笔名“衣莎贝”在金庸主编的《明报周刊》撰写专栏。她创作的《玫瑰的故事》曾被改编为电影,故事中就有金庸作品中人物的影子。如果说金庸有仗剑而歌、豪情侠义的胸怀,那么亦舒就有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心地。

亦舒,原名倪亦舒,祖籍浙江镇海,1946年9月25日出生于上海,5岁时随父母到香港定居。亦舒从小就酷爱文艺,崇拜哥哥倪匡及其文友金庸、古龙等流行小说家,14岁时在《西点》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暑假过去了》,17岁就出版了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甜呓》。1965年中学毕业,亦舒以文学青年的姿态,跑到明报社找金庸,说要当记者。亦舒后来在《明报周刊》上写过一篇《金庸的孤灯》,讲述她初见金庸时的情景:“当年明报社在湾仔谢菲道,我去见工,完了之后,有人说让我去‘看看查先生。那真是最奇怪的办公室。简陋到极点,门虚掩着,有一盏孤灯。一位中年男子伏案疾书,闻声抬起头来,寒暄几句。少年的我根本不愿走近,随即下了楼,心里想着,做老板要如此刻苦,真划不来。其实他那时才40岁左右,已像个中年人。成功当然有所得,可是付出的代价只有当事人才最明白,创业所费时间和心血,不足为外人道。读者最开心,所费无几,捧住《射雕英雄传》读了又读,每次都兴奋得搔头拍腿。后来他的办公室装修得华美,书房也非常宽敞,可是我总是记得那一盏孤灯。”

这么灵巧且有才华的女孩,又有自己哥哥、金庸多年至交倪匡的引荐,当然很轻松地就进入明报社了。那时,明报社的新闻室在3楼,社长室在4楼。不知怎的,19岁的亦舒每晚收工后,都会静静地走上4楼,去张望坐在社长室里的金庸。

金庸眼里的亦舒,“活生生的,很真实,没有梦,但有眼泪,没有幻想,不过仍有浪漫”。亦舒17岁读中学时,《明报》的星期日特刊曾刊登過以她为主角的一组照片,因为金庸喜欢这位未曾谋面的少女作家。

亦舒被金庸点名录用后,在明报社当记者。她时常出入影视圈,兼写名流专访,这对她后来写言情小说很有帮助。

在明报社任职,亦舒感到最幸运的是金庸教她如何写作。亦舒说:“写文章应该尽量写得浅白,改10次也要改得它最浅白、最易懂。当年金庸是这样教我们的。”那时,她用过“玫瑰”“梅肝”“络绎”“陆国”等笔名。

那时,除了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具有很大影响外,还有琼瑶言情小说的横空出世。琼瑶的第一部作品是发表于1963年的《窗外》,那时琼瑶25岁,亦舒17岁。《窗外》是琼瑶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创作的,亦舒很喜欢。

学琼瑶,亦舒起初写来写去都是写她自己。金庸对她说:“亦舒,你只晓得写你自己,只是写自己,题材会写到尽头的。”她不服气,开始学习写剧情。金庸传授创作经验给她:“全真,不好看;全假,行不通。一个好的故事,包含了想象力和个人生活体验,在虚构和纪实中找到美妙的平衡。”

这样,亦舒风尘仆仆地活跃于人生舞台上,白天写新闻、专访,晚上写杂文、小说。

1973年,27岁的亦舒抛开香港的一切,只身提着两只箱子去英国求学。生活的窘迫、异乡的孤苦,让她的创作欲望陡升,事业达到顶峰。身居异乡拿写作泄愤的她不知道,在香港,她的小说已被少女们奉为圭臬,给了年轻少女们“不要沉迷于爱情的幻象,多些独立奋斗的历程”的感悟。

1977年,亦舒从英国回到久别的香港,除了一纸文凭、两只箱子外一无所有。其实在英国的几年里,她对人生、对世态甚至对自身的看法改变很多,只有一个没变,就是仍然充满很强的创作欲望。那时她处于积累阶段,甚至有留学归来后的厚积薄发、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她的很多小说都是以英国为背景的,比如《喜宝》《人淡如菊》《家明与玫瑰》等,好像连《流金岁月》里的南孙都抽空跑了趟英国。

亦舒回港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富丽华酒店的公关,之后,她转任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官7年,也曾经当过电视台编剧。那时,亦舒在经历过两段不成功的婚姻以后,仍是单身。她每天天微明即起,伏案写两三千字,一边写小说,一边写杂文。

亦舒“总是记得那一盏孤灯”,而金庸的《明报》,仍将她作为主要撰稿人。

金庸在《明报》上辟一块豆腐干大小的地方,让她“孵豆芽”——每篇数百字,而在数百字内说出要义来谈何容易。有一次,她说:“专栏女作家在报刊的一角找到自我,什么琐碎的事都拿出来絮叨一番。”不知是否自嘲,因她自己何尝幸免于此。久之,她竟“孵”出了两本《豆芽集》来。

这时候,金庸写完《鹿鼎记》,已宣布封笔,并开始修订他的全部武侠小说作品。有一回,亦舒问金庸:“你写小说是先想好人物性格,还是先有故事?”金庸答:“我的小说是随写随登的,事先往往只有一个大纲。”“大纲是长是短?”亦舒问。“只有一张纸。”金庸答。金庸还对她说,文章越简单易懂越好。亦舒果然如此,她的语言看似简洁平淡,却直击人情世事,鞭辟入里。

金庸告诉她:“写文章是讲故事给人家听,所以故事要编得好,让人家想不到结果,喜欢听下去。”亦舒琢磨着这句话,仔细阅读金庸的小说,发现他的作品中貌似不经意的小线索,往往贯穿始终,又似引线,早早预示了故事的结局。于是,亦舒的一些文章,也是看了标题,就知道故事会怎样发展,但又篇篇平中出奇,让人感叹——嚯,原来是这样子啊!大约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

多少个清晨,不论寒暑,亦舒黎明即起,伏案苦写。金庸看重她,还因为她从不拖稿,也不“临时抱佛脚”。亦舒的小说连载,往往能一气呵成,尽量不给人以断裂感,这在香港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金庸对白岩松谈起过亦舒的文字:“我善于讲故事,这是天赋,好像不是学得来的,倪匡、亦舒也都是编故事的天才。倪匡的想象力,似高于亦舒;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不得不让乃妹一头。”

亦舒走红的时候琼瑶也在继续走红,于是人家说“香港有亦舒,台湾有琼瑶”。如果说琼瑶的小说是写给青春萌动的小女孩看的,那么亦舒的小说则是写给经历过感情挫折的大女孩看的,也有一群有职业、有家庭的主妇迷恋亦舒的小说。

亦舒有一篇短文,记下她“喜欢与乐意见到的人”,评价金庸的理智与能力,还有他的科学幻想小说。此文结尾极为简约,只有4个字:“金庸,偶像。”倪匡与金庸平辈论交,而他的妹妹亦舒却视金庸在父兄之间。

亦舒在小说、散文中谈到金庸的地方很多,言语间很不把金庸当外人,也尊崇,也调侃。“我最爱听金庸讲他当年写《雪山飞狐》每月稿费700港元的故事。”亦舒说。

倪匡说:“一直知道亦舒的小说写得好,也看过她的小说,可是说起来奇怪,真正集中力量,把她的小说认认真真一口气看完却还是最近的事。记得那天晚上,一口气看完《玫瑰的故事》,已是凌晨,坐在地上,半晌作不得声。同样的情形只有当年看完金庸的《雪山飞狐》之后才有过,这是第二次。”

亦舒那迷倒不少读者的《玫瑰的故事》里也有金庸的位置。1981年出版的《玫瑰的故事》,讲述玫瑰由少女至28岁的故事,这个年龄段正是亦舒在明报社工作并受教于金庸的时候。

除《射雕英雄传》外,亦舒也熟读金庸的其他小说,比如《天龙八部》。她的小说《刹那芳华》的题目,就出自《天龙八部》第35回的标题“红颜彈指老,刹那芳华”。《风信子》与《天龙八部》存在种种微妙的对应。宋家明对应慕容复,宋老夫人对应慕容博,宋榭珊对应王语嫣,宋总管的4个儿子正对应慕容家族的四大家臣。

亦舒早期的作品集《风信子》《喜宝》等,由金庸主持的明窗出版社出版。金庸能够想到,善编故事的亦舒总有一日会将“我的前半生”写进她的小说里。

金庸和亦舒的小说带着几分神秘,悄悄地流传,成为内地读者最早看到的香港小说。

1980年10月,广州的《武林》杂志率先刊登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从此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内地书市上,读者之多、阅读热情之高,前所未闻。紧跟金庸而来的是亦舒的言情小说。亦舒善于把笔触伸进上层知识女性的爱情、婚姻、生活,写她们对婚姻的追求,爱情的失落、痛苦与挣扎。亦舒的小说虽然读起来苦涩,但由于内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间很少有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可看,读者正渴望着感情的滋润,因此也很畅销。

亦舒曾在一篇散文里说,假如金庸晚10年封笔,她这辈子就不用结婚了——有金庸的书做伴即可。金庸的作品,她是一本本地买,重复地买,大概已买了10次《鹿鼎记》。《书剑恩仇录》虽然并非金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可是浪漫缠绵的细节特别多,让喜读爱情小说的她潸然泪下。对金庸的作品,亦舒的评价甚高,认为它们甚有传世的可能:“一本书卖了35年还是一直畅销,一纸风行,已经踏上传世第一步。”

(水云间摘自《名人传记》2017年第11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