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一场可喜的复苏

寇佳丽

2017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与中国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达3.7%。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曾在2016年年末感叹世界经济前景“平庸”，如今说起眼下，她则提醒外界“不要浪费一场可喜的复苏”。用毫不夸张的方式解读IMF的官方态度：总的来说，即将过去的2017年对全球主要经济体还不错。

美国：特朗普新政已见成效

“全年的数据还没统计出来，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在1.9%-2.6%之间，按照这个趋势，无论如何，该国经济今年的表现一定会超过2016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罗振兴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亚洲之行”一度引发热议。他在日本和韩国均直白且明确地表达了对贸易赤字的不满和希望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但在中国，特朗普的“自由模式”有所收敛。他说，“不怪中国，要怪就怪前几届美国政府，是他们让美中贸易走到了‘如此失衡的境地”。在此之前，他因同一话題数次口头责难中国。

特朗普在美国开启了大刀阔斧改革的一年，从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重谈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放松油气管制到力推税改。其中，有些措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显露。

“特别是放松油气管制这块，他一上台就宣布要扩大油气产量，对煤炭的开采控制也有所收缩。然后我们就看到，今年每个季度，油气和相关行业的投资持续增长。除了国际油气价格回升，主要是新政在发挥作用。”罗振兴如此分析。

特朗普上台后，有两条管道的建设得到大力支持。一个是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拱心石（Keystone）管道，负责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另一个就是北达科他州的页岩油管道，主要负责将重油运输到墨西哥湾的炼化厂。上述两条管道都曾被奥巴马政府否定，如今重启建设，不仅减轻了美国对中东国家的能源依赖，也对基础设施建设起到较强的信号作用。

2017年年初以来，美国当局对自由贸易的重新谈判比较热衷。不仅NAFTA正处谈判之中，5月份，特朗普公开表达了对美韩自贸协定重新谈判的期待。罗振兴对记者表示，两个自贸协定分别具有不同的代表性，美国政府之所以希望重新谈判，是想要就此树立“标杆”。

“NAFTA的重新谈判很有意思。它是北美最主要的区域贸易协定，影响的也主要是北美地区的供应链。墨西哥和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额都很高，两国出口总额约80%针对美国进行，可见后者对墨、加的重要性。如果谈判成功，会对其他同样在出口或经济上依赖美国的国家产生示范作用；如果失败，美国希望在国际上推行的其他措施也将遇到阻碍。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区域贸易协定，NAFTA会受到全球关注。”罗振兴如此强调。

美韩之间的自贸协定也比较典型。签订之初，美国希望该协定为自己带来贸易顺差，结果相反。韩国对美国在安全领域的依赖度很高，“如果美韩真的走入重新谈判的环节，那对其他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国家，特朗普也可以如法炮制”。

NAFTA谈判遇阻，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提出“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也译“落日条款”）。该提案建议，北美自贸协定5年后到期，除非参与方一致同意延期。罗振兴指出，墨、加对此并不满意，因为美国提出该条款的动机值得怀疑，“美方很可能是希望如果贸易逆差不改变，那就干脆不要这个协定”。

拉丁美洲：经济增长带动就业

特朗普政府的不少新政策有如下特点：对美国好处多多，对其他国家相反。墨西哥应该对此颇有感受。比如有关移民政策的改变，严重影响墨西哥的低端产业，令该国低端劳动力人群非常紧张。

尽管如此，拉美经济在2017年的表现仍然可圈可点。

10月底，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指出，2017年，拉美地区经济复苏，将实现1.2%的增长，出口额也将同比增长10%，成为连续五年下滑后的首次反弹；同时，进口额也会在连续四年下滑后出现6.5%的增长。

目前，大部分拉美国家的经济已恢复正常，但失业率却呈增长趋势，有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已连续7个季度上升。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秘书长唐俊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拉美就业问题之所以非常特殊，是因为该地区的非正规就业比重一直很高，而非正规就业往往不被统计在就业率指标中。

“当经济增长时，对劳动的需求上升，进入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相比会更多。因为在拉美地区，非正规就业形式灵活，不仅可以大量避税，还能利用‘失业者的身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这就导致了失业率高企的假象，看上去，好像就业与经济复苏相背离。”唐俊这样说。

不过，拉美就业的确长期面临一个问题：青年人技能低下。由拉美经委会和经合组织发展中心、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发布的《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7年》指出，青年受教育程度不高、技能较为低下是拉美地区的顽疾，也是造成青年人失业的重要因素。

唐俊强调，2017年，拉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依然是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为存在较大资金缺口，该地区长期欢迎海外直接投资（FDI）。同时，拉美国家也非常注重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很多国家的NGO（非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很强，容易与海外基建公司就项目问题产生冲突，对工程造成阻碍。

欧盟：非经济事件未阻碍复苏

2017年，欧盟不仅要处理与英国的“分手”问题，还要应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突发事件以及德国大选后组阁难产的问题。尽管挑战层出不穷，欧盟经济依然沿着欧债危机以后的复苏轨迹发展，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表示，今年，欧盟经济发展明显好于2016年。

“公投之前，欧盟给英国开出了很优惠的条件，竭尽全力挽留，但英国人铁了心离开，现在，欧盟已经没什么好留恋的，也不会再让步。之所以有‘分手费，是因为欧盟认为英国退欧前该承担的义务不能丢。英国呢，深知脱欧后也不能真正完全离开欧盟，手中可打的牌并不多，所以我们能看到整个事件中，英国的态度不断软化。”

丁纯指出，脱欧谈判会非常艰难，英国很可能付出很大代价，而这正是欧盟希望看到的，以便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至于加泰罗尼亚的独立闹剧和德国的组阁问题，外界不应该过度解读。一方面，这些事件不会对经济复苏造成可见的阻力，另一方面，以德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微观上较少受政策或政府影响，只要市场信心没有遭受打击，经济部门的表现就不成问题。

欧债危机后，不管是2017年的新问题还是存在多时的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等，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部分群体出现“欧洲认同感”下降的现象。不过，也正是这一系列的难题，为欧盟各方敲醒警钟，倒逼欧洲一体化继续前行。“多速欧洲”的提法令除英国外的27国更加团结，欧洲防务机制的签署也表明欧洲人希望重振雄风的心态。

2017年11月13日，欧盟23国在布鲁塞尔签订了一项条约性欧洲防卫协议，决定启动欧盟防务“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以加快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防务一体化进程，并帮助欧盟应对在安全领域面临的各种挑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表示，这是“欧盟防务方面的历史性时刻”，将为欧盟未来制定共同防务政策和建立独立防务力量提供重要框架机制。

丁纯强调：“可以说，任何突发事件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没有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被击垮，磕磕绊绊反倒令欧洲一體化取得更多成果。现在，欧盟非常重视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和应对策略，想要倒退都不容易。”

2017年11月9日，欧盟委员会调高了对2017年、2018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测，并指出，今年，欧元区19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整体增长率将达到2.2%，为10年以来最好表现。

日本：经济受外界拉动明显

美国正式退出将满一年，日本对TPP的热情和坚持却有增无减。如今，在日本的倡议和主导下，TPP更名为CP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TPP最终能否做成，我们都不知道，但日本之所以坚持，是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刷存在感，还可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特朗普也有任期，说不准将来美国会重新加入，坚持越久越难以放弃。”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这样对《经济》记者解读日本的态度。

截至12月上旬，日本只公开了2017年前两个季度的经济数据。从目前看，受世界经济复苏，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明显拉动，该国旅游业、仪器设备和汽车出口表现较好。张季风表示，2017年全年，日本经济增长或可达1.6%。

“出口增加，首先带动生产扩大，社会筹资紧跟增加，不管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都会因为出口增长而增长。2016年8月，日本政府通过了28.1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去年的投资效果会逐渐体现在今年的经济数据中。目前，日本经济正处于战后第十六次经济高涨周期，这也是经济较为景气的另一个因素。”张季风这样表示。

安倍政府在2017年11月自称，日本经济已维持了58个月的长期景气。不过，其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约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时期73个月长期景气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央行逐渐走入常规货币政策的关键时刻，日本央行依然坚持宽松政策。12月初，该行行长黑田东彦明确表示，“我们会持续采取超宽松政策”。

张季风指出，超宽松政策原本就属于非常规策略，日本不退出宽松，说明国内经济“不正常”。“我曾多次向日本央行的相关负责人和当地的经济学家寻求答案，最后无解，因为他们自己也说不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需平衡南北增长动能差距

2017年10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前三个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不断优化，新兴动能加快成长，质量效益明显提高，稳中向好态势持续发展。前三个季度，GDP高达593288亿元，同比增长6.9%，连续9个季度运行在6.7%-6.9%的区间。

“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有它非常繁荣的一面，也有它挑战重重的一面。”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新兴动能成长较快，同时，也存在南北差距明显的不平衡状况。曾经，中国经济主要是东、中、西的差距，体现为发展水平不一致；今天，增长动能的南北差异更值得关注。

“广东、浙江等南方省份，主要依靠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拉动经济增长，阿里、华为、腾讯、华大基因等，这些行业龙头或高科技企业，都生在南方。北方呢，山东省经济增长乏力，天津GDP增长下滑，东北三省的经济难题，长期讨论但似乎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模式。对我国而言，这是一项巨大挑战。”张建平如此强调。

此外，M2（广义货币概念下的重要指标，同时反映现实和潜在购买力）与GDP比重偏高，彰显了中国经济存在高负债率的问题。2008年以后，中国M2/GDP数值上升较快，至今已达208%。如何避免金融系统出现明斯基时刻（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描述的时刻，即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是目前全国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房地产的规模和风险都在增长，泡沫并未完全排除，如何在抑制房价暴涨和阻止房价暴跌中进行合理调控，也是不小的挑战。国有企业仍然效率低下，如何进入深水区改革，如何降低企业债和地方债的沉重负担，同样需要整个社会的思考。

张建平还强调，尽管今年以来，“三驾马车”中消费表现亮眼，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仍有待挖掘。

他说：“我国消费潜力尚未完全释放出来，突出表现在每年有上万亿元的消费转移到海外进行，这说明供给侧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大力推进商务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生产部门联合起来，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对路的产品和服务，是当务之急。”

对复苏保持谨慎乐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迎来“低增长、低利率、低膨胀”时代。2017年比较特殊，它是后危机时代唯一所有主要经济体表现均好于预期的一年。因此，有观点认为，世界经济将进入“同步适速加速增长”阶段。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教授表示，要对全球范围的经济复苏秉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除了看到增长，我们还需要看到背后的原因与实际情况。

“欧盟在2017年年初预计的经济增长是1.4%，实际情况约为2%，原因之一在于劳动市场的政策修改。新政策允许法国和意大利等多个欧洲经济体放开对劳动合同、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的限制，意味着企业可以使用更多临时工。这很讽刺，因为临时工增多给经济带来改变，根本不是实质增长或结构性增长。”贾晋京如此强调。

美国也存在类似情况。2016年11月，道琼斯指数（股票指数，美国经济的重要指数之一）为19200多点，2017年11月为23000多点，增长了20%。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速约在2%-2.5%之间。“股市膨胀了20%不过才带来2%的增长，说明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货币现象，也即资产价格改变带来的效果，不值得欢呼。”

贾晋京曾多次对记者表示，贸易在各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从前，贸易引领政策；如今，政策引领贸易。新型贸易手段已跨越边界成为各国境内事务，导致贸易与投融资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传统贸易不再是全球经济前进的动力，新兴贸易还不足以强大到引领新趋势。

以此为基础，贾晋京认为，“未来，那些可以更大程度促进各国之间经济交流的因素，可能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引领者”，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特别值得看好。他提醒外界，不要对现状产生盲目乐观的心态，否则复苏势头或遭遇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