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口舌罪与文字狱

张鸣

历 朝历代，但凡谋反罪，都会得到最高的刑罚，车裂、凌迟和夷三族或者九族。如果没有行动，仅仅是语言犯上，那么也是重罪或者死罪。比较早一点的是割去舌头，人还活着，但没法再开口说话了。

对于文字，早先的统治者一般都比较忽视，不大在意。司马迁受了宫刑，是因为替李陵说话。汉武帝本欲李陵战死沙场，得知李陵投敌，勃然大怒，问太史令司马迁应该如何处置。司马迁与李陵是挚友，明白李陵非不得已不会降敌，便说，“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李陵之所以没有以死尽节，应当是想找机会报效国家。

就是司马迁这一说，激怒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但是，这个罪，其实跟他的《史记》没有直接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把汉武帝说得那么不堪，也没有什么事。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对武帝穷兵黩武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虽然当时这些文字还没有公开发表，但的确朝廷的管控也不到位。后来发表了，也有人认为那是一部谤书，但司马迁的后世子孙，都好好地活着。也就是说，没有被追究。

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于刑罚的加重，是有促进作用的。辽国对于谤讪君上者，是用大铁椎锥其口，一锥毙命。于是，后面的朝代就明白了，碰上这样的事儿，干脆就一杀了之。

但逐渐的，重点从口舌，转到了文字。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宋代以后印刷术普及，文字的作用，逐渐高过了口头。朱元璋登基之后，搞了好些文字狱，不过，都是小儿科级别的。这个老粗，对于复杂一点的文字，就没有辨别能力了。

能看的，都是些溜须拍马的奏章。恰是这些奏章，草拟者偏偏要舞文弄墨，朱元璋让人念给他听的时候，正意和谐音分不清，猜忌心大起，以为人家有意谤讪，于是，杀了一个又一个，其实都是冤枉的。

清朝的皇帝，是从山上下来的满人，但满人的皇帝比较用功，文化水平居然比老粗的朱家子孙要高。对文字上的事儿，也显得比朱家皇帝要明白些，但也就是明白一点。这一点，仅仅让他们搜索范围大了，其他的就很难说。

但凡皇帝，无论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猜忌心都挺重的。被后世的漢人恭维成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玄烨，也是一样。看着不顺眼的文字，或者感觉可疑的文字，一定追究。到了他孙子乾隆皇帝弘历那里，这事儿就干得近乎疯狂。看哪个臣子的文字，都觉得可疑。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流放边远，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已死的人，则开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

说实在的，当皇帝还仅仅在意人家的口舌的时候，罪状确定得还比较准确，冤枉的不多。但是，一旦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文字，而且重点追究文字的时候，其实是在制造大批的冤狱。汉字多音、多意、含义复杂，只要有人多疑，白纸黑字怎么解释怎么是。

屠刀一拨接一拨地砍下去，连死人都不放过。造成的局面，只能是万马齐喑，让整个王朝只有马屁精和刻意讨好上意的圆滑世故者才能得意。

士大夫如同行尸走肉，等于死掉了。士大夫死掉，文化也跟着死掉了。这样的话，所谓的康乾盛世、文治武功，都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