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东方学》对东方学的解构

2018-01-06 09:10刘琛
北方文学·上旬 2017年35期
关键词:解构

刘琛

摘要: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详细介绍了东方学的历史与发展,深刻剖析了其背后的西方权力话语体系;更在此过程中运用解构主义哲学策略,通过对东方学体系中两组二元关系的解构,从根本上动摇了作为西方权力话语的东方学的内在逻辑结构。

关键词:萨义德;东方学;二元关系;解构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美籍巴勒斯坦人,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1978年,其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巨著《东方学》出版,迅速在东西方产生了巨大反响,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的热潮。在《东方学》中,萨义德详尽地介绍了东方学的内涵和其产生发展历程,对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以及其作为西方权力话语的实质进行了辨析,引起了东西方的广泛关注,掀起了一场迄今未息的争论,也引发了学界关于东方学的深入思考。

《东方学》对于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的巨大意义,不仅仅在于单纯地向世人介绍东方学,并阐释其存在的本体论意义,更在于直击其背后的西方权力话语体系。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判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p4)在萨义德的眼中,东方学的存在既像是一台显微镜,又像是一把手术刀,将东方暴露在西方的东方学者的视界中,任其管窥与肢解。“正是由于东方学,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p5)究竟东方该怎样应对东方学?除却文化霸权的压制效果外,东方学的内在话语结构是否无懈可击?通过研读《东方学》,笔者认为,萨义德对于东方学的洞悉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揭示东方学的内涵和实质,还可以使我们敏锐地察觉到,在《东方学》的书写中,萨义德已经寻得了解决之道,那就是通过运用解构二元关系的解构主义哲学策略,来动摇东方学的话语体系。

一、对 东方/西方 二元关系的解构

作为解构主义的急先锋,雅克·德里达在1967年发表了《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和《文字语言学》三部著作,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发起进攻。他采用的是德里达式的解构方法:从“拆除在场”和颠覆秩序入手,瓦解形而上学的基础,从而打乱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根深蒂固的系统。①(p363)

在萨义德《东方学》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组二元对立关系便是东方/西方的组合。他说:“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东方)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有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mind)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p3-4)在这种关系中,西方是位于中心的、主动的、已知的、同质的;而东方是边缘的、被动的、未知的、异质的。这种二元项的对立绝不是平等并列的,而是“某个词语支配另一个词语,并占有决定的地位。”表面上将东西方相提并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西优东劣的等级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东方彻底沦为了西方的陪衬,一切针对东方的知识研究都势必成為西方人自我欣赏所需要的“他者”存在。这就印证了德里达所说的:“在传统的二项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强暴的等级关系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总是统治着另一方(价值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等等),要解构这一对立面,首先就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将这种等次关系加以颠覆。”②(p41)

萨义德显然意识到了这种机械的二元对立的弊端。他英勇地拿起解构主义“拆除在场”的理论武器,对其合理性发出质疑:“至少是就书面语言而言,不存在直接的在场(presence),只存在间接的在场(re- presence)或表述(representation)。因此,有关东方的书面论述的价值、效用、力量和所谓的真实性就很少依赖,也无法有效地依赖,东方本身。相反,书面论述对读者来说之所以具有在场性是因为它将任何像‘东方这样真实的东西排除在外,使其移位,令其显得多余。”(p28-29)他重拳所击中的,正是东方学话语体系中的“西方中心论”的要害,从而让西方无法再固定地占据二元对立中的中心位置。当中心不再稳定后,原有的二元对立秩序自然就失去了平衡,开始显现出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出现这一节点,也是解构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维进行彻底颠覆的理论节点。

在这种解构二元对立策略的指导下,我们已然无法再对东方学研究中对于东方的书面描述持确信无疑的态度,也就更加无法屈服于西方对东方的“绝对权威。”

二、对 东方学家/东方 二元关系的解构

东方学家和东方之间的二元关系不难理解:东方学家研究东方,东方被东方学家所研究,二者之间是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对这种稳固的二元关系,萨义德是这样评价的:“东方、阿拉伯或伊斯兰教分别或整体地被定义在一个固定的客体地位上,这个客体地位时时被西方强大的视阈所注视着,以至形成一个凝固不变的客体。”③(p200)东方是一个被人为限定的客体,在东方学家的研究视域中,处处显出“他者”的异质性。也就是说,作为文本的东方并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文本,在东方学家的解释中,它的界限是被划定的,它的内容是静止的,只是一个僵死的机械文本。在这种二元关系中,“东方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种族,也不是一个民族或地域,而是一个人为建构的文化地理学概念,它有一套属于它自己的思维、情感、意象和词汇。”④(p704)

萨义德清醒地指出,真正的东方不可能像东方学家心目中那样静止、僵化、一成不变。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东方学家对东方已经形成了“文本性态度”,譬如伏尔泰在《憨狄德》里所抨击的那种观点和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面所讽刺的对现实的态度。“这些作家对自己这样一种看法感觉非常良好:认为人类所生活的纷纷攘攘、变化莫测、问题重重的世界可以按照书本——文本——所说的去加以理解是错误的;将书本上的东西照搬到现实是愚蠢的或灾难性的。(p120)……人们一直试图并且确实在尝试着以一种简单化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文本,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憨狄德》和《堂吉诃德》将不再能够像今天那样对读者产生吸引力了。人们宁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p121)。文本性态度给予了东方学权力话语内在的权威,因为它所应对的不是在任一现实领域意义上的东方,而是一个“由那些描写东方的文本创造出来”(p123)的东方。这样的“东方”,不过是在这个名为“东方学”的木偶戏的舞台上,被西方操纵的一个傀儡罢了。至于真正的东方,则被强迫作为观众,永远站在台下,看着自己被代表,根本无力去挑战隐藏在东方学背后强大的西方殖民话语体系。

到这里,我们已经发现,原本“东方学/东方”的二元对立似乎已经不那么根基稳定,因为萨义德向我们揭示了其中之一的不在场,即在与东方学的对立中,真正的东方的缺席。既然东方学中的“东方”从来就不是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深处西方话语体系中心的东方学家人为构建出的“一个文化地理学概念”,那么东方也就从来不存在于东方学的指涉范围内,更不可能与东方学家构成主體/客体的认识论上的二元关系。当论证了东方的不在场后,这个二元对立系统就彻底失去了一极,变得摇摇欲坠起来。一个行将倾倒的二元中心体系,是否还能支撑起庞大的东方学话语机制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认识到这一解构策略的可行性后,恐怕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东方学家,不仅会对东方学家的发言权威性大加怀疑,还会对东方学是否能妥善贴切地“表述东方”进行重新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察觉,《东方学》不仅是一部全面介绍东方学并且揭示其本质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带领现代东方人破解“东方学”迷信,突破“东方化”宿命的策略指南。从东方人的角度出发,对东方学权力话语体系进行解构,可以使东方更清醒地认识到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自身处境,然后更积极的去寻找破解之道;而对于全球性的东西方文学文化研究来说,解构东方学,正如《东方学》中所写,能够“为当代学者们提供新的洞见、方法和观念,完全有可能不必再依赖东方学在其发展中所提供的那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型观念。”(p421)这无疑将会对跨越狭隘民族、语言、文化界限,建立“世界文学”的研究视域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0

②德里达.立场[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

③巴特·穆尔- 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④章辉.学科·知识·权力——《东方学》的核心命题及其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704-709.

参考文献:

[1]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5.

[2]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3]王汝良.东方学研究述评与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04):55-65+128.

[4]许晓琴.东方·东方学·东方主义——赛义德后殖民批评与东方学批判[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0 (02):1-4.

[5]颜敏.“东方学”与“西方学”——读萨义德《东方学》[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04):17-22.

[6]郑敏.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J].汉字文化,1997(03):4-8+41.

[7]丁玲.“伤痕文学”的自我解构[D].华东师范大学,2009.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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