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视野中 “赋、比、兴”的概念演变

杨群

摘要：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的一组重要的诗歌理论范畴。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这组概念并不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其意涵始终伴随着经学尤其是《诗经》学的发展。从两汉经学到宋代经学的学术转型，直接影响到了学者们对《诗经》的阐释角度和阐释方法，也由此造成了对赋、比、兴概念的不同界定。正是在这一进程中，赋、比、兴的文学意义也逐渐凸显。

关键词：赋比兴；经学；《毛诗正义》；《诗集序》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的一组重要的诗歌理论范畴。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这组概念并不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其意涵始终伴随着经学尤其是《诗经》学的发展。赋、比、兴的提法最早见于《周礼·春官》的“六诗”之说，汉代经学家开始以赋、比、兴解读《诗经》，并逐渐赋予这组概念以不同的意义演变。这一过程集中在自汉代到宋代这段经学的主要发展时期。透过经学史的发展视野，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赋、比、兴这组概念的文学意义是如何被逐步发现的。

一、两汉经学家对“赋、比、兴”教化功能的诠释

汉代《毛诗序》最早提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诗大序》把《周礼·春官》的“六诗”说改为“六艺”说，并且在文中将风、雅、颂作为诗体列出来，这就表明作者已经将“赋、比、兴”作为了表现手法。但是，《毛诗序》只明确标明兴体，对赋、比、兴的具体内涵并未作出界定。东汉古文经学家郑众则对之进行了定义，认为赋含有“直铺陈述之意”；“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

需要指出的是，汉代经学家虽然开始将赋、比、兴作为诗歌表现手法加以解释，但是他们的立足点是为了以此说明《诗经》文本的政治教化意义，比如《毛诗序》就常借比兴说来曲解诗意，将一些爱情题材民歌与具体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进一步将赋、比、兴的概念与诗经的教化功能直接联系到一起，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

总体而言，由于两汉经学家们重视的是赋、比、兴作为教化手段的一面，所以他们的相关立论多有偏颇之处。比如直陈其事的赋由于不合乎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而为此时的学者所忽视，而比、兴则受到更多关注，甚至被用来与美刺二端建立直接的对应的关系。此外，在两汉经学家那里，比、兴二者的概念仍然是较为含混的。比如郑笺说兴时往往释“兴”为“喻”，这就使得比与兴之间的概念无法彼此明晰。郑玄是两汉经学集大成者，郑笺对赋比兴概念的模糊之处说明两汉经学家对于赋、比、兴的理解还处于摸索阶段，并未有较为统一和完善的定论。

二、魏晋至唐代学者对“赋、比、兴”之美刺说的继承与发展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经学的一统地位逐渐衰退，但是其在士人中的学术影响仍然非常深远，其中就包括对于两汉经学家对赋、比、兴的解说思路。如刘勰论《诗经·关雎》就与两汉经学家的思路一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

到了唐代，经学重新兴起，其代表人物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对于两汉经学采取了继承的态度。但《毛诗正义》对于赋、比、兴的具体概念还是做出了自己的修正和发展，提出：“賦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毛诗正义》还认为“其实美刺具有比兴者也。”这就修正了郑玄比兴学说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三、宋代经学家对“赋、比、兴”之文学意义的发现

与唐代经学家沿袭两汉经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宋代经学家对两汉经学进行了深刻反思，从重视章句发展为重视义理。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他解读《诗经》，以求其本义为旨归，并强调个人体悟：“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认得此诗是说个甚事。”（朱熹《朱子语类》卷第八十）正因为这种强调这种主观能动性的治学方法，造成宋代经学家全新的文本阐释观念，也由此直接影响到对“赋、比、兴”范畴的诠释。他在《诗集传》中开宗明义：“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者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

朱熹对于赋、比、兴概念的确立贡献首先在于充分突出了赋、比、兴的特征，这样就在具体的解经过程中不至于出现两汉经学家常有的含混现象。特别是在对于兴的理解上，朱熹赋予了其有别于“比”、“喻”的内涵。由于对于诗的本义和自身的独立理解有着更多的关照，同样是作为解经的重要脉络和工具，赋、比、兴的概念在朱熹的诗集传中已经较为完善、自足，运用起来也更为自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的背景下，朱熹对于赋、比、兴的理解已经接近了其艺术本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赋、比、兴的演变不仅是学者们对文学规律不断深入发现的结果，同时也是经学学术方法和理念不断发展的结果。在机械的美刺教化学说中，学者们对于赋、比、兴的理解多有牵强附会乃至自相矛盾之处。而随着宋代讲究义理、心悟的治学方法兴起，经学家们读经解经的初衷以及相应的治学方法都发生巨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赋、比、兴的概念日渐明晰，其文学意义也终于得到应有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2]朱熹.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94.

[3]朱熹.诗集传[M]中华书局，2011.

[4]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