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比较

张曼曼+张影

摘要：《围城》与《儒林外史》分别作为我国学者钱钟书和吴敬梓的代表作，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两部作品均以知识分子的生存模式和环境为研究对象，深入探析了古代与现代道德文化世界，通过比较二者的讽刺艺术，将有利于人们对两部文学作品产生更深层次意义的理解。

关键词：《围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比较

《围城》是我国现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之作，《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艺术的典范之作，二者均以讽刺为研究主线，用以对人生、社会的抨击和反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学者夏志清认为，《围城》与《儒林外史》相比，其讽刺意义更浓，抨击思想更加深刻，影响范畴更广；张明亮认为，两部小说的讽刺思想内涵较深，《围城》是基于《儒林外史》之上，运用现代手法对传统讽刺艺术进行升级。通过对《围城》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展开比较，旨在突出两部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成就，其研究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讽刺态度的比较

尽管吴敬梓和钱钟书出生于两个不同时代，《儒林外史》和《围城》创作时间相隔两个世纪，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侧重点高度相同，均是对病态知识阶层和黑暗社会的抨击、讽刺。吴敬梓生活在封建社会，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科举制度的侵害，封建制度严重禁锢着文人志士的思想，《儒林外史》讽刺长卷中，涉及内容较多、层面较广，有醉心十八股举业、企求飞黄腾达的腐儒之士，比如范进、鲁四小姐等人，作者对这类人表示同情与憎恨；也有悲天悯人、自命清高、沽名钓誉的假名士，比如杨致中等人，作者对这类人非常厌恶。同时，对一些贪官污吏、乡绅恶霸也是痛恨至极。《围城》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民族问题突出、经济危机重重，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主义人士，投身于抗日战争和救国存亡活动中[1]。然而，《围城》中所塑造的人物，完全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自闭、庸俗、狭隘的生活，毫不关心国计民生、民族大义。比如高松年为一所大学的校长，平时以搞科研为由，戴着造假桂冠，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善于伪装。当高松年听到方鸿渐并未收到自己的那封没有写的书信时，表现的极为诧异，无论是表情还是言语，都表现的十分生动、形象，给外人一种真实的感受。作者形象的表示，高松年有着表演话剧的天赋，没有去表演话剧，是话剧界的不幸，而却是演员们的大幸，显然这是一种讽刺的措辞。再如李梅亭在抗战期间，并没有参加抗日，也没有分解民忧，而是通过贩卖药品，赚取中间高额利润，发国难财，其做法实属可耻，作者给予强烈讽刺。

由此可见，尽管吴敬梓和钱钟书处于两个不同时代，但是其代表作《儒林外史》和《围城》中所表现出的讽刺态度极为相似，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继承者。当然，由于时代不同，所以其讽刺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儒林外史》创作于封建时期，吴敬梓深知社会前途未卜，讽刺态度也表现的很无奈，甚至迫于对显示的改变，附加幻想和自慰的情绪。《围城》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钱钟书深受抗战气息的感染，对一些庸俗、背叛、无知和麻木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极为厌恶和痛惜的态度。因此，前者是对封建社会制度、科举制度毒害人心的讽刺，表现出无奈和烦闷的心绪，后者是对抗战时期无知、麻木、庸俗人士的讽刺和警示，表现出改革和奋进的决心[2]。

二、讽刺手法的比较

《儒林外史》与《围城》在讽刺手法运用过程中，并不完全依靠作者的思维意识，而重点通过情境塑造和情节发展来完整展示。《儒林外史》中对范进形象的刻画十分深刻，范进在中榜之后喜极而泣，进而失去理智，成为疯者；《围城》中对高松年的形象塑造非常完美，在前往三阎大学任教途中，对寡妇行为不端，甚至与人拳脚相向，担任校长之后，提出未婚教师不能担当女学生指导教师的荒唐提议，方鸿渐对高松年的描述为：即使能够预防未婚教师对女学生产生不轨行为，但是也无法阻止已婚教师对女学生心怀不轨，高松年的奇葩做法，并無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儒林外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王玉辉，其三女儿因为丈夫的离世深受打击，在情绪激动之下向父亲提出寻死要求，而王玉辉不仅没有给予精神激励和情绪安慰，反而刺激女儿，其女儿最终因绝食而死，王玉辉仰天大笑，认为女儿死得其所，可以看出，王玉辉的迂腐不堪受到世人的唾骂，作者为其无知和残忍而感到痛心；《围城》中的方鸿渐前往学校参加演讲，因为种种原因穿错了衣服，演讲中又忘带稿件，而此时为了不让台下人取笑，硬是乱讲一气，对鸦片与梅毒进行强烈抨击，只是一味的讲其毒害，却没有反思两者所催生出的新奇事物和优秀作品的价值意义，这种盲目与无知，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存在自欺欺人、言辞有误的问题。另外，两部作品的作者在讽刺手法运用方面，均源自于现实生活，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3]。当然，二者在讽刺手法运用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儒林外史》中白描手法运用独特，讽刺的主要对象为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儒林人士，具体描绘重在细节，讽刺客观、实际；《围城》中主要运用比喻的讽刺手法，显得新颖而独特，并且运用了西方文学分析技巧，通过揭示人物内心思想活动，来达到讽刺的目的。所以说，二者的讽刺手法异同点非常明确。

总之，《围城》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态度和手法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同时存在一定的差异，无论如何，二者的讽刺艺术成就很高，是现代学者所研究和读者所思考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尚静宏.《围城》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比较[J].芒种，2013（13）：82-83.

[2]夏芳.《儒林外史》与《围城》的讽刺手法之比较[J].考试周刊，2009（25）：20-21.

[3]王永军.《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艺术的浅析[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2）：116-118.

作者简介：张曼曼（1990-），女，河南南阳人，学士，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文。

张影（1991-），女，河南郑州人，学士，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