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他们离开，他们留下

翁佳妍++毛晨钰

作为文化事件的记录者与讲述者，我们选择在2017年结束之际记录这一年文化领域的逝者。让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来

2017年，这个星球上每分钟有111个人死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会留下一个名字、两个日期，然后，被一些人记住，又被更多人遗忘。

作为文化事件的记录者与讲述者，我们选择在2017年结束之际记录这一年文化领域的逝者。他们中有人声名显赫，离开得轰轰烈烈，也有人看似默默无闻，但追溯过往却也惊心动 魄。

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只做了一件事，而这件事让他们的名字在健忘的时间中被刻得稍深了一点。我们希望写下这些曾被我们忽略的故事，让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来。

一个种子猎人·钟扬

（1964年5月-2017年9月25日）

钟扬是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教授，但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种子猎人”。

今年，他在“一席”演讲，将他的工作叫做“种子方舟”：16年在西藏采集4000万颗种子，这些基因能被保存100到400年，为未来的人类所用。

钟扬是生物学界少有的多学科交叉学者。他最初学的无线电工程，后来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用计算机思维做基因研究。他的思路又广又奇特，曾想从基因角度研究大熊猫不断啃竹子是不是家族抑郁症。2000年到复旦任教，他逗学生说，转行生命科学，是因为搞这个的人寿命长。

到复旦任教第二年，钟扬对口支援西藏，一年150天在高原上采集种子。因为，“青藏高原有2000种特有植物，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而上海北京生物多样性排名倒数第一第二的地方，却集中着全国一半专家。”

钟扬常和学生讲猕猴桃的故事：猕猴桃原是中国特有，口感不好，没人吃。1904年，被外国人从宜昌农村剪了20根枝条回去，最后在新西兰用3根枝条杂交出风靡全球的奇异果。他总结收集种子的意义：“一颗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收集种子很不轻松。根据国际标准，每种样本种子数量需要5000颗，为了防止杂交，两个样本空间距离不能小于50公里。钟扬和学生开着车大海捞针一样在高原上转悠，时常进入无人区，公路到头了，就走野路，睡藏民都不睡的牦牛皮帐篷，心跳慢到每分钟44次，需要紧急输氧。

他和学生收集过高原上一种光核野桃，采了8000顆，装了两麻袋。钟扬在办公室门口摆了个台，路过的人都得吃7颗，并且把桃核用牙刷刷出来。藏族学生一边吃一边呸呸吐，跟他说：“老师你采错了，这个不能吃。”这8000颗桃核被送进种质库。

钟扬觉得，虽然现在不知道这种桃核有什么用，但它抗虫、抗病、抗旱、抗寒，说不定将来可以用非转基因方式和水蜜桃杂交，获得一种新型桃子。“我们知道潜在的意义是很大的，在没有兑现前，要紧的是把它收集起来。”

青藏高原的植物占我国植物的30%以上，有1000多种为当地特有，高原环境让这些植物具备尤为特别的基因，从来没被彻底盘点过，世界第一的种质库英国邱园也没有一颗来自西藏的种子。然而，由于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一些植物在人类还没有搞清用途前，已经灭绝。

钟扬时常有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他和学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经提取出抗癌成分，花3年把全世界仅存的3万棵巨柏登记在册，还找到了专门用于遗传学研究的“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

复旦生物系系主任卢宝荣认为，钟扬最特别的贡献在于，培养了一批在西藏采集种子的学者。钟扬的第五个藏族博士刚毕业，其中四个都留在西藏大学继续“种子方舟”工程，他曾展望过“未来20年”：把西藏高等植物收集到75%。

钟扬给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取名云杉、云实，一个是裸子植物，一个是被子植物。他们出生时，复旦学生在院里贴喜讯：钟扬教授和张晓艳博士的遗传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结果为两新种：钟云杉、钟云实。两个孩子如今上了高中，一个汉语班，一个藏语班，他希望儿子将来能继续这项愚公移山般的事业。

在高原工作近20年，钟扬的健康受损。两年前他突发脑溢血，一年前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医生说，他已经不适合在高原工作，但钟扬还是回到西藏。他有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

2017年9月25日清晨5点多，内蒙古鄂尔多斯。一辆铲车和一辆轿车相撞，轿车里坐着的正是在去讲课路上的钟扬教授，他因车祸去世，时年53岁。

生前，他做过一个设想：一百多年后，假设那时还有癌症，大家发现有种植物有抗癌作用，查出来在西藏，已经没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人好像采过了”。最后发现植物种子还有5000粒，癌症被克服的可能性因此增加了一点点，他觉得这就是他生命的意义。

一个宿舍服务员·袁苏妹

（1927年—2017年11月25日）

2017年11月25日，香港大学校长马斐森（Mathieson）在社交网站致辞，哀悼一位刚去世的90岁老太太袁苏妹。在港大，她更有名的称呼是“三嫂”。

她是香港大学“只会写5个字”的荣誉院士。原来只会写自己名字，被授予院士后，又新学了两个字“三嫂”。

1957年，三嫂和丈夫承包下大学堂食堂，丈夫设计菜单和烧菜，她负责照顾一日三餐。每天早上6点，三嫂把烧好的开水送到各个宿舍，然后下山买菜。大学堂在山上，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维多利亚建筑，三嫂常常需要提着20多斤重的海鲜或40只鸡，登山爬高回到宿舍。

三嫂的角色常常不像宿管，而像母亲。44年里，大学堂新生从每年几十人到一百多人，她对每个大学堂仔都了如指掌，毕业几十年的，她仍能一下叫出名字。74岁的香港赛马会主席陈祖泽在她眼里还是“乖仔”，她记得政要梁智鸿在港大学医时，“头型就是中分”，快80岁了还没变发型。

早年，大学堂一天三餐费用4元，三嫂自费为学生煲汤、熬药，不计盈亏：“我当他们个个都是我的孩子，有什么头晕生病当然要好好照顾。”77岁的TVB执行董事梁乃鹏常提到考前半夜突击复习，三嫂给他煲莲子鸡汤。三嫂常外出给学生抓药，煎好送进房，律师陈向荣记得考前发高烧，三嫂给他煎了一碗凉茶。

三嫂享受这些分外活。“我喜欢做甜品请他们吃。”常有中年人在提到三嫂厨艺时，突然显出与年龄不符的得意：“里面的西米直径有1厘米，好大一颗！”

固定饭点外，学生考前熬夜、外出打球、派对开到凌晨，三嫂给他们做夜宵，在他们睡觉后，收拾礼堂里的杯盘狼藉。有时，她连春节都不回家，因为“要给新加坡来的学生做饭”。她基于一种朴素的想法，“我不在，学生就没饭吃了。”

三嫂还是男生的感情顾问。女朋友打电话找，生气了，三嫂就帮男生解围。男生找她倾诉感情问题，她总是静静听完，请他们喝可乐：“珍惜眼前人。你的女朋友很好，你要对她好一点。”

大学堂有诸多传统，其中重头是：新生需要当众喝下前辈调制的“学堂血浆”，由番茄酱、辣椒汁、酱油等刺激物混合而成，经过这番考验，才被宿舍接纳。“他们弄得难喝死了。”三嫂心疼新生喝完胃痛，在里面加入糖缓冲。

后来，由三嫂调制“学堂血浆”成了传统，甚至在1998年退休后，每年新生入住，她都被请来主持这一仪式。渐渐的，三嫂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被写入舍歌：“大学堂有三宝，四不像雕塑、旋转铜梯和三嫂。”

在港大旧生的多次提议后，2009年，三嫂荣誉院士的提名获全票通过，此前只有社会名流才可能被授予。得知消息，她很惊讶：“一辈子没什么学历也没做什么贡献，难为那么多旧生还记得我。”

颁奖仪式历来使用英文，首次为她破例用了粤语，出席仪式的紫红礼服也由旧生赠送。颁奖词说：“三嫂未受过正式教育，但是她对高等教育界作出很独特的贡献：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

一个诗人·屠岸

（1923年11月23日-2017年12月16日）

诗人屠岸一生三次陷入抑郁。

22岁第一次抑郁，想当诗人，却得了肺结核，那在1945年是绝症。那时，屠岸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工科生，爱写诗译诗，想到诗人济慈也22岁肺结核，他觉得自己也活不过25岁，陷入悲伤。

病愈了，他把写诗译诗当成主业，1950年翻译了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翻译界，莎士比亚一直是道难题，因为他用古英语写作，十四行诗又因其格律难上加难，是一般翻译家不敢涉足的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起陆续译介，却始终没有系统全译本，直到屠岸的译本问世。

屠岸英文过硬，他曾任总编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流传着他叫板郭沫若的故事：郭沫若翻译《鲁拜集》，屠岸发现误译，是硬伤，三番两次锲而不舍找其商榷，郭沫若最后不得不修改，承认“屠岸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晚年，屠岸是英诗翻译权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济慈诗选》是行内名译，而他觉得译本得与时俱进，十四行诗在67年里，修改500多次。

文革时第二次抑郁，因为知识分子的良心。

屠岸对那时的政治气氛不舒服，他曾发表言论，批评不懂行的党员干部随便枪毙文艺作品。这在当时非常危险，最后是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保下了他。结果田汉被批斗了，强制屠岸参加。他完全说服不了自己，把田汉的文章摘在卡片上来回看。一次批斗结束，田汉拍着他的肩膀说：“别人批我都口说无凭，你做了卡片有根有据，认真。”

他在牛棚里呆了两年半，割稻的时候靠背济慈调节心情。要检举揭发别人，他受不了，精神崩溃了，想自杀。他认真斟酌各种死法，把头伸进上吊的绳索试了试，被4岁的女儿撞见，放弃了。

后半生，内疚始终没有放过他，“对于田老，我是有愧的。”80多岁时，屠岸参与《田汉全集》的编辑，觉得“不能赎我罪之万一”。晚年，有杂志问他为何文革后执着于向一些人道歉，他说：“做人要有一条道德底线，越过它是我不能接受的。”

第三次抑郁，是文革结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时。

那时，文学出版仍与政治挂钩，屠岸的精神有点绷不住了，又开始失眠。“我可以跳单人舞，但是如果满台都是灯光，我就晕了。”他说。后来抑郁症发作，他请辞总编辑一职，那是1986年。

屠岸将编辑定义为“学者”，要腹内有物。他涉足作诗、翻译、文学评论。在出版上，屠岸很包容，又有主见。上世纪90年代人文社策划出版张爱玲，有反对声音说不能出，因为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关系，是“汉奸文学”，屠岸说：“这就过分了。”他还提出应该出版周作人，但將其视作与鲁迅齐平，“是不分是非。”

晚年，三联书店为他做口述传记，屠岸一生温和，人文社的同事评价他最多的是“儒雅”、“君子”，子女笑他“东郭先生”，不会拒绝人。然而，为他做口述的李晋西发现“真正的狠劲埋藏在他的日记中”，他常自责软弱，他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像鲁迅一样，“很硬，我很佩服他。”

回忆录因字数限制，要删掉5万字。出版社拿到屠岸删过的文稿，发现删的都是自传部分，关于文坛历史和友人的都悉数保留，一本自传，一半在写别人。屠岸解释：“这本书是要留给历史的。”对于历史，文坛和学者比他自己重要。

他把这本一生的回忆录取名《生正逢时》。2017年12月16日，屠岸去世，八宝山告别会上，黑底横幅拉出来，上面写着“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

一个医生·陶其敏

（1931年10月-2017年11月15日）

2017年11月15日，中国首支乙肝疫苗研制者陶其敏教授去世，享年86岁。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的大半个世纪，陶其敏只做了一件事：研究肝炎防治。中国曾是肝炎大国，因此乙肝疫苗被选为改革开放30年十大科技进步之一，和载人航天、杂交水稻并列。

上世纪50年代，陶其敏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从事生化研究。那时，“肝炎不分甲乙丙丁”，她发现同是肝炎，症状却截然不同：有的黄疸明显，治起来却容易；有的迟迟不长黄疸，一旦出现，就难治了。

早在1963年，美国科学家就在澳洲土著人血清中首次发现乙肝病毒感染的识别标志，这项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直到1972年，“乙肝”才被中国医学界所知。“我能做到这些，全靠米大夫。”陶其敏说。

米大夫叫汉斯·米勒，是当时的北大人民医院副院长。米勒原籍德国，因不满德国法西斯统治，从医学院博士毕业后，二战时期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1972年，米勒随太太去日本探亲，发现日本刚研制出乙肝病毒检测技术，带了几个检测试剂盒回 国。

米勒召集医生开会，他问医生们谁愿意接手这种病毒的研究，陶其敏说：“我来吧。”

她用日本的乙肝病毒检测板给30人做了测试，发现4人阳性，中国乙肝情况不容乐观，急需做大范围抽样调查。做调查需要更多检测试剂，1973年，陶其敏花3个月研制出乙肝检测试剂。同年，在日本举行的肝炎国际学术会议中，日本著名肝病专家西冈教授对陶其敏研制的试剂进行鉴定，和日本试剂完全一致。

乙肝试剂推广后，陶其敏根据抽样调查估算，乙肝病毒携带者占我国人口10%，有1.2亿人。乙肝病毒携带者有1/3会发展成慢性肝炎，其中又有1/3有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可能。

“我在临床那么多年，知道乙肝不好治。”陶其敏发现，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大多经母婴传播，幼年感染者较成年人危害更大，90%会发展为慢性肝炎，其中又有40%可能变成肝硬化。她觉得，从根上解决“乙肝”，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疫苗，能像治天花、小儿麻痹症一样，防患于未然。

1975年，陶其敏在美国《科学》杂志上读到采自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可制作血源乙肝疫苗，“当时我看到这篇论文立即就知道该么做了，不就是离心吗？”当时，医院没有合适的实验条件，陶其敏和同事隔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间，用盐水瓶和输液架配成密闭式装置，作为无菌实验室。

她把离心后的“试管最底下一层”的病毒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全是表面抗原，没有病毒的大颗粒——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研制成功。那天是1975年7月1日，因此这支疫苗代号“7571”。

疫苗研制出来了，却没有动物可以用以实验。按国际惯例，乙肝疫苗需首先在大猩猩身上进行检验，美国日本实验室专门养着大猩猩，恒温恒湿，有专人饲养，北大人民医院根本没这个条件。因此，研制出的疫苗被冷藏进冰柜。

“大家当时着急呀，都想知道这支疫苗到底有没有用，患者增长又非常快。”米勒提出在他身上试验，陶其敏不同意，“我怎么敢给‘国际主义战士试，毕竟我比他年轻。”1975年8月29日下午，陶其敏让值班护士把乙肝疫苗注射进自己体内。

她想过最坏结果，“就是得肝炎”。那天下班，她对两个孩子说，自己很可能得肝炎，让孩子离自己远一点。每周她抽血五毫升检测，三个月后，她体内出现抗体，获得了对乙肝病毒的免疫力。

陶其敏用自己人体試验乙肝疫苗，一直有争议。在肯定其为医学献身的勇气同时，有人指出，这种行为并不科学。陶其敏对此表示，当时只想快点得到结果，“并没有伟大的想法。”在卫生部安排下，陶其敏将自己发明的乙肝疫苗技术无偿给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推广。

在陶其敏等医学工作者努力下，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生儿自费接种乙肝疫苗政策；13年后，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免费。

陶其敏近80岁时仍在医院坐诊，问诊一个病人要花20分钟，“乙肝治疗问题一天没有解决，我就会在医疗第一线，除非我治不动了。”她说，“有生之年要是能看到消除乙肝该多好，相信不会遥远了。”

根据卫生部最近一次流行病学调查，在乙肝疫苗研制后，病毒性肝炎发病率从1982年的8%-15%降低至1%以下。也许如陶其敏教授所愿，这一天不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