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笼

2018-01-09 19:39李云雷
长江文艺·好小说 2018年1期
关键词:红灯笼灯笼大爷

作者简介: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曾任《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现任职于《文艺报》。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70后批评家·李云雷卷》《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小说集《父亲与果园》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

1

那时候俊江大爷最吸引我们的,是他会扎灯笼。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灯节,村里家家都要张灯结彩,小孩子们也要点灯笼。对我们来说,那时挑着一只灯笼,在夜里到各家去串门,比比谁的灯笼好看,是最好玩的一件事了。俊江大爷扎的,就是小孩子玩的这种灯笼。他扎灯笼,不只是给孩子玩,还要到城里的集上去卖,他的手艺很高,在周围三里五村很有名,不少人专门等着买他的灯笼。这种灯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灯笼的骨架是用高粱秆子扎成的,顶端是一个大的六边形,底端是一个小的六边形,中间由竖立的六条棱固定住;骨架扎好后,糊上印有各色图案的白纸;然后在底端放一支小小的红蜡烛,在顶端系一条绳子,再用一根细棍系在绳子上,便可以挑着灯笼四处游走了。这种灯笼最讲究的是扎骨架的技术了,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还要扎得结实牢靠,这样从外面看着明晃晃的,但又不至于让火苗舔着了灯笼纸,或者很快就散了架。讲究的,还有灯笼纸上印的图案,印这种图案,有固定的模子,将白纸按宽窄大小裁好,用模子蘸上红色颜料,一张张去印。模子有各种各样的,有“花开富贵”,有“喜上眉梢”,还有“天官赐福”“八仙过海”,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西天取经”了,那上面有孙猴子,有猪八戒,糊在灯笼上栩栩如生。灯笼一转,他们也跟着转,一会儿孙猴子转出来了,一会儿猪八戒转出来了,还有唐僧、沙僧和白龙马,都在转,简直太神奇了。

一进腊月,俊江大爷就开始忙了,我们那里年前腊月二十七是大集,他要扎出一批灯笼来,赶到这个集上去卖。那时候,他翻出藏了一年的印花模子,买来一大摞白连纸裁开,把高粱秆子一截截切断,然后先扎灯笼的骨架子,再用模子印上图案,最后将花纸粘贴在骨架上,一只灯笼就做成了。那个时候,俊江大爷家就成了一个制作灯笼的小作坊,不只是俊江大爷一个人忙,全家老少齐上阵,扎的扎,印的印,糊的糊,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挑得旺旺的,全家人围坐在桌子边干活,说说笑笑的。也有的坐在炕上,坐在灶台上,煤油灯光将他们的影子印在背后的墙上,摇摇晃晃的,很大,也很黑。那个时候,黑五虽然很小,但也跟着大人一起干活,我去找他玩,他也很少出来了,他娘说他,“你在这儿帮不上啥忙,还净添乱,快出去玩去吧。”黑五有时候不出来,有时候出来了,在外边玩一会儿就又回去了,他说:“我还得回去扎灯笼呢。”黑五可以扎灯笼,那是最让我羡慕的了,因为他家扎灯笼,过年的时候,他就可以挑一只最大最好看的灯笼,在整个村子里游来荡去的,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神气!他还可以参与扎灯笼的整个过程,怎么扎架子呀,怎么破篾子呀,怎么印上花呀,怎么糊起来呀,这在我们看来都是很神秘、很好玩的事。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整个村子里的小孩,只有黑五知道,你说他该有多得意!

俊江大爷是很讲究老礼的人,灯笼扎好了,他先不去卖,我们院里谁家有小孩,他就先去送上一只。那时候,他手里提着一些灯笼,挨家挨户地转,到了一家,撂下一只灯笼,跟大人寒暄着,“今年又扎了灯笼,拿一个给孩子玩吧。”那家大人感谢着,小孩早把灯笼提在手里,转悠着看了起来,还有的叫着大爷,说:“我不要这个,要那个。”俊江大爷就把手里的灯笼,任这孩子挑一个。俊江大爷去送灯笼的时候,黑五总是跟在他身边,他手里也提着一只灯笼,神气活现的,像是提前过上了年。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手里都提着灯笼,但是都跟黑五的沒法比,他的灯笼又大又好看,还可以换着提,今天挑这个,明天挑那个,想挑哪个就挑哪个。我们呢,我们只有一个,还是黑五家送的,不仅在他面前矮三分,还得小心翼翼地护着,要是不小心烧着了,哭坏了嗓子,大人也不会给你再买一个。那时我们都很羡慕黑五,我曾经问过我娘:“什么时候,咱家也扎灯笼呀?”我娘正忙着纺花,没好气地对我说:“你要喜欢扎,就跟黑五家过去吧。”

俊江大爷去卖灯笼,黑五也跟着去。到了年根底下,集上的人多了起来,俊江大爷将灯笼装满一辆地排车,赶着驴车到集上去卖。不只在我们县城的集上卖,还到周围乡镇的集上去卖,柳林镇、烟庄乡、孙疃乡、梁堂乡,走遍了我们这里的十里八乡。俊江大爷拉着一辆车子,车头上竖起一根竹竿,高高地悬挂着一只红灯笼,在风中飘飘摇摇的,别人很远看到,就知道是卖灯笼的来了。

2

据说俊江大爷扎灯笼的技艺,是跟宫里的一个工匠学会的,那时候他还在我们村地主二力的爷爷家扛活。这个工匠是我们这里的人,早先在皇宫里做匠人,民国后从宫里被赶了出来,辗转回到老家,在乡间靠手艺谋生,走街串巷,在很多村子里游荡。那一年冬天,他来到我们村里的时候,病倒在路上,在风雪中差点冻死,俊江大爷救了他,将他拉到自己的窝棚里,给他烤火,为他端水送药,足足养了一两个月。这个匠人病好之后,无以报答,那时候正赶上过年,他就教给了俊江大爷扎灯笼,还给他留下了几套印花的模具。这都是我们听说的故事,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在我们小的时候,扎灯笼只是俊江大爷的副业,那时候刚刚包田到户,一家家干劲都很足,俊江大爷发家致富的劲头也很大,我们经常看到他头上包着白毛巾,拉着车子下地干活,下地的时候是一辆空车,回来的时候是满满一车青草或者玉米秸。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头上都会包一条白毛巾,白毛巾盖住额头上的头发,两边沿着发际弯过来,在后脑勺那里绾一下,系成一个松松的扣,那时候这样打扮的人很多,现在却几乎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时候他们不仅冬天这样戴,夏天也这样戴,那时候买不起帽子,或许是冬天戴着可以御寒,夏天戴着擦汗方便吧?那时候很多人这样包着白毛巾,我爹也这样包过,看上去像义和团,不过后来我爹有了帽子,夏天戴草帽,冬天戴棉帽,就不再包白毛巾了。俊江大爷可以说是包白毛巾时间最长的人,在我从小的记忆中,他就包着白毛巾,一直到现在,他仍然包着。按说现在条件好了,俊江大爷也不是买不起帽子,黑五现在城市里工作,给他买个帽子算什么,但是俊江大爷却根本不戴,仍然包着白头巾,想来这一是习惯,二是节俭,这样生活惯了,也不想再变了吧。

家里人都说,俊江大爷真是能干,这么大年纪了,还去放羊。又说,俊江大爷年轻时吃了不少苦,他有很长时间都在做乡村里最累的活——脱坯子。所谓坯子就是土坯,那个时候是盖房或垒墙的重要材料,是将泥土装到机器里,再加一些水,利用机械的力量将土块压制成型,一般是长方形,重重的一大块。干这个活累的地方在于,要挖不少土方,要把压制的土坯搬走,一行行垒好,让土坯在阳光下曝晒,等干透了,就是成型的土坯了。那时候一个壮汉一天脱七百到八百块土坯,就累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据说俊江大爷一天能脱一千块,那时候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他晒得都脱了皮,汗水哗哗地向下淌,每个脚印都是湿漉漉的。俊江大爷这么卖命地干活,一是家里穷,不干活没有办法;二是他是个认死理的人,无论做什么他都认一个理,从不偷奸耍滑,说干多少就干多少,要干就拼命地干。跟村里人交往,俊江大爷也认老礼,讲直礼,我大爷比他大,他还在世的时候,每年过年俊江大爷去拜年,到了院里,他都真的跪下来磕头,别人看他年纪那么大,怕他摔着,赶忙去拉,他已经跪下了,认认真真地磕一个头才起来。对现在的小青年,很多事情他都看不惯,看不惯就说:“连个头都不会磕,膝盖还没沾着泥呢,那也叫磕头?”小青年嘻嘻哈哈笑着,跟他插科打诨,他也不说话,只是摇摇头。

土改那个时候,俊江大爷也认死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主家”的地怎么说分就分了,怎么就分给自己了?他说,那不是人家的么,咱们分人家的地,那跟土匪老缺不是一样了吗?那时候我衍奎大爷是贫农队长,他和工作组给他做工作、讲道理,说那些土地本来是地主剥夺我们贫下中农的,现在分地,就是把我们的土地再夺回来。这个道理俊江大爷怎么也弄不懂,批斗会之后,他一个人夜里趁黑偷偷跑到主家,把分给他的衣服和粮食,又给主家还了回去。他去还,二力的爷爷也不敢要,两人在那里推推搡搡,让值夜的民兵发现了,将他们俩带到了大队部,等问清了事情原委,我衍奎大爷大发雷霆,瞪起眼珠子大骂了俊江大爷一顿,俊江大爷不敢吭气,最后嘟嘟囔囔地说:“你想骂就骂吧,反正我娘就是你婶子,骂我也就是骂你自个儿。”“你说啥!”衍奎大爷像火上着了油,噼里啪啦又骂了他一顿。二力的爷爷被晾在一边,这时赶忙去劝,“别骂了,都是自家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衍奎大爷就厉声喝止了他,“滚一边去!两个贫下中农吵架,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最后俊江大爷分到了土地,在我们村西南有一大块。那天工作组丈量完,打好界桩,天已经晚了,他们走后,俊江大爷还在地里,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走来走去,想到这些土地就是自己的了,既不敢相信,又感到惊喜。他抓起一把泥土,迎着夕阳慢慢撒下来,看着那些土缓缓落到地上,腾起一阵烟尘,他的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天色渐渐黑了,他坐在地头上,抽了一袋又一袋旱烟。

我不知道对于俊江大爷那一代人来说,土地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时候我们虽然吃得不好,但也已经能够吃饱。长大后,像我和黑五,都离开了家乡,在城市里漂泊,而留在乡村里的伙伴,种地的也越来越少了,打工的、做买卖的、跑运输的,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活路,但各种活法离土地都是越来越远了。我们不能理解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他们的感情是浓厚炽烈的,爱恨交织纠缠在一起,他们从土里刨食,靠土地养活了一大家子人,但是为了生活,他们又在土地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土地紧紧地束缚着他们,榨干了他们的汗水、泪水和血,他们一辈子也走不出土地。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也是这样生活的,但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这样生活的人了。时代变了,他们的后代也变了,现在我们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但是我们的道路将通向哪里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分了地的那一年,我们村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我们的父辈都看到了奔头,终于不用再给地主交租子了,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撒着欢地干活,秋后的粮食堆满了自家的粮囤,很多人家第一次吃上了饱饭,高兴地捧着碗,流下了泪来。那一年,过年的时候,俊江大爷扎了一串红灯笼,在他家大门的门楣上挂成一排,在风雪中飘摇,喜气洋洋的。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每年一到腊月,俊江大爷都会扎上很多红灯笼,挂在自家的门上,送给我们院里的孩子,也拉着车子到外面村子里去卖。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村里的孩子都会提着红灯笼,在夜里互相串门,说笑,打闹,星星点点的火光,照亮了我们村里的暗夜。

3

俊江大爷最风光的时候,是在演样板戏的时候,样板戏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可是一件大事。在那之前,我们村里也来过放电影的、耍猴的、说书的,但是这些只能看,只能听,不能参与进去。样板戏就不一样了,我们村里的人不但要看样板戏,还要跟着学,跟着演,各个大队、各个公社还要汇演、比赛,这就成了村里的一件大事。那时我们村里排演的是《红灯记》,李奶奶、李铁梅都找到了,但上千口子人,竟然找不到一个演李玉和的,最后衍奎大爷急了,他四处转了一圈,来到我俊江大爷家,说,就你吧。俊江大爷说,我不会演啊。他说,没事,你有一膀子力气,使劲嚷就行。俊江大爷还想推托,早就被衍奎大爷拉到了大队部。到那里给他摘掉头上包的白毛巾,戴上一顶带檐的大盖帽,脱掉身上的破棉袄,换上一套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工人的劳保制服,梳梳头,抹抹脸,俊江大爷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就这样吧,每天晚上你到大队部来,在这里听戏匣子,多听几遍就会了,给你算工分!”衍奎大爷瞪着眼珠子说。俊江大爷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从此以后,每天晚上吃了饭,他就到大队部来,跟着我们村里的李奶奶、李铁梅,一起听戏匣子,一起练唱。就这样排练了几个月,从春天到入夏,在麦收之前,终于练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又遇到一个问题,《红灯记》里有一盏红灯,但人家那是铁道线上的信号灯,外面罩着铁丝,里面是玻璃的,可那个时候在我们村里,别说玻璃灯了,要找一小片玻璃都难,家家户户糊的都是窗户纸。拍《红灯记》没有红灯怎么行?村里的干部都很着急,坐在大队部里愁眉不展。突然衍奎大爷用手一指俊江大爷,“你不是会扎红灯笼吗?你就扎一个!”俊江大爷吓了一跳,那个时候他有好几年都没扎红灯笼了,“文革”刚开始,红灯笼就成了封建文化,他卖红灯笼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为此他还被衍奎大爷拉到台上批斗过,灰头土脸的,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现在让他扎红灯笼,他还心有余悸,小心地问:“那灯笼不是封建文化吗?那咋用?”“让你扎你就扎,别那么多废话!”衍奎大爷瞪了他一眼。他回家扎了个红灯笼,第二天晚上带过去,衍奎大爷拎过来,看了看,说,“你扎的这是啥?”“就是红灯笼啊。”俊江大爷小心翼翼地说。“你看看这,这就是封建文化!”衍奎大爷瞪了瞪眼,指着灯笼上面天官赐福的图案。俊江大爷吓了一跳,连忙解释,“我看着这个图案红的多,跟樣板戏里面那个很像,就选了这个……”说着他心虚地去瞅衍奎大爷,怕再挨批斗。衍奎大爷哼了一声,“你这个人,就是对政治不敏感,吃亏就吃亏在这里。”说着,他猛地一把扯掉了天官赐福那张纸,把空空的架子递给俊江大爷,说道:“啥图案都不要,你就找张红纸,糊在外面就行!”

那天晚上,村里在小学的操场上搭起了一个舞台,举行汇报演出。我们村里的老少爷们儿都来了,舞台前人潮拥挤,我们村里的人虽然看过戏,看过电影,但那都是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的人和事。但是这一次,我们村里的人第一次登上了舞台,李奶奶是前街王家的二婶子;李铁梅是我们村的团支书,后街刘家的孩子;而李玉和呢,就是我们熟悉的俊江大爷。他一出场,村里的人就笑了,原来他不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包着白毛巾的俊江大爷了,他戴着大檐帽,穿着劳保制服,腰板挺得直直的,两只手夸张地伸着,从舞台一侧走过来,底下人潮涌动,纷纷议论着,“哈哈,俊江大爷怎么成了这样?”“完全变模样了,看他的帽子!” “简直像换了一个人,这还是咱俊江大爷吗?”

这时俊江大爷已经唱了起来:

提篮小卖拾煤渣,

担水劈柴也靠她。

里里外外一把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哗——人群中激起了一阵叫声、笑声、鼓掌声。俊江大爷唱得不赖,他的破锣嗓子显出了独特的味道,一举手一投足,比比画画的,很像那么一回事。这时很多人才注意到,俊江大爷手里还提着一盏红灯笼。这红灯外面只是一层红纸,没有印花模子印上去的图案,看上去红彤彤的,很喜庆,很有革命色彩。

俊江大爷手里拎着红灯,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唱念做打,看上去跟李玉和也有三分像,但是一不小心,他手里的红灯被火苗舔着了。最初是一个小孩看到的,他大喊大叫,“着火啦,着火啦!”台下的观众也都看到了,那火苗舔到了灯笼外面的红纸,从下向上燃烧了起来,一片火光闪烁。这时台上的俊江大爷还没有发觉,依然在满怀激情地唱着。“着火啦,着火啦!”台下的人高声喧嚷起来,他才突然停下,往下一看,火苗正往上走,他吓了一跳,一下将灯笼扔开,又跑上去踩了几脚,才将火苗熄灭。这时台下哄堂大笑,俊江大爷站在台上狼狈不堪,演出也被迫中止了。这时,衍奎大爷登上了舞台,他咳嗽了两声,台下立刻鸦雀无声。衍奎大爷讲了两句话,说,这是一个偶然事故,但也不排除阶级敌人搞破坏,大家要提高警惕,认真观看演出。他讲完,演出继续进行。俊江大爷受到火苗干扰,觉得很没有面子,想尽力挽回影响,就唱得更加卖力,台下的鼓掌叫好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这次演出,除了点燃灯笼,出了点小事故,其他都很成功,一时间俊江大爷在我们村里成了最受人关注的人物。后来他又戴着大檐帽,代表我们大队到公社去演出,也获得了成功,还捧回了公社发的锦旗和奖状。但对我们村来说,最重要的是红灯笼的禁锢悄悄解除了,我们村里已有好几年没有红灯笼了。那一年冬天,俊江大爷扎了一批红灯笼,过年时又有人提着红灯笼在夜里游荡了,点点火光让我们村充满了生机。当然那时候,红灯笼上没有图案,也不是卖的,俊江大爷最初做灯笼,只是给我们院里的小孩子玩的,这家送一个,那家送一个。后来别人见到了,也想要,俊江大爷也送,但送得多了送不过来,要的人也不好意思白要,就给俊江大爷拿点鸡蛋、小米或麦子,这样一来二去,形成了一种物物交换的方式,俊江大爷就这样半公开地扎起了灯笼。大队里衍奎大爷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声没有以前盛了,他们也不太管了。

但是有一件事,俊江大爷还是惹恼了大队里的人,那就是他竟然给地主家的孩子也送了一盏红灯笼,虽然他是夜里送去的,但还是让人发现了。这让衍奎大爷很光火,他带人将俊江大爷和二力的爷爷带到了大队部,厉声地责问俊江大爷,“你这是什么立场,是要把无产阶级世代相传的红灯,传给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吗?”俊江大爷缩着脖子窝在那里,只是嗫嚅着说,“我看着那孩子眼巴巴看着,怪可怜的。”二力的爷爷拉着二力,躲在墙角不敢吭声,衍奎大爷的眼珠子一瞪,二力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二力的爷爷连忙搂住他说:“别哭,别哭,咱不要了,咱不要了……”

4

重新开始扎红灯笼之后,俊江大爷又恢复了他以前的装束,头戴白毛巾,身穿破棉袄,他年龄还不算老,但看上去已经是一个老头了,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俊江大爷的样子,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一直就是这样。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村里红火兴旺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攒着劲往前奔日子,不少人家翻盖新房,娶亲嫁女,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这些新鲜的事物,也都慢慢进入了我们村里的生活。俊江大爷家也是,黑五的两个哥哥娶了媳妇,两个姐姐嫁了出去,家里只剩下他了。俊江大爷还是很忙碌,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还要看着电视搓麻绳,他的手总是闲不住。每年到冬天,就扎红灯笼,这时候的红灯笼印上了图案,看上去更加美观了。

俊江大爷种地很积极,在生产队的时候他就是一把好手,现在土地分到了自己手里,下地干活就更有劲头了。那时候我們村里有个懒汉二流子衍泽,在生产队时他就不好好干活,总喜欢偷奸耍滑。现在土地分到了家里,早上也不打钟集体上工了,他每天日上三竿才起来,地里的活也不好好干,十天半月才到地里去一趟,他的地紧挨着俊江大爷的地,那地里草长得比苗都高,俊江大爷看得心疼。见到衍泽他就骂,“你小子也不好好种地,看看你这地,都成了什么样子?”

衍泽嘻嘻笑着,给他递过来一根烟,“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现在不着急,看你秋后打不到粮食,吃啥?”俊江大爷皱起了眉头。

衍泽在地头上蹲下来,抽着烟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活法,你有啥活法?”俊江大爷气呼呼地说,说着也在树荫下蹲了下来。

衍泽说他在城里倒腾小买卖,卖老鼠药,卖针线木梳,卖青菜萝卜,他说做这个很来钱,够吃够喝,很舒坦。

俊江大爷觉得他不像个样子,说,“你一个庄稼人,不好好种地,东跑西颠的,整天弄那些玩意儿干啥?”

衍泽笑着说:“老哥,这你就不知道了,啥挣钱就干啥呗,说不定比你赚的还多哩!”

俊江大爷把烟头往地下一扔,站起来,用脚狠狠碾灭,“你这就是瞎胡整。”

我们慢慢长大了,每年一进腊月,俊江大爷仍然忙着扎灯笼,他勤勤恳恳地扎,赶着到周围各个集上去卖。不过渐渐的,他的灯笼不像以前那样卖得红火了。这个时候,出现了另外一种灯笼,骨架是用铁丝缠成的,外面包裹的也不是纸,而是一种光滑的绸子布,这样的灯笼不易损坏,很多大人都爱给孩子买这种灯笼,更重要的是,这种灯笼里面装的不是红蜡烛,而是一盏带电池的小灯泡,一按就亮,再一按,又灭了。有了这种灯笼,再也不用担心灯笼纸被火苗舔着了,可以用上好几年,所以大人小孩都喜欢。

在这个时候,俊江大爷也遭遇了尴尬,现在每年扎完燈笼,他还是去给院里的每一个孩子送,但是有人家里已买了绸布灯笼,当他们客气地请他到屋里坐的时候,俊江大爷笑着,可他的心却在疼,一片好心简直送不出去了,只好寒暄几句,怏怏地提着灯笼回去了。当然,也不是谁都会买绸布灯笼,这玩意儿虽然好看、方便,可是也贵,不是谁家都舍得给孩子买的。俊江大爷的灯笼也送出去不少,但是提着这样的灯笼,在流光溢彩的绸布灯笼面前,似乎一下子就被比了下去,很多小孩也不愿意提着这样的灯笼出门了,他们更喜欢铁丝扎的绸布灯笼。在他们看来,俊江大爷扎的纸灯笼太土了,又不好看。俊江大爷也买了一个绸布灯笼,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看一会儿说:“这也没什么呀。”看一会儿又说:“人家这技术就是高,咱是比不了。”他的眼神很痛心,眉头皱得紧紧的。

那时候我和黑五已经考上大学,在外面的城市读书了,我们村的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到外地去打工。那时候村里三提五统,负担很重,在村里种地,一年到头下死力,累得半死不活,也挣不了几个钱,除了缴纳税费和自家口粮,就剩不下什么东西了。为了缴纳税费,还有的人家被牵牛扒屋,妻离子散,村里的男女青年不少都走了,他们在外面挣一些钱,可以补贴家用,缴上税费,如果不缴的话,乡里的干部和警察三天两头到家里来,让大人孩子也过不安生。所以那时候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村里的很多土地也开始撂荒。

那一年过年,我从外地回来,正好遇上大雪,天很冷,寒风刺骨,雪花纷纷扬扬从空中飘落下来。天色渐渐晚了,我走到村口的那座小桥边,看到俊江大爷正在一个背风的角落里,跟二力的爷爷说话。俊江大爷拉着地排车,车上装满了灯笼,还有一根长长的竹竿,高高地挑着一个红灯笼,红艳艳的,在风雪中摇曳。二力的爷爷牵着几只小山羊。他们两个都袖着手,缩着脖子,站在桥边说话,我路过他们,上去跟俊江大爷打招呼,我说:“俊江大爷,你这是去哪里了?”

“去梁堂乡赶了个集,卖灯笼去了。”

“剩下的不少,没卖出去多少啊。”

“唉,是啊,现在的小孩都不喜欢玩灯笼了,明年我就不做了。”

“黑五回来了吗?”

“他打电话了,说今年不回来了。”

我又问候二力的爷爷,他是我们村的老地主,但现在早就不讲究这个了,我和二力是小学同学,曾到他家里去玩过。我说:“大冷的天,您二位在这里做什么?”

二力的爷爷说:“我放羊回来,正好遇到你俊江大爷,在这儿说会儿话。”

俊江大爷指着桥南边一大片地,说:“我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像话,一个个跑出去打工,这么好的地就让它荒着,看着我就生气,现在他们是不知道厉害,等没粮食吃了,他们就抓瞎了……”

二力的爷爷说,“是呀,现在的小青年对土地没有感情,也就是咱这老一辈的,见到土地就像亲爹娘,当年土改分我的地,就跟割我的肉一样。可现在,他们这帮小兔崽子,随便一扔,就不管了,看着让人心疼,我觉得这事,上级得管管……”

我插不上什么话,就跟他们两个告辞,匆忙往家里走,走了很远,回过头去看看,只见两个人仍在风雪中缓慢地行走着。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他们两个人的身影很小、很黑,似乎一阵风就可以吹走,只有俊江大爷悬挂在竹竿上的那一盏红灯,还依然能够看清,在一片雪白的世界上,像是一个小小的火种。

选自《北京文学》2017年第11期

原刊责编 师力斌

本刊责编 朱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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