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平遥流亡学生抢占太庙事件

张文宗+张永富

1948年平遥解放前夕，我从平遥中学初中毕业。在平遥县城闲逛时，看到不少墙上贴了阎锡山政权平遥政府贴的宣传画。画上有名有姓，说的是某村财主等如何被残害，有几颗骷髅自说自话。其中一个骷髅说：我多念了几天书，被杀了；另一个说：我多种了几亩地，被杀了……一共有六十种宣传画，总称共产党的“三十六刑，二十四杀”。人们看了后恐怖万分。有幅画上是一群学生被强迫背上炸药冲锋在前炸碉堡送死。我看了心惊肉跳。

一天，各街道通知，要“坚壁清野”演习，所有人都到城外“三畛儿”集合听报告。不走的人，一经查出，以伪装分子论处，谁也不敢留在家里不去。平遥城内形势恶劣。

我家所在的南湖村来人说，山上的干部都回了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对为非作歹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团结各阶层人士，革命不分前后，逃亡户一律宽大，不究既往，一视同仁，欢迎回村。我家是从村里逃到县城的逃亡户，由于家里快断炊了，我妈万般无奈，只得冒险回村，寻点糊口粮面。只三天，我妈便从村里回来，并带了些吃食，对我说村里一切正常，逃到南山上的干部群众都回来了。主事的干部对她说：“快让敏之也回来吧，共产党欢迎青年学生参加工作，在城里没饭吃，有啥好待的？”我对宣传画上的内容心有余悸，仍怕让学生背炸药上前线送死，对妈说：“别听他们口上说得好，把你拴在辕里用鞭子抽，那时后悔也赶不上了。”我妈将信将疑，也不敢相信。

我的堂弟张维玄小学毕业了，来县城和我住在一起。张维玄是我三伯的孩子，在南湖村张氏家族里排行第六，我排行第五。因为三伯母去了太原，堂弟吃饭时会到三伯在县城的铺里吃。因为我妈从村里带来的粮面仅能将就几天。

盛夏六月初的一天深夜，“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接着，有人连声大喊：“张维玄，快开门……”这在深夜中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惊醒了熟睡的我们。堂弟听到有人叫他，急忙出去开街门，随后回来说：“五哥快起，俺学校通知，全体师生到西寺庙广场集中，好像接到命令要全城撤退。”我急忙起来和堂弟分析情况，这是演习，得走，否则被查到，将按伪装分子论处，乱棍打死。如果真撤退，也得走。不走，留下给共产党去背炸药上前线送死。不论哪种情况，都得走。

那时，我妈回了东泉村娘家。我把一条纯毛毯让堂弟打了包背上，和堂弟速速关门走了。我们急忙往西大街跑去。朦胧月色中，街上没有行人。

西门外有推着自行车往回走的一对男女，他们说赶不上大队了。我们只好回来，这时仍有人急急往外走，我们也急步出了西门，往西北直奔火车站。这时，路边的一个小铺里有人说话，我们进门见一个当兵的持枪坐在椅子上，我问：“你不走？”当兵的一瞪眼，恶狠狠地说：“往哪走？”我没敢多问。我俩出了小铺后急忙横穿铁道，却几乎被铁丝绊倒。天已大亮，达蒲村沿路扔了无数行李衣物，逃跑的仓促状态可见一斑，路上几乎没有人。我俩到了汾河铁桥后，有断后的士兵说：“快点走，追上大队。”我俩走了一程，追上了散乱的队伍。

我俩不辨方向，随着大流走，慢慢融入了学生行列。夕阳西下时，大队人马到了文水城下。学生集合后鱼贯入城。平遥中学的男生都发了枪，我由于已经毕业，所以没枪。所有学生在一条街分住南北两院，我住在南院，太乏睡着了。谁知北院出了大事。后半夜，北院两个学生执勤，靠墙躺着，迷迷糊糊中，一个学生的枪被人夺走。夺了枪的人，端着在月光下明晃晃闪亮的刺刀，向他两个刺杀过来。他俩急忙跑进里院大喊：“共军冲进院了，快快迎战！”大伙儿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冲出外院。那个人仍然在原地端枪喊：“杀呀，杀呀……”他还没回过神儿，便死在众人刺刀下。众人细看，原来是一个疯子。我在南院，听说了情况后，惊愕不定。

农历六月初六，平遥、介休、汾阳、文水等几个县的勾子军在一夜之间跑光了，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便解放了大片地区，这几个县城没遭战火冼劫，平平安安进入了新时代。阎蒋政权平遥县长尹遵党胁迫平遥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随他一起逃往太原。那时留在县城的人传言，逃走的人有很多在路上病死、饿死。特别是在交城山口堂村激战中，学生、教师死得更多，消息越传越玄，很多学生家长心急如焚，惊恐不已。

一位从半路偷跑回来的平遥中学勤杂人说，平遥中学学生在堂村黑夜激战中死了不少，他没枪，趁乱跑了回来。平遥中学的学生被编为教导总队，袖上有“4368”的军人番号，而且有枪，被阎锡山勾子军强迫上了前线。这消息更吓坏了我妈。原来的谣言“解放军要强迫年轻学生当兵上前线送死”是根本没有的事，造谣言的勾子军却强迫学生当了炮灰。

我出来的时候啥也没有拿，这次逃走是奉命行事，学校给了我半袋子白面，作为路上的口粮。堂弟张维玄已归入自己所在班级的编队。大道上，人群分成几路纵队前进。县长尹遵党骑着高头大马，不时拿着手枪来回跑前跑后，他高声对行人说：“大家尽管放心走，左右山上有大批部队保护随行，十分安全。”说罢扬鞭而去。人们不听这番安慰的谎言，只顾随人流走，把性命交给了老天。

队伍人多，人和人之间紧挨。我走路步步操心，走快怕踩了前面人的鞋，走慢又怕被后面的人踩了鞋。即使被踩了鞋，也不敢蹲下。鞋子丢了是小事，蹲下就会被踩死，没了命还要鞋干嘛？

一阵狂风过后，瓢泼大雨紧随而至，好在是三伏天，大雨浇在行人身上，大家没觉得冷，反觉得凉爽、舒服。队形被冲乱了，人们在泥泞水洼里艰难挪步。雨从头顶顺流而下。每个人就像一座小山头，雨水在人身上流淌，就像小瀑布奔流，行走的队伍成了移动的瀑布長河，弯曲的泥水大道出现了壮观的一幕。

傍晚时分，雨停了，但天空还是阴云密布。天黑了，人流进了狭窄的街道，人们都意识到进了村庄了。人流太密，太挤，人挨着人，不管是男是女，都紧紧相挨，挤满了前后左右。每个人都迷迷糊糊，拖着疲倦的躯体，一步挪二寸。我太困了，感觉自己在睡梦状态里磨蹭，好像陷进大块头人肉堆里，暖和，安全，此外便毫无知觉。

突然，手榴弹爆炸声响起，喊杀声连天。我爬起来，发现肩上的面袋子丟了。逃命要紧，人们四散逃跑。临街有一个高大的麦秸垛，四周钻了不少男男女女，他们像蚤子，钻进头去，却不管屁股，以为看不见什么，就平安没事了。我也钻了，但把头钻进去后竟然睡着了。endprint

我醒了后，口渴得要命，进了一个小院，找到一个水缸，却发现水缸空空如也。房顶上有人喊话，说前面战事停了，让大家重新集合归队。不管哪个学校的人，男男女女混合，组成临时纵队，疾步往前走。瞎子跟上月亮走，你在前，我跟后，拥拥挤挤，人流又流开了。大家在黑咕隆咚的夜晚走了一阵后，被叫停，集中在一个开阔地方。所有人原地蹲下后，县长尹遵党喊话说：“刚才有几个八路民兵捣乱，虚晃一枪跑了，被我们击溃逃走。大家虚惊一场，稍歇会儿后，我们继续上山前进，两山上都有咱们的大部队保护，咱们放心上山，前边有向导带路，大家跟着走，相互照顾，别掉了队。”

大队伍继续出发了，我深一脚浅一脚，紧挨着前面的人，艰难地走着，才走出泥水湿路，又爬进黑乎乎的深山险路。我饥肠辘辘，不知道到底到了什么地方，一天没吃东西了。所有的人就这样走着路打着盹，突然不远处炮弹爆炸了，火光闪亮。大家已经极度疲劳，对这种事情见怪不怪了，只要没被炸死，仍旧打着盹排着队往前走。不知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东方亮了，石山斜坡上弯弯曲曲的石子小路依稀可见，远处一个山口，重机枪“啪啪”有节奏地射击。前面传下话来，这个关口要快速冲过，闯过这个险要就好些了。据说这山岭叫老爷岭。

关口过了。从山路缓缓下去后，地面开阔了些，大家发现了核桃树，便争抢着不顾生熟摘了，狼多肉少，我只摘了一颗，就没了。一座野庙的墙上，用白灰刷写着“打到太原去，活捉阎锡山”，不远处一个塌倒小院的外墙上写着“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几个小院空无一人，大家没找到什么吃的东西，再往前，一条小河边有几个菜园，地里有豆角。这群学生，就像饿蝗虫，扑上前摘了吃生豆角。但这豆角却少得可怜。

翻过一座高峰，眼前有了点染的绿树。绿树虽然不多，却也激起了大家的饥渴感觉。中午的红太阳，不顾人们的死活，一个劲地吐火猛晒，毫无人性地烤着已快到死亡线上的人。学生横七竖八倒卧，遍布山坡。有个人手中拿着一只茶缸，他不是在喝水，而是在吃湿泥。周围的人太羡慕了，有人取了一块银元要买他的这半缸湿泥。他吓得把茶缸往怀里塞，连忙说：“不卖，不卖……”那买的人又取出几块银元说：“都给你，行行好，只让俺舔两口湿泥就行。”这有湿泥的人拔腿就跑，好像有人要他的命，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湿泥都昂贵无比，要是有杯水，就如拥有了金山似的。

天无绝人之路，高山深沟两旁竟然有绿树环绕，沟下竟然有泉水冒出大股流水。大家纷纷在水边喝水。解了渴后，人人饿得前胸贴后背，大家寻了处缓坡歇了。这些左臂上有“4368”番号的学生，过路人不清楚他们是什么部队的，好奇他们扛着枪，却穿着一色的草绿学生服。

山坡上有三个军人下来了。一个卫兵牵着马在前，后面一个青年军官搀护着身穿旗袍的美貌太太，一拐一拐往下走来。他们看见清澈的流水，大喜过望。军官吩咐警卫把马拴在路边树上，取出随身带的钢金小锅，让警卫打了水。接着他们便用三块石头支起小锅，找来残树枝打火做饭。我们这些学生眼巴巴瞅着三人吃了顿美餐，肚里的饿虫造起反来，却没有安抚的办法。这三个吃饱肚子的人一起到水边洗锅刷碗了，留下了半袋子白面。我们竟然做贼，把这袋面装在自己空袋里，仍旧坐回原处，个个精神振作，把枪上了子弹，并插上刺刀，准备和这三个人来一场厮杀。

三个人上来后，这个军官不见了自己的面袋后大怒，环视现场这些人，但不一会儿，军官把拿手枪的手缓缓放下，让卫兵收拾东西赶路。一场祸事就此息灭了。

见那三个人走远，我们也想做饭，但没锅没盆，咋办？不知谁喊了一声：“东北崖头有个破院，上去找一下。”两三个同学爬上崖头，在破院中寻了个底朝天，可什么也没有。我们捡了个破缸底下来，在缸底上和了面，接着把缸底架在石头上，在下面生了火，把面做成大饼放在上面，缸底下用大火烘烤，烘烤了半天，饼面稍微干了点，又把饼翻过来再烘烤，我们估计饼子熟得差不多了，便掰开分着吃。

每个人吃了些生面块，虽然仅一点儿，但总算吃了些。随后大家启程赶路，拐了个弯后，又往山坡上爬。我浑身没劲，拖着千斤重的腿，一颠一颠往前挪。行人中有超过自己往前赶的，也有比自己还慢的，有的干脆坐在路旁山石上歇了。

夜幕里，繁星满天，那些缀在黑色石板上的大小星星们，忽闪忽闪笑个不停，像是嘲笑这支疲惫不堪的杂乱队伍。明月如钩，爬上东边山头，已过夜半了，凉意袭来，给人们添了一点精神。

拂晓时分，队伍到了一座叫白家庄的煤矿。在这里，平遥中学的学生集中起来，每人发了两个烧饼充饥，也有开水可喝。早饭后，平遥中学的学生坐了两节运煤的车，去了万柏岭车站。那里集中的人多，不仅有中小学生，还有民卫军。县长尹遵党又讲话说：“我们到太原了。我们将会看到一场大决战，中央派来了一个军，连同山西的守军，将和共军进行一场决战，这场大战我们将必胜。大家要看看这场战争，今天休息，明天共同进城。”

我和几个同学领到白面后，就近找了个小铺子，借用锅灶做饭，大家七手八脚和面，揪揪片儿，面还没有熟，忽然一声哨子响，大家紧急集合，没吃一口饭，便又继续行进。队伍在一个村里的庙中停下来，度过黑夜，人人水米没进。第二天，大家又集中到车站候车，午后来了一列运煤车，众人纷纷爬上列车。这些被强迫来的男男女女，像牲畜一般，被贩运到太原站。

夕阳西下时，队伍进城，平遥中学学生住在新道街小学，堂弟所在的那个班级另住了一个学校。同学们的每日三餐都是红高粱面窩头，没有任何疏菜副食，同学们在茶缸里盛了醋，蘸着吃。我没有随大伙住在一起，在太原的三堂兄将我接到他家。三堂兄是在阎蒋政权粮联社管粮库的，我在三哥家每日吃白面大米饭。这种生活水平在当时的太原，是比较高的。和同学们相比，这真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啊。四堂兄家在太原小北门永定路，我三伯母那时也住在这里。所以，堂弟张维玄便住在了四堂兄家。

一天，我去新道街小学，同学转给了我一封从北平来的航空信。我拆开一看，上面写着：

敏之兄好，听说你已抵并，祝平安。去信告兄件大喜事，北平当局为流落北平的中学生成立了“临中”。咱省为山西临中，管住管吃。地址为北平市天坛公园内，吾兄见信速来报名。endprint

致礼

学弟李培元

真乃“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狂喜，这不就是公费上学吗？李培元不仅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同学。原来在一起上学时，他善于辞令，常被推为演讲大赛的选手。

我积极准备去北平上学，但是有两大难题摆在面前：一是只能坐飞机，正太线全断，坐火车已无可能，买机票要出省证；二是飞机票昂贵，每一张飞机票就得法币6900万元。

我是初中毕业生，以到北平深造上学的理由来办出省证很容易。我去了父亲结拜兄弟午子天那儿告知去北平的事，此时午子天正在春风厚银号工作，当即给了我10块银元，按市场价，一块银元折合740万法币，10块共计7400万法币，我买了票，还剩500万法币。临走时，三堂兄也给了我10块银元，这样，我除了买机票的钱，还剩现金7900万元。

万事俱备后，我去拜访了阎锡山政府民营事业督励委员会的牛先生，牛先生是父亲的朋友，临别时他给了我一床薄被。为防在飞机上发晕呕吐，我买了点水果。得知南湖村章履卿和儿子金海在北平时，我又记了他们的地址。

飞机缓缓在跑道上滑行了。这时是1948年农历6月26日中午12点25分。

到了北平后，我扛着行李走着，这时，有一个洋车夫问：“上哪儿？”我说：“红桥儿前街甲字十三号。”我上了车，洋车夫问：“从哪儿来的？”我答：“东北。”我谎称东北人，是因为我在太原时已知“东北临中”在七月五号举行了大游行，大闹市参议会，发生了枪击案后，学生罢课，交通阻断，洋车夫不敢惹流亡的学生，特别是东北人。车到了前街甲字十三号。我看准门牌是十三号才付了车费。章金海热情接待了我。饭后，我直奔天坛公园。

从前门大街往南便到了天坛公园门口，东面是一条宽大的油路，两旁摆满了各色小吃摊，迎面是一座酱红色的高大门楼，进进出出的人非常多。男女老少，各式各样，更多的是胸前戴着“山西省临中”胸徽的学生。进了大门，有一条通往东面的宽甬道，南北两边都是高大粗壮的参天松柏。越往里走，各色奇花异卉越多。经指引，我来到了“山西临中”报名处，那地方设在圆形台上宏伟高大的祈年殿里。

我在圆形台下巧遇了好友李培元。两个至友相逢，喜不自胜。我们到报名处报了名，领了胸徽。不用办什么手续，就算入学了。学校领导有“山西省流亡北平市中学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还有若干委员。其实他们都是学生，是逃亡北平市的中学生，东西两边有厅房，都架了前檐，院里到处都挂了被子、床单，给这个圣洁的地方添了些异样的味道。

“山西临中”徒有虚名，没有教师，也不上课。每日为学生供应两餐玉茭窝头，烧着锅炉，所以有开水供应。开始每餐除一个大窝头外，还有一小碗炒茄子菜，没过半个月，炒茄子菜没了，原来是报名入学的人越来越多，供应不上了。

一天，所有流亡北平的平遥学生在地坛圆台上集中，要成立“流亡北平市平遥学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十名委员，我被李培元提名选进了委员会。委员会决定向社会“募捐”，一名委员带领几名同学上街到各商店请求救助捐款。我领了五六个同学上街募捐。我们这几个“叫化子”每到一处商铺就双手捧上募捐册，一进商店门就点头哈腰讨好商家，开口便说：“掌柜您好，生意兴隆，多多发财。”那些商店伙计对这些敲竹杠的“叫化子”见多了，应付了一拨，随后又来一拨，都打着“流亡学生”的旗号募捐。不管多少，他们总得像打发叫化子给一点。想不到读“圣贤书”的学子竟落魄成“讨吃”的叫化子。

“东北临中”学生率先游行过后，北平市领教了学生的厉害，流亡学生坐电车、公共汽车概不买票，形成一条潜规则。所有流亡北平的学生以及并非流亡的北平学生，只要胸前戴个流亡生的牌子，即可坐车畅通无阻，不花分文。自然，“山西临中”的学生坐车也不掏钱。

有一天，“山西省流亡北平市中学生委员会”通知开会，我代表平遥分会领导出席。“山西省流亡北平市中学生委员会”的领导人据说是山西省进山中学高三的学生，他说：“山西省阎锡山政府对咱们的困难一点都不关心，没派人来北平领导，荒废咱们的学业，咱们生活艰苦他也不关心。现已查明：阎锡山在北平有公馆，白面、大米堆积如山，山西驻北平办事处仍积存有大量白面、大米，我们准备在两三天内组织同学到这两地抢白面、大米，大家等待通知。通知下达，大家立即行动去抢。”我会后向平遥的同学做了传达，准备到时行动。

奇怪的是，通知還没下达，山西省阎锡山政府已派来一个叫李济生的官员，他召集“山西临中”全体学生开会，并会上代表阎锡山说：“阎主席非常同情关心流亡到北平的同学，这是教育厅领导的失职，现在厅长已被撤职，政府派鄙人来任山西临时中学校长，以便尽快复课。”他当场让人给每个同学发了一个月饼和半串葡萄，因为已临中秋，这是表示慰问。

这一变化说明有人暗中给阎锡山政府通了消息，抢白面的事于是泡汤了。

秋凉了，一场秋雨下个不停，寒意袭来，流亡异乡的人却没有御寒衣物，多亏学生都年轻，能耐寒。我只带了一床牛先生送的薄被，这下顶了大事，我十分感激这位好心先生。

一天，“流亡北平市平遥学生委员会”召集大家，宣布要“采取突击行动，抢占太庙”，我们一伙学生雇了五辆大卡车，直奔天安门左侧的皇家祠堂太庙。五辆车分两头，我和一些学生开着两辆车冲向南门，另外三辆车绕到东门。南门有看门的警察，发现学生开车冲来，便急速关门。但学生人多势众，把大门推开冲了进去。警察便急忙要打电话，结果被预先进去埋伏的同学抢了电话。我们到了二进大门前，东门上那一路也胜利冲了进来，两路学生智取了太庙两个大门，胜利会师。

这时大家发现只进了太庙外园。外园作为公园，人们可以随意来游。学生们见二道大门被关闭，门上有“中华民国行政院”贴的封条，并有很粗的铁锁。众学生这时根本不把政府封条放在眼里，用石头乱砸。一位姓王的同学，找了块很大的石头，他个头大，用猛力把大铁锁砸开，众学生齐力推开大门冲了进去，只见所有大殿及东西配殿都有铁锁，也都加了封条。大家正准备把各大殿铁锁再砸时，一伙警官手持枪械冲了进来，大喊住手。endprint

这几个警官模样的人，恭恭敬敬向同学们立正敬礼，和颜悦色地说：“同学们的困难处境，我们非常同情，我们有个请求，这各大殿里是国家珍藏的国宝级图书，诸位是知识青年，一定非常爱国，请别砸门窗，一旦门破，不说丢没丢国宝，光是重新查检就需要四年之久，诸位不过是为了找避冷住的地方，这里殿前前檐很深，请大家将就在檐里避一下，如諸位不听我劝，我们也没办法，只请派出四五个同学把姓名留下，作为将来检查登记时的陪查人。”大家应了警官的劝，住在前檐下，没有再砸大殿。

“山西临中”流亡北平的同学抢占太庙的消息，第二天上了北平各大报纸，除了华北官办的报纸外，清一色是一片同情声援的声音，赞扬山西流亡同学的这种行为是“反内战，反饥饿，要吃饭，要读书”的正当要求、正当行为。华北官办报纸不敢公开骂学生犯法，只是不支持越规行动。同学们说它是御用文人的“官腔报纸”。至于“反内战，反饥饿，要读书，要吃饭”这一口号，则说出了同学们的心里话，符合目前的事实。

十月金秋，是中国人喜庆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独裁专制的帝制，建立了民国，这一天被定为“国庆日”。）节日的前几天，北平市便发出通告：鉴于市交通秩序的混乱，决定从10月10日起，全市公共车、电车等一律凭票坐车，任何军民学生都必须遵守规定购票乘车，违者重处。对此通告，平遥学生们不屑一顾，有大无畏的造反精神，依旧我行我素不买票。

10月10日这天，全市各电车站都有宪兵荷枪实弹站岗，维持秩序。我不敢不买票上街，伙同几个同学在太庙南大门前观望，我们看到电车站有宪兵守卫，上下乘客有序，没发生平常拥挤混乱的现象。谁知没多久，电车站便发生了惊险一幕。平遥流亡学生中的两个“勇士”没买票被车上检票员查获，发生斗殴，学生胆大，奋勇跳下车来，向住地奔跑，后面宪兵持枪紧追。我们几个学生慌忙往里院跑，学生们全进了里院，包括从车上下来的“勇士”。大家只听得外院响起“啪啪”的枪声。大伙儿镇定了，不再跑，也无处跑，都拥在门里不动，太庙二门外来了两个手中持枪的宪兵，只站在门外往里看，不敢进。众学生虎视眈眈，如临大敌，这兵没一会儿便悄声退走了。 之后，学生们在外院找到一粒子弹壳，这下有了证据，有了理了，跑到华北剿总告状，说宪兵开枪镇压学生，有弹壳为据，要求惩办凶手。

华北剿匪总司令是山西人傅作义，有一天派来了一位高级参谋，召集全体平遥流亡学生开会。参谋站在戏台上，旁边有卫兵，他首先向学生们敬了个军礼，说：“傅长官是咱山西老乡，我也是山西阳高县人，咱们是同乡，傅长官很同情同学们，接到报告后哭了，下令立即把开枪的那个宪兵捕了，以军法处置。傅长官让鄙人转告诸位：第一，赔礼道歉，治军不严；第二，请同学们聪明点，千万不要在别人偷拔了萝卜的坑上取土，不要沾惹腥味。”

天气越来越冷了，学生们的生活更苦了，太庙没开水，这时连凉水也没有了。两顿窝头有车按时送来，可水却没有人管，学生们没辙了，只在院中一个井亭里用绳子吊了茶缸取水，不管水能否饮用。学生裴登成，上吐下泻，毫无办法。也有学生就此死了。这些流亡学生就这样在死亡线上奔跑。

不久，平遥流亡学生被接回天坛公园，安排在地坛下的树林草地上，搭建了草绿色军用帐篷，下面铺了干草垫子，暖和了许多。

深秋季节，天气越来越冷，形势越来越紧，东北锦州解放了，山东济南解放了，华北只剩北平、天津两地没有解放，而山西则只剩太原一座孤城，其余各地都解放了。

北平一天天地萧条，市面上货物奇缺，法币和手纸差不多。政府发行了关金券没几天，就又贬值了，如今人们拿上关金券也买不到米面，连饼子也买不到，饭店基本关了门。我和同学郭生旺去太庙公园玩，坐在树林间石头凳上聊时局形势，两人长吁短叹，非常忧愁。旁边有个警察独坐，听到我俩的谈话，也凑过来闲聊。三个人对时局看法相同，认为前途渺茫。忽然，这警察放低声音悄悄说：“二位，你们学生比我强，有的是好去处。”我好奇地问道：“请问，去哪儿啊？”这警察伸手比画了个“八”，意思是八路军。我和郭生旺大惊，说：“八路军强迫青年背上炸药炸碉堡，去找不是自送死？”这警察正色道：“俺老家是保定，最近来人说解放区真好，根本没你们所说的事，解放区欢迎有文化的人参加工作当官。可惜俺没文化，如果俺是你们二位，立马投奔共产党。”我们听了将信将疑。平遥解放了，买卖人胆子大，依然在平遥和北平之间跑生意。郭生旺接触了来北平做生意的平遥人，得知平遥解放了，来了解放军。封闭了近十年的六个城门都放开了，人们可随意进出城门。阎锡山政府宣传的“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全是胡说，共产党并没强迫年轻人上前线填炮眼。他们倒是特别欢迎青年学生参加工作当干部。这些消息很快在同学中传开。

我决定弃暗投明，我和郭生旺决定和做生意的平遥人回乡。之后，我们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回到了平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