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在后WTO时代经济生态圈中的作用

高星华

摘 要：肯定全球旧有市场体系中的积极因素，同步前进，寻找文化经济碰撞中产生的对经济发展和市场融合中积极地、共性的价值观因素，是弥合目前市场区间的唯一出路。与千百年来经济全球化相随的，是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各民族纷繁复杂的多文化意识冲突，对今天全球化的瓶颈期，对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影响更为突出。

关键词：文化融合；企业人权；市场惰性；投资黑洞；分工倒挂

文化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共识的达成过程，是观念比对、接受和改进的过程。文化意识的变化对经济模式的影响更加微妙，也更深入和持久[1]。从分析市场间互动模式的转变入手，未来新的市场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一、企业人权——差异性宏观福利措施的统一

虽然早在2000年启动的《联合国全球盟约》以及《OECD多国企业指导纲领中》提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权的问题，但在市场交融发展到后WTO时代，企业人权的概念内涵有了新的内容：一改过去国家主义的浓重色彩，而与全球化的投资和收益相一致，并且偏重于由文化和制度造成的企业福利和义务上的差异[2]。

企业人权可以被看作是继基本人权概念普及后，由此概念延伸的社会个体经济活动和责任形态的交汇、比较和冲撞；是全球化对过去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批判。虽然企业人权这一概念目前缺乏足够的国际约束力和经济激励机制冲破原有的比较利益藩篱，但无疑很好的解释了各国差异性福利措施导致的市场落差和市场寻租。例如在对欧盟模式的评价中，我们注意到虽然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和货物甚至人口的自由流动。但由于税收和补贴等差异性宏观福利措施的存在，对人才和资本的争夺使得欧盟内部形成的产业分工并不合理。市场因素的自由流动并没有促使相对落后的国家去改进其国内市场措施，反而增加了其市场惰性。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也缺乏对东道国市场环境的改造，而停留在单一市场利润的追逐上。

由此所导致的过剩产能消极转移和技术升级的市场障碍，对市场的打击是致命的。例如全球化中成熟产业的转移和生物、材料等新兴工业的市场化，主要阻力皆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市场环境的“惰性”所形成的投资“黑洞”效应。发展中国家越落后，发达国家的比较利益越突出，成本越低，促使发达国家的过剩资金和产能不能及时得到释放，畸形市场所形成的不合理的比较优势也直接促成了由“田忌效应”所导致的金融炒作和市场寻租。说到底，企业人权的统一，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企业宏观和微观市场权利相协调的问题。只有相同的环境，才能产生相同的市场预期，才会遵循相同的市场秩序。

二、文化传统中普世价值与国家责任结合的必然

各种主流文化下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隐形，但具有最终支配力的市场控制因素，也是形成“政策性区间”和“补益效应”的根源所在。普世性是各种文化形态的共性。文化间的冲突和对撞从台前走向了幕后，严重的加深了由比较利益导致的市场鸿沟。光怪陆离的规则魔术背后不过是各种文化形态的自然反应。例如干细胞技术，美国关心的是技术和市场的全球新产业链是否会产生后发优势的过度利用；欧洲则更多的关心在新技术产生的全球产业金字塔中地位如何；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更多全球的“参与权”。

这些问题上的恶性竞争，产生了全球分工的“倒挂”。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因为不能与国家责任的拓展进行结合，得不到充分施展的空间，反而成为资本短视和利己性表演的滥觞。

三、多元文化价值观所对应的国家责任拓展

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观问题，一度成為各国经济主权扩展中的隐痛。伴随着比较利益模式的扬弃，对国家责任的重新定位也是一个共同面对的问题。国家责任的拓展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即法律环境的融合，市场利益的再造和国家主权的让渡。这些问题上的深入认识和研究，正在指导着诸多地区和全球范围的一体化实践，并日益凸显其历史和文化地位[3]。

这些全球经济生态圈的支撑要素，已经不能再局限于技术或者法律层面的解决方案，而必须通过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以及与各种文化形态中普世价值的重新结合，才能找到市场分工“倒挂”问题的突破口；进而解决比较利益市场所固有的局域性、时段性和单向性的特点。

文化形态与市场功能的结合方式以及对这些结合方式的评价和交流会突破传统国际法的界限，挑战经济主权自治、自愿和互不干涉的原则。其最终走向是由于文化经济的互动所导致的更多的经济环境的融合、市场责任的深入分享以及社会利益的重新构建。

参考文献：

[1]何自力，乔晓楠，李菁.中国模式与未来道路探索[J].社会科学研究，2009（2）.

[2]徐进.国际社会的发育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5）.

[3]李庆本.欧洲文化一体化的新进程[J].东岳论丛，2007（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