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十年垂钓”

朱小平

张学良在口述回忆时，只谈了他“唯一好女人”“喜京戏字画”。其实，他的嗜好远不止于此。从扎吗啡到开飞机、汽车及至行猎、雀战、高尔夫、网球、桌球、骑马、游泳、跳舞……举不胜举。但他从未喜好过钓鱼，接近他的各种人的回忆都可以佐证。西安事变却让张学良付出代价：不能去统兵抗日、报国恨家仇，从此失去自由，整整钓了十年鱼！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同被囚禁，只不过蒋介石认为杨虎城是主谋，张学良“年幼无知”，再加上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说项，张的生活待遇比杨虎城好得多。张学良可以购书报、食物，可以散步，与看守他的特务打麻将、打猎，只不过他心里明白：看守他的警卫都是军统特务，负有特殊使命，他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到蒋介石那里，言行稍有不慎，不仅释放无望，还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为人机警的张学良言行极为谨慎。据当年奉戴笠之命经常给张学良送生活用品的沈醉生前回忆：张学良在贵州桐梓被囚期间，晚上的消遣是和看守他的特务们打小牌，但“他很懂得特务们的心理，输多了怕引起误会，以为是变相收买他们，因此每次输赢总是只有两三块银圆上下的钱”。以张学良当年挥金一掷打大牌的性格，和小特务们打小牌无异在受心理折磨。沈醉来时会邀请他一同打猎，但“他很知趣，从来不自己打枪，而只抢着拿打到的野物，很高兴地提着回来”。当年张学良行猎前呼后拥，威风得很，如今成了拎野物的跟班，其心境不身历其境者焉可知之？！为了消遣，张学良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明史，但他的性格、經历决定他不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因而，最终成为他囚禁生涯消遣的竟然是他原来并不爱好的钓鱼。张学良被军法审判处以十年徒刑后，先后辗转囚禁于浙江奉化雪窦寺、南昌益阳桃花坪和湖南沅陵凤凰山，但时间都不长。1939 年，他又被迁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1942 年迁至贵州桐梓县兵工厂。该厂发电用的蓄水池有近百亩之广，军统特务将蓄水池的一部分建立为囚禁区。据沈醉回忆，蓄水池中仿建了三潭印月，池边桃柳相间，风景怡人，极适合钓鱼。从此，“唯一的乐趣是每天到他住房对面的蓄水池去钓鱼。只要天不下雨，他总是一早起身，邀同刘乙光（看守他的军统特务队队长）一道，坐着一只四方形的小木舟，撑到水池中央一个凸起的沙洲上……上面有两个用苞谷秆搭成的人字形小棚，他和刘两人各据一个，轮流把钓，有时整天，有时半天，总是乐此不倦”。

而所谓十年钓鱼，大概是从张被囚于溪口算起吧。张学良在溪口被囚期间，已预感到时光不易消磨，故托人“从香港买了几十根渔竿，包括甩竿、转竿、收缩竿、轮盘，应有尽有。连渔坠都有好几十种”。在沅陵被囚期间，张还曾花钱将一艘渔船改成舒适的游艇供其垂钓。同时，他放弃了豪华钓竿，而是向当地渔民学习，用竹筒做钓竿钓大鱼。沅陵钓鱼成了张学良囚禁期间的“第一爱好”。另据记载：张学良在兵工厂钓鱼，似乎心不在焉，往往“看见鱼儿咬钓也不去搭理”，“绝大多数鱼……都是钓起来，又重新放回湖里”。另外，与沈醉回忆略有不同的是，“赵四小姐几乎每一次都陪着他来到湖心亭”钓鱼。湖心亭上后来被特务队长刘乙光立了木牌：少帅钓鱼台。从此严禁其他人再上湖心亭。

1946 年，张学良被转移到重庆军统松林坡公馆，不久就被安置于台湾草山温泉。据说他偶尔还钓鱼。所以，十年垂钓只是一个概数而已。在十年期满时，张学良正因阑尾炎从囚禁处转到贵阳医院住院，周舜华被指定为特别护士。有一天，她在张学良病房一隅发现“数根钓鱼竿，各色各样，有英、美、日、德等国出品的，煞是漂亮”。她遂好奇地问张学良：“您酷爱钓鱼消遣吗？”张学良“轻轻摇头，苦笑道：‘前次你看见的金表，是我送给蒋先生的，暗示时间不早了，该放我了。可是，蒋先生却回赠钓竿，意指不要急，再养养病，钓钓鱼吧！说毕，喟然一叹”。

据说，张学良恢复自由后，不复垂钓，而是酷爱养兰、“转转会”（与张群、张大千、王新衡轮流相聚，品尝美食）。也许，十年垂钓对于他而言，已是一种不堪回首的记忆。“别有天地非人间”是他晚年所写诗中的一句，用来形容他的十年垂钓岁月也许极为恰当。

（摘自《历史脸谱：晚清民国风云人物》中国工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