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衰败何以始于汉元帝

陈良

史家认为：“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吕思勉语）也就是说，宣帝在位及以前，西汉王朝较为兴盛；自元帝以后，国势由盛而衰。汉元帝刘奭为西汉第八任皇帝，系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所生之子，黄龙元年（前49年）即位，做了16年皇帝。在人们印象中，导致王朝走向衰败的君主绝非良善，要么昏庸，要么残暴。然而，汉元帝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为何从他开始国势由盛转衰呢？

性情柔弱缺乏主见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关系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汉的政治传统，宣帝也不例外。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师，一代名儒。元帝即位后，对两位恩师格外倚重，多次宴见两人，探讨治国方略。萧望之随后又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参与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资治通鉴·汉纪二十》）。

元帝的信任与支持，似乎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施展抱负的希望。然而，元帝与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并不久长。元帝对两位老师特别信任，无疑让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同时也让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并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朝廷。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坚持按照故事或惯例办事，反对萧望之推行改革。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机构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谦让，不敢作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

碰巧有一个叫郑朋的“墙头草”，起初依附并吹捧萧望之，萧望之发现他行为不端，断绝与他来往；郑朋转而投靠外戚许章，扬言萧望之有过失五条、大罪一桩。石显认为时机到了，趁萧望之休假之际让人上奏元帝，元帝将此事交给弘恭处理。面对弘恭询问，萧望之坦言，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之所以弹劾他们，意在匡正朝纲，并非阴谋与离间。为此，弘恭、石显向元帝报告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多次攻击朝中大臣，企图独揽大权，建议“谒者召致廷尉”（即逮捕入狱）。元帝不明白召致廷尉为下狱，当即批准了。后来元帝发现不对劲，敦促将萧望之释放并复职。石显从中作梗，萧望之虽被释放，但革职为民。数月以后，元帝觉得过意不去，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起用他为丞相。萧望之儿子萧伋听说元帝要起用父亲，就上书为父亲之前入狱鸣冤，弘恭、石显便在元帝面前竭力诋毁萧望之，并唆使元帝下达拘捕令。萧望之性情刚直，不愿忍受再入狱的羞辱，在家饮鸩自杀。只用两个回合，萧望之就被逼死。

从萧望之之死，才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的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畢竟萧望之等儒臣不仅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与道德修养。而宦官、外戚主要在乎自身的利益，既缺乏对天下的担当，又缺乏做人的操守，只要满足一己私欲，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元帝居然让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倚重宦官威权旁落

外戚、儒臣、宦官几股势力角逐，宦官最终成了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之所以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诽谤政治”而被处死。

当然，石显能得到元帝信赖，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此人聪慧灵巧，熟稔事务，精通法典，善于探知皇上心意。但是，他心理阴暗，狡诈毒辣，报复心强，故而掌权之后，他把心思都用于巩固权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

尽管石显熟悉法典，精于权术，但缺乏治国理政才能。如此心术不正的人，虽然不能造福于国家与民众，却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贪腐的“大老虎”。据史料记载，石显接受赏赐与贿赂的钱财总共超过一万万钱，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大老虎”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欺上罔下，贿赂公行，奸佞得势，正气不畅。

对于宦官危害国家，汉元帝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禁不住感叹：“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说是，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所以，意大利著名政论家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指出，君主应懂得权谋，既要有狮子般勇敢，又要有狐狸般狡猾，不能被谄媚者蒙蔽或左右。其实，中国先秦时代法家早就提出类似的观点，可惜汉元帝不懂得为君之道，一味宠信宦官，甘愿大权旁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为西汉衰败埋下伏笔。

治乱兴衰何以难免

汉元帝去世之后，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进入成帝时代，石显被逐出朝廷，宦官势力急剧弱化。成帝荒淫奢侈，个人品德远不及元帝，而优柔寡断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外戚得势，专横跋扈，骄奢淫逸，政治日益腐败。西汉政权最终难以为继，以致外戚王莽取而代之。

回头再看汉元帝，既然在他前后都出现过宦官为害问题，那么就不完全是他个人原因。毕竟好的制度安排，即便是常人，也能进行有效治理，而古代帝制，似乎只有明君或强人才能“治”，否则就会“乱”，这充分证明帝制本身有问题，毕竟明君或强人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是常人。所以，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关键在于根本制度的安排。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并确保该体系有效运行，才能走出兴衰交替、治乱循环的怪圈。

（摘自《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