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岛

罗伟章

不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个女人。但现在没有了，她死了。她是我的女人，名叫白素贞。你听出来了，这是白蛇娘娘的名字。记得刚结婚那阵，老熟人见面就朝我跷大拇指，喊一声：好福气呀！意思是我娶了白蛇娘娘。我自己竟也这样想，如果白素贞在身边，我还故意当着人的面，问她青蛇在哪里，有白蛇就该有青蛇的，“在临安收青儿主仆同走”，戏曲里就这么唱。现在想来，那真是年少轻狂，尽管当时我就早已不再年少。娶了白蛇娘娘有什么值得显摆的？白蛇娘娘是传说，娶了一个传说，我并不因此就成为传说。如果我也成为传说，我就是许仙了。许仙不是我喜欢的人，他长得太白了，比白蛇娘娘还白，以至于我感觉到，白蛇娘娘是嫁给了一个女人。她却要为这个女人丈夫，冒死去盗仙丹，还跟法海斗。她是斗不过法海的，因为法海是真正的男人。小时候看《白蛇传》，我恨过法海，但恨他的唯一理由，是他用雷峰塔镇住的，不是许仙，而是白蛇。他应该把许仙镇住才好。

正如此刻，如果死的是我，不是我的女人白素贞，才好。

但这只是假设。世间有万般无聊，假设是最无聊的一种。

我的女人白素贞，死了。我要把这事实再陈述一遍。

按事实去生活，才是我应该做的。昨天晚上我就在想，我应该离开这座小岛。小岛上没有别人，只有我和白素贞，那是以前；现在，只有我和白素贞的坟冢。

其实没有坟冢，也没有墓碑。她的墓碑就是一棵树。

我和她认识不满一个月的时候，两人就经常以各种语气说到死亡。那是我们最富激情的话题，一说，她就软了，我呢，就想着对付软的办法。她说，未必还需要想吗？的确，不需要想。在对死亡的言说中，办法早就有了。但我真的像许仙，文弱得像根棉签。她明显不满意了，说，你讲讲你的前世吧。这证明她也想到了许仙。这让我羞愧。我不愿意讲。她说，来世呢？我差点儿就说法海。虽没说出口，她却从我嘴唇颤动的纹路，认出了法海两个字。那是我的仇人，她说。说话间亢奋起来，像一首歌唱到高音，运足了气，浑身抖。幸亏我早有准备，不然就被颠下了床。有时候，仇人真是个好东西。我说，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言不由衷吧？她刮一下我的鼻子，突然间有了厌倦，把我推开，说，不说别人了，我是白素贞，不是白蛇，你是朱家田，不是许仙，法海嘛……她停下来，像陷入了沉思。在远远近近的时光里，白蛇和许仙都是偶然，法海却是必然的，我懂，她也懂。但我们并不畏惧。我们连死都不畏惧。她从沉思里回过神，又缠住我，问我死后想怎么处理。我说随便你，反正我比你死得早，我看过你的手相，我死过后，你还要活三十年。她把手举起来，问哪只手？我说两只手都看，高手除看手掌，还看手背。她把手藏进被窝，说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把手剁了，让你看不见，然后逼着我承认她比我先死。她说我死过后，你把我埋在一棵树下，那棵树要好看，不，树都好看，但也不是随便哪棵树，那棵树下要干净，你听见了吗？

那时候我们住在城市。

我至今说不清是不是要为她找一棵干净的树，才来这座小岛的。小岛没有名字，我为它取了名：清溪岛。是因为岛外的河流叫清溪河。这是一条荒河，上下几十里没有人家，我跟白素贞，是从县城包了快艇来的，带着弯刀、斧头、锄头、木锯和种子，还有可供半年的食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本以为还要自己动手砌房子，结果不必，野藤、杂树和乱草的深处，有间木屋，木屋低矮，却很结实，就像一个人躺着比站着更不容易倒下一样。白素贞大声喊：有人吗？先朝屋里喊，然后朝四面八方喊。我说别喊了，你没见那屋里都长了树？门开着，屋子正中长了棵杏树，贴地生了铁线草。毕竟缺少阳光和雨水，草长得像上了年纪人的头发，稀稀拉拉，还泛白，杏树虽有半人高，叶片却比指甲盖还小。两人进屋。两人都是先出左脚，再出右脚，步调一致，连步幅也一致。而今回忆起来，那真是意味深长。我们不怕死，却怕在陌生的地界里活着。共同的恐惧，把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

除了小树和杂草，只在傍东墙的地方横了两块不足尺高的条石，条石上铺着木板，算是床。床上空空荡荡，但我们还是来回转了好几圈，把每个角落都看仔细。万一主人就躲在那里呢？确认之后，才出门去，拿来锄头锄草。草皮底下是黑泥，足以说明旧主人曾在这屋子里生活了许多个年头。铲罢草，再挖树，但白素贞不让挖。她说那年我去云南，在怒江边见到一户人家，院子紧傍山崖，就是说，山崖是院子的一部分，而山崖上是挂瀑布，几十米高，他们能在家里养瀑布，我们养棵树也不行？她两只手把树梢虚虚地握住，眼神迷离，是一种会飞却不知道飞向何方的眼神。那时候我就该看出些什么，但我太兴奋了，草一除，别人的房间就变成了我们的房间。听了她的话，我只是哈哈笑，说随便你，只要你不怕它可怜。可怜这个词把她打动了，但她并没改变主意。她对树说，我们会想办法的。然后跟我一道，去抬了块扁平的石头进来，将锄松的泥土夯实。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一住三年半。

三年半过后她死了，我也要离开了。

离开的意思，是得有个去处。我的去处就是我的来路，是那座远方的城。白素贞死在冬末，现在已是暮春，春水发过两次，清溪河成了哺乳期的河，胀鼓鼓的，在河上跑的快艇，犁出哗哗的白浪。这条河连接两座县城，但那都不是我的城。我的城在更远的地方。这天早上，我收拾停当，就去河边等着。为了让人注意到我，我抱着白素贞的红色羽绒服，听到山弯那边有响声，就举着羽绒服挥舞，还高声吼叫。我在那里坐了一天，吼了一天，手也挥了一天，如果手臂上长着果子，早就摇得一干二净了。但没有人理我。快艇大都是包船，就像三年半以前我和白素贞来这座小岛时一样，即使没人包，也要等人坐满了才开，总之中途是不会停的。以前有竹筏、木筏、独木舟、乌篷船，后来有了汽劃子，现在连汽划子也不见了踪影，更别说竹木筏子。它们把自己让给了速度。我似乎没有离开的机会了。

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跟白素贞来的，也是因为白素贞来的，可是白素贞死了。踏着走一步暗一层的暮色，从河畔回到小屋时，我突然觉得，白素贞是故意死的。她似乎早就感觉到我想离开小岛，而她不愿离开，就干脆死在这里。

她死的前一天，我们还没起床，阳光就落进了屋子。冬天的阳光，是另一种质地的雪花，比雪花还冷。她说，冷。我就抱住她。可许多时候，两个人的温暖比不上独自的温暖。她磕着牙，说，反正没事，我们去爬山吧。半岛背后是山，是它跟大陆唯一的连接。山很高，抬了头望，望到了天，却望不到山峰。我们煞有介事地穿了运动鞋出门。山野木叶尽脱，光秃秃的树身，画出迷宫似的路。她在褐色的树干间绕来绕去，真像迷住了的样子，其实是想表明，天底下的迷宫，都只为目标设置，把目标抛开，迷宫也就自动解体。我们是来爬山的，可山峰并不成为我们的目标，因此我们是轻松的，也是自由的。青冈树叶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哗！溜出老远。败叶是行进在山野间的船。她说，河里可以逆水行舟，山里为什么不能？说罢踩住败叶，往山上滑，可怎么也滑不动，那模样看上去很傻。可我比她更傻，我说，逆水行舟需要动力，没有机器动力的时候就靠人拉，我外公住在瞿塘峡，我小时候到外公家去，经常看到那些光着屁股的纤夫；我外公年轻时候，也做过好几年纤夫，拉纤时也是那样光着屁股。她弯腰抓起一把叶子，奓着手往山上跑，说自己是个纤夫，可惜太冷了，不能光着屁股。我说，试一试，说不定没那么冷。这句玩笑话，她却当了真。她站在高处，扶住一棵遍身鳞甲的老松说，你先脱。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但收不回来。我是不能违拗她的，这是我们关系的模式，也是我们婚姻的秘密。

穿着衣服的时候，没感觉到一丝风，衣服一脱，风就来了，像闻到香气的蜜蜂。这比喻把我自己美化了。我已不再年轻，虽不老，但也不年轻。她年轻，而且美。那比喻是属于她的，但暂时还不属于她。我对她说，别脱，冷死了。确实冷，风和阳光都成了在身上甩打的鞭子，带着芒刺。她说，你跑吧，跑起来就暖和了。也只能这样。当我气喘吁吁地越过她，跑上一块黑石头，回头见她跟了上来。她比我脱得更彻底，我穿着鞋袜，她啥都没穿。光脚更滑，她只能四肢着地，像个动物。一只美丽的动物。黑黝黝的头发跑在她的前面，挡住了她的脸。我去接她，确切地说，我是想回去穿上衣服，她却不让。你站着别动！她这样命令。我对着冰片似的太阳，不知羞耻地蹦跳。河似乎比太阳更遥远，偶有一艘快艇呼啸而过，快艇激起的冷气和水花，却子弹般朝我射来。

回去的路上她很沮丧，因为我没有满足她。她想站在那块黑石头上做爱，我实在不能满足她。血液想离太阳更近一点，都跑到我头上，我只有头是热的，别处都麻木得失去了知觉。朱家田，你对我不好，她说。听了这话，我承认我很愤怒。承认之后，才发现自己一直很愤怒。玩得太过火了，玩得把自己身体都丢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白素贞死了。我说过，那是在第二天。其实当天还不怎么看得出来。她沮丧过后，说我对她不好过后，很快释然，回到屋子，暖气一扑，她就打喷嚏，接着喊冷。火是生上的，添一笼干枝进去，打瞌睡的火苗便炸开，毕剥乱响。我们并排站着，弓着腰，几乎架到火上。这姿势跟裸身于冬天的山野一样可笑。于是她笑了，嘴微微翕开，舌头顶住牙齿。

谁知道她第二天会永远地离开我呢。

她离开了，半岛上只剩我一个人了。

一个人的日子我过了整整一个季度。如果这个季度是夏天，或者秋天，甚至冬天，大概都会好受些，可偏偏是春天。春天是让人愁的季节。我是要离开的，却找不到离开的办法。连续四天，我去河边拦快艇，快艇却把我当成了半岛上的一块泥土。快艇是水上的生物，不喜欢泥土，我也不喜欢泥土。不喜欢泥土的人怎么可以跟荒野打交道。如果不是白素贞，我怎么可能走出城市，到这与世隔绝的地界上来。我是在责怪她了。阳光落得像雪花的那天，也就是她死的前一天，我的愤怒已经苏醒。如果给愤怒做个注释，应该是这样的：颜色，深黑；气味，辛辣；性质，剧毒。如此说来，白素贞是我害死的。我没有理由去責怪一个被我害死的人。

每次责怪她时，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这不是好事情，她的任性就是这样惯出来的。

她以前不是这样。

不过她以前究竟是怎样，我也说不清。

我碰见她时，是在北极村——北极村的黑夜。当时我是山城一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接到一个任务，采写从漠河直至广州的秋天。九月下旬，我从山城出发，飞往哈尔滨。那天山城是三十六摄氏度，到哈尔滨就十五摄氏度了，但我并不打算添置衣物。反正是从南往北走，且不会在一个地方久待。第二天到了漠河，下车吃了顿饭，立即租车前往北极村。大雪在两天前下过，茫茫雪尘里，大兴安岭很有节制地起伏着。乌鸦蹲在树梢，像是长在上面的。它是在炮制冲突。冲突就是互动，黑与白的互动，美与丑的互动。这是天地间显而易见却又守口如瓶的秘密。这秘密是在提醒我，我也将有一场互动。但我没意识到，轻率地放过了。到北极村天就黑透了，而且停电。我冒着风寒摸到一户农家，这家人做着旅游生意，门前挂着“鹿祥园农家乐”的牌子。这是我第二天才知道的，当天夜间我看不见牌子，只担心不收留我。我快冻僵了。冻还是其次，主要是对广大无边的黑和荒漠似的静，非常恐惧。主人鹿祥园听见有客人上门，划根火柴，把黑暗灼出一个窟窿，接着点上蜡烛，叫他儿子生火烧炕。他儿子是个快进中年的侏儒，抱来柴块，却怎么也点不燃。他手里拿着明子，很容易就能点燃的，可就是不行。过了一会儿，鹿祥园从黑暗的深处端出一钵挂面，热气腾腾地放在桌上，说，只能将就了。我想他咋这么好呢，原来只要住在这里，就包吃，吃好吃坏，全凭主人的良心。他拿来两副碗筷，喊一声：吃了。一个女子便走出来，披散着长发，鲜红的羽绒服把蜡烛的光焰染成了粉色。她坐下就往自己碗里挑面。我初以为是鹿祥园的家人，是让我跟他家人同吃，可鹿祥园和他那个侏儒儿子都隐到了暗处。于是我决定等一等。她低着头只管吃，发丝帘子一样把她和我隔开。你不吃啊？她突然这样问，头发后面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叫白素贞，她说。

这名字听上去很耳熟，但我当时并没想到白蛇娘娘，更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夫妻。看样子，她不过二十二三岁，而我，再过几天就满三十九了。她说她是来旅游的，没有同伴，就一个人。这让我感到亲切。在这个陌生的地界里，我孤独，她也是。我们两个陌生的人，有了一条共同的通道，那条通道里散发出同样的气味儿。我们谈了很久，直到那支烛光在残蜡里蹦一下，又蹦一下，警告说它马上就要熄灭了。

第二天，我一大早起床，到黑龙江边，照了几张雾锁江流的照片，便往田野里去。当地人把田野叫大地，哪怕只是一小块田，也叫大地。这是东北辽阔的疆土赋予了他们修辞的辽阔。大地空了，蓝莓已经下树，大豆早已收割，只有一些像害着病的山丁子，蔫蔫地挂在枝条上，供雀鸟们吃。我是南方人，一个南方人对季节慢条斯理的应对，就这样轻易错过了北方的秋天。没有庄稼的秋天，便少了姿态，显得单薄。从完成任务的角度讲，我是白跑了。但既然来了，我该去最北点看看。没走几步，是一尊雕像，底座上文字漫漶，大意是说，某年某月某日黑龙江发大水，淹了北极村，一俄罗斯上尉为救中国百姓，牺牲在波涛里。正准备离开，雕像后转出来一个人。是她，白素贞。依然是那件红色羽绒服，脖子上缠了白围巾。早啊！我说。她不回我的问候，只扶住雕像的鼻子感叹：好帅！之后望着对岸的俄罗斯。江雾低垂，视线稍稍爬一点坡，就能爬到俄罗斯的土地，那边有积木似的村庄，有缓缓移动的物体，是羊，或者是人，或者是人赶着羊。我沿着马路朝前走。马路上晒着燕麦，昨夜下过雨雪，燕麦上搭了层薄膜。有辆车停在路边，我刚靠近，车门猛然推开：要进屋看看纪念品吗？是个女人，她的屋就在马路里侧。我搖摇手，车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向右拐上栈道。栈道两旁，狭叶荨麻和蚊子草扫着裤腿。我只穿着单裤，晨霜仿佛将我的单裤剥去，只剩了两条光腿，草叶每扫一下，我的腿上就被寒气割一刀。

你昨天不是说要去看庄稼吗？白素贞的声音从背后追来。

说不清为什么，我知道她会追来。我站下等她，说，你没看见那边？那边的大地上，有个辨不出年龄的男人在往一匹马背上放东西，有铺盖、沙发、脸盆，还有拆下的帐篷。他是庄稼看守人，现在庄稼收了，他该回家去了。白素贞走到我身边，撇撇嘴：庄稼根本不能成为季节的标志，树才是，庄稼播种有早有迟，而树一直长在那里。

那时候她就提到了树。

她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人，这一点我很快就发现了。我走，她也走，我停，她也停，于是我们一同走，一同停。只有一次例外，当我停在一块立着的石头前，她把石头扫了一眼，直直地往前去了。那石头上用油彩写着几个字：“我找到北了！”我为这石头照了张相，跟她去了更远处。远处的土塄下，有个回水凼，回水凼里生着杂木，杂木半个身子没于寒水，露出的部分，枝条细瘦，面容苍老，我想它们是被冻老的。树跟人一样，最怕的有两样东西，一是饿，二是冷，所以才用饥寒交迫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极致的困境。它们长到那里去，不知道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地接受，可仔细想想，世间万物，又有多少主动呢？这么一想，我就怜悯那些树了，以至于不愿再多看两眼，就撤身回转。她跟着我回转。走到那块站立的石头前，她问：你需要在这里照张相吗？我帮你照。我说我不需要，我只为石头照一张就好了，这样可以帮助我记忆，便于回去写文章，还可以拿它向领导交差，表明我确实到过这些地方。她古怪地笑了一下。我说你站过去，我为你照一张。她脸一沉：我才不照！那样子像是我得罪了她。随后她又鄙夷地说，留给那些自以为找到北的人来照吧。

幸好我没让她给我照。

可是我为什么不可以照呢？为什么要以她的标准为标准呢？

对自己的不满，破坏了我的心情。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种不满将一直持续。

隐隐地，我想摆脱她。

但我走，她也走，我停，她也停。午饭后，当我租车出北极村，已坐上副驾，她背着双肩包飞跑过来，敲着窗子。我把窗子摇下二指宽，她歪着头说，如果你不嫌挤。

后排是空的，本来就不挤。

她兴致勃勃地，上车就讲趣闻，说大兴安岭的豆荚，出苗后一个晚上就牵藤，牵了藤立即就得搭架子，否则第二天就到处乱窜；搭架子的同时，花就开了。它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不抓紧来不及，植物比人更知道自己的天命。因这缘故，外地种子不能进东北，它们懒洋洋的，还没长成，就被突降的霜期斩了头。我不喜欢那种急急慌慌，她说，我喜欢石头，也喜欢树，石头和树都是缓慢的生命。

车行至一条黑土隆起的大沟旁，她问我要不要下去看看，说这里叫胭脂沟，并给我讲胭脂沟的来历。司机也跟着鼓动我。这一带是他家乡，他热爱他的家乡。司机把车停了，我跟她去往林木深处，她弯腰把野草刨开，竟刨出矮林似的墓碑。这是妓女坟，她说，百多年前，大批淘金者来到胭脂沟，那时候还不叫胭脂沟，叫老金沟，从老金沟淘出的金子，拿去孝敬老佛爷，为老佛爷买上等胭脂，老佛爷感动于那么苦寒之地的人也还想着她，就把老金沟赐名胭脂沟。淘金者都是青壮男人，他们到了胭脂沟，妓女便尾随而至，有中国的，也有俄罗斯的。她在碑上找名字：叶卡捷琳娜，二十一岁；李珍，十八岁；施粉菊，十九岁；任天英，十六岁。还找了许多。碑上的年龄，像一个个感叹号。她们用二十一岁、十九岁、十八岁、十六岁甚至十四岁，来撩动这个世界的悲伤，又用悲伤向世界挑战。她跑开几步，摘来几朵顽强的野花，献在一个连姓氏也没有、只叫了丫丫的墓碑前，自语似的说：做一个妓女，其实蛮好的。妓女太神圣了。她们用污点来诠释神圣。没有污点的神圣不是神圣。又说：妓女大多人生短暂，是因为妓女的命被男人领走了。男人领走了她们的命，可男人并不知道，妓女也不让男人知道，这是妓女的佛性。

这样的话，比如林的墓碑还让我震惊。

我要去海拉尔，须从漠河至加格达奇，再在加格达奇转车。我说我，就是说我们。在加格达奇下车时，是凌晨三点半，去海拉尔的车要早上六点过才开。只能等。冷啊，每一丝风都是杀人风，都能把我肢解。南方的风，与阳光和潮湿为伴，北方的风却是单独存在的，世界上的南方和北方，也不是以纬度划定，而是以风为界。我后悔没多带些衣服，也没去铺子里买，现在想买也没地方。候车厅里不到十个人，其中四个是工作人员。有个背着旅行包的男子，串脸胡乱哄哄的，断了一条腿，大部分时间躲在厕所里抽烟。其实候车厅里也有人抽烟，并没人管，但他偏要躲进厕所去抽，有时笃笃地敲着拐杖，出来接半杯开水。另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老是对着工作人员笑，不管工作人员在交谈中说没说他，不管说的话值不值得笑，他都笑。这是一个卑微的人，混迹在车站里，打发他的一生。一个女安检员把吃剩一半的苹果给他，他点头哈腰地接过，用门牙轻轻刮，好长时间舍不得吃下去，之后躺在长椅上睡觉，也把苹果放在胸口。

白素贞一直盯住那个人，见他睡了，她说：做一个乞丐，其实蛮好的，乞丐是四方游走的散佛。她说她喜欢从桥底下穿过，桥下两侧，往往打着地铺，聚着乞丐。散佛们惯以桥底为家，这表明他们随时准备上路，同时又是对路的拒绝。有次她看见一个半老乞丐，背靠墩，龇牙咧嘴地在那里撸管。那真是惊心动魄，她说，我想不到乞丐也会撸管，我还以为乞丐的全部使命，就是要吃要喝。可见人的许多使命是被树枝一样剔掉的，比如你——她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我困倦的眼睛，你以为你的使命是采写从南到北奔跑的秋天，而你心目中的秋天只是田野和庄稼，是庄稼的收割方式，最多再加一点菜蔬啊果子啊湖光山色啊什么的，不知道有一种秋天是用二十一岁写的，是用十六岁甚至十四岁写的。说罢嘻嘻笑。

我和她在北极村认识，但故事的开始，是在莫日格勒河。这我后面会说到。有开始就有结束，正如每一次拥抱注定要松开。我们开始于一条河流，结束于一条河流。

然而，快艇在清溪河上劈波斩浪，驶向我后来命名的清溪岛时，我从没想过那是我们结束的地方。我只把它当成一个驿站，睡上一晚，再换马前行。当然，也可能是后退。可见到那间空无一人的房子，我为什么会来那么大的激情，急迫地要将它变成“我们”的房子，而今已很难说清。我只记得，白素贞喊话，问是否有人，问第一声，我多么希望听到应答，那样，清溪岛就不是我们的，房子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是岛上的客人，客人总不可能住十天半月还不走，更不可能一住三年多——如果白素贞活着，谁知道会不会住上三十年？这让我心里发紧。踏上荒岛的第一步，我就渴望离开了。可是，她问了第二声、第三声，依然无人应答，我又突然感觉获得了巨大的解放。我身上原本挂着沉甸甸的人事，现在都可以扔掉了。不是扔掉，是根本就不存在了。天地刚刚从混沌中分离，世界还是崭新的，我和白素贞，是世上最初的居民，没有同类，没有伤害，没有竞争，而同类、伤害和竞争，正是烦恼的根源，所以，我们也没有烦恼。我们将成为创造者，从此刻起，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具有为野蛮和文明立定边界的意义。正因如此，我把除去杂草也当成伟业。

白素贞的话使我清醒过来，她说怒江边有户人家养着一挂瀑布，她把纷繁的人世又打捞出来。好在我没去过怒江，加上屋中央的杏树转移了话题，我的心思又回到了现场。

白素贞对杏树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她为它想的办法，就是在屋顶开个洞，让它承接阳光和雨水。屋顶铺着石片瓦。这种瓦只在少数山区才有，其实就是像瓦一样的石片，也做了瓦的用途。我砍来两根枯死的桤木树，用藤条绑成楼梯，爬上屋頂，将两片瓦移开。瓦比油漆还黑，并以沉实来宣示自己是石头，不是泥土或别的什么。黑瓦与同样发黑的栗木椽子，粘得很紧，要用了力才能掰开，可几只草鞋虫，竟在我掰开的同时，就在虚虚的阳光里四散奔逃。它们像是不需要空间，只需要黑暗。白素贞在下面喊，亮了！她看见的是天亮了，而我看见的是地亮了，是地上的她亮了。我在天上看着地上的她，有了一种顿悟：古往今来，天上的神仙总是偷偷下凡，可见地上比天上更美。

地上美就美在有白素贞这样的女人。

她是我的女人，我不能让天上的神仙把她带走。

可她还是被带走了，仅仅在三年半过后。遗憾的是，我蹲在屋顶上时，并不知道这个结局。我当时还在想，相对于她，我现在就在天上，如果要把她带走，也是我，而不是别的任何人，包括神仙。这想法太不吉利了。对她不吉利，对我本人也不吉利。最不吉利的地方，是我把自己当成了神仙。我不愿做神仙，只愿做人，哪怕像许仙那样的人。

那天夜里，白素贞比我先睡，等我闭上眼睛，整个世界就往下沉。河水的吼声像是来自另外的星球，半岛上的鬼怪和神灵，在属于他们的时间里悄然忙碌。我感觉自己也在往下沉，沉入无底的深渊。深渊是帮人了断和忘却的，可事实上，我与深渊的联系，从来也没像此刻这样紧密。我踏入了山城灯火辉煌的街道，街道直通滨江路，滨江路外是长江，阔大的江面，映照出另一座城，我同时置身于两座城市。走过一段滨江路，便进入巷子，锣锅巷，巷子两旁，是凸起的高楼，我住在右边这幢的六楼，上到三楼时，萨克斯的声音从对面楼里浮荡过来。那该是一首欢快的曲子，可听起来却有站在新坟前的忧伤。我知道是谁在吹，我认识他，他叫王林，前不久才跟妻子撒了手。他跟妻子很相爱，但还是撒了手。是因为他父亲。他父亲已经七十岁，六年前，他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带回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一口气生了两个儿子。无论在哪种场合聚会，父亲都当众搂着小妻子，后来还搂着两个小儿子，玩自拍。小妻子喜欢唱歌，父亲陪她唱，而偏偏小妻子唱的都是高音，父亲也跟着飙高音。父亲飙出的高音里，带着腥味儿，腥味儿来自腹腔，是被他使劲儿挣出来的；除了腥味儿，好像还有肉渣。太可怜了，王林的妻子说。她觉得自己没那么坚强，能天天背负着同情心生活，就跟丈夫离了，搬到了城市的另一边，从此与王家彻底断绝了关系。王林十三岁就吹萨克斯，吹到现在，已是炉火纯青。能把一首曲子从水吹成冰，从阳光吹成月色，在这座城市里并不多见。我继续上楼，听见四楼的一对夫妻在厉声争吵，看见五楼九号门前，站着个已经秃顶、穿着正装提着礼品等待开门的人。到六楼，我的门关着，邻居的门开着，男人站在屋当中，情绪激动地跟人通电话，他妻子比他还激动，站在他面前，为他竖大拇指。而我的门始终关着，我打不开我的门。时光在楼道里流逝，我在楼道里变老。

白昼降临。

当我睁开眼睛，真的以为是白昼降临。那不过是闪电。我只见过城市的闪电，城市的闪电快捷，迅猛，带着刺探、惊惧和方向不明的厌倦，而荒野的闪电如史前生物，深知未来史书对它们的记载，都源于人类贫乏的想象，因而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只是玩儿，唰！起了；唰！又收了。起和收，几乎就在同时。在它收去之后，黑暗更深。它那么照一下，就是让你看见黑暗的深度。你在亮与黑的两极游走，没有中间地带。可当你慢慢适应，它便接连不断，唰唰唰，形成光的河，从九天垂注。

杏树身着白衣，瑟缩着，像个正给父母送葬的孤儿。可它父母还在呢。至少，它母亲还在呢。我在屋顶开了天眼后，白素贞从三十米外的一口潭边，端来一盆水，清洗杏树的叶子，边洗边说，妈妈为你洗脸。白素贞是它的母亲，它母亲活着，这时候却穿了孝服。它或许呼喊过，没听到回应，就以为妈妈死了，跟着妈妈的那个人也死了。我推白素贞，说，杏树叫你呢。她潜伏在睡眠底层，出不来。我使劲推她，说，要下雨了！她伸了一下腿，翻过身又睡。她的光屁股顶在我的肚子上，有一种不真实的温暖。我想，必须赶在下雨之前，去把揭开的瓦还原，可杏树不正需要雨水吗？

我总是遭遇两难的处境。取舍都是在一念之间，我还是应该爬到屋顶上去。雨神看见了我的想法，抢在我之前，炸雷声起，天空粉碎，盛在天空里的水，瀑布似的往下砸。

后半夜再没能睡觉，白素贞举着我们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马灯，我举着锄头，在卧榻和杏树之间掏沟。沟一直掏到门外。门外的斜坡，呈扇面形与河流相接。早上，雨小了片刻，可那只是技法拙劣的引诱。有引诱，就有上当，不管是多么拙劣的引诱。我正准备对白素贞说，这地方住不得，赶紧离开吧。但话没出口，天又垮了，垮了一层又垮一层。我站到屋外去，望见河水近了，对岸远了。那时候，我就预感到出不去。

如果我是一滴雨，就能从汪洋中逃离。我站在雨里，也真像一滴雨。可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立即退回了屋子。如果没入汪洋，我该逃向哪里？我有远方的城，有城里的事业，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要确认那时候的朱家田就是现在的朱家田，我没有信心。

信心被摧毁，是在信心被确立的那一刻。

那一刻就发生在海拉尔的莫日格勒河。

去海拉爾是段艰难的里程。还没在加格达奇上车，我就知道自己感冒了。对有些人而言，感冒无非就是擤擤鼻涕，对我却是大病。咳，不是用嗓子，是用整个身体。上车就饿得慌。我得重感冒的显著病象，还不是咳，是饿。坚持两个多钟头，不见卖早点的，便去餐车买。白素贞坐在我旁边，打着瞌睡，我想是不是应该叫上她？当然，应该叫上。她却不去，说给我带些来。餐车里除了方便面，啥也没有。师傅说到海拉尔要交班，所以没吃的。是他要交班，可他分明说的是：到海拉尔你要交班。他加了个你字，这让我觉得晦气。我向谁交班？为什么交班？心里堵，方便面也懒得吃了。回到座位，白素贞睁了一下眼睛，见我两手空空，又把眼睛闭上了。我头晕目眩，想睡又睡不着，便望着窗外。

近处是平畴，远处是起伏的丘陵。平畴和丘陵都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寂寞。没完没了的寂寞。如果没有歪在身边的这个人，我不会这样寂寞的。有一种寂寞是不光彩的，比如我此刻的寂寞。我就不想自己，只看窗外单调得让人发狂的景致。我相信，到某一个时候，平畴和丘陵要么调换位置，要么都变成汪洋，可那个时候是多么遥远，它们要忍受多么漫长的寂寞。白素贞说，石头和树木是缓慢的生命，那么天空和大地呢？人等不起这样的缓慢，许多时候，人只能成为大兴安岭的豆荚。我想着这些，就如半年后到清溪岛的第一夜，在沉重的天宇间听见了忧伤的萨克斯。但在车上的忧伤是安宁的，我甚至要说，是华丽的。这是真正的忧伤，安宁而华丽。真正的忧伤是人一生的奢侈。

在我们对面，坐着三个摄影人，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坚持用胶卷拍照，这次外出，各照了五十多个胶卷，只是过安检麻烦，要解释半天，才允许那些宝贝不去照X光，也就是不让它们在瞬间就化为空白和废物。三人大谈真正的摄影，必须用胶卷，接着鄙薄他们共同的熟人，说那些人用数码相机，甚至用手机，也梦想出作品。说别人的坏话能刺激荷尔蒙，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自然而然把话题过渡到房事，说他现在还像二三十年前，可他老婆上四十九岁过后，就对那玩意儿彻底厌倦了，他要跟她做，她不做，他就把手一摊，老婆问，啥呀？他说，钱。老婆说啥钱呀？他说，嫖娼费！他把嫖娼费几个字，说得格外大声，且每个字都拖得很长，像是在对一个切齿痛恨的人宣判。老婆惜钱，答应跟他做。但对她而言，那实在是件苦累活，怕苦怕累的时候，只好把钱给他。

老头子说到这里，白素贞醒来，很有兴趣地盯住他。忌妒，我猛然间就感觉到了。这种情绪可笑至极。对面的人说得更加起劲，说的是物价，说以前嫖一次，只要十块，后来涨到二十、三十、一百，现在竟要三四百，这还是普通价。他的同伴呵呵笑，说你别去高档地方嘛，你就在公园里找，公园里的妓女，坐在木椅上，跷着二郎腿，把鞋底亮出来，鞋底上就用粉笔标着价，最高也超不过四十块。她们自己有住处，虽是暗了些，窄了些，脏了些，可你要的又不是干净宽敞，你要的只是阴暗潮湿，你甚至也不要人长得漂亮，到了我们这年纪，凡是年轻的，都是漂亮的。接着又说：其实她们在公园里就能帮你解决，有的摆个擦鞋摊在那里，你坐在她面前的椅子上，她一只手拿着鞋刷装样子，另一只手就帮你解决了；如果在背角的地方，还可以用嘴帮你解决，只是价钱相对高些，但也高不过五十块。那老头子，瞪圆双眼，像突然开窍，点着头说：像我这么密集，怕只有想这办法了。我玩相机花钱，玩女人又花钱，钱都被我花了，我老婆跟我过了一辈子苦日子。话虽如此，却是骄傲的口气。白素贞往我身边偎了一下，花瓣似的嘴凑到我耳边：他在吹牛。我敢担保，对面并没听见她说什么，但都静了下来，直到我们在海拉尔下车，对面一直很安静。

凭烙印识别骏马，我对白素贞的怀疑更深了。

到海拉尔天已黑。一路上，每到一个目的地，差不多都是黑夜。海拉尔是我调查的重点之一，因此得住下来。我对白素贞有了疏远，尽管跟她一同下了火车，一同上了出租，一同进了市区，但我并不关心她住哪里。或许，她这么从北到南地跟着我，只是偶然的同路，她是要去某个城市做她的生意。很可能，她去北极村也是为了做生意。

感冒持续加重，在出租车上，我就支持不住了。我对司机说，直接把我送到医院。然后对白素贞说，你要在哪里下，给师傅讲。司机却很通人情：你们是住宾馆吧？我先把你们送到宾馆，再送你去医院，你放了行李，去医院也方便些。于是他把我们拉到了“星期天宾馆”。我从房间下来时，见大堂经理在给司机数钱，二十块。送了客人来，每开一个房间，司机得十块回扣。他把钱迅速揣进裤兜，过来说，去蒙医院，那是海拉尔最好的医院，你烧得起火，眼珠都烧成炭了。他送我去的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成蒙医院。病人到了医院，就想立即用药，可当时正流行一种传染病，若携带那种病菌，需隔离治疗；医生慢条斯理地抽血，慢条斯理地拿去化验。结果只是感冒。病人不多，躺在床上输液，护士给我盖了被子，我说，冷，护士再给我盖一床，我说，冷，护士又给我盖一床。输完液快十点了，打车回到宾馆，白素贞等在大堂里。她说，我进房间上趟厕所下来，你就走了，又不知你去的哪里，给你短信你不回，打你电话又不接。我们留过电话吗？我都忘了。我说，没人怪你。说得气冲冲的。这分明就是怪了，这为我们的以后埋下了伏笔。

真想喝碗绿豆稀饭，想得心痛。

如果是在家里——我是说以前的家里，不需我出声，妻子就会把绿豆稀饭端到我的床前。但我早就没有妻子了，我的妻子成了我的前妻，就跟王林一样。我和我前妻的故事，我不想多说，反正网络上才能见到的八卦，在我们身上变成了事实：为了女儿，我们想去一所好学校旁边再买套房子，办了假离婚，房子买好，住进新房的，却是她和另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我是多么陌生啊，而她却是那样熟悉，她不仅知道他的名字，还当着众人为他拍肩膀、系纽扣……我不说了，这故事太卑微了，从某种角度讲，比加格达奇火车站的那个乞丐还卑微，那乞丐卑微得实诚，而我们，却是用了心计去卑微。不去说那些事了。我现在只想喝碗绿豆稀饭。我不知道对绿豆稀饭的想念，是不是因为想念前妻的缘故。在我清醒的时候，我会迅速把这想念掐断，还骂自己没出息，可问题是我现在不清醒。

白素贞把我送到房间门口，我开了门，没跟她道别，就把门闭了。我往床上一扑，艰难地从裤兜里抠出手机，给前妻打电话。我说，我要死了，我住在海拉尔星期天宾馆，我死了你要晓得到哪里收尸。而今想来，我除了没出息，还很无耻，为什么打这个电话？她有什么义务为你收尸？她在那边哇啦哇啦的，是在说，你又出去采访吗？你赶紧去医院，自己去不了医院就赶紧拨打120，诸如此类。但我把手机挂了，而且关了。

房间里的一切，被我呼出的气流烧成深紫色，且飞速旋转。我想起火车上的餐车师傅说，你到海拉尔要交班，看来果真要“交班”了。人在这时候，是不是都要回顾自己失败的人生？我马上就上四十岁，还这般碌碌无为。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看到二十多岁的人，心想，他们那么老了，啥事没做出来，还在那里高高兴兴的，太可悲了，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又这样鄙薄三十多岁的人，到如今，才明白了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甚至比他们还不如，他们至少还可以高兴，而我，连家都没有了。我只有住处，没有家。至于事业，我无非是个安分守己的记者，我对杂志社的全部贡献，恐怕也就只剩下安分守己。至于采写的那些稿件，我去和别人去，并没啥区别，说真的，也没有人关心。尽管包括我在内的采编人员，都相信人活世间，不是流血，就是流汗，总之得流一点儿什么，因而工作起来都很认真，把标点符號也很当一回事，但读者就如关了龙头的残水，一滴，一滴，眼看就断了，或者说已经断了。这成了我人生的写照。我在想，等我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难道也只能像那个红头花色的老头子，向一帮同样老和更老的老头子，虚构自己房事的英勇？悲凉如草，那些草长在我的周围，一根一根地摇动。我蹬掉鞋子，和衣钻进被窝，钻进悲凉的草丛。

是昨晚送我们来的出租车司机把我叫醒的。昨晚我跟他约好，今明两天包他的车，去呼伦贝尔草原。不过我把这事完全忘了。他打不通电话，就直接上房间敲门。白素贞站在他身后，看样子，她早就起来了，很可能也敲过门，只是不像司机敲得这般理直气壮。

我让他们去楼下等着。

洗脸漱口之前，我就打开了手机。我是在等前妻的电话。但是没有电话。她是我妻子的时候，如果遇到昨晚那种事，她会急死的，跟我联系不上，她肯定要查询到海拉尔星期天宾馆的总台号码，让服务员送我去医院；不仅如此，她还会通夜不眠，电话不离手，一遍接一遍地给我拨，只要我开机，第一时间就会响铃。但她不是我的妻子了，这铁一样的事实，我该承认。她有了自己的新丈夫，有了另外关心的男人，我又算什么？而且从情形判断，我们还是夫妻的时候，她就跟那个左脸上长颗黑痣的男人有了不浅的瓜葛。老天怜惜我，不愿让我一直被蒙骗，才鼓动我为了买套房，主动提出跟她离婚。当时正打击假离婚，我的前后左右都是眼睛，为躲避那些眼睛，我和她长达七个月不见面。在这两百多天里，我憧憬着跟她的未来，而她的未来里却没有我。她成了别人的女人。昨天夜里，她能够哇啦哇啦地叫我去医院，已经难为她了。

但我还不死心，从卫生间出来，又查看短信。只有白素贞昨晚留的三条，第一条：你在哪儿？第二条：老天，请告诉我医院的名字。第三条：你的心真硬。

或许是的。昨晚，我不该不跟她道一声别，就把门关了。

旅途让人孤单，生病更让人孤单，而有她在身边，我不应该这样孤单。

收拾完毕，我下楼去。饿得快要虚脱，不如说已经虚脱。我的躯体还留在宾馆的床上，跟他们走的是我的魂。司机姓冯，也没吃早饭，我请他们吃。饿成那样，两个水饺下去，喝半碗热汤，却又撑得不行。坐上车，出了被伊敏河分割、正大兴土木的城市，一路向北，往金帐汗方向走。我又是坐在副驾，白素贞坐后排。她一言不发。包括吃饭的时候，她也一言不发。她像在承担某种罪愆，比如分明知道我病了，却没照顾我；尽管既发过短信，也打过电话，但不管怎样，没照顾我却是事实。其实这不关她什么事。我们只是萍水相逢的两个人，一同走了这么远的路，也并不证明她就对我负有责任。

天气晴朗，阳光耀眼，风在阳光里吹，把阳光和风自己，都吹成树的形状。路两旁站满杨树，叶子被风翻卷过来，现出满树的白，像叶子正面是树的衣服，背面是它的肉。她也是这样白。我是说白素贞。这从她的脸和手就能看出来。冯师傅不仅尽着一个司机的职责，还当起了导游，详尽介绍海拉尔的民风民俗，可我听不清他说什么。我的脑子像团糨糊，在糨糊里搅动的，只有她。我已经不去想她为什么跟着我，我生怕她不跟着我。如果到了海拉尔，她真如我想象的那样，猫到一个地方做生意去了，而她的客人，却是那个红头花色的老头子……不过，这些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把心思收回来，像专注地在听冯师傅说话的样子，还牛头不对马嘴地插言。出城不久，一条蛇行曲水横躺在草原上，看不见河床，水和草原一样低平。冯师傅说，这是天下第一曲水，叫莫日格勒河，下车看看吧。

刚下车，白素贞就弯了腰，在地上寻。她寻到的是块小石片，她手一挥，把石片投进了曲水。水花与水分离，在阳光里浸一下，又合二为一。冯师傅把我们领到一排水柳底下，讲莫日格勒河拐了多少道弯，每一道弯上有些什么传说。白素贞和我并肩而立。冯师傅讲累了，便在风里躲来躲去，费力地点烟，直躲到十米开外，也没点着。这时候，白素贞细声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扔片石头到水里吗？我盯住她，摇摇头。因为我爱你，她说。

这就是她的逻辑。

不要逻辑，或者打破逻辑，是最强大的逻辑。

所有的逻辑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说服人。但白素贞的话并没有说服我，反而让我难过。前妻是我妻子那几年，她说爱我的时候还少吗？我出差在外，她每天打数次电话，多数时候啥事没有，就是说爱我。再说王林的妻子，跟他办了离婚手续，两人去餐厅吃最后一顿散伙饭，还是眼泪婆娑地说爱他。但白素贞除了嘴，还有眼神，她的嘴没说服我，眼神把我说服了。她的眼神比她的语言更可靠。那是比莫日格勒河更加曲折的眼神。她用石片在河里激起的浪花，现在停留在她的眼睛里，当她把那句话说出口，那朵浪花才带着被阳光浸热的温度，融入她的水中。我的烧退了，感冒好了。真的，好了。我感觉自己像脱了头套，卸了盔甲，浑身通泰。而往常，即使远不及这次严重，都是无论怎样吃药，怎样输液，不满一个星期，就不会好。可是，怎么讲呢，吃过亏的人疑心重，我依然觉得，她那样说，包括她的眼神，都只是一种补偿。至于感冒好得快，只是因为我没了依赖。以前有妻子依赖，就赖着不好，现在没有依赖了，完全靠自己，即使没好也当成好了。

我不愿对白素贞有太多回应。

幸亏冯师傅是个话痨，见啥说啥。他说海拉尔牧区之外也有农区，农区主产大麦、小麦、油菜和土豆，偶尔也种玉米，但气温低，不能成熟，都是青收，用来喂奶牛，用青收的玉米喂奶牛，下的奶稠得能当饭吃，而且特别香，只是太奢侈了。海拉尔田地少，玩不起这样的奢侈。今年七八月，遭过两场冰雹，好多庄稼包括茄子和白菜，都打成了泥；前些日子的一场霜冻，再加一场雪，又把向日葵冻死了。在这样的地方，本来就不该种向日葵，可还是种，向日葵喜庆，还知道围着太阳扭脖子，让人感觉它不是植物，是动物，人们种它，就是养一只动物。说了农区又说牧区。冯师傅连声感叹草场的衰退，说过度放牧并非罪魁祸首，机器打草才是，机器伤根。分明知道，可现在的人喜欢多和快，因此离不了机器，人被机器控制了。草原那边采矿挖煤，掘泥刨土，改天换地，大风一吹，满天焦黄。焦黄的东西混在雨里，雨落下来，草喝了，很快被毒死，就像一盆汤里加了各种腐蚀剂。草场退化，贵了牛羊，现在不到想吃肉想得流口水，都不敢随便买肉吃。

冯师傅正说到这里，前方来了一个庞大车队，一辆接一辆的大车，拉了满车草捆，隆隆地驶向远方。那个远方是韩国。有的拉着芥菜，腌泡菜用的，目的地也是韩国。

离马路不甚远的草甸里，停着辆白色大篷车。冯师傅把车开过去。大篷车里住着个烂了眼睛的男人，是从鄂尔多斯来的羊倌，春夏秋冬，只要不是暴风天气，只要雪没把草盖得羊用蹄子踢不出来，他都得把羊赶出去放牧。干草太少了。好一点儿的干草都送到国外卖钱去了，连那些结了草籽的也送走了，送去低价出售。以前的羊倌是骑马放牧，现在有骑马的，也有骑摩托的。大篷车里的羊倌，眼睛就是被马背和摩托上的风咬烂的。我们下车跟他搭话，他不理。在他看来，我们太柔弱，承受不起他那些生活的硬度。

白素贞却走到大篷车旁，攀住悬梯，似乎想爬上去。车厢两旁，堆放着杂物和锅碗瓢盆，当中横着床铺，垫的盖的，都辨不出颜色。羊倌坐在铺盖上吸烟，烂眼睛里射出恶狠狠的光芒。是攫取的光芒。他离开家乡，离开女人，孤身来到异地，成天跟羊打交道，跟雨雪、烈风、星空和旷野打交道，这样一个鲜活、年轻、美丽的女人突然出现在面前，连想象一下也来不及，只有攫取。我感觉到那眼神里匕首般的寒意，白素贞却坦然承迎，就像流水面对一把刀子。流水等待切割，仿佛就是为了验证切割的无效。可她不知道，每一次切割，水里都会留下刀子的投影。刀子的投影在我心里形成实实在在的伤口。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她说她爱我吗？几十年来，除了曾经的妻子说爱我，别的好些女人也说过这话，她们这样说，并不是表白，而是润滑剂，让寻不出意义的日子变得勉强可以应付。甚至更离谱，更过分。我曾看过一部韩国电影，一个恶棍在街上强吻一个女学生，被女学生扇了耳光，他便把女学生抢到红灯区，迫使她在他自己开的妓院里卖淫。他在房间墙上钻了个洞，偷看嫖客强奸她。她的身体是条瘦弱的鱼，这条鱼没有河流，他的目光成为她的河流。他嗜血，并以嗜血的方式爱她。她等着男朋友来解救她，可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夜晚，一个接一个的嫖客。她要活下去，只能接受不习惯的河流。接受了，就慢慢习惯了。习惯了，就觉得是好的。那惡棍如愿以偿。他带着她，以大篷车为家，四处流浪，衣食无着的时候，就揽一个饥渴着的男人，让那男人去车上，跟她做生意，他则蹲在车下抽烟，然后收钱。她做生意感到委屈时，他就跟她做爱，疯狂到暴虐。他们就这样，以堕落为食，活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

爱有一万种方式，而我只知道一种，且只承认我知道的那种。

我说：走吧！

是的，我又想到了那种互动。美与丑的互动。美丽的女人往往钟情于恶男和丑男，就是受那种互动的蛊惑。我说过，那是天地间严守的秘密，所以很难被理解。白素贞不仅美，还以自己的美，去触动生活里最严酷的伤疤。她似乎隐约期盼着在严酷中撕裂。这是艳丽着就在凋谢的美，嗜血的美，废墟的美。我不是她互动的对象。

冯师傅就和那个带我们出北极村的司机一样，对自己的家乡，即使说不上热爱，也有天然的自尊，他先给我们说了那么多家乡的不好，现在想挽回来。离开大篷车后，他说，呼伦贝尔草原虽然遭到破坏，但毕竟还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草原，这草原上的白蘑菇，是天下最好的蘑菇，要是没吃过，就不知道什么是山珍野味；说春夏时节，地上百花开，天上百鸟唱，唱得最好听的，是百灵鸟和娜娜儿；说他们海拉尔人，从不拿别人东西，把东西放在外面，就跟放在家里一样。说着这些的同时，他带我们参观了建在野外的反法西斯纪念馆，去敖包山上看了白塔，接着又去一户牧民家。这家主人叫巴特尔，巴特尔养了一百多匹马、五十多头牛和两千多只羊，是大户，他独自坐在白房子里，首如飞蓬，也没洗脸；可能洗过，只是看起来像没洗。白房子旁边，是用木栅栏围起来的羊圈，羊圈里没有羊，只有羊粪，那是他的燃料。羊在附近放牧。巴特尔给我们烧了奶茶喝过，出来指着最近的羊群，说那是群公羊，他们叫爬子，爬子要跟母羊分开放，不然那些家伙想东想西，就要掉膘，到春天的某个时候，才将它们一起赶进母羊群。那种场面，让人联想到一座城市被占领。爬子们悬垂的睾丸，每动一步，都沉沉地晃荡，相隔老远，也能用眼睛掂出睾丸的沉。它在眼睛里的重量比羊还重。臊味儿扑鼻而来。巴特尔呵呵笑，说母羊产崽那些天，他接羊羔就像接天上的雨水。

冯师傅要上厕所，巴特尔领他去。这时候，白素贞背对着我，看太阳底下白浪般移动的羊群。而我，心思又回到大篷车旁。我说了那声“走吧”，冯师傅便钻进了驾驶室，可白素贞依然攀住悬梯，很留恋的样子。我应该像冯师傅那样，钻进车里去。但我没有。我等着她。其实是等一种危险。羊倌，白素贞，我，形成一个三角，他们形成钝角，跟我形成锐角。我要保护白素贞，而事实上，她可能并不需要我的保护，还可能，她已成为羊倌的同盟。羊倌寒光四射的目光，沿三角形的一条边，嗖嗖嗖地朝我射来。我怯了一下，但立即意识到不应该怯，便向那目光迎过去，谁知它已到了另一条边，那条边连着白素贞。我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他俩的互动。白素贞成了那部电影里渴望河流的鱼，而我不是她的河流。我朝冯师傅的车走去。但我的背后长着眼睛。我想的是，如果我上了车，白素贞还不动，我就断然地让冯师傅开走。好在她动了，我刚拉开车门，她就过来了，走得慢腾腾的，走几步还停下来，撅了屁股看地上，像是地上有非常值得一看的东西，其实就是被雪咬过被羊踢过被人踏过的黄草，再就是羊粪，以及冻成固体的羊粪的气息。车子启动的瞬间，我望了一眼大篷车里的人。他的腰塌下去了，目光里的寒气收了，而且突然间长出了许多皱纹，每一根皱纹都很悲伤。他就是一个被野风吹烂了眼睛的羊倌，他将独自留在这里，承受辛劳、风寒和孤独。

白素贞伤害了我，也伤害了他。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现在还是这样想。

我甚至想，白素贞假装看羊群，其实是在挂念那辆大篷车，可同时又觉得对不起我。

我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很可能是对的。否则，下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当冯师傅和巴特尔隐到房屋背后，白素贞猛然转过身，近乎哀伤地恳求，你打我一巴掌好吗？

我承认，这完全暗合了我的欲望。

但我只是哼了一声，说，莫名其妙，我又不是恶棍。

求你了，打我，打我哪里都行！

我的欲望在退潮，她发现了，抓起我的手，重重地拍在她的脸上。

这构成了我们的仪式：打她，然后拥抱她，亲吻她，再然后，在对死亡的言说中做爱。做爱的过程中，还可能应她的哀求，不停地打她，手越下越重。打起来不过瘾，就掐她脖子。掐脖子还不过瘾，就用指甲或牙齿，恶毒地欺负她的乳头。她害怕养育，开始就怕，婚后照样怕。有一次，她以严肃到冷酷的口气对我说，朱家田你要是让我怀上了，哼！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夫妻了。其实她应该知道，我也不需要她生孩子。我是个平凡的人，且知道自己的平凡，因此没有繁衍的渴望；即使有，也无非是本能，从没上升到意识。

何况我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十三岁了。我是说，白素贞死在半岛上时，我的女儿就满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儿已是个姑娘，情窦初开，她对她的男同学或者男老师，也会有朦胧的抑或是清晰的冲动，甚至有了爱情。平凡的爱情。她父亲是平凡的，她多半也只能拥有一个平凡的人生，包括爱情。

当然，她母亲不平凡，她母亲开了家小超市，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删繁就简，遵从自己的意愿生活，单凭这一点，就非同一般。我们离婚的时候，因为说好了是假离婚，就没谈女儿归谁抚养，但由她带着，当假的变成真的，还是由她带着。这是她主动要求的，她说家田，就让我带吧，你经常出差，照管不了她，再说女儿慢慢长大，你一个男人家，带她也不方便。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会儿，是在等我表态。我没表态。于是她又说：你将来也是要结婚的，说真的，我怕她后妈对她不好。我记得很清楚，那次约见，是个星期天，浓雾从江面升起，弥漫开，把整座城市潮乎乎地罩住，我在锣锅巷那套房子里等她时，一再告诫自己，无论谈到什么话题，都要冷静、大度，像个君子和绅士那样跟她了结。事实证明我完全装不下去。当她说到“她后妈”这句话时，我再也装不下去。我说周琴——这是我前妻的名字，我本来不该说出她的名字，但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我又忍不住愤怒了——我说周琴，你的话说完没有？说完了你就滚吧。她坐在那里不动，抿著嘴。当那嘴唇启开，话又出来了，声音比开始时响：家田，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我知道男人，你知道女人，我们都知道男人和女人，都承认男人的心胸比女人的宽，天底下的继母，大多数确实比不上继父……昭国你是见过的，他怎样待我们女儿的，你也是见过的。说到这里她又停下了。

是的，我见过。当时我们在长江边的露天茶园，她的新丈夫黎昭国抽着烟，怕熏了孩子，就站起来抽，嘴巴噘到天上，不厌其烦地吐烟圈给我们女儿看。要说，那家伙真有本事，能把烟圈吐成兔子、雀鸟、鸡鸭、小狗，还能一次吐两只小狗，相互追逐打闹。女儿乐不可支，嗓子都笑哑了。然而，就算他能吐成一座黄金宫殿，也只有连血带骨的亲情，才知道什么是好。我不需要周琴来提醒，我朝她挥了挥手，说，你走。

她跟后来的白素贞一样，把我吃得牢牢的，关于女儿的抚养权，只听我口气，就知道我是答应了她。其实早就答应了。她提出让我跟她新丈夫见面，且带着女儿，我就明白她的意思，是让我实地考察一下。我同意见面，表明已顺从了她的意思。但我们约见的那个星期天，她走得让我憋屈。我以为她还不会走。她至少要给我一个解释才会走。我要的解释是：和我離婚，是不是她的预谋。离婚是我提出来的，这没错，但回想一下那天的经过，就发现这证明不了什么：她听了我假离婚的话，没答言，反身进了厨房；她正准备炒花生米，油已下锅，是我在客厅喊她，她才出来的，我说了想法，油已烧辣，她不答言就进厨房去，在情理之中。她关了厨房的门，接着打开了抽油烟机，呼噜呼噜地在里面闹腾了好一阵，才又回到客厅，跟我并排坐在沙发上。事有凑巧，电视里正播报山城新闻，说的就是分片入学的事，我们默默地看了大约半分钟，她说，你真那样想？我说又是限房令又是分片入学，有啥办法呢，锣锅巷周边的学校……她说，嗯。我说，我去写个协议？她说，嗯。我把协议写好，让她看。离婚的理由，我说的是感情不和。这是最虚妄又最本质的理由，因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由。她盯住那句话，似乎想说什么。她说了，说的是：嗯。就把字签了。那天接下来的时间，她很兴奋。我当时把她的兴奋理解为可以让我们女儿进个好学校，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过后想起这事，我就脸红，就为自己心痛。她的兴奋是顺水推舟的兴奋。

当然，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需要她一个解释。她没有解释，我叫她走，她果然就走了。

她连愤怒的权利也不给我。

她只把一个事实扔给我。

既然是事实，为什么还要她的解释？

不说这些了。我说过不说的，结果又说了这么多。

我是在说白素贞怕我让她怀孕，而我没有那种渴望。我有一个女儿已经足够。女儿刚进新学校那段时间，我每天跑很远的路，去学校门口，躲到一棵黄桷树背后看她——看他们把她接走。每次去接她，都是周琴和她丈夫一同去，女儿走中间，他们走两边，一人牵住女儿的一只手。我就看着他们这样把女儿接走。我至今不清楚那个名叫黎昭国的人是干啥的，包括他之前是否有过婚姻，是否也有孩子，我都不清楚，但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喜欢我们的女儿。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去得少了，以至于干脆不去了。

儿女是要养的，养才能出感情，我没养她，没伴随她的成长，又少于见面，感情就会被大片大片的空白稀释掉。开始，女儿还经常给我打电话，我自然也经常给她打，后来她的电话少了，我的电话也少了。我并不需要再给她抚养费，买新房的钱，远远多于买我住的那套旧房的，将我应该支付的抚养费除掉，周琴还应该补我一笔，我以怒气冲天的坚持没要那笔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做夫妻的时候，她挣的本来就比我多，多很多，尽管我动不动就出差很辛苦，但她日复一日在超市里经营，打理，只要不是忙得起火，三顿饭期间她都把事务交给请来的小妹儿，回家为我做吃的，她比我更辛苦，我要那笔钱于心不安。因为不给女儿抚养费，我和女儿在经济上的联系也断了。她忘掉我，只把黎昭国叫爸爸，不把我叫爸爸，甚至渐渐不知道有我这个爸爸，我也不该有任何怨言。

但毕竟，女儿不是一件东西，说给别人就给别人，我做不到。我能够做到的，是尽量不去想她。她不会单独存在，我一想她，就想到了她是怎样生出来的。这是在我伤口上撒辣椒面。我不去想她，更不和她联系。到半岛以后，我跟白素贞把手机都扔了，想联系也没法子了。我和我的女儿，只剩下遥远的生理上的联系，但这已经足够。每当她像流星一样从我脑海里划过，我就知道，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是在半岛之外的，是在我祖祖辈辈生活的那座城市里，于是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奢望什么。

我现在把半岛和半岛上的白素贞，当成自己最大的奢望。

我们在半岛上开荒。对此，白素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仿佛我们真是世界的创造者。野草长在那里，长了多少年？不知道。在我们的想象里，野草跟河水一样长久，都是这世上最古老的居民，然而，当扒开薄薄的一层土，却发现土里有木屑，有铁钉，有瓦片，不是石片瓦，是窑烧出来的，隐隐泛红。这是人类加工的痕迹。在不算久远的过去，这里很可能是一个村庄。野草先于村庄，然后村庄除灭了野草，再然后，村庄消失，野草又来。

我参加工作不久正当意气风发的时候，曾被派到清溪河采访，从源头走到它与嘉陵江的汇合处，一路上都听说，河岸有个秘密的村子，住进那村子里的，都是麻风病人。谁也说不清村子的具体位置。会不会就是这里？我这样猜想，但没对白素贞说。我应该学会隐藏一些东西了，我对她说得太多了。最不该说的，就是这座半岛的存在。当年，我坐着小木船，逆流而上，发现了这座半岛。那时候它就是荒芜的，茅草深密，荆棘丛生，林木蔽天，有几棵高树片叶不存，已经枯死。我向船夫打听它的名字，船夫说没有名字。我又问这么好一个地方，为什么不开发？那时候，开发这个词正热得发烫。我说，在上面修几幢客舍，开农家乐，绝对能在节假日把河上两座县城的人吸引过来。这些话并不表明我有经济头脑，只表明我比荒河人家更能追赶时髦。我的平庸也是这样来的。船夫没回我。那是个沉默的人，数十年的水上生涯，使他不惯于开言。沉默如刀，在他脸上刻下深长的沟壑。他是觉得我异想天开因而懒得回话也未可知。但我把这座半岛记下了，并在跟白素贞结婚半年后讲给她听。

我至今无法说清，在那个黄昏如雨的日子，我想起半岛，提起半岛，是不是因为自己对它有了想法？直到白素贞缠住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在人群里混？为什么不去那荒岛上找些意思？哪怕饿死呢！我才知道自己失言了。如果认她的理由，她的理由就很强大，不认，就啥也不是。我在认与不认之间。这种状态最糟糕。这意味着挣扎。当一个人在沼泽里挣扎得累了，犹豫着是不是还要继续挣扎的时候，沼泽自会帮你做出裁决。

她在荒岛上找到的“意思”，首先是它的荒凉，接着是那间木屋，那棵杏树，随后就是被草根缠裹的木屑、铁钉和残瓦。去的第二天午后，她提起一笼巴根草，费劲地把瓦碴掰掉，问我，你认为世上最大的神秘是什么？我说是你。她跺跺脚，我是认真问你。我说我也是认真答你。还是研究生呢，她歪着鼻子说，还当那么多年记者呢，结果肚子里就只有那么点儿油腔滑调。她是說到点子上了。安分守己和油腔滑调，成为我的A面和B面，A面是我，B面也是我。她只有一面，若说是有两面，A面是神秘，B面也是神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并不是在敷衍她。但她不认，她说，世上最大的神秘，不是未知，而是出现过又被遮蔽的事物，是低处而不是高处，立在高处的房屋，永远没有埋在土里的残瓦神秘。

我心里服她，但嘴上不服，我说，再这么挖下去，说不定还会挖出人骨头呢。

话是不能随便讲的，有些话讲了就跟着来。我话音刚落，她果然挖出一根骨头，足有一尺长，草根包不住，露出头尾，草像是狗，把骨头含住。草根白得触目惊心，比骨头还白，而且胖，感觉是虫子，不是草根。白素贞如获至宝，用竹签小心翼翼地把泥土挑去，再将交缠卷曲的草根，很有耐心地理伸展。她双手握住解放出来的骨头，说：人活着时被人事捆绑，死去后被草根捆绑，可见人就这么个命。她把骨头拿去水边——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有好几口水潭，一潭水里有鱼，另几潭水里没有鱼，我们就把有鱼的那潭水做了饮水，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人鱼潭——白素贞正是走向人鱼潭。她要去把那根骨头洗干净。我一下子想到了麻风病。但我不能说，我发现，她对排除在人群之外的，不管是人还是物，有种特别的痴迷，如果我说了，她会把那根骨头视为至亲，因此我忍住了没说。我说的是：那水是我们喝的，不能让死者喝，死者为大，你要洗，就拿到河里去。

她觉得有道理，就向河边去了。

当她许久之后出现在我面前时，睫毛湿润，似乎哭过。这是个阴沉沉的天气，风凌乱地吹，她披散至腹的头发，一忽儿把脸遮住，一忽儿又露出来。我说，你为它哭啦？她两手抱在胸前，骨头插在双乳之间，一端顶住下巴，像她拾回的一截藕。她不回答。我说，那还不一定是根人骨头呢。她这才说：难道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没想到她会把骨头带到床上去。当天晚上，俩人刚钻进被窝，她就在里面拱来拱去，不停地在我身上比画。我感觉到一种凉，那种凉在我躯体上一截一截地丈量，每丈量一处，那地方就生出电流，麻，还有皮肤灼烧的痛。凉和热，就这样殊途同归。我以为她又在试验她的新花样，她总是想尽办法，用她身上的任何一处来贴我，遇到她之前，我不知道用身体的不同部位去贴一个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白天太过劳累，我没精力管她，只沉浸在那种感觉里。有时候，麻和痛，竟是这样的让人享受。直到她把我的手臂拉出被子，借着烧在屋外的火光（刚去半岛时，怕有狼，我们夜里在屋外烧火），我才看见她是用那节骨头在量我。火光从壁缝漏进来，随风摇曳，如漂浮的水草，可火光往骨头上一碰，就吐出幽绿幽绿的气泡，像吞吐自如的眼珠。我涌起一阵战栗，坐起身，把她和它打开。这有啥呀？她万分不解地说，我只是看看它属于身上的哪一部分。那你为啥不在自己身上弄？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几分愧疚几分撒娇地说，我怕在自己身上看不清楚。我懒得理她，躺下去睡了。她果然就在自己身上比来比去。我很快进入梦境，她忙到什么时候才睡的，我不知道。

你太爱嫌弃了，她说。

这样的话她早就说过，我们在从北到南的旅途中她就说过。

那次在呼伦贝尔草原，我们在牧民家住了一夜。这家牧民的主人，叫宝音巴特尔。巴特尔是英雄的意思，草原人忘不了他们祖先的神勇，取名巴特尔，一为祭奠，一为期许。我猜想，如果谁有那么大的嗓子，站在草原的中心喊一声巴特尔，会有一万个巴特尔答应，会有一万个英雄迎风而立。宝音巴特尔跟前面那个巴特尔一样，修了定居的白房子，宽敞得足以住下五十个人，但他知道我们来自城市，定想体验帐篷生活，就在屋外相挨着搭了两顶帐篷。地上满是牛羊粪，气味绵密。睡之前，我们坐在外面望天。星星把天挤得装不下，只好拼命延伸，延伸到无穷无尽。白素贞抱着膝盖，跟我坐得很近，可我感觉她离得很远，跟天上的星星一样远。她似乎完全忘记了在莫日格勒河边说过的话。冯师傅抽着烟，说，看那颗流星，呵。又说，那颗星是红的呢，呵。他这么有一句没一句的，呵呵呵的。我知道，他是对我和白素贞的关系有了疑惑。如果我们是夫妻，或情侣，昨天夜里我去医院，她怎么不跟着？为什么住宾馆又要开两间房？他拉我们去星期天宾馆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得二十块回扣。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在敖包山上，我对他说过我跟白素贞是同事，单位又怎么会派一男一女到这么远的地方出差？他或许在想，我们昨天可能是闹了别扭，今天在高天之下，厚土之上，正是情侣的好时光，于是悄悄地溜进了帐篷，且把拉链拉上。这让我不自在起来。并非是因为与白素贞单独相处，而是被人觉得我们应该单独相处。我对白素贞说，睡吧，外面冷。她只看天，不看我，说，你想睡就去睡，我再坐会儿。我没动，说，夜深了，看豺狗子来了。宝音巴特尔交代过，草原上有豺狗子，上个月，他家的一头牛犊就被豺狗子掏空了肚肠，嘱咐我们一定把帐篷拉严实，还在白房子外墙接了百瓦的电灯，通夜照明。白素贞依然不看我，说，豺狗子又不欺负女人。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像我在欺负她一样，像我比豺狗子都不如一样。又干坐一会儿，我起身，钻进了冯师傅的帐篷。冯师傅分明没睡着，可装出熟睡的样子。装得再像，我也能感觉到他骤然升起的安详。没过多久，我听见了白素贞进帐篷的声音，还有锁拉链的声音。除了这两种声音，她几乎是无声无息的。

第二天起来，她问我，你怎么一夜没睡着？

气味太冲人了，我说。

她阴着眼睛：你太爱嫌弃了。

我很想反问她，你不是也没睡着吗？不然怎么知道我没睡着？

从草原回到海拉尔城，我们又住在星期天宾馆。我的房间打不开，到大堂重新刷卡，结果她也在那里，她的门也打不开。我对她说：我下一站去齐齐哈尔，你呢？这是我第一次主动问她的行程。她冷冷地说，你要是让我去，我就去。从这时候起，她就吃定我了。她知道我对她有了依赖。的确是的。多年的外出采访，让我尝够了孤独的滋味儿。这次，我从漠河到广州，纵跨30个纬度，有一年，我去川西甘孜州采访，虽然空间上没这次遥远，时间上却更遥远，花了将近两个月，满一个月后，我简直要疯了，但我不跟谁说一句话，我是出来采访的，本应该多问多听，但就是不想说。孤独的意义，不是让人话多，而是让人沉默。我只跟我的拉杆箱说话，它是我唯一的伴侣，即便在荒郊野外，只有鹰飞，不见人影，更不会有窃贼和抢匪，我坐下歇息时，也把拉杆箱搂在怀里。这次有她，幸亏有她，否则我的感冒不会好得那样快，而且就气温而言，我是从冬天走到秋天，再从秋天走到夏天，也就是说，我要跨越三个季节，尽管事实并不如此，但在感觉上，那是多么漫长的时日。

然而，一个小我十多岁的女人，一个表面熟悉实则完全陌生的女人，怎么可以这样吃定我。我说，齐齐哈尔又不是我的，去不去是你的事。她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我也是，她挑衅地扬一下头，发丝从鼻尖上分流开，露出白亮的脸。我吃下一颗定心丸，却做出淡然的口气，请她一同去吃饭。这些天来，如果不是我包了车，请司机吃饭的时候搭着把她叫上，我是不叫她吃饭的，她也不叫我，我们各吃各的。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请她。

对我的邀请，她很高兴。是不加掩饰的高兴。她就这样，时时比照见我的小来。说不清从哪天起，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掩饰，本来是东边的话，却非要拿到西边去说。她问我请她吃啥，我说由你点。她两手握住，举在噘起的嘴唇底下，说，人家不知道吃啥嘛。我说，就吃冯师傅说的白蘑菇，现在虽然没有新鲜的，可晾晒后的蘑菇更香。她嘻嘻笑着，耸了耸肩，说现在太早了，我们转转路好不好？还不到下午五点，吃夜饭的确早了点儿。

俩人去房间放了行李，出了宾馆，右转至胜利市场方向。是路人指点的，那个热情和善的老人大概没听懂我的话，那条大街没什么吃的，胜利市场就是个卖衣物杂货的地方。走到市场门口，她说，你不买件外套？这也是她第一次关心我穿得太少。我说不了，我的感冒已经好了，相对于北极村，这里又是南方，暖和得我都有点儿发热。然后左拐，走上另一条大街，这条街上有一家接一家的酒楼，我朝酒楼里张望，她却拉我走，说还早呢，你饿了吗？我说不饿。走到中段，见前方房屋低矮，全不是这边的气象，我说好啦，再走就吃不到白蘑菇啦。她说怎么会呢，白蘑菇是他们的土产品哪。又是差不多半小时后，到了一个大众饭馆门前，她按着肚子叫：唉哟，饿得不行了，吃吧。这种地方，我们那里叫“苍蝇饭馆”，临近暮秋的海拉尔，倒是没见苍蝇，但人的气味盖过了饭菜的气味，墙壁黑不溜秋，地板和桌面流汤滴水，用过的脏纸扔得到处是。我是请她，怎能这样不讲究？可她已经进去了。

油腻腻的墙角有个空位，她去那里坐下，且开始点菜。自然，没有白蘑菇。即使有，太贵的话，她也不会点。她点的全是家常菜。点完菜，回头看我。我想起她说我爱嫌弃的话，便装得笑眯眯的，只是说，是你自己选的地方啊。紧挨着她的，是个满脸雀斑的妇人，妇人扭过脖子瞄我一眼，将半碗米饭倒进萝卜汤，几口刨下去，走了，我便坐了。

还没开吃，门口响起一个昂然的声音：两块钱的米饭！是个乱发脏脸的中年男人，拿着顶铁灰色的圆帽。跑堂的漠然地瞅瞅，舀来一大碗，递给他，把他装在帽子里的两元钱取走了。没有位置，他就站着。他说，把萝卜汤给我舀点儿。跑堂的说，我们这里只有萝卜加汤，没有萝卜汤，你要萝卜加汤，就是五块钱一份。那人说，我只有两块。跑堂的说，那还要什么萝卜汤？那人杵在那里，然后分辩说，你不给我汤，一碗干饭，怎么吃？跑堂的说，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他说，加点儿汤。跑堂的不理他。他说，加点儿汤。就这么干巴巴的一句，不停地重复，本是求情，听上去却像命令。跑堂的恼了，快步走过来，将两元钱扔进他的帽子，夺过他的碗，回身，啪，倒进了蒸锅。那人脸上有了一层红，红从黑肉里透出来，变成黑红，接着一串鼻涕挂下来。他用袖子擦着鼻涕，驼着肩，步态不稳地朝门外走，同时，将圆帽里的钱捏在手里，用帽子断断续续地拍打着弯曲的腿部。

白素贞看着我。我摸出十块钱，叫她去给他。她没拿，出去了。

透过攒动的人头，我看见她拦在那人面前，跟他说着什么。几分钟后她回来了。她说：我给他钱，他不要，叫他来一同吃，他不干，还骂我。我知道这种人，骂我，是自尊心提醒他起码应该做的事，但要是你真心对他好，强拉他来吃，他立刻就会感觉到温暖，立刻就会谦卑到坑里去。但是我又不能那样做，有你在这里……你太爱嫌弃了。

然后她轻声说：你这么爱嫌弃，我都不敢给你讲我自己了。

就这么轻轻一句，在我心里投下一枚炮弹。

也正是对炮弹的感觉：期待它爆炸，又害怕它爆炸。它迟迟没有爆炸。我要去排爆吗？不，最好别去碰。就这样，我们去了齐齐哈尔。我是带着任务的，每到一个地方，走哪儿，不走哪儿，都以完成任务为准。她无所谓，在她心目中，似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值得走，因而走哪里都是好的。我们去了小民镇，接着去大民镇，这两地是齐齐哈尔大棚经济示范区。大棚之外也种玉米，正在收获，一个农妇将玉米秆砍倒，席地而坐，把棒子扳下来，用根三角形竹签将头子一挑，三两下，棒子的衣服就剥掉了。剥出后放進垄沟，用拖拉机运回家。若要运往外地，便用统一规格的绿袋子装了，码在马路边，等候车队一齐南发。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是听父亲讲的：20世纪70年代初，四川遭遇特大旱灾，庄稼绝收，便靠东北的玉米接济，拆开每个包装袋，里面都有张字条：送给四川懒汉。有的不会写懒字，或者是故意，少了竖心旁，懒汉变成了赖汉。四川饥民拿着这字条，朝东北方向鞠个躬，再把字条张贴在显眼处，一时间，乡村里的人舍猪圈，城市里的道旁树、电线杆和公交车，都贴满了那样的字条，先是激励自己，后来激励的意味少了，变成了自嘲，招呼对方，叫一声：懒汉（或者赖汉）！这成了他们统一的名字，也成了血脉里的记忆。我把这事讲给白素贞听，白素贞笑，笑得很欢乐。我们站在地边，风吹过来，伏在地上的玉米叶，也抬起半个身子，哗啦哗啦地笑。笑过后，白素贞说：其实懒汉是可敬的，懒汉从不觉得时间不够用，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半天、一天，也绝不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因此时间在他们那里没有权威。时间对皇帝都有权威，但对懒汉没有。她伸出右手的食指，点一下我的下唇说：你不配称为懒汉。

我的胡茬把我自己扎痛了。

而今回忆起来，那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肌肤相触，结果却是我自己扎痛了自己。

你有那么多焦虑，她接着说，怎么能叫懒汉。

她能看出我的焦虑？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放松了。快四十岁的人，再蠢笨，再执着，也大概知道了从早到晚地忙，并不一定能忙出个气象，倒不如敛了翅膀，让心回到身体。何况这是在异地，还不是在异地的城里，是在乡野；城市催人追逐功名利禄，并因此焦虑，乡野却给你宽博，叫你放下。——或许，焦虑已深入我的骨髓，成了无药可治的病？

但我并不赞同她。她说的懒和我说的懒，不是一回事。

而且，她是否又知道我的另一种焦虑？我把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带来带去，带到何时才是终了？难道要一直把她带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带回山城？

她说我在宝音巴特尔的帐篷里一夜没睡，其实我是睡过一会儿的，我还做了个梦，在梦里，前妻跟我通电话，说女儿做了个梦，把自己哭醒了，女儿梦见，我，也就是她生理上的爸爸，变成了一只猫，被人用胶水粘了，贴在墙上，她想把爸爸救下来，可贴得太高，够不着，她站到凳子上去，墙也跟凳子一起升高。我在梦里想这个电话，越想越阴沉。那个把我贴到墙上去的人，会不会就睡在另一顶帐篷里？梦和现实，就像两杯倒在一起的牛奶。我醒来后，就跟在梦里一样，直到伸手碰到冯师傅毛茸茸的腿，才清醒了些。我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会在女儿的梦里出现了。前妻也不会给我电话了。我一直开着手机，一直等她的电话，可等来的，是头儿问我的进展，然后说刊物经费如何紧张，再说家田你辛苦了，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后面的都是套话，要我知道刊物的难处，节约开支才是重点。理解了头儿的意思，我有些难过，我在那家杂志社干了十几年，它的绿肥红瘦不仅与我息息相关，还跟我完全是一体的。不管多远的路，我都是买硬座；不管是我单独吃饭，还是请司机和白素贞同吃，基本上是进小馆子，便宜不说，还拿不到发票。头儿更让我难过的是：他的电话不是我盼望的。当你扯心扯肺盼一个人的消息，除了你盼的那个人，别的任何人都让你烦。不过，烦过了，我又感念着头儿。在那座城市里，到底还有人想到我，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当然，父母会想我，但那是理所当然的想念。我要的是另一种想念。另一种想念已经不会给我了。

白素贞又在说话，她说，你不高兴哪？

我说没有啊。

她用肩头轻轻撞了我一下，弯腰摘下一片半青半黄的玉米叶，问我，喜欢《聊斋》吗？我点点头。她说那里面有个故事，一个狐狸想娶人家的女儿，人家不愿意，狐狸生了气，带兵杀来，却被人打败，狐狸遗下大刀，亮如霜雪，捡起来一看，却是玉米叶子。我说不是玉米叶子，是高粱叶子。她说讨厌，能用高粱叶做大刀，还不能用玉米叶做大刀吗？说着，把玉米叶撕成条条，编成辫子。我心里一动。九天之下，有那么多人，只有这个人离我最近。可这个人是我的什么人呢？我不知她的来历，也不知她的去向。

我再一次问自己：要不要去排爆？

排爆的意思，就是让炮弹爆炸。她爆炸了，就没有她了。

没有她……我不敢去想。人的心跟胃是一样的，空了就要东西填。是她填了我的空。

随她去吧，我想，她愿意这么跟着我，就让她跟着好了。

我发誓不再焦虑，至少不再因为她焦虑。我领着她，行走在齐齐哈尔的大地上。齐齐哈尔是达斡尔语，边疆的意思，这个命名，让人对一个民族和它昔日的故事浮想联翩。但那已经过去了，迁徙也好，征战也好，都过去了。过去的事，不管有意无意，都会被遮蔽，或多或少。白素贞说，出现过又被遮蔽的事物是最神秘的，未知并不神秘。即使我变成猫，且被粘到墙上，也属于未知，属于算不上神秘的那部分，我实在不该去多想。

到了齐齐哈尔，当然要去扎龙。那片乌裕尔河下游的湿地，奔涌着浩大秋声。我要采写的，无非也就是秋景、秋意、秋收和秋声。至于白素贞说的二十一岁的秋天，十八岁、十六岁抑或十四岁的秋天，那是另一种地理，是埋在记忆底层、最好彻底忘却的地理。从高大的白杨和低矮的葡萄园穿過，不久就听到溪水潺湲，接着是河吼。那不是溪水，也不是河，是芦苇尖儿秋声的合唱。紧跟着，便望见白花花的芦苇的海，叶子已变黄，再经几朝风，叶便掉光，只剩了秆，待湿地结冰，便将秆割下，用于盖房、造纸、制装饰挂件，或打成帘子、扎成捆，出口日本，听说日本人做寿司要用到它。芦苇如同动物界的牛。上午十点过，放飞丹顶鹤。丹顶鹤头上的红，像枚印章。它们听从哨音飞行几圈，就被引到水边草地，一管理员提着铁皮桶，桶里装了蠕动的小鱼，管理员用漏瓢舀了，唤一声：“嘚儿——”然后撒出去，丹顶鹤便去啄食。小鱼蹦跳着，不让啄，它的生命，就在三两下蹦跳中短暂延续。人也如那些小鱼，在生活里蹦跶，但最终要被吃掉，不被丹顶鹤吃掉，也被光阴吃掉。这其中似乎没什么悲哀，连惆怅也说不上。但白素贞不这样看，她说鱼怎么会不悲哀呢？对生命没有思考的生命，一定觉得生命重要，每分每秒都重要，只有对生命思考过，才会把生命看轻。

头上淋下一串水滴，是管理员用长长的竹竿挑了水草，撂到干坡上，让丹顶鹤吃。它们吃了鱼，还要吃水草，就像人吃了荤还要吃素。吃饱了，它们就跟游人混在一起，其中一只火气特别大，谁有招惹它的举动，甚至意向，它就叼谁，迈着长腿追，还扇着翅膀追。不过它追的都是年轻女人。看来，那家伙要么对年轻女人特别恨，要么是个色鬼。被追的女人奓开手跑，夸张地尖叫着，可要是它不追自己去追了别人，又站在那里失望着。

白素贞静静地盯住它和她们。她的情绪似乎很低落。

回城的时候，她说：万物都跟人学坏了，都有了戏剧型人格，都在表演。表演很坏，比坏本身还坏。如果是表演善良，比恶毒还坏；如果是表演温情，比残忍还坏。这时候她望着路边墙上的一则广告，是出售银狐的广告。你知道银狐吗？她问我，却不要我回答，说，银狐就是北极狐，养在这里，它们要受罪了，气候不适宜嘛。接着又问：人为什么养银狐？依然不要我回答，自个儿断然地下了结论：为了扒它们的皮。

我悚然一惊。

可你为什么把一根骨头放进被窝？

为了长久，她说。

当我体会到“长久”的意思，就想到了齐齐哈尔的银狐。这种联想是沒有逻辑的。我跟她一样，学会了不要逻辑。尽管人都是要死的，但死亡并不能成为生命的目的。对此，她不置可否，只是我行我素，把那根骨头放在枕头边，睡下了，就放进被窝。她像是爱上了它。但她不承认。她说，是你不爱我了，就觉得我爱上了别人。说着“别人”的时候，她把骨头举在眼前。白沙沙的月光从天眼泼下来，把杏树叶子打得啪啪响，月光便从叶片上溅开，溅得满屋都是。我们有多久没做爱了？她幽怨地说，眼睛依然看的是那根骨头。你去跟它做爱好了！我翻过身躺下，闭上眼睛。眼睛一闭，月光就溅不到我了。

好一阵过去，她一动不动。

半岛上的鬼魂，半岛背后的山魈，半岛前方的河流，还有河流的吼声，都一动不动。万物变成了固体。正是这时候，我的焦虑和小肚鸡肠，显得是多么渺小和可怜。我曾看一部片子，讲人类消失后的地球，说几小时后，全世界的灯就会熄灭；三天后，大多数地铁会被水淹；十天后，关在家里的宠物将因饥饿和缺水死去；一个月后，核电站的冷却水蒸发殆尽，从而导致核爆，数以百万计的动物会患上癌症；一年后，天空将有绚烂流星，那是人类发射的卫星纷纷坠落；二十五年后，植被将覆盖马路和广场，侥幸逃生的大型犬将与狼交配，但有一些城市会变成沙漠；三百年后，钢制建筑将崩塌，沼泽蔓延，海洋里的哺乳动物会无比开心；五百年后，所有现代人造建筑会成为废墟；一万年后，人类存在的证据只剩美国总统山、中国长城和埃及金字塔；五千万年后，塑料瓶和玻璃碎片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后守护者；一亿年后，塑料和玻璃也不复存在；三亿年后，地球可能出现新的智慧生物，但他们并不知道曾经有一种生物叫人。此外我还看过一部片子，讲生命消失后的景象，那将使一切发生改变，包括地球；地球上将布满干尸，然后植被褪去，衣衫除尽，变成现在金星的模样，“看上去从来没有过生命”……当我周围的一切静寂下来，我就想到了那两部片子。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我说，还不睡？

声音响如雷鸣，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使劲揉耳朵，揉得切割似的痛，才又听到了月光泼溅的声音，河吼也从远处传来。河啊，你为什么要日夜奔流，你的远方是江海，但江海不一定是你的家，更不一定是你的归宿。十多年的游走，每见到一条河流，我都这样问，但没有一条河回答我。这时候我问夜里的清溪河，清溪河也不回答我。她同样不回答我。她依然一动不动，且没有任何声息。我翻过身，摸她。我首先摸到的是那根骨头，然后才是她。她跟骨头是一样的温度。她体质并不弱，但特别怕冷，在别人那里是夏天，在她那里就是秋天。她总是跑到季节的前面，或者后面。分明怕冷，可她睡觉时喜欢一丝不挂。这时候，她胸脯以上裸露着，我把被子拉上去，为她盖了。她掀掉，说，我不值得你珍惜。这样的赌气，在我们结婚之前就开始了。今天夜里还能说出个理由，而许多时候是说不出理由的，本来兴高采烈，脸色突然就变了，变脸之前，说话的声音已经变了。我们之间，仿佛横亘着坚硬之物，我们相互靠近，却被它碰了额头。都很清楚那坚硬之物与对方无关，却要怪罪到对方身上，于是赌气，于是吵。每次吵架都是重复，连程序也一样：自怜、攻击、和好。自怜是退，可对于相爱着的人，那却是最凶猛的攻击，因此真正攻击对方的时候，已经走在和好的路上了。但此时此刻，她的退才刚刚开始。她说我算什么呢，我无非是你从路上捡来的，就像捡个垃圾，捡起来是为了扔掉。她说你本来就爱嫌弃，品德又很高尚，我自己作为垃圾掉在地上，你嫌我碍眼，怕脏了你的脚，也怕脏了别人的脚，就把我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她说你把我扔进垃圾桶，好像是让我归位，给了我一个家，我该感谢你才对，可你的意图你自己清楚，你就是不想让我去到处脏。她在退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攻击。

我希望她继续说下去，可她不说了。

她不说，我就得说，否则事情会变得严重起来。对此，凡谈过恋爱或有过婚姻的人，相信都有刻骨铭心的教训。我说你这不要良心的！说着抱住她的腿，把她往被窝里一扯。做爱，是我们和好的方式——唯一的方式。做爱让世界只剩下一张床，别的都不存在，包括回忆、憧憬和想象。她立即变得那样温柔，饥渴的、攫取的、全身心奉献的温柔。她说，你，才，不，要，良。心字没吐出来，吞下去了。心字的主笔“乚”，是一把刀，这把刀把她刺伤了。她流出了眼泪。她的眼泪是浑浊的。或许是月光太白，让她的眼泪看起来浑浊。她体内存水很少，包括眼泪。我为她擦泪时，她伸手去抓那根骨头。骨头在她的腰弯处，我把她手臂括起来，她抓不着，几番努力，终于放弃。放弃后说：我说个事，你别生气。我说你说。她说这事说出来，不符合你的原则，你的原则是可以想，可以做，但不能说，或者可以说，却不想，更不做。我说，你说。她就说了。她跟她外婆感情最好，她外婆去世的时候，她正在念书，外婆已下葬，父亲才打电话告诉她，她没哭，只是心里空，当天晚上，她去校外参加一个party，玩得很疯，把外婆去世的事全忘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勾引她，跟她跳舞时脸贴得很紧，接着又把身子贴得很紧，他把她顶住了，但她没回避，聚会没结束，就跟他走了。她跟他玩得很疯，尽管那是她的第一次。直到和那个连姓氏都不知道的男人分开，她的整个身体才变成泥石流，才知道外婆去世对自己的打击有多深重。最爱的人死了，她说，你最渴望的事就是做爱，而且想一直做一直做，永远不要停下来，朱家田你不要怪我，这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经验。我说，哦。啪的一声扇在她脸上。月光吓坏了，忙往一边躲，她的脸呈一团阴影。你打人，她带着哭腔说，然后十根指头钢筋似的抠住我的肩胛，打我！快打我！她哀求着。月光躲得远远的，但我能感觉她的眼神和鼻息一样灼热。

人的倾向分为两种，无论从哪种角度。比如不是施虐就是受虐。我似乎属于后者。她也是。后者占多数。后者在承受的过程中，把自己偷偷地放到了道德的高地，可见道德有多么重要，连宣称自己不讲道德的人，道德在他们那里也很重要。正因如此，我暂时的施虐在她的受虐面前，迅速地一败涂地。不过我也乐于享受背叛自己的快感，骑在她身上，左右开弓。结果发现，打人比挖地更累，所以打人不值得提倡。我趴下去，接着打，手拐几次碰到那根骨头。她借那根骨头，让我跟她一样疯，一样充满攫取的欲望。

后来，挖出的骨头越来越多，并且还挖出一个骷髅。骷髅的嘴里长着一窝兰草，将兰草拔去，就见那嘴大张着，像在呼喊。白素贞问我，你猜他在喊什么？我说是他还是她，我分辨不出来。她说不管是他还是她。我说是在叫活着的人好好活吗。她说，你真是个好人。这话从她嘴里出来，并不是褒扬，她对好人不信任，还说好人手上没污点，但也没东西。

那你说他在喊什么？我问她。

她沉下眼帘，叹息了一声，没回答。

老实说，我怕她回答。在许多方面，她的想法与我背道而驰。其实是与我所代表的平庸背道而驰。平庸，有时比虚伪更可怕。

我把挖出来的骨头拢到一块儿。它们都带着泥土。包括白素贞放在床上的那根，虽去大河里认真清洗过，骨缝里依然带着泥土，掏不出，也刷不掉。我就此问她，你外婆死后，是放在家里的吗？当然这是故意问，她告诉过我，每次回到故乡，她都要去外婆坟前坐几个时辰；他们那里的坟有寝门，分内外两层，内层埋棺，是要闭的，外层不闭，大概是方便雨雪天气也能祭奠，她就坐在外层的寝门前，跟里面的外婆默默地说话。她没看出我是故意问，说，怎么可能放在家里？死者入土为安。话刚出口，她瞅我一眼，脸即刻红了，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然后去我们规划的菜园百米之外，紧靠山根的地方，刨坑。坑刨好，她把骨头堆往那边搬运，搬运完毕，进了小屋，将床上的那根也送过去，一起埋了。

他们或许是仇人呢，却让他们住一间屋。做完那件事，她怅然地说。说不清为啥，我立马想到了法海和白蛇。我说没关系，仇人身上不光是仇恨，仇人提醒你的爱在哪里，还帮你挖掘身上的潜力。她没言声，不知道是不是认可了我的话，但此后再没为此纠缠。

我们每开出一块荒地，就撒上菜籽，埋了骨头的次日清早，菜籽便发了芽，像那两者间有什么联系。然后，我们迎来半岛的第一个春天。在一口潭边，我们挖了个半亩见方的水田，尽管没犁，也能存水，将谷种撒进去，秧苗很快就生起来了，青幽幽地长到两拃深。白素贞挽起裤腿下田，将秧苗拔出，再一行行栽插。田水由浑变清，倒映着蓝天和细细的苗影，苗影在天地之间，见风就长，把水里的天盖了。自从来到半岛，我们从没见过青蛙，但水田里有了白胰子，从白胰子里钻出蝌蚪，当蝌蚪掉了尾巴，蛙鸣声就从稻秧升起，白天稀疏，夜晚生动。我们真的成了世界的创造者，成了这座半岛上重新孕育出的智慧生物。

这种虚幻的感觉如果能够延续，像白素贞所说在某种情景下做爱一样，能一直做一直做，该有多好。遗憾的是，世间没什么能够“一直”。白素贞死了，所有梦境都被戳破。“实指望做夫妻天长地久”，白蛇娘娘这样悲吟；她悲，是因为“实指望”成了被烏云遮透的天上月，被太阳炙烤的瓦上霜。白蛇娘娘和许仙的故事，到了我和白素贞这里，调换了角色。白素贞睡在杏树下，我睡在床榻上，相距不到十步，但死和生，构成了最遥远的距离。不管承认与否，我和她是分开了。多年前我读过一首诗，诗中说，当我们相互分离时，也离开了我们一起去过的所有地方。诗人列出的地方包括：被忽视的郊区，被烟熏的房舍，过了一夜的镇子，发出恶臭的亚洲旅店，从雅典到德尔斐的道路，小小的山区教堂。诗人说，当我们相互分离时，我们也离开了它们。可诗人记得，“我们”在郊区住了一个月，在亚洲旅店正午的暑热中抽烟和做爱，在山区教堂里，油灯穿过整个夏夜。诗人跟我一样，渴望永久，做爱后的短暂安眠，感觉也是“睡了一千零一夜”。他把时间拉长，却强化了幻灭的深度。分离，才是他们两人的真理，也是我和白素贞的真理。白素贞死后，我靠住她不会呼吸的身体，就想到了这首诗，也回忆起我和她走过的地方。那些地方将被她带走——已经被她带走，因此我的回忆如同对往生的回忆。

那年秋天，我和她离开齐齐哈尔，去锡林浩特，接着去通辽。通辽盛产粮食，也盛产伟男杰女，孝庄皇后、僧格林沁、嘎达梅林皆生于此。在通辽稍作逗留，便去北京。北京太大，太大的地方不能用眼睛看，只能用鼻子闻，用皮肤感觉。华北平原秋正当时，北京人正忙于“抓秋膘”，胡同和餐馆里飘出羊膻味儿。从北京至烟台的车上，不知是因为连日奔波的疲惫，还是各怀心事，我和白素贞昏沉沉的，都没说话。当许多人掏出电话，向家人或朋友报告自己的归来，请他们去车站接，或相约去哪里喝酒，我才清醒了些，才知道又在车上度过了一个夜晚。窗外晨曦微露，但月亮还挂在剪影般的柳梢头。月亮和那些电话，让我怅惘。人人都在回家，而我的旅途，似乎没有终点。瞄一眼身边的人，她闭着眼睛，皱着眉头。皱眉头的动作证明她没睡着。是她，拉远了我回家的路，尽管我在事实上没有家。

我想简化行程，去了烟台，就直奔栖霞。那是著名的苹果园区。果园里搭着铁架子，也不知做何用途。他们把收获苹果，说成苹果“下来”：将军下来了，红富士还没下来。像苹果长着腿，它们自己爬上去，待够了，就下来了。在山东，以将军命名的特别多，苹果叫将军苹果，烟叫将军烟，想必，与这块土地上在革命年代出过不少将军有关。栖霞城区乱得很，也脏，卖水果的反而不多，多的是鞋店，满街都是。人言，喜欢囤积鞋子的人，前生定受过腿伤，这里一马平川，又不像我住的山城，腿受伤比不受伤还难，怎么也喜欢鞋子？或许，他们的前生在山城，而我的前生在这里。这么一想，当我看到栖霞城外的白洋河里，污水推动垃圾艰涩流动，就不再只是厌恶了。一座城市的品质，就看它是否对得住植物、动物与河流，人们对不住白洋河，这个“人们”，也包含我在其中了。

我得承认，这是白素贞教给我的。

她说我爱嫌弃。嫌弃意味着置身事外。

但我们已经很久没说过一句话。两个相跟着的人，半个钟头没说话，就可以称为很久，而我和她至少有几个钟头没说话。意识到这一点，我感觉到，她已洞察了我简化行程的意图，便主动与我拉开距离。她总是主动的。她要离开我了。要去补救吗？可我心里装得满满的，盛不下她。把我装满的，是前妻，还有女儿。前妻与我早已相互分离，怎么没有离开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别的地方可以离开，那个家却没法离开，我不应该住在那里，我失算了。我正想着这次回去后立即把锣锅巷的那套房子卖掉，耳边却响起她的声音——白素贞的声音。我饿了，她说。好，我们吃饭去。我的语气是从没有过的柔和，声音却来自远处，我自己都能听出来。从河边走到街上，她说，回烟台吃算了。要坐一个多小时车呢，你不是饿了吗？她斜脸望着别处。如果我态度肯定，不管是在栖霞还是回烟台吃饭，都能做一个决断，我们的未来恐怕是另一个样子。许多人的未来，都由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造就，我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把决定权给了她，问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回烟台，她说。车站在白洋河的那一边，过桥的时候，我就后悔了。其实是我的腿在后悔。我想歇一歇，若在栖霞吃饭，就能歇上一会儿了。但我的腿成了我的心，我的腿在跟着她走，她控制了我的腿。

在烟台火车站附近，俩人吃了一大盘水饺，还要了份油炸带鱼。我去结账的时候，却被告知已经付过账。我过来问她，你怎么……她在整理双肩包绞起来的背带，细声说：对自己爱的男人，我不喜欢花他的钱，我花你的钱花得太多了。

这是她第二次表白。

然而，她这表白一点儿也没给我安慰和快乐。除了我心里堵，没法把自己腾空之外，还因为，从另外一角度去理解她的话，就是：对自己不爱的男人，她是要钱的。

一个中年农民背着手，在夕阳下看青葱葱的玉米地。

一个年轻女人在河汊畔割红苕藤。

——这是烟台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一个妇人包着白头巾，在晨光里走。

一个老人拉着一只羊，在墙根下走。

收割过而且打理过的庄稼地，白晃晃地袒露在天空底下。

——这是安徽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但我们并没下车，我的计划是从郑州转车去合肥。俩人的车票都是她出钱买的，她坚决这样。而且买的是卧铺。她似乎要把花过我的钱加倍还回来。莫非郑州是她的最后一站？这样也好，我对自己说，这样也好。暗自说了几声好，就把自己说饿了。是心饿。我不再想我的前妻。前妻、前夫这样的词语，本身就很荒诞，妻就是妻，夫就是夫，没什么前妻前夫。我不想前妻，连女儿也不想了。只想她。她睡中鋪，我睡下铺。我对面是一对四十多岁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夫妻，因为彼此都有很强的身体上的渴求。男人躺着，把腿架在女人怀里，女人搂着那条腿。男人时不时捏女人的肩背，并且把手从腋下伸过来，摸女人的胸。四十多岁的夫妻不会这样的，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那男人生得漂亮，女人也漂亮，不过，毕竟上了些岁数，只能从女人脸上打捞漂亮的旧影。男人刮着铮亮的光头，裸着上身，脖子上戴一圈粗大的银项链，说话声音带劲儿，吃东西很能吃，吃后满身发红。

铁轨的声音在夜色里流淌，使夜色变得无限深远。那是从梦里穿越的声音，把梦分割，驱赶着梦的碎片，飘向更远的远方。我害怕自己的梦被驱赶，便醒着。躺在我头上的人醒着吗？我起了身看她，她脸朝里，头发微微抖动，有一绺掉在床栏外，我捋上去，让它躺在她身边。许多个日子过去了，我还经常想起握住那绺头发时的感觉。女人的头发是女人的另一副身体，我握住她的另一副身体，让自己清凉，也让自己战栗。

窗外墨黑，偶有一盏路灯，照一下就还给荒野，像亮一下就炸裂的灯泡，比亮之前黑得更稠，更有压迫感。我离开床铺，走到车厢接头处，那里有灯一直照着。刚站定，就有个小个子男人过来抽烟，并且给我一支。我本来不抽烟，但也接过来点上了。他像黎昭国那样，把嘴噘到天上吐烟圈，只是吐不成兔子雀鸟鸡鸭小狗，但七八个烟圈环环相扣，也算他的本事。这么表演了一番，他突然说：我都四十七岁了。是吗？倒看不出来。这是实话。他理着寸头，不仔细看他的脸，简直像个中学生。我这一辈子，他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干过记者、行政干部、IT、商人，现在嘛，说白了，我是游走江湖的医生。“举个简单的例子”“说白了”，都是他的口头禅。他说话时挺着牙帮，像在嚼骨头，且把日常道理说得像是自己的发现。医生是干啥的？治病救人的；我为啥当医生？说白了，因为我良心未泯。又一个不要逻辑的家伙。中国我全走过，他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走哪里都是给人治病，我给中央首长——具体是谁，兄弟，我只能保密，你别怪我不耿直——治过病，给李连杰、张曼玉、谢霆锋治过病，去年钟南山把我请去，让我帮他配制治疗心血管病的药方。我行医，病人有钱就给，没钱拉倒。我这是从东北回来，去东北是给人治病，下一站到洛阳，说白了，还是给人治病。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游走四方的路费，都是病人给的，车票也是他们买的。说到这里，他望着我，目光炯炯有神，可我知道，这是一个孤独的人。我问他鼻炎怎么治，我女儿有鼻炎。鼻炎这东西，他说，中医西医都治不好，说白了，只有我治得好！你花两块钱就能治好：辛夷二十克，苍耳三十克，和在一起捣碎，天天闻，闻十二天半就好了。两味药的确用于治鼻炎，但这只是普通的方子，想把鼻炎治住，远不是他说的那样简单。可也只有在说到药物时，他才显出平和与稳沉。我本想再问几句鼻炎的事，但他已经转移话题，说他从小习武，是武林中人。我有些头疼，身体像悬浮着，就说我过去睡了，他猛然噤了声，眼神暗淡下去。我刚起步，他逮住我的衣袖，说兄弟，我姓姚。我点点头，走了。

我没睡，坐在床铺旁边廊道的小凳上，望着窗外块状的黑和偶然的亮。

很久很久，也不见他过来，只不断响起他用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我不知道一个人是什么原因，变成了他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变成了我这个样子。

在郑州下车，我的全部心思，都用在白素贞的步态上。人的步态就是人的心情。跟往天也没什么特别的。我都已经做好她离开我的准备了。出站后，我说，我有个朋友在这里，我要去看他。需多少时间？她问。一两个钟头肯定要的。我等你。我愣住了。我都已经做好她离开我的准备了。何必呢，一起去不好吗？此言一出，那些准备就土崩瓦解。她不言声。我给朋友打电话，说我到了郑州，朋友很高兴，要来车站接我，我不要他接，他便指点我坐8路公交，到群英路站下。挂了电话，我对她说，走。她却走到广场边，坐到一块圆石头上。我又劝她，她干脆坐到地上，靠住石头。我再劝，她冒火了，说你咋这么讨厌？脸色凶狠。去他娘的！我在心里这样说。不是骂她，是骂我自己。我不该对一个萍水相逢脾气怪异的女人负责任，我没那么坚强。吹萨克斯的王林，他前妻（又是前妻）因为公公跟小妻子玩自拍飙高音，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份坚强去忍耐，而我并不比她更坚强。

郑州的这位朋友已有六年不见，六年前见他时，他精力充沛，爱说笑话，现在头发全白了，尽管戴着帽子，还是遮不住发尖上奔流的岁月。见面第一句话，他说：家田，我老了。虽不伤感，却让听者惊心。他比我年长九岁，而九岁是眨几下眼睛就过了的，我也快老了。我们在他家附近的餐馆喝酒。一路上，我没喝过酒，闻到酒香，接连打了几个喷嚏。打喷嚏是有人想你。谁会想我呢？……她独自坐在火车站，让我心神不宁。

朋友跟这座城市同姓，是个颇有成就的作家，先前见面，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听他谈创作，这次也不例外。他说生活是作家的命，也只有跟作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的生活，才对写作有效。他反感某些作家吆喝着去体验别人的生活，却心安理得地丢下自己的生活。我很有兴致地听他说，但一个孤单的身影总是从头脑里闪过。我不应该这样。我和她没有关系。照昨夜那个江湖医生的口气是：说白了，没有关系。真正与我有关系的，是面前这位郑大哥。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她，跟郑大哥碰杯。几杯下肚，我也说开了。我说的是自己失败的婚姻。郑大哥是第一次听我说，非常惊讶，因为他有年去山城，见过周琴，说周琴是他眼里最贤淑的女人。而今，贤淑女人是稀有物种，何况山城那地界，女人跟男人很难分清，说话很冲，因此周琴的贤淑显得尤其另类和珍贵。他还说周琴是从古代过来的女子。唉，听了我的话，他叹息着说，或许，人只有时代，没有古代，既然如此，你就得认。他就这样安慰着我。我愿意他安慰。每个人都只愿意接受朋友的安慰。我正是从中发现，在那座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城市里，我没有一个朋友。我的朋友都在远方，包括郑大哥。

他没有一句责备周琴的话，但口气上是责备的，这让我难过。不管是谁，责备周琴都让我难过。我说不怪周琴，离婚是我提出的，是我的卑微让我有了今天的下场。郑大哥听后，眼睛湿润。他的眼睛很大，大得如果有风吹，他身上首先感觉到风的肯定是眼睛。他说家田，有首歌你是知道的，叫《心太软》。你就是心太软。要说卑微，世间有几个人不卑微？我们稍不小心就被骗了，这是不是卑微？不跟陌生人说话，是不是卑微？连小孩子在上下学的路上，怕遇见坏人，也有人教他们要侧着身子走，走三步就回一下头，是不是卑微？想想吧，我们的子孙就用那种姿势走路，用那种姿势面对世界，该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卑微。

两个大男人，或者说两个老男人，泪流满面。流出的液体要补回来，酒就越喝越猛，脑腔里燃着酒精灯，烧得缺氧。他偏偏倒倒站起来，结了账，又请我去他家。我们肩膀搭着肩膀，出了餐馆。我完全回忆不起他家的样子，也想不起在他家遇见过什么人，又是怎样离开他家，回了火车站。我只记得，当我走上车站广场，白素贞横在我面前时，我猛吃一惊，酒也跟着醒了大半。我看了看表，已经过去四个多钟头。我还没吃饭，她噘着嘴，委屈地说，你不要良心，把人家丢这么长时间。情不自禁地，我搂住了她的腰。

这一搂，就像一个犹豫着是不是要下水的人，终于跳了下去。从此，你的方向就是河流的方向，一种很自然的方向。男人和女人，最自然的方向就是从相识到结婚。然而，带她回山城之前，我从没告诉过她我的过去，我只对她说过我现在是单身。直到在山城下了火车，坐在出租车上，沿南岸滨江路拐进锣锅巷，爬上六楼，进了那间屋子，她看到放在客厅电视柜上的照片，我的过去才在她心里丰富起来。那是一家三口的合影，五寸黑白照，装在镜框里。她拿在手上，笑眯眯地左看右看，然后说，蛮漂亮的嘛。

我知道她夸的并不是我女儿，照片上的女儿只有四个月大，无所谓漂亮不漂亮。即使女儿真是个漂亮姑娘，她也不是夸她。我把镜框从她手上拿走，本想放到某个角落里去，但那样做可能弄巧成拙，就放回原位了。你先洗？我问。你的家我还没看清呢，她说，我坐都不敢坐，哪敢洗？家里有三间卧室，一个饭厅，一个书房，我去把卧室、书房、饭厅、厨房和两个卫生间的灯都打开，让她看。她却站在电视机前，迟迟不动。而我，下意识里竟也担心她看。我觉得周琴就在卧室里。不只在卧室，还在每一个房间里，甚至在书架、橱柜、衣柜、抽屉、笔筒……里。家里的每寸空间，都充满了周琴，她正盯住这个新来的女人。这个女人跟她一样漂亮，但比她年轻，比她时髦，比她有活力——在她眼里，或许是邪恶的活力。而这个新来的女人，也正以同样的目光注视着她，作为后来者，谦卑、拘谨和怯懦，都一览无余地写在脸上。这是不公平的。我是说对白素贞不公平。我又把镜框拿上手，指着我左边的女人说，这个，早成了别人的女人；又指着女人怀里的孩子说，这个，从伦理上说是我的女儿，但一直跟着她妈妈。白素贞伸出一根指头，点在孩子脸上，往右边拖拉，如同鼠标把一个字往右边拖拉。她在想象中把那个“字”拉到我的腿上，停下不动。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可她保持那种姿势长达半分钟，才说：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夫妻合影，只能由母亲抱着，如果父亲抱着，就怪模怪样，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不想回答她这古怪的问题，只说，我跟她早就不是夫妻了。

五天后，我和白素贞成了夫妻。要形容这种感觉，我只能说是满含悲哀的新奇。上天造出一男一女，让他们繁衍人类，已暗示了男女的对应关系；上天和人类订立了诸多盟约，一男配一女，是盟约之一。我跟周琴结婚，就从没想过要分开，更没想过与她分开后，还会和另一个女人結为夫妻。但这一切都变成了事实。

我说过，依照事实生活，才是我的本分。初婚那些天，我有空就领着白素贞逛街，熟人朝我跷大拇指，喊一声“好福气”，是我需要的肯定。我装模作样问白素贞青蛇在哪里，其实并非张狂，而是一种自我肯定。所谓生活，是在肯定下生活，否则生活就成了苦役。然而，当生活需要不断肯定的时候，已经显示了它的脆弱。我怎么也没想到毛病首先出在白素贞的口音。她说的是普通话。在我和她从北到南的途中，我也说普通话，和我交流的外地人，都是说普通话，因而白素贞的普通话就跟鸟会飞一样自然。但到了山城就不一样了。山城火锅飘出的牛油味儿里，也浸透了四川方音。在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年代，山城接纳着各地流亡者，抗战胜利后，有的离开了，有的留了下来，但几代人过去，流亡者的后辈早把四川话融进血液，他们知道，一个说普通话或外地方言的人，在本地方言的汪洋大海里，不融入，就很容易被蒸发。白素贞与我那些熟人见面，她的普通话与所有人都隔着一层。这个人，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朱家田和她在一起，怎么习惯？单位上的几个同事，中午闲聊时，甚至猜想我和白素贞做爱时的对话：白素贞用普通话说，我还要！朱家田用四川话说，够了噻，你咋吃饱了还不晓得放碗啰！连头儿也参与其中。

但头儿终于严肃起来。这天他把我叫进办公室，隔着宽大的写字台，问我：你老婆是哪里人？我说山东。这是胡诌。我不愿意别人知道她的来历。头儿意味深长地盯我一眼，像是看出了我在胡诌，说：这个不重要……我听到一些反映，说她是你从采访途中带回来的？这话我从没对人讲过，白素贞更不可能讲，头儿是听谁反映？可见世间事，要让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只好承认。头儿满意地点着头，像是某件要紧的工作有了重大突破。他再没别的话要问，让我过去了。当天，财务就来找我，说我出差的发票超支。她指出的超支项目，是我从郑州以下坐的是卧铺。确实是，白素贞请我坐了卧铺，我也请她坐。按规定，我们出差是可以坐硬卧的，我请白素贞是私人掏钱，又没报双份，怎么就超支了？何况我到过的许多地方都没有餐饮发票。

但我没有分辩，只说把超支的部分扣除就是。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带回了一个不说四川方言而说普通話的女人。这个女人不仅说普通话，还年轻漂亮。

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了，不知道超支还是其次，更严重的在于工作期间谈情说爱。他们没用谈情说爱这个词，说的是乱搞男女关系。很显然，是朱家田勾引了白素贞，否则一个花朵似的女人不会跟着他走。那段时间，迷奸这个词很流行，是因为某男星迷奸了众多女星的消息在网上流布，词语造就事实，而不是事实造就词语，所以朱家田很可能是迷奸了白素贞，把生米煮成熟饭，而且连锅端，是快吃还是慢咽，都由他说了算。果真如此，就越出职业操守，牵涉到法律了。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朱家田连底线也没有了。

当然，没有谁去报案，只是大家都跟我有了距离。

这些事，我都没给白素贞说，但她时时处处能感觉到。如果在街上遇到我的同事，这个同事曾经也当着她的面夸过我“好福气”，现在却招呼也不怎么打了；即使打声招呼，也是淡淡的，且不正眼看她，像是看不起她，又像是怕她，怕她是毒蛇。白蛇娘娘不是毒蛇，只有法海认为她是毒蛇，以致让许仙身上也沾了妖气。但白蛇娘娘毕竟是蛇，“端阳节错饮了那雄黄美酒”，终于现了原形。可是白素贞不是蛇。

我曾对她讲，我会随时出差，她高兴得很，说你出差，我就跟着你。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她不仅能消除我旅途的寂寞，还能拓展我的思路，比如这次，我在写到大兴安岭的豆荚时，用了她的语言；我还特别写到胭脂沟的妓女坟，那些二十一岁、十八岁乃至十四岁的秋天，是她指示给我的。记得在有段板桥道上，两边是衰草，道上是死蝉，走几步就躺着一只，我捡起几只来，对它们说：秋天来了，你们就死了。白素贞接言，说，自然界的秋天可以预知，人世的秋天不可预知，这是人的幸，也是人的不幸。或许正因为知道这幸的轻和不幸的重，她避重就轻，把我们未来的生活想象得很浪漫。她说我以后跟你走，住宾馆时就可以夜夜同床了。还说，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她说的“他们”，指的是去郑州的火车上遇见的那对漂亮男女，看来，她当时也注意到两人的一举一动。我说，那明显不是夫妻。她很诧异，问我凭什么说人家不是夫妻。我说了理由，她越发诧异：难道我上四十岁后，你就不跟我那样吗？我说你上四十岁，我就五十多了。她眼里掠过惶恐的暗影，不是嫌我老，是害怕我自以为老：你五十岁过后就不跟我那样吗？我要你八十岁都跟我那样！她一直盼着我出差，出差到八十岁，甚至一百岁，让我们当着人的面，在飞驰的铁床上，我把腿伸进她怀里，从背后捏她肩背，还把手从她腋下伸过去。但我还没满四十岁，就没有谁安排我出差了。那段时间，能出差的都派出去了，计划中还有去新疆阿尔泰地区采访，我想应该派我吧，照样没有。我去问头儿，头儿说，请当地一位作家帮忙采写，今后要尽量请当地人写，这样，即使除掉给人家的稿费，也能节约一大笔开支。头儿的话我懂了。在杂志社，我成了多余的人。

但我还是每天去上班。作为记者，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就相当于本该坐办公室的人每天出去乱跑一样。却又不一样。后者是主动的，而我，是从头到脚的被动。

整个白天，白素贞就待在家里。她想象的路上的生活，在秋天里枯萎、凋零，如那些死蝉。而在家待的时间越长，她越是感觉到，我以前跟周琴过的日子，早就像白布浸入染缸。周琴的名字，她已从我母亲口中得知。父母离我有两站路，自从周琴再嫁，我是不大去看父母了，他们老是安慰我，不知道过多的安慰是一种伤害。跟白素贞回山城的次日，我带她去了父母家，父母除了惊异，看不出别的态度。我说了白素贞的家世，以及我怎样跟她认识，还有我马上就要跟她结婚（除了马上跟她结婚是真的，别的都是胡编乱造），照样看不出父母有什么态度。吃饭的时候，母亲殷勤地劝白素贞夹菜，小白，吃，母亲说。但有好几次，她都把小白叫成了周琴。白素贞猛然间就明白了周琴是谁，朝我挤眼睛，而她自己的眼神却黯淡下去，也不像刚进屋时那样嘴巴甜甜地跟父母说话。趁母亲进厨房拿醋，我跟进去，悄声说：妈，你咋把她叫成周琴？母亲怔怔地望着我。母亲的神情让我一下子懂了：是她舍不下先前的儿媳。她不仅像喜欢自己女儿一样喜欢先前的儿媳，先前的儿媳还带着她的孙女，因此与她血肉相连。孙女以前还经常来看她，现在来得非常少了。母亲在安慰我的时候，也是在安慰她自己。回到饭厅，母亲不敢叫白素贞夹菜了。可她是母亲，在餐桌上照顾家人吃喝，既是她的快乐，也是她的责任，她终于又把筷子在盛了糖醋鱼的碟子上磕，说：你咋不吃呀周琴？白素贞彻底沉默了。母亲也彻底沉默了。

这天以后，白素贞再不愿到父母家去，我们结婚，我也只是告诉了姐姐；告诉一声而已，并没叫她来吃饭。我只请了几个同事。同事们那时候还在夸我“好福气”，除了说我娶了个白蛇娘娘，还说：人的艳福也是上天注定的，你看家田长得啥样？泡泡眼，圆鼻头，可人家结两个婆娘都是美人坯子！他们把“两个”两个字，说得很重。有人还问白素贞，你的前任叫周琴，你知道吗？白素贞愣了一下（是为“前任”这称呼愣的），说不知道。这么说来，你也没见过她啰？白素贞强装笑脸，说，人家是美人坯子，我又不是，我哪有福分见啊。问的人脸一垮，做出严肃到骨的样子，指着我说：这就是你家田的不对了，你应该让她姐妹俩认识，还要经常见面！我大老表你是认得的吧？结过四个婆娘，每个周末，都把前三个请到家里，进屋就各发一千块钱，让四个婆娘凑一桌打麻将。满桌大笑。笑声当中，挨个回忆以前单位上带家属过年的时候，他们跟周琴和周琴跟他们开的玩笑。白素贞故意吃了块辣椒，把眼泪遮掩住。

我理解她的感觉。往后的日子里，跟她说话就格外小心地避开一些词，比如我不说周一周二之类，而是说成星期一星期二。这种回避简直成了我的强迫症。对楼的王林吹萨克斯，我以前听到的就是萨克斯的声音，现在却要产生联想，由萨克斯想到小提琴，想到钢琴，想到胡琴，总之离不了一个“琴”字，因此连萨克斯这个词我也要回避。

有天刚吃过晚饭，王林吹出的乐声，像迷了路似的闯进我们的屋子，白素贞说，是谁在吹萨克斯？天天吹，怪忧伤的。我装着没听见她的话，扯一张餐巾纸，把鱼骨头往垃圾桶里赶，她却轻轻哼起了歌词：“那段快乐的时光，不能长久，我是多么想知道它们去了哪儿……”那首曲子叫《昨日重现》。她唱几句就停了，看着我。我没看她，但我知道她在看我。我感受到了目光的重量。这让我越发心虚，她收碗筷的时候，我到底把电视柜上那张合影藏了起来。她没有过问。一直没过问。但明显也没忘掉它。我希望她忘掉，忘掉那张合影，也忘掉我的全部过去，于是又接连换了许多家具，甚至把天然气灶也换了。但没有用。我发现她在一天天憔悴，一点点被抽空，而我自己同样如此，便又想到早就想过的事：换房子。

我以为她会高兴的，结果她说，我不习惯跟满城四川话生活在一起。

尽管意外，但她也点醒了我。既然在单位上成了多余人，为什么非要在那棵树上吊死？既然与山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那些联系又总是给你伤害，为什么不可以去别的城市？

我跟她商量，没想到她还是摇头。

我以为她是担心我牵挂父母，对她说，爸妈有姐姐一家人照顾，我完全可以放心。这是实话，姐姐姐夫都是孝子，我经常出差，少于照顾父母，父母家的劳力活儿，包括通下水道，都是姐夫包了，他比我更像他们的儿子。但白素贞想的不是这个。要说挂念父母，她就不挂念吗？她并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她摇过了头，说：人是时间的动物，不是空间的动物。这意思是，不要说去别的城市，就是去国外，也没有意义。

我说不出什么来了，转脸望着窗外的黄昏。

在城市里很难看到黄昏，可是这天我看到了，我看着黄昏细雨似的飘落，使满世界水汽淋漓，我的脑子里，便清晰无比地浮现出清溪河上的那座半岛。

当白素贞缠住我，说要去那荒岛，而且连饿死也在所不惜，我才越发明白了，她要逃避的，不是四川话，而是人，普天下的人，包括父母和所有亲人。某种撕裂能给人快意，但得准备好去承受。我没有那种准备。我说，既然人是时间的动物，去荒岛不也一样吗？她说不一样，亲爱的不一样，到那荒岛上，我们可以重新创造时间！

我给单位上写了辞职信，并不需要批准，批不批都是那么回事，然后我偷偷给姐姐打了个电话——按白素贞的意思，谁也不要告诉，这样才走得干净——我对姐姐说，我跟白素贞要去国外发展，如果发展得顺利，就一直待在那里，不顺，很快就回来。姐姐说，国外是啥子意思？我说就是国外啊，具体哪个国家还没定。姐姐说，为啥子突然想起了？我说我一直就有这想法。姐姐说，跟爸妈商量没有？我说就是怕他们不同意，才要叫你转告，你别忙转告，过两天再给他们说。姐姐说，这么快？证明签证已拿到手了，为啥子不告诉我是哪个国家？我说哎呀姐姐，你放心嘛，只是我离开后，爸妈就全部扔给你和姐夫了。姐姐沉默了一会儿，问，周琴晓得不？为啥要让她晓得？你女儿在她手里呀！我心烦意乱，又是哎呀哎呀几声，推说自己现在忙得很，把电话挂了。

但姐姐又打过来了，这回她带着哭腔，说弟弟，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自从出了周琴那事，我就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不是多事嘛，我现在有了年轻漂亮的白素贞，我有什么不好过的！我说姐姐，哎呀姐姐……就这样吧，過两天我走之前再跟你联系。

事实上我们当天就走了，歇在清溪河下游的县城里。

次日早上，就包快艇去了半岛。

白素贞说，我们可以重新创造时间，但要创造时间，首先得毁灭时间。当我们在半岛登岸，站在青草茸茸的岸上，她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扔掉手表。以往为出差看时间方便，我一直戴手表。我把表摘下来，她说我帮你扔，接过去，手臂抡了几圈，投进了烟波。仿佛是滑进了烟波里，连一点水花也没激起；它与水面相触的瞬间，便是我和白素贞与时间的告别。她要做的第二件事，是俩人都扔掉手机。手机应该属于空间，不属于时间，手机和网络让世界变小，让人群拥挤，但并不因为手机的出现，一天就变成了四十八小时，或者变成了十二小时。我说，这个也要扔？我确实是舍不得。对父母、姐姐和女儿的挂念，在这一刻锥心刺骨。白素贞上齿咬着下唇，来我裤兜里掏，掏出来，在手上颠了三下，颠第四下的时候，她没有接，手机就没入脚下的水里去了。我们站的地方是个齐塄坎，水深与河心差不了多少。她把我的手机淹死了。在我的手机里，装载着我的亲人，她把我的亲人淹死了；装载着我远方的朋友，她把我的朋友淹死了；装载着数百个（或许有上千个）因工作和各种机缘联系过的人，那是我活动的世界，她把我的世界淹死了。而今想来，我对白素贞的愤怒，那时候就埋下了种子。扔掉我的手机，她把自己的手机掏出来，没有颠，直接抛入了水中。

一切都如此了……

我们本来是有机会成为创造者的，我们种的粮食，不仅够吃，还能喂半岛和后山上的动物。她打理土地很有一套，知道时令，知道种子和土地的脾气，她把半岛的春天和夏天，侍弄得花红果绿，秋天将尽，粮食归仓。小屋里没有粮仓，我将枯树锯开，做成几个大箱子，盛土豆、红薯、玉米和稻谷；我们用最古老的方法，将稻谷在石窝里舂成米，半岛上有好几个石窝，大部分是天然的，只有一个留着錾子的纹路，也留着先民生活过的痕迹。每收一种粮食和蔬菜，我们都不收尽，留些给雀鸟、松鼠、老鼠、野兔、果子狸……半岛上的所有动物，都是我们的邻居。第二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雪从山顶盖下来，把半岛也盖了，雪花飘进小屋，屋里一直生着火，雪花还没落到杏树枝上就化了，小沟里蠕动着细细的水流。在这样的时候，鸟找不到吃的，饿得喳喳哭。我撮了几大盅米，倒在小屋外面紧靠板壁的地方，那里没有积雪。鸟们开始不敢来吃，但饥饿胜过一切，终于有一只落在米堆旁边，接着是两只、三只、上百只，啄米的声音如雨打河塬。一个星期后，鸟不再有任何畏惧，刚把米撮出去，它们就呼儿唤女地飞来了。也是那年冬天，门前来了只猴子，满身雪尘地蹲在那里，连眼皮上也是雪，眼睛眨巴着，似乎想把雪抖掉，但雪长着牙齿。白素贞首先看见了它。啊，一个乞讨的老人！她这样说着，起身向它招手，让它进来烤火，它不进来，白素贞去墙角打开箱子，捧出玉米棒子，还没递到面前，它就一把抓过，嘴里含一个，腋下夹两个，一拐一拐地飞奔而去。但它只来了这一次，之后再没有出现，白素贞朝着山野呼唤，但回应她的只有她自己的呼唤声，她伤心得很，以致吃不下饭。我安慰她说：你在加格达奇说，乞讨者是四方游走的散佛，它怎么会固定来一个地方？她想想也是，慢慢释然了。

当又一个春天来临，我们发现飞鸟和走兽多了起来，清晨和黄昏，雀鸟闹林，盖过河吼。只要不在田土里劳作，我们就手拉手去河沿，看那些载着人世的快艇来来去去，快艇跑过山弯，水浪才荡过来，啪！打在岸边。岸边的草特别青，长得也特别快，这景象使我恍然明白：河水奔流，是为了哺育生命；河水弯弯曲曲地奔流，是为了哺育更多的生命。

这是我们的美好时代。我们本来是有机会成为创造者的。

但我们都准备不足——不仅是我，还有她。在人世里，有些人令我们喜欢，有些人令我们厌烦，但我们知道，喜欢也好，厌烦也罢，再长也长不过一世，而到了这荒岛，前面是河，后面是山，风吹不走，日晒不干，朱家田和白素贞，在山河面前譬如朝露，完全不能与之形成互动。我们失败于开始之前。于是，那些装在手机里被淹死的人，又一个个从心里复活。但那是我们的禁忌，不能说，一旦说出口，往日时光将重返荒岛，我们的全部努力将化为乌有。

但总得说点儿什么。白素贞就说了。她说的是小屋的建造者。谁建的？为什么建？他在里面住了多长时间？后来为什么不在了？是死了还是离开了？我们最先挖出的那根白骨，是不是他的？……她把那个人想象成一个男人。不是满身力气又心灵手巧的男人，是建不成这样的屋子的。她说那个男人是个黑瘦大汉，长了乱草似的胡须，仿佛她见过他一样。那段时间，她天天念叨他，如同曾经对那根骨头的迷恋。有天下午，她走向半岛深处，林木和杂草，让她消失于我的视线之外，我锄完一畦菜地，她也没回来。她是踏着星光回来的。我问她干啥去了。找他，她說。嫉妒。这种糟糕的情绪，再一次控制了我。找到了吗？她不言声，只从她曾在旅途中背过的双肩包里，摸出一把紫色珠子，用根黑毛线在那里一颗一颗地穿。为什么不说话？串了十来颗，她这样问我，然后说：小时候，我没什么玩的，就穿珠子，穿好了，拎着一头提起，珠子啪啪啪掉到地上，捡起来再穿；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寂寞的寡妇。我心头一阵凛冽。你丈夫死了吗？问这句话时，我心里想的“丈夫”不是我，而是她在岛上寻找的人。珠子从她手上滑脱，掉到泥地上。掉得无声无息。

她一屁股坐到我身边，托起我的下巴：我说过我要比你先死，你也同意了的，你要为你的不负责任道歉！说罢来解我的纽扣。做爱，是她让我道歉的方式，最重要的方式。

那天夜里，我们做了三次，每一次她都让我打她。天亮后，她去水潭边照，回来的时候一脸苦相，说：你把人家打得太狠了，比在武夷山那次打得还狠。

我说过，那一年，我们离开郑州就去了合肥。我在郑州搂了白素贞的腰，彻底酒醒后，心绪却很黯淡。到合肥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左右，得在车上抓紧睡一会儿，我说我头痛，她说那睡吧。晚上九点多钟，我就爬到上铺躺下了。为什么去搂人家的腰呢？这是什么意思呢？男不摸头女不摸腰，女人的心是长在腰上的，怎么能随便摸呢？我想着这件事，好不容易才迷糊过去。刚睡着，一名警察将我的床板敲得砰砰响，是要检查证件。我知道他是例行公事，本不该朝他发火，但就是控制不住，坚决不给他。他也火了，说我一直在等你啊。我说，你凭啥要查我？凭啥要把我的身份证弄到你们那个机器上去扫？他说：我按规定办事，为了你的安全，也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就凭这个！他像是在背书。他五十多岁年纪，已经秃顶，从上铺望下去，只见泛红的头皮。他尽职尽责地做了一辈子小警察，怪不容易的。但让我发火的不止这件事：还有将近两个钟头才到合肥，乘务员就把我叫醒，说换票。这弄得我再不敢睡。我猜想乘务员那时候正百无聊赖，想多几个醒着的人陪她。不敢睡，躺在床上又难受，想坐又直不起腰，只好下来。白素贞睡在下铺，换票后依然躺着，我坐在她床上，她蜷了一下身子，脸贴住我的背，手伸过来，抱住我。女人的这种姿势，已说明了男女互动的实质。我只能让她抱。有什么办法呢，你都搂了人家的腰了。我说，你再睡会儿，到时候我叫你。她说你也躺下来。我没躺。她使劲扳我，我还是没躺。我说床太硬了，坐着舒服一点儿。她没过分坚持，贴住我睡。几分钟后，中铺一个女子起来上厕所，回来时走错了地方，爬到别人的铺上去了。我看到她走错了，但又拿不准她是不是故意的。她爬上去后，把别人弄醒，才连声道歉，然后下来，上了自己的铺。她的铺上已躺着一个男的，看来是她相好，趁她上厕所时溜到她的铺位上了。两人便睡在了一起。白素贞看到这一幕了吗？……

出站后，离天亮已经不远，我们在广场上坐着吹风。从郑州往南，身上就像裹了层薄膜。晨光把夜灯挤走，我们就去找吃的，向一个环卫工人打听早餐店，她不辞辛劳地把我们带到一条又脏又乱的巷道里，估计是她亲戚或熟人开的，稀粥入口那味儿，老是提醒你：“兄弟，这是多日的剩饭！”小笼包子的肉馅，酸不拉叽，不知道是什么做的。只能不去想，瞎着心往肚里吞。然后带着行李，去完成我的任务。我不要看城市，要看田野，但乘22路车去郊外，走了很远的路，也看不到田野。一直坐到终点，才见马路外有零星的土地，显然已被征用，还没来得及修楼或干别的，农人便偷空种了棉花，红的白的棉桃，提心吊胆地挂着。棉田外的乱草丛中，牵着瓜藤，一个头搭白毛巾的老妇，用棒子将乱草分开，竟露出一个长条形的海南瓜，妇人惊异欢悦的神情，不是因为找到了个南瓜，而是找到了她作为农人和庄稼永生的联系。

接着去六安，去武汉，去长沙。湘江恢宏浩大，流水泛着光芒。我们在湘江边站了一会儿，就赶回车站，买去南平的票。队伍一直排到门外。但滚动的电子显示屏说：因水害影响，去南平的铁路暂时停运。所有人都不信，包括我。电子显示屏可以告诉我们今天是星期二，但不可以告诉我们去南平的火车停运了，因为我们要去的正是南平。去别处的可以停运，去南平的不可以，正如去别处的人觉得去南平的可以停运，去他们要去的地方不可以停。队列里有了骚动，但没有人撤离。两个多钟头后，终于排到窗口。这时候才不得不信了。问售票员“暂时”是多久，她说她也不知道，她要听上面的通知，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三五天。她说着这些话时，眼睛已望着我身后的人。我身后的人把我往一边挤，好像我要去的地方停运，就低人一等，就没资格在那里问这问那，他就有理由把我挤开。但我没让他得逞，我决定转车：从长沙到鹰潭，再从鹰潭到武夷山。我去南平，也主要是看南平的武夷山。

去鹰潭的车上无座，去武夷山的车上也无座，都是挤在过道里。过道里黑黝黝的，是人的阴影；当人与人之间没有缝隙，人就不存在，只有人的阴影。人的阴影把厕所门堵住，完全打不开。地上不时有水流动，也不知是什么水。一高个子的圆头男子，艰难地举着本书看，《国民党12名将被俘之谜》，汗水从脸上流下来，他用书刮掉，刮得噗的一声，又接着看。两个挤在门边的女子，热烈地讨论着日本人，门上布满水汽，她们便用指尖在门上画，画的是某个中文字日文该怎么写。一个买了锄头的男人，锄刃用报纸裹着，紧紧地搂在怀里。人们彼此在攀老乡。丧失了距离感，使每个人都很紧张，都想从心理上为自己找个靠山。突然传来大声呼喊：让一下！让一下！两个小伙子抬着一个昏迷过去的人，像碾倒一片蒿草似的冲撞过来，被抬的人二十余岁，脸色惨白，闭着眼睛，是发痧了。那个漂漂亮亮的女乘务员倒是很负责任，挤来挤去地提醒乘客注意安全，她明显刚刚参加工作，还有着职业的光荣感，也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注意，被人欣赏。

就这样，早上六点过，我们到了武夷山。

是转转就走还是休息一天？出站到了小小的广场上，白素贞问。

问话里已表达了她的愿望。我说，休息一天。

坐出租到市区，住进了悦宏宾馆。

往后的日子里，我经常想，如果不在武夷山住下，会有后来的事情吗？悦宏宾馆是我们一路上住的最好的宾馆，干净，舒适，如果它没那么干净舒适，会有后来的事情吗？

我洗了澡，想去街上逛逛，就出门来。这宾馆像是个戏园，我们住在二楼，廊道宽敞，可直视下面的大厅，很有些旧时旅店的感觉，加上武夷山空气清新，让我心旷神怡。是的，就是心旷神怡。我去敲隔壁的门，敲好几下都没动静，心想她是不是出去了？刚走到楼梯口，她却跑出来叫我。她的头发滴着水珠，前胸湿了一片。她说人家在洗澡嘛。我说你慢慢收拾，我出去走走。等我！她说完回房间去了。我看见她的后背也湿了一片。她再次出来时，换了身白色连衣裙；刚才是粉红T恤，亚麻嘻哈裤，显然是临时穿出来应答我的。头发并没吹，只是用浴巾绞干了，微微弯曲地散在她的身体上。武夷山的街道宁静安详，棕榈树下，不是竹器就是茶叶，不是茶叶就是孝母糕。我后来多次想，如果武夷山不是那样宁静呢？如果武夷山人经营的店子，也像别处一样张扬呢？我是在近乎无赖地找借口了。但也难说，事物之间，确实存在着无法估量的联系。而且偏偏就在那天夜里，在悦宏宾馆前面的广场上，有场歌舞表演，闹腾到十一点才散。从七点半到十一点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跟白素贞也是出去看表演的，但对一切表演，白素贞都没兴趣，甚至反感。她说，别傻乎乎的了，回房间吧。她嘴上强调的是傻乎乎，眼神强调的是回房间。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今晚会有事情发生。这个跟我多日的女人，我不知道她的来路。我的脑子里，浮现出“白蛇”和“聊斋”，这两样东西都让我害怕。我在那里飞速地默念：白素贞是蛇、狐仙或鬼，哪一样更让我怕？结论是都怕，不过狐仙要好一点儿。然而，要是她既不是蛇，也不是狐仙和鬼，而是人呢？——似乎更让我怕。我从没忘记对她的疑惑，这疑惑从胭脂沟的妓女坟就开始了。我带着拒绝的渴望，跟她进了宾馆，上了二楼。

她住205，我住206，回我的房间，需從她门前过。她下楼时就把房卡捏在手里，就那么一直捏着，走到门口，比画一下就打开了。她望了我一眼，进去了。门敞着，像敞着的嘴，需要食物，而我就是那食物，要是我离开，就是没尽到食物的职责。于是我也进去了。她拿着水壶，到傍门的盥洗间接水，顺手把门关了。坐，她过来说。为显示自己并不是那样拘束，我偏不坐，做出很随意的样子。中午她在床上躺过的，这看得出来，恰恰因为躺过，才越发显出房间的整洁。女人似的整洁。水壶里哇啦哇啦地吵着架，吵一会儿就停了，是因为每一滴水都沸腾了。这多么像男女，吵啊闹的，可等到两人沸腾起来，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时候冒出这种比喻，是相当不洁也相当危险的。她倒了两杯开水，放在傍窗的茶几上，茶几两侧各有把椅子，我坐下了，她也坐下了。如果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开始是多么笨拙，但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她屈着腰，低着头，抠指甲。我转过头看她，看到的是她的头，头发从中间分开，黑里露出隐隐的白线。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不可以抱她一下吗？你都搂过人家的腰了。另一个声音说：对你而言，这还是个陌生女人，你搂了一个陌生女人的腰就错了，再去抱她，而且是在房间里抱她，就错上加错！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突然抬起头说。

我笑了笑。那笑更像是吓出来的。

如果我是你，她说，我也会那样想。

她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断然下了结论。

其实我并没告诉她我的想法。

接着她开始讲自己。起句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他——她丈夫，确切地说是前夫。他是为我才杀人的，她说。我屁股底下的椅子摇晃了一下。结果并没杀人，只把人不致命的地方捅了个窟窿。新婚不久的一天夜里，她和丈夫去吃大排档，三个醉汉挤到他们桌上来，傍她在长凳上坐了，请她喝酒。她说对不起，我不喝酒。而她面前放着一杯啤酒。其中一个端着那杯酒，往她乳房上淋，还把她往怀里抱。她挣扎着，看对面的丈夫。丈夫咬着牙，脸色铁青。她的乳房上有了一只手，接着是两只手，三只手。她尖叫着，引来众多目光。那些目光里有刚产生就在融化的愤怒，更多的却是怀着某种期待，用脆弱的良心包裹起来的期待。三个醉汉深谙这类目光，因此在他们眼里，除了她，根本就没有人，当然也没有她丈夫。她丈夫的牙帮松开了，嘴向两边咧，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他们捏着她湿漉漉的乳房，说些流里流气的荒唐话。正这时，坐在最边上的那位手机响了，他接听前挤眉弄眼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女人打来的。那女人叫他们去某个地方喝酒。他说我们正在喝呢，你来不来啊？江娃子又弄到个妹子，奶子爆大，比你的大三倍！说罢抽泣似的笑。那边定是在骂，他谄笑着，说好好好，马上来，你坏了江娃子的好事，你要亲自给他补上哦。收了电话，两人起身，抱住她的“江娃子”，很怜惜似的在她身上又摸了几把，说对不起啊，下回啊，下回我让你……说了半句，伸出舌头，舔了舔她的耳朵，才将她放下，跟随那俩人出门走了。她脑子里空空荡荡，直到门外喊杀人，才发现丈夫不在。丈夫拖了把尖刀，追出去捅了那个江娃子。丈夫被抓。他连正当防卫或者说防卫过当也算不上，因为他拿刀子捅人的时候，江娃子等人已停止了侵害。关在看守所里的丈夫，若移交检方，将提起公诉，面临判刑。但有人给她递信出来，说可以赎的，只要拿10万块钱。她跟丈夫都才大学毕业，都还没找到工作，双方父母也是只能过日子的人，少少的一点儿积蓄，都为他们筹办婚礼花掉了，哪能一下子找这么多钱？但她的想法很明确，而且只有这一个想法：绝不能让丈夫去坐牢。便四处求告，磨破嘴皮，终于借到八万。还差两万，却怎么也想不到办法了。她去看守所找领导，领导不松口，领导说你以为这是做生意呀？这是国法！别说差两万，差两块也不行！留给她的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犯罪。她犯的罪是当妓女。第一次，就接待了个醉汉，这让她心如刀割，还是把生了锈的钝刀子。但她这知道，这个醉汉不是她的仇人，而是她的客人。她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快速凑够十万块，把丈夫赎了出来。然而，当丈夫知道钱的来路后，一脚就把她蹬了。她的事情已经传出去，父母也不愿认她，亲戚朋友更是离她远远的……

我拿不准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总觉得这是她听来的故事。一个并不高明的故事。

假的，我想。这想法刚产生，另一个声音又说：天底下的故事本来就大同小异。

如果我相信她，我的怀疑就被证实了。

不过纠结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在此之前，我早已陷入了深渊。

且必须承认陷入深渊的事实。

沉默许久，我问她：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

她撇开我的问话，自顾自地说：我本来是出来寻死的。我想办法还了别人的钱，就出来寻死。我跟他很相爱。虽然他不要我了，但我相信他还是爱我。我们是大学同学，大三就谈上了。可是，我突然之间发现他变了，我认识的那个他已经死了。

去他妈的“很相爱”。又一个自欺欺人的人。

我说，他死了，你就为他殉葬？

她默然，然后说：死之前，我想多走些地方。我也不知道走到哪里才是终点。

我很想问她，遇到我之前，你出来多久了？你凭什么为自己挣路费和生活费？

但我不想问了。这时候我才想起，住在北极村鹿祥园农家乐那天晚上，鹿祥园让他的侏儒儿子来为我烧炕，老是点不燃，看来是故意点不燃，故意不把炕烧热，让我去白素贞的炕上，这样既节约了柴火，又能抽头。我没去和白素贞睡，就睡了冷炕，并且一觉睡到天亮。鹿祥园比我先起床，那样子很不乐意，莫名其妙地朝家人发火。白素贞跑出来蹭我的出租车时，鹿祥园在后面大声挽留她。我还听见他在往这边追，如果车子启动慢一点儿，多半就追上了。我不欠他的钱，看来她也不欠他的钱，为什么要追？难道仅仅是舍不得一个客人？

我用不着再问她什么了。

而她却完全改变了模样和口吻，灿灿地笑着说：在北极村见到你，我突然就不想死了。

谎言。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两个字。

我，朱家田，一个快满四十岁的男人，一个被女人抛弃的男人，没那么大的魅力。

下一站你就到广州了，是吗？

我说是的。

你到广州就结束你的旅程，是吗？

我说是的。

所以我把那些事情告诉你，免得你胡乱猜疑我。

停顿片刻，她又说：我没你想的那样坏……我想给你留个好印象。

霎时间，别的似乎都不重要了，我只揪住了“好印象”几个字。这是什么意思？是要跟我分开吗？我的心拧得干巴巴的，发痛。由此我忠告天下男人，如果你爱上了某个女人，同时又无法确定是否能跟她继续下去，就千万别让她看出来，否则你就被她控制了。你嫌控制你的事情还少吗？非要再加一个女人吗？我当时就是这样对自己说的，我说朱家田，你该站起来了，你可以友好地和她道别，然后走出去，下楼看表演也行，回房整理资料也行，总之你应该马上走出这个房间，明天一早，你就独自离开，像你无数次出差一样，自来自去，满身孤单，也满身轻快。然而，我的双腿被捆住了，或者说我没有双腿了。我就骂自己：你龟儿子究竟想怎样呢？她亲口承认做过妓女，而她却说她没有你想的那么坏，可见坏与不坏，她与你是完全不同的标准。你认的是事实，她认的是动机，她以为你不知道动机大多是骗人的把戏。她身上自带堕落。就像那部韩国电影里的女学生，自带堕落，那个恶棍的错误，只是发掘出了她的堕落。你不是恶棍，你承受不起嗜血的爱，也承受不起她的堕落。

可是我被绳索捆住了。被绳索捆住的人，越挣扎捆得越紧。外面的歌唱我全听不见，只听见屋子里的空气咝咝流动。那是流动的时光，提醒着我的失去。我要失去她了。是我自己让我失去她的。我对她的堕落感到恐惧，是因为对我自己感到恐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部韩国电影里的女学生，包括我。然而，她真的堕落吗？如果她是堕落的，没必要这么长时间跟着我，跟着我的这些日子，她从没堕落过，她对大篷车里的那个男人，或许只是透析了他的孤独，是对孤独的感同身受，也是对孤独者的怜惜。我的嫉妒心曲解了她的同情心。她确实说过做一个妓女蛮好的，但誰知道那是不是无奈？她跟着我，即使不是因为爱我，也是从我身上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并因此对生命有了温暖和留恋，想找一个留恋的理由……

我想着这些事，站了起来。

但伸出去的却不是腿，而是手。我抓住她的肩，向上一拎。

嘴唇燃烧。身体燃烧。我们像两团交缠的火，因为痛苦翻滚到沙发上，又翻滚到床上。两个身体互相埋怨，互相倾诉，都说这是早就该发生的事情了，为什么等到今天才发生。两个身体上长满了嘴，但还嫌不够，还需要指尖，需要舌头。她说，吻我，吻我。她说，接吻才是亲密，做爱不是。至少，她的嘴唇是纯洁的。她的纯洁让我深深感动。我说，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你成为我的老婆。说到这里我哭了，从里到外地哭。她舔着我的泪水，说打我，亲爱的你打我。这辈子，我从没打过人，可是今天我想打，她叫我打，我就打了。

啪啪啪。啪啪啪。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歌舞。

这天夜里，我打肿了她的脸。同样是这天夜里，我们说到死亡，说到谁先死谁后死，说到她死在我前面，我要想办法把她埋到一个干净地方。

开始我就说，我怀疑白素贞是故意死的。这怀疑并非没有根据。那天夜里，长时间地吹着风，风从屋顶的天眼路过，不小心摔下来，碎了一地。杏树早掉光了叶子，风粉碎的声音，打得枝条嗖嗖而鸣。早上空气清澈，从壁缝进来的每一丝光芒，都像是空气本身的光芒，我们呼吸着空气，也呼吸着光芒。我们的身体内部，便在呼吸间一明一灭。正在我感觉“灭”下去的时候，她问我，你还想不想你的周琴？突然得就像头顶砸下一个花盆。那不是我的周琴！何必这么气冲冲的？管她是不是你的，我只问你还想不想她？那是我的伤口，她不该去戳的。然而我明白她也有伤口，我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问她想不想他，她装傻：“他”是谁？我说你心里清楚。她说我真不知道。我哼了一声：除非你的“他”太多。她的四肢绳子一样把我缠住，说朱家田你太小气了，我早告诉过你，我是纯洁的。她依然在装傻。两人暂时无话。一旦沉默下来，周琴就在我伤口上拱，把伤口扩展开。栖息在那伤口上的，不仅有周琴，还有我的父母、女儿、同事以及我的整个人世。我想她也一样，即使不再想“他”，也不可能不想与“他”有关和无关的人世。我们在各自的怀想里彼此怨恨。

可以想象，两人又以做爱来和解。怨恨有多深，做爱就有多疯。在这过程中，我想起父亲给我讲过的另一个故事，是我外公和他伙计们的故事。我外公讲给我母亲，我母亲讲给我父亲，我父亲讲给我。外公做纤夫那些年，苦得慌，为人拉水糖（他们把红糖叫水糖），水糖拍成很厚的方块，每块有上百斤，伙计们想偷吃，又不能砸，哪怕砸小小一只角，货主也能看出来，便想了个办法：用根竹筒，头子削尖，从水糖中间插进去，竹筒抽出来，将戳开的窟窿敷上，然后剖开竹筒，里面就全是糖。他们吃到了糖，但糖的伤口却不露痕迹。

我和白素贞，就以这样的方式处理伤口。

这种方式给我们带来极致的快乐，就像外公和他伙计们当年的快乐。

偷来的快乐。

第二天早上，半岛全是白的，并没下雪，是被风吹白了。我由此知道了风也有颜色，风的颜色就是白，它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染上它的白。我披衣起床，去门外望了一眼，又回到被窝里，说，半岛跟你一个姓了。她没睁眼，说，叫白清溪岛了？我说太麻烦，就叫白岛好了。她咧嘴笑笑，说这名字好听。又说：它姓了白，就是我的亲人了，在这里，我有亲人，你没有，这对你不公平。听了这话，我才铭心刻骨地体味到了她的孤独。我说你就是我的亲人，我不再需要别的亲人。她把脸埋在我的胸膛上，静静的。屋外万物的声音，先是窸窸窣窣传进来，之后越来越响。她说，有快艇跑过了。其实这里听不见快艇，是她心里有了快艇。我说，要不，我们今天去赶县城？她这才把眼睛睁开。我没看见她睁眼睛，是裸露的胸膛感觉到有她的睫毛划过。没钱啦！她说。我说以前带来的钱，还放在皮箱里，足够我们在县城里住几天；即使不够，驮一袋粮食去卖了，不就是钱吗？上游的县城叫川梁，下游的县城叫东轩，我们是从东轩坐快艇来的，这回我们去川梁。去川梁干什么？这倒把我问住了。见我不言，她说，我哪里也不去，我就这样躺在亲人的怀里。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又被我轻轻地放过了。

阳光跟昨天一样明亮，也跟昨天一样冰凉，吃过早饭，我去锄地。冬天很快就会过去，我希望土地苏醒过来时，不至于觉得身体太沉重。她去了后山，捡干柴。我们从没砍过活着的树木，后山的枯枝足够我们做饭和取暖。我锄地的地方，离小屋大约六十米远，当我感觉身上发热，脱掉外套往地边桉树上挂的时候，看见她拖着一捆柴火回了屋子。紧接着，屋顶冒出炊烟。炊烟让我安详，是一无所想又被浑身充满的那种安详。是呀，真没必要去县城，人群只会让我们觉出自身的渺小，并因此焦虑、恐慌，生怕失去什么，而在这里，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也就拥有一切。现在，又拥有了半岛新的命名：白岛。这名字不仅好听，还带着醇厚的暖意。白岛是白素贞的同宗，自然也就是我的同宗了。我用越来越灵巧的锄头，梳理着我同宗的亲人。曾经在这半岛上生活过的，包括那些麻风病患者，都是我的亲人。不远处的白骨冢，是我亲人的坟冢。自从来到这里，我从来就没有孤单过。

太阳当顶，她也没叫吃饭，而炊烟已经散淡下去。看来饭已经做熟，我可以收工了。我的身后，是一大片翻过的土地；怕它们受冻，我没锄得很细，块状泥土均匀地排列着，像是栽在地里的。将泥土栽进泥土，难道不是一种发明吗？难道不能证明我们是世界和时间的创造者吗？我满意地拍了拍手，将锄头往地上一挖，去桉树底下取衣服。这时候，一艘快艇被上游的山弯吐出来，尽管看不清船上的情景，但我分明感觉到有人在朝这边指指点点，他们会说什么呢？我自己替他们回答：看啦，半岛上有个男人，还有一个女人，那个男人和女人，是这条河上的神仙。但我说过我不想做神仙，我只想做人，做白素贞的男人。

可是，当我回到小屋，白素贞已经死了。

是吃蘑菇死的。

秋天里，我们捡了许多蘑菇，白素貞细心挑拣，将有毒的扔掉。她认识哪些蘑菇能吃，哪些不能吃。吃不过来，就将大部分晾干。湿的干的，我们都吃了很多，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天，她趁一个人在家，煮了一碗，吃掉了其中的大半。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她有意藏好的剧毒蘑菇，随时准备利用它来了结自己。她就像潜伏的特工。先是潜伏在人群里，然后潜伏在我的世界里，看来，两者都给了她伤害——一个特工也无法忍受的伤害。

我把她埋在杏树底下，将她的所有衣物都埋了，只留下了那件红色羽绒服，那是我们初次见面时她穿过的。

埋下她不久，春天来了，杏树开出艳丽的花朵。

这是它第一次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