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分析

刘柏骏

摘要

美国正不断推进其亚太联盟体系的联网建设。在此进程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印度成为网络构建的关键节点，议题指向、安全指向、结构对称化、机制融合化是网络结构内部联系的主要特点。网络联盟体系结构中，位置赋予更加明确的权力、关系传输更加复合的资源、互动构建群体性信任。基于此，对联盟体系成员而言，网络结构使得美国管理成本与职责易于分散化，促进关键盟友汲取、运用更多资源，并吸引更多成员使得体系规模扩大；对联盟体系的整体运作而言，网络结构促使联盟体系运作高效化、更具灵活性、并具有更强的抗压性。

关键词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结构分析

当前，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构建正如火如荼展开。2016年5月，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第十五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基于原则的安全网络”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on ‘Asia-Pacifics 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 at 2016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Singapore， June 4，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791213/remarks-on-asia-pacifics-principled-security-network-at-2016-iiss-shangri-la-di.（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概念，旨在通过基于现有亚太联盟体系基础拓展安全组织架构，以此规制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美国缘何极力推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建设？本文将试图描绘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的表现形式，并汲取政治学、社会学的观点分析网络结构的内在机制，从而尝试深入探讨网络联盟体系结构对联盟的成员及联盟体系运行的作用。

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可以表述为网络——包括一系列节点（或社会系统的成员）和一系列描述他们之间关联性的关系。” Barry Wellman and S.D. Berkowitz，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 转引自〔美〕戴维·诺克、杨松著：《社会网络分析》，李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也就是说，结构分析路径包含两种基本视角：关系取向与位置取向

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96页。。通过重塑盟友、革新关系，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轮廓日渐清晰。为此，本部分将从位置视角和关系视角描绘剖析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的全貌。

（一）亚太联盟网络化体系的关键节点

考察网络结构的第一维度是位置取向。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进程中遣将布兵，突出关键节点作用，通过关键节点扩大辐射范围，产生联动效应。

第一，日本逐渐成为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中的“次轴心”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39-53页。。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直言：“与日本的联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Vol，189， No.1， 2011. available at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特朗普上臺后不久，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Phil Stewart and Nobuhiro Kubo， “Mattis Reaffirms U.S. Alliance with Japan ‘for years to come，” Feb 3，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japan-usa-southkorea-idUSKBN15J02G.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现互访，美日同盟的基石地位得以再确认。日本在亚太事务中的次轴心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日同盟军事一体化合作日趋紧密。2015年4月，日美两国签署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April 27，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mod.go.jp/e/d_act/anpo/shishin_20150427e.html.，将日本军事行动的地域范围从“周边”扩大至“全球”，将日美军事合作的领域平台从传统的情报合作、军事演习拓展至网络安全、海洋安全的平战“无缝”链接，并将“联盟合作机制”常态化。二是“美日+1”合作框架成为“小多边”合作的主要平台。通过强化日美两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参与，与盟友伙伴打造三边外交、经济、安全协调，并在双边关系中有限发展全球事务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S.-Japan Glob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pril 25， 2014. available at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4/25/fact-sheet-us-japan-global-and-regional-cooperation.，积极打造成为“开放的、综合性的、基于国际规则的多边网络架构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Noda of Japan at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pril 30， 2012. available at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4/30/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noda-japan-joint-press-confer.”。三是日本同伙伴国家的交往联系日趋密切。例如2017年5月，日本“出云号”准航母以及“涟”号护卫舰在南海展开巡航并与美军举行联合演习，并分别停靠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强化了日本同东南亚国家在海洋安全的联系交往。endprint

第二，韩国、澳大利亚重要性旗鼓相当，以此为依托形成的美日韩、美日澳战略三角成为典型代表。近年来，美国同韩国、澳大利亚互动频次明显高于同泰国、菲律宾的交往。美日韩三角关系被视作东亚地区最为明显和最具利益McDaniel Wicker， “Completing the Triangle： Security in Un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Washington， DC： Wilson Center， April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completing_the_triangle-mcdaniel_wicker.pdf.的合作之一。在朝鲜核导弹问题愈演愈烈、复杂多变的形式下，“美日韩”战略三角随之同步发展。特别是2016年以来，朝鲜方面弹道导弹试射接踵而至，东北亚紧张局势一触即发，这也成为“美日韩”三角合作最强推动力。当前，美日韩三国频繁通话磋商、密集举行军演，以期反制朝鲜威胁。美日澳战略三角则被视作亚太地区联盟转型的标杆Yuki Tatsumi，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the Stimson Center， April 2015， p.18. available at https：//www.stimson.org/sites/default/files/file-attachments/US-Japan_Australia-WEB.pdf.。自2006年美日澳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建立三边安全对话机制的战略三角以来，美日澳三国不断高频举行军事演习，并聚焦海洋联防、组建反导联盟、完善合作机制，构筑美日澳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框架。从地缘位置上看，一方面作为美国亚太联盟中南、北锚的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联合，进一步整合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辐射力量，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另一方面，美国以日本次轴心为依托，凭借澳大利亚联结东南亚、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等方向进一步拓展联盟体系的辐射范围。

第三，在伙伴国家层面上，印度、新加坡成为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关键支点。“印太战略弧”的构建使得印度成为美国在印度洋地区防务合作的首选。特别是莫迪政府上台以來，从新版《美印防务关系框架》到《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的签署，从“重要支柱”到“优先防务伙伴”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Enduring Global Partners in the 21st Century，” June 07，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6/07/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nd-india-enduring-global-partners-21st，从高层互访、联合军演到高精尖技术的开发合作，美印防务合作实现“提质增速”楼春豪：《美印防务合作新态势评估》，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5页。。与此同时，印度不断强化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联结，试图参与同盟层级的活动，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而位于东南亚核心地缘位置的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是联结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支点，也是辐射整个东南要的重要平台。在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构建的进程中，新加坡通过参与多边军事演习、长期军力部署轮换、扩大军火贸易、提升网络安全合作等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August 02，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8/02/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merica-and-republic-singapore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前沿存在的重要基石，也成为美国参与、融入东南亚的入口与桥梁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Lee of Singapore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ugust 02，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8/02/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lee-singapore-joint-press。

（二）亚太联盟网络化体系的内部关系

考察网络结构的第二维度是关系取向。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的整体视角来看，其内部粘着关系包括以下特征：

第一，议题指向性明显，临时合作框架凸显。“‘小多边指的是一种更加灵活、更具目标针对性的路径：以所需最小数量的国家解决特定的问题以获得最大的影响力。”Moises Naim， “Min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June 21， 2009.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06/21/minilateralism/.威廉·托则直截了当地强调其议题领域的专门性（specialization）William T. Tow and H. D. P. Envall， “The U.S. and Implementing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Can Convergent Security Work？” IFANS Review， Vol.19， No.2， December 2011， p.62.。美国亚太联盟网络体系是由数个“小多边”合作框架组成，这些“小多边”合作框架既包括长期性的合作对话机制，也包含了临时性的因事准联盟。这些因事准联盟以具体的任务为导向，积极拉拢其他力量融入，其组合方式灵活多变，任务实施也手段多样。一旦威胁消除，这些“小多边”合作框架可能缩小规模或自动解体。例如，面对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部署国土防卫设施，以美日同盟为轴心，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为补充的合作框架，以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以军事巡演、航母编队为威慑，以东盟机制为辅助依托，不停搅动南海局势。endprint

第二，安全合作色彩浓厚、范围拓展。亚太联盟体系源自于冷战，受历史传统影响，其安全合作色彩浓厚。当前，随着进一步拓展，形成多域围堵、多层协调之势。在“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出台后，为应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迅速提升，美国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实施“嵌入”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构建。其一，美国着力发展日本前沿拒止能力，旨在守住前沿阵线；与此同时，将澳大利亚打造成为深度战略防御阵地，协同日本并形成前呼后应的格局；其二，美国以创新技术为引领着力强化盟友及伙伴国家之间的优势互补，在利用盟友及伙伴国家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明确其优先发展重心和方向，形成第三次抵消战略协同网络；其三，鼓励盟友及伙伴国家在陆、海、空、天、网进行全域技术投资，一方面在不同域内划定盟友职责，另一方面强化盟友及伙伴联域协同。Patrick M. Cronin， Mira Rapp-Hooper， and Harry Krejsa， Dynamic Balance： An Alliance Requirements Roadmap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6.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dynamic-balance-an-alliance-requirements-roadmap-for-the-asia-pacific-region.

第三，联盟格局由“美主友从”向“美主友辅”过度，对称性进一步提升。“中心—轮辐”联盟体系结构的一大特点是美国相较于其盟友存在绝对物质优势，这导致盟友对美国的管理一般采取顺从的态度，并且美国及其盟友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也并非对称，形成等级制的格局。然而，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过程使得联盟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在霸权相对收缩的同时，减少对盟友的物质力量的投入，进一步利用盟友自身的资源与优势，在地区范围内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这一变动使得亚太联盟体系的对称性进一步上升，也是亚太联盟体系扁平化的主要动力来源。

第四，联盟规模扩大，强化机制融合。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使得联盟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缠结网络”William T Tow， Tangled Webs： Security Architectures in Asia，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July， 2008， https：//www.aspi.org.au/publications/tangled-webs-security-architectures-in-asia/Tangled_webs.pdf.（Tangled webs），也使得亚太安全格局进一步复杂化。联盟规模扩大的来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进一步重视伙伴国家的作用，将伙伴国家同盟友联结，并鼓励伙伴国家相互之间的互动；二是同地区合作机制的融合碰撞，特别是同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的汇通，使得这一“缠结网络”规模扩大。然而与此同时，规模扩大带来了边界模糊的后果。因为“小多边”合作机制的临时性特征以及现存地区合作机制的边界模糊性，使得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结构的边界关系时有时无，并伴随共同利益、外部威胁的强弱变化而变化。

二、网络联盟体系结构的内在机制

网络分析理论认为，网络结构本身存在独特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节点的联系与互动形成的关系进行传递。映射到国际安全领域，网络联盟体系结构的内生性力量必然源自于网络结构的基本特征，通过网络结构本身来传递，进而对“施动者”的行为产生作用和影响。

（一）网络结构中的位置赋予更加明确的权力

社会学家彼得·布劳认为，“社会结构是由这样的社会位置组成的：它们不仅是分化了的，而且也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彼此不相关的位置就不能构成一个连贯的社会结构。”[美]彼得·布劳著：《不平等性和异质性》，王春光、谢圣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一版，第10 页。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更是一语中的，认为权力不仅仅由各种实力决定，而且“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关系而存在”刘慧：《国际关系的网络分析研究简评》，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6期，第20页。，这种关系源自于相对位置的动态变化。

我们可以初步窥探出三点：第一，权力必须依附于关系的互动而存在，没有相互关系的存在也就无所谓权力；第二，权力不仅仅从个体属性中获得，同时也来源于相对位置的落差；第三，权力关系既包括冲突和对抗层面的含义，也可以是一种互惠再生的關系。权力的分配决定相对位置，相对位置再赋予单元再生性权力，以此形成权力的螺旋式上升，并以此作为单元之间的互动直接动力来源。

那么权力在网络联盟体系中如何存在、如何分配、如何运作？社会网络理论通过研究关键节点的“中心度”以及网络的“中心势”指数“中心度”是关于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位置的测量概念，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或优势差异；“中心势”是相对于“中心度”而言的，指的是诸多行为体在整个体系中总体的凝聚力或整合度。来测量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的中心性权力位置。“国家在关系网络中的权力与其所处的位置相关，核心位置带来核心权力。”曹德军、陈金丽：《国际政治的关系网络理论：一项新的分析框架》，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第77页。当前的美国亚太联盟的网络体系结构处于一种“去等级化”的进程中，这种“去等级化”的网络结构是介于“市场”与“科层”之间的动态平衡。显然，在发展变化的网络联盟体系结构中，美国的“中心度”远高于其他节点，处于核心位置，而诸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则成为“次节点”。这些核心节点和关键节点由此拥有高于其他行为单元的权力，同时也获得了再生性战略能力。秦亚青指出，关系的积聚可以形成系统影响力，进一步巩固系统中的权力。处于核心位置与关键位置的节点相较于其他节点而言拥有更加广泛的联系，联系的背后是资源、信息、市场，以及国际行为能力。拉图尔在界定权力时指出，“权力是行动者关系网络的产物”，“成功的权力网络的关键在于不同行动者的搭配，既包含忠诚的他者，也包含其他社会与物质资源。”李钧鹏：《何谓权力——从统治到互动》，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66页。由此可见，美国通过关系的积聚获得资源，进一步掌控再生性权力，以在霸权护持进程中获得优势。endprint

（二）网络结构中的关系传输更加复合的资源

对网络结构进行拆解区分，网络结构理论关注的不仅包括节点的位置与角色，而且注重探讨节点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网络结构理论的立足点在于基于关系数据的分析，而非属性数据的研究。互动形成过程，过程塑造关系，关系依靠互动而存在。纵观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节点之间的互动形成网络化的过程（这其中核心节点与关键节点的作用更为突出），网络化的过程架桥铺路，强化节点之间的沟通联系，又进一步提升了网络体系的整体关系。

通过进一步挖掘，我们可以发现行为体间的“联系”是资源（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传递的渠道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98页。，而这些资源是“嵌入”互动的力量。对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资源通过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沟通传输，同时被逐步成型的网络结构牢固地束缚。具体而言，这些资源包括军事力量、创新技术、情报信息、共同价值观等。资源是美国亚太网络联盟体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嵌入“关系”形成网络结构，网络结构又通过规制形成网络权力。

资源的传输与分配与节点的位置与角色直接相关。“社会资源——比如信息、社会交换、关系本身等——是通过关系和网络流动的，分配则取决于行为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及其对社会资源的攫取能力。”曹德军：《国家间信任的生成：进程导向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125页。一般而言，诸如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在网络联盟体系结构中掌握核心资源。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本身在部分资源领域具有比较优势是这些国家成为核心节点和关键节点的必要条件；其二，处于关键节点的国家与其他国家联系的数量和质量更优，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具有更强的控制力和议程设定能力，通过关系的积聚效应获得再生性权力，并通过资源的部署来塑造他们的偏好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72.；其三，这些国家在地缘上较为分散，并且在亚太地区的关键领域发挥地区领导的作用，以此形成的“小多边”网络的辐射范围重合减少，资源共享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外，关系具有流动性的功能，这种流动性的实质是资源的传递。一方面，新旧关系的解构建构、重组碰撞容易使原有的资源和权力产生带入效果；另一方面，资源的传递也在新体系内进一步内化、弥散，营造体系内的群体氛围，为体系注入新的资源动力。

（三）网络结构中的互动构建群体性信任

诚如秦亚青所言，“过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培育集体情感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构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57页。”，呈现“交感而化”所谓“交感而化”，指的是关系的运动和建构导致渐进变化。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构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59页。的效果。互动形成过程的同时，还生成群体间的信任，并以此为关系的正向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信任本身是一个社会性互动的产物，是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曹德军：《国家间信任的生成：进程导向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112页。。”在联盟体系中，行为体的互动通过关系管道传输资源的目的在于形成并强化共同的利益认知和威胁认知。进一步向上溯源，秦亚青所指的这种集体情感在联盟网络中集中表现为对秩序认知，并作为联盟凝聚力的主要来源。联盟体系的认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态度认知、行为认知和功能认知

Jae Jeok Park， Sang Bok Moon， “Perception of Order as a Source of Alliance Cohes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27， No. 2， pp.147-168.。态度认知包含身份的认同与共同威胁的态度；行为认知战略相适性、领导结构以及防卫分担；而功能认知的核心内涵是行为体对地区秩序构建的认知，通过秩序认知形成行为体间彼此的信任，從而提升系统的凝聚力。态度认知和行为认知是功能认知形成的前提条件，功能认知为态度认知和行为认知提供保障。

在美国亚太网络联盟体系结构中，节点之间的互动包括举行联合演习、建立情报共享、开展多域合作、定期会谈机制、互通创新技术、交流武器装备等，美国及其盟友通过互动传递资源的同时，进一步催生对网络结构体系的秩序认知，在联盟体系内部形成群体性认同，以此强化行为体彼此之间的情绪性信任。与此同时，由于关系具有流动性，信任同资源相似，会随关系的流动而进一步增强行为体的权力。这种权力更多体现为合法性权威，以进一步实现“关系治理”。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探讨过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联网构建的整体性特征，网络结构的整体性就是要在系统内部实现单元之间的融合互补，而融合互补的粘合剂就是情绪性信任。

关系网络一旦随着实践丰富起来，它塑造信任关系的可能性空间便打开了；而如果缺少网络，信任就几乎不可能形成曹德军：《国家间信任的生成：进程导向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122页。。在网络结构中，节点之间的关系程度有强弱之分。一般而言，强关系构建的网络中，由于行为体之间的价值观念相似、行为层级趋同、战略利益重合，盟友之间的秩序认知较为相近，也更加容易形成信任；而弱关系构建的网络中，盟友的关系由对抗性向合作性发展，弱关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盟友的工具性信任多于情绪性信任，尽管在短期内有利于增强网络结构体系的凝聚力，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导致信任的进一步下滑。除此以外，信任本身也是一种资源，能够反作用于盟友之间的互动过程。

三、网络联盟体系结构的建构作用endprint

网络结构理论与国际关系学科结合的第二种研究视角国际关系学中的结构研究通常存在两种研究视角：一是将其作为因变量，探讨国际体系中的“施动者”对结构的影响作用；二是将其作为自变量，探讨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参见薛力：《结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一项系统的考察——兼论华尔兹结构观的局限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29-40页。是将国际体系中的网络结构视为自变量，探讨网络结构对“施动者”以及体系的影响。在系统梳理网络结构理论的内在机制之后，这些内在机制的具体外在表现如何？美国及其盟友如何利用操縱网络结构的内在机制？网络结构对联盟体系的成员及其体系整体运作如何发挥正向的效能？

（一）网络结构影响联盟体系成员国的行为

网络结构由诸多节点和纷繁复杂的关系构成，其潜在能量也通过节点和关系输出，并外化于节点的行动。结构对国家间的互动以及国家属性都具有影响。[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1. 网络结构使得美国管理成本与职责易于分散化

网络结构相对于“主导型结构”Wlodzimierz Sroka， Stefan Hittmar， Management of Alliance Networks ： Formation， Functionality， and Post Operational Strategies，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 2013， pp.13-14.（dominated structure）（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结构中表现为“中心—轮辐”结构）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扁平化。结构外形的扁平化意味着内部层级的弱化以及内部联系的增多，从而进一步疏通了节点之间“桥梁”沟通的顺畅程度。当前，美国正逐步面临“战略透支”关于战略透支的内涵，参见刘丰：《战略透支——一项概念分析》，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的风险，其资源损耗的速率快于资源汲取的速率。美国联盟管理的能力基础也随之被消耗，并带来合法性权威的下降。霸权秩序衰落与联盟承诺维持之间矛盾是当前美国亚太联盟战略面临的首要矛盾。美国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进一步降低“霸权护持”和联盟承诺的成本以实现亚太联盟体系更加精细化、更具针对性的联盟体系管理。网络结构的独特性为美国卸责分责提供了更为优化可靠的实现途径。

网络化的过程使得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发展日渐呈现出盟友职责更加明确、成本分担更加均衡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管理中更加自适。“中心—轮辐”结构通过分散化以逐步形成网络结构，联盟体系结构的分散化配合美国的战略收缩，带动了维系体系成本和责任的分散化。网络结构在霸权分责的过程中将亚太联盟体系的管理从美国单边主导向“离岸平衡”过渡，并更加注重凭借美国平衡手角色在中国周边构筑一个包容多方关系的网络，以进一步缓释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尽管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亚太联盟战略并不明朗，但加强成本分担、确保联盟承诺是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的亚太联盟政策内容。正如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2017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调的那样，美国将在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能力的同时，持续构建一个“互相联系、包含并独立于美国”的地区秩序。Jim Mattis， “Shangri-La Dialogue： Remarks as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Jim Mattis，” Singapore， June 3，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1204264/shangri-la-dialogue/.

2. 网络结构促进关键盟友汲取、运用更多资源

联盟体系结构扁平化的另一大表现在于资源进一步向美国的盟友及伙伴分散流动，使得其分配与运用更趋合理化和均衡化。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大化的利用

Patrick M. Cronin， Richard Fontaine， Zachary M. Hosford， Oriana Skylar Mastro， Ely Ratner and Alexander Sullivan， The Emerging Asia Power Web—The Rise of Bilateral Intra-Asian Security Ti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13， pp.28-29. 和汲取新的资源是美国的最大关切。一方面，美国作为诸多“结构洞”的关键节点促进了其他节点的联系交流，反过来看，这些联系交流的加深所形成的新的“关系”又进一步创造更多的机会，也就是关系与资源实际上是互构的。这些机会的创造主要集中于包含“小多边”盟友国家及伙伴国家的小团体中，小团体内部的沟通联系的强化为关键节点获取合理化、更大化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当网络结构中小团体内部联系增多时，基于“关系本位”的视角，节点国家将更多地考量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定位。从关系身份假定理论来看，“行为体在关系之中才能存在，才能够具有身份，关系确定身份，没有关系就没有身份。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构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64页。”从这一视角出发，在整个亚太网络结构联盟体系中，诸个“小多边”团体的层次位阶进一步上升，其内部关键国家的资源将得以进一步充分利用，以补充核心节点——美国的资源不足。

3. 网络结构吸引更多成员促使体系规模扩大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过程不仅促使美国强化同盟友的关系、盟友之间的关系，而且推动了盟友与伙伴关系的建立与深化。网络结构具有边界模糊化的特点，这种特征的题中应有之意包含边界成员的不确定性。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国家——美国本身就因其创新驱动能力、议程设定能力、经济增长能力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61-162.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构建的基于规则的地区安全网络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种“规模无限制”（scale free）的网络只能展现出“富者更富”的发展模式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63.，意即越来越多的边界成员国凭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法性权威”的上升而极力同美国牵线搭桥。具体路径包括：第一，边界国家无法直接同美国在地区安全议题上展开对话，通过网络联盟体系结构，可以同关键节点国家先建立联系，以实现“曲线救国”。第二，网络结构中的“关系”本身具有带入性和多节性Van Jackson， “Power， Trust， and Network Complexity： 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4， No.3， 2014， pp.340-342.，当一国成为网络联盟体系结构中的节点时，与该国具有“强关系”的外围国家也更容易成为网络联盟体系结构中的节点。第三，网络联盟体系本身由多个易变的、临时性的“小多边”团体组成，这些小团体灵活多样，形式丰富，当满足美国战略需要时，可以充当地区议题的“先锋队”，并进一步拉拢队伍、虚张声势。endprint

网络联盟体系规模扩大的过程进一步促进了联盟体系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其过程逻辑包括三个环节：首先，网络结构促使盟友与伙伴国家的协同能力不断加强。特别是通过加入地区热点事件议程、参与多边联演联训、构建地区安全秩序框架获得“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其次，协同能力的加强促进了信任的构建。互动形成过程，过程构建信任。盟友与伙伴国家之间通过互动不断磨合、加强认知，以提升彼此的“合意程度”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最后，信任的构建与扩散促使了联盟体系凝聚力的提升。基于网络结构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小团体内部成员间的信任会随网络结构的内部关系管道分散，逐步形成群际认同，极大地提升联盟整体凝聚力。

（二）网络结构影响联盟体系的整体运作

通过网络联盟体系结构，内部“小多边”团体的互动传递并转变为亚太联盟体系的整体互动，而体系的整体互动又反过来影响小团体的行为。

1. 网络结构促使联盟体系运作高效化

集成性是网络结构的又一大特点。美国亚太网络联盟体系结构将原先整合零散的行为体、信息、资源、关系优势等进行集成共享，使得联盟体系整体运作高效、有序，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究其原因，集成化的联盟体系网络结构使得节点、关系以及资源、信任等要素在共同利益认知和威胁认知的牵引下得以相互配合与协调。节点之间的隔阂和关系中的阻碍在网络化的进程中就已然得以磨合并消除，从而这种配合与协调的过程使得联盟体系目标的实现更加顺畅。具体而言，网络结构促使联盟体系运作高效化的实现路径有二：

一方面，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整体或部分的一体化协同产生系统效应。一体化协同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主要内容。一方面，联盟成员国以提升联防能力为出发点，以海洋问题、朝鲜核问题、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助、网络安全合作等领域为切入点，联合构建平台；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塑造盟友及伙伴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互操作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

Patrick M. Cronin， Richard Fontaine， Zachary M. Hosford， Oriana Skylar Mastro， Ely Ratner and Alexander Sullivan， The Emerging Asia Power Web—The Rise of Bilateral Intra-Asian Security Ti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13， p.31. available at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he-emerging-asia-power-web-the-rise-of-bilateral-intra-asian-security-ties.，塑造盟友应用创新技术的能力。此外，根据“新美国安全中心”对特朗普政府提交的建议报告 Julianne Smith， Erik Brattberg， and Rachel Rizzo， Transatlantic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Next U.S.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Octo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s：//s3.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CNAS-Report-TransatlanticSecurityCooperation-Finalc.pdf.，美国还将不断强化跨大西洋盟友协同，鼓励北约盟友参与到亚太地区联盟网络体系的构建中来，进一步美国参与的亚太安全“朋友圈”。通过一体化协同的互动，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增多结果，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内部逐步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系统效应”变得更为重要[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

另一方面，网络结构的美国亚太联盟体系较“中心—轮辐”结构可以避免制度承诺。在网络结构构建之前，“中心—轮辐”结构的亚太联盟体系是有联盟条约、联盟承诺、制度程序组成的系统。然而，在网络化的进程中，关键节点国家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带动体系结构的扁平化，更加灵活多样的“小多边”团体不断涌现，加之群际信任的迅速弥散，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联盟体系的整体运作不断通过层级的简化、问题解决的灵活化，以进一步提升运作效率，改善运作效果。与此同时，美国的联盟承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维持甚至实现：一是利用关键盟友的资源，二是弱化联盟承诺实现的可能以降低盟友的心理预期。通过这两个层面的手段，解禁原本束缚美国承诺成本的藩篱，从而实现体系的“自助”运行。例如，美国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发展“嵌入”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进程，通过技术传导推动相互联系，从而通过联系增加体系的敏感度Van Jackson， “Power， Trust， and Network Complexity： 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4， No.3， 2014， p. 342.，并使体系中的关键节点在必要时作出直接快速反应，避免制度承诺带来的运行程序的繁杂。

2. 网络结构促使联盟体系更具灵活性

多元化的“小多边”团体是美国亚太網络联盟体系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小多边”团体的主要特点在于行动更加灵活、目标指向性更加明确，即以解决特点议题所需最小数量的国家参与并最大可能地实现目标Moises Naim， “Min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June 21， 2009. available at http：//foreignpolicy.com/2009/06/21/minilateralism/.。“小多边”团体的参与促使了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朝着两个方向发展：endprint

一方面，联盟体系弹性化趋势更加明显。网络联盟体系结构是在“中心—轮辐”结构基础上拓展演变而来，并非颠覆原有结构。这种拓展演变网络的优势在于联盟体系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发展新的成员Miles Kahler， Networked Politics： Agency， Power， and Govern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4.。与此同时，网络结构较“中心—轮辐”结构的伸缩性更强。“中心—轮辐”结构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等级制结构通常是定向性系统[美]莫顿·卡普兰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132页。，系统中的角色完全根据等级排列

[美]莫顿·卡普兰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130页。，指令由中心向轮辐定向传导。而网络结构则是非定向性系统，该系统如星星之火一般，根据情势的需要允许内部成员需要更改朋友和职能，以适应不断情况的变化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3.。另外，网络系统还可以根据利益的关切程度选择是否应对威胁以及应对威胁的具体形式。

另一方面，联盟体系更多基于对环境适应性（adaptation）处理问题。莫顿·卡普兰将灵活性定义为“相对于现实环境干扰的强大能力”，灵活性总是与环境问题相联系的。[美]莫顿·卡普兰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130页。网络带有很强的社会性魏玲：《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第二轨道进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这种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对环境变化做出应对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的衡量指标包含快速反应的机制、成员的排列与选择、盟友之间的信任程度。在网络结构中，联盟成员塑造的是关系而非例程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65-166.（routine），在危机时刻以及迅速变化的情势下，例程可能成为处理问题的阻碍因素。为此，网络结构可以避免例程阻碍，联盟体系的成员也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迅速做出选择，组合新的“小多边”团体，以实现网络结构的灵活反应能力。这种迅速选择的基础在于内部成员的相互信任，当信任催生网络的凝聚力时，在危机时刻可以表现为强大的环境适应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3. 网络结构促使联盟体系强化抗压性

“中心—轮辐”结构的联盟体系向网络结构延伸拓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应对外部威胁延伸化复杂化，特别是当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使得亚太联盟体系以更加弹性多元的方式制衡威胁。

一方面，网络结构具有的延展性、易变性、集成性、灵活性的功能可以迅速应对多重威胁。当前，美国亚太联盟体系面对的威胁来源日益多元化，特别是非传统安全的形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网络结构的亚太联盟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更加有效的制衡。一是网络结构具有的延展性使得其借助地区性关键节点的资源与权力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威胁制衡，例如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凭借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优势地位应对海洋安全威胁，凭借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以及东南亚的影响力处理该地区内逐渐弥散的恐怖主义浪潮；二是网络结构具有的易变性使得应对安全威胁的“小多边”团体内部成员依据地缘临近性、威胁类型、威胁程度呈现出多重灵活的组合方式；三是网络结构具有的集成性使得美国在应对地区性威胁时得以实现统一指挥与管控。例如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增长，美国加强网络联盟体系的全员联动，利用内部成员自身比较优势构建“第三次抵消战略”联防圈，以实现对中国的多方有效制衡。四是网络结构具有的灵活性使得“小多边”团体应对威胁的手段也更加多元。对抗威胁的多元化互动进一步促使了网络结构内部关系的多元化，从而带动了联盟体系运作的灵活化。

另一方面，网络结构系统有强大的恢复能力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1.。一是由于网络结构具有多面性（multifaceted）Thomas S. Wilkins，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 Building a Re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William T. Tow and Rikki Krrsten ed.， B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Security： Australia， Japan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113.的特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是由诸多“小多边”团体组成，当某一小多边团体无法制衡威胁时，其他的团体可以进行补充增援，相互交替。這种多面性的网络结构可以从多方进行威胁制衡，从而有效实现网络结构的恢复。二是网络带有很强的社会性，这取决于它的交互式结构和网络本身的关系属性。网络结构内部的联系有强有弱，强关系能够增进网络的聚合力，而弱关系能够使网络保持开放性，强弱关系的结构能够保证网络信息交流的效率。魏玲：《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第二轨道进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115页。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这种强弱关系的组合也使得联盟体系在必要时作出适当反应。endprint

五、结语

当前，特朗普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初现端倪。对于美国霸权下的“联盟义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批评美国的盟友“免费搭车”，要求盟友承担全部驻军费用、承担防卫美国义务。由此看来，特朗普政府将进一步分散霸权责任，构建更加混合性的、包容性的、多元的概念框架。网络结构的联盟体系可以凭借其透明度高、恢复力快、协调性强、流动性大的特点，帮助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增强战略弹性、强化塑造能力，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强的霸权护持。

参考文献：

[1]王帆.美国的亚太联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2]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林聚任.社會网络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6][美]安妮—玛丽·斯劳特.世界新秩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7]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J].美国研究，2012（2）.

[8]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J].国际问题研究，2012（4）.

[9]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J].国际政治科学，2009（4）.

[10]Fontaine， Richard， Dr Patrick Cronin， Mira Rapp-Hooper and Harry Krejsa. Networking Asian Securit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Order in the Pacific[M].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17.

[11]Cha， Victor D. Informal Hierarchy in Asia： the Origin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017（1）

[12]Slaughter， Anne-Marie.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of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M].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责任编辑：崔建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