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与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比较

摘 要：王光祈是中国现代音乐史学奠基人、音乐学家，他在德国刻苦认真专研，翻译撰写了大量有影响的音乐学研究成果，将当时柏林学派先进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开东西方民族音乐比较的先河。田边尚雄是日本最早研究、介绍东方音乐的学者。他们各自撰著的《中国音乐史》是20世纪早期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之一，对深入推进中国音乐史研究起着积极作用。以王光祈和田边尚雄撰著的《中国音乐史》及植村幸生校注的《东洋音乐史》为对象，从主要内容、学界研究以及相关评价等方面对3个版本的《中国音乐史》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探寻中国音乐史在中日研究中的异同，为中国音乐史日后研究与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照。

关键词：王光祈；田边尚雄；植村幸生；《中国音乐史》；《东洋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 A

王光祈①和田边尚雄②是20世纪较早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代表人物，王光祈著有《中国音乐史》③，田边尚雄著有《东洋音乐史》④（译入国内为《中国音乐史》⑤）。他们的研究对中国音乐史学科的建构和推进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不少学者对王光祈及其著作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比较而言，对于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相对较弱。新见植村幸生⑥对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⑦进行了详细地校注，不仅补足了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的缺失，而且对深入推进中国音乐史研究有可资借鉴的价值。本文以上述3个版本的《中国音乐史》为对象，运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从主要内容、学界研究及相关评价展开分析研究，旨在探寻中国音乐史在中日研究中的异同，为中国音乐史日后研究与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照。

一、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

王光祈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著名音乐学家。他是我国最早系统地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民族音乐历史材料，特别是我国历代律学理论进行整理和归纳的人，并广泛对照比较东西方音乐，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他用德、英等文写的著作，现见存目18篇，多为向欧洲各国介绍中国音乐的论文，其中包括为1929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意大利百科大辞典》撰写的“中国音乐条目”。此外，他还有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国防和美术、戏剧等著译19种，散见于中外报章书刊的文章、通信数十篇，以及旅德存稿两卷⑧。足见，王光祈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为中国音乐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而努力奋斗的近代中国学者。

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成书于1931年2月，1934年6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共计166000字（图1）。整本书的提纲以及主体内容已经分别在《中华教育界》 《新中华》上发表，通过考证王光祈早期发表的一些文章和出版的专著，发现《中国音乐史》的主体内容，特别是上篇关于中国乐制、乐律、乐调的内容至少5年前已经在国内期刊发表，最早應该是见于《东西乐制研究》⑨，然后著作提纲以《中国音乐短史》为名发表于《中华教育界》1928年第17卷第6期1～13页，这篇文章同时也是1928年8月德国法兰克福举办“国际音乐展览会”的参会论文。而《中华教育界》1928年第17卷第8期发表的论文《中国乐制发微》，对中国律制又做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其后发表于《新中华》1933年第1卷第21期～22期上的《中国乐律之进化》及《中国乐律之进化》（续）是将原作的内容提前出版了。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采用章节体写成，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内容为“研究缘起、研究方法、律之起源、律之进化、调之进化”。其中，律之起源、律之进化、调之进化围绕中国古乐律制起源和发展展开，分别论述了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何承天新律、梁武帝四通十二笛、蔡元定十八律、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等10种律制的起源和特点，并且在国内音乐学家中首次运用物理学和数学等现代科学方法对律制进行测算。而调之进化则阐述了建立在上述各种律制基础上的五音调、七音调、苏祗婆三十五调、燕乐二十八调、七宫十二调、元曲昆曲六十一调、二黄西皮梆子各调等，表明作者对中国乐律研究已有相当深度，但书中内容多为数字、公式，使人易感枯燥。

杨和平王光祈与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比较——兼论植村幸生校注的《东洋音乐史》

下篇论述了“乐谱之进化、乐器之进化、乐队之组织、舞乐之进化、歌剧之进化、器乐之进化”6个问题，还介绍了缅甸的密穹总、总稿机、得约总，尼泊尔的丹不拉、萨朗济等乐器，但这些乐器似乎与中国音乐史没有多大联系。文中还夹杂着作者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皮黄梆子只几个调子，唱来唱去，太过简单。这是用西方音乐的眼光来看中国音乐，对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和特殊性有所忽视，恰恰与其强调的加强中国音乐的民族性观点相悖。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将一部分中国古乐谱翻译成五线谱，虽然方便了后代进行古乐谱研究，但也破坏了中国古乐的意境。

对于王光祈著作的评价从其生前就已经开始了。王光祈在德国学习期间发表了大量有关音乐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乐律、乐调研究的文章，其《中国音乐史》这本专著的雏形也早已经在国内一些期刊和报纸发表，如《东西乐制之研究》 《中国音乐短史》 《中国乐制发微》等引起当时学界的强烈关注，很多音乐学家点评其著作。对王光祈及其《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相关文章、成果的数量汗牛充栋，这其中既有褒奖，也有批评。面对这些评价，我们当在音乐学理论发展的链条上客观地认识王光祈，看待其《中国音乐史》的学术价值。

二、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

内地出版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是依据其在日本出版的《东洋音乐史》翻译而来。《东洋音乐史》是田边尚雄运用比较音乐学理论和方法，基于中国、韩国等东亚各国音乐展开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音乐史学著作。

植村幸生指出，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的主要内容“大体相当一部《亚洲大陆音乐史》，同时也涵盖了部分日本本土的音乐”⑩。《东洋音乐史》的论述内容主要由绪论、第一章“中亚音乐的扩散”、第二章“西亚音乐的东流”、第三章“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第四章“国民音乐的确立”、第五章“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6个部分组成。endprint

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由陈清泉翻译入中国，变成了《中国音乐史》，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虽然在翻译出版时没有对原著版本作出介绍，但郑祖襄指出，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其原著或者是母本就是他的《东洋音乐史》。B11我们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比较发现，两个版本的绪论及各章节的内容相同，只是把“东洋”替换成了中国。原因何在？依据是什么？植村幸生说：“直到19世纪末，‘东洋音乐的概念还完全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也看不到实际使用的例子。此时与后来所述之‘东洋音乐有关的内容，仅限于与古代中华文化圈之礼乐思想有紧密联系的音律理论，具体体现在雅乐、儒学、算术中间，也包括明清乐（日本江户时代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流行的明清俗曲——译者注）和古琴的演奏。因此，虽然田边尚雄被认为是理清‘东洋音乐概念的人，但考察他本人的研究，事实上却是从探讨中华文化之音律理论的音响学开始起步的。”B12在这个意义层面理解，将东洋音乐史替换为中国音乐史是有一定道理的。

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欧洲、亚洲国家音乐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故而从中亚、西亚、东亚音乐的影响来考察中国音乐的历史。他以进化史观对“今日一切生物，千姿万态，皆自太古时已存在者”的旧史观进行批判，对中外音乐史上的各类神话传说进行分析；还吸收进化论的自然淘汰学说和人为淘汰学说对中国、印度、埃及、日本等的乐器展开横向的比较；并且在第一章结尾附上了中外学者研究中国音乐的相关文献作为参考书目。该书被多次出版，如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图2）、1984年上海书店出版等。可以说，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视野和方法，对中国音乐史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推进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植村幸生指出田边尚雄的“著作总是文采飞扬，想象力十分丰富。不过文献典籍之出处甚少注明也成为其文论美中不足之处”B13，道出了《中国音乐史》引用文献不标明出处的缺失。杨荫浏则从内容的角度提出批评，他认为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具有“大东亚文化”的政治倾向，“扭曲了部分事实”，尤其是主张中国音乐外来说。如书中认为中国音乐源于中亚，中国乐器的笛从西域传来、弦鼗源自西亚、弓弦乐器起于印度，以及隋唐音乐在中国已荡然无存等观点，是在贬低中国，是在“将”中国音乐学界的“军”。B14故而杨荫浏在《中国音乐史纲》中明确指出，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音乐史，最多就是作者就所知道的事情，秉笔直书而已。金文达指出，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中的很多结论是依据日本、印度和朝鲜等国的文献史料而来的，导致很多不符合中国音乐史的现象出现，如隋唐宴乐曲的考证便是突出的例证。B15在郑祖襄看来，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偏向与错误，“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中国的文献史料之外，也和当时运用人类学‘传播学派方法有关”B16，同时也与“20 年代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考古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安特生联系中亚的考古提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B17这个考古学背景有不可分割的关联。

三、植村幸生對《东洋音乐史》的校注

植村幸生将目光转向田边尚雄1920～1960年间发表的音乐史研究著述。从“东洋音乐”概念的提出、展开向“大东亚音乐”概念的过渡，再到放弃“东洋音乐”概念，他均作了深入的论证。同时，他对《东洋音乐史》进行校注，最终将校注成果于2015年在日本平凡社出版。（图3）（图4）以下是植村幸生对田边尚雄“东洋音乐”概念所作的探索。

（一）东洋音乐概念的提出与展开

在植村幸生看来，东洋音乐这一概念最初已在田边尚雄《日本音乐研究》一书中有了描述。田边尚雄认为，古代亚洲各国的频繁交流已然结成了与“西洋音乐”相对抗的“东洋音乐”文化共同体，只是在近代亚洲各国“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东洋音乐”的认同感逐渐淡化、逐渐消失。《东洋音乐史》表明田边尚雄要从欧洲文明之外、被西洋誉为“东洋学”（Orientalism）的主要范围——古代西亚中找到东洋音乐的源头，从古代音乐时期亚洲国家的交流中探寻东洋音乐发展的历史观。至此，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概念得以确立。

（二）向大东亚音乐概念过渡

在20世纪30年代，无线电广播的普遍运用为音乐知识的传播、音乐音响的获得提供了便利，“东洋音乐”研究迅速推进。但是，“大东亚共荣圈”理念的提出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相关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田边尚雄在《日本音乐研究》 《东洋音乐史》中期待的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东洋音乐”的认同感在其相关研究中已逐渐减弱。植村幸生指出，田边尚雄受此影响，在其1940年的著述中开始使用“大东亚音乐”概念，主要涵盖中国、印度、蒙古和印度尼西亚四大系统。

（三）放弃东洋音乐概念

通过研究，植村幸生指出，田边尚雄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期间发表的有关日本音乐的研究论著中认为“东洋音乐”只是一个错觉，“产生东洋音乐用语的直接原因不过是语言的游戏”而已。可见，田边尚雄在回避、甚至是否定“东洋音乐”概念及其相关言辞。在植村幸生看来，亚洲各国音乐文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活动日益丰富、亚洲各国音乐研究方法已从比较音乐学转向文化人类学，将此前的研究和学说视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是田边尚雄极力回避、甚至否定“东洋音乐”概念及言论的主要原因。

结 语

通过分析王光祈、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以及植村先生校注的《东洋音乐史》（图4），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中运用“进化论”的写作体例，在当时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全书打破传统的章节编排逻辑，从音乐本体的构成元素作为出发点，按照律、调、乐谱、乐器、乐队、歌舞、歌剧、器乐的顺序以专题式进行探讨，每一章按照时间先后展开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著述乐器、歌舞这两章时，在解说的同时均附图示、名称，使学习者一目了然。同时，在著述律、调这两章时，除文字外附有不少的演算图示，证明他在撰写本书时，运用了科学实证的方法。除此之外，他还运用了多重证据法及多维度视角，如文献史证的运用、比较音乐史学方法的运用。这些较之以前的著述，均有拓荒性的意义。同时，该著作还对古代律学中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部分学者也对该著作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该书重点阐述了律、调两个问题，而对于后四章的阐述有些粗略，不能够反映我国古代音乐发展的全貌；有些学者认为王光祈的这部著作是其在旅德期间完成的，因此许多史料收集不充分、不具备完善的著述条件，他对中国音乐史存在某些误解。但总体来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完成现代学术转型的第一本著作，其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endprint

第二，田边尚雄作为日本最早介绍东亚音乐的学者，其对东亚音乐的研究、尤其是中国音乐史研究也有一定开创性意义。他的《中国音乐史》一书经陈清泉翻译后，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使中国学者了解到了日本是如何研究和看待中国音乐史的。可惜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田边尚雄的关注度很少，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他及其相关理论著作，但多数只对其部分的观念和著作进行研究，且一些研究犹如“蜻蜓点水”，仅一带而过或寥寥几笔以说明，并无深入研究，涉及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系统研究仍需进一步努力。

第三，植村幸生在历史、文化的多重背景中分析论述了田边尚雄 “东洋音乐概念”的变迁和实质，并对《东洋音乐史》作出90条校注，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研究方法、史料来源等都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综上，王光祈、田边尚雄作为 20 世纪初较早研究亚洲音乐的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乃至亚洲音乐研究的影响力不能低估。他们所撰著的《中国音乐史》留下的是白纸黑字的历史印迹，留给后人的既是经验也是教训，对于反思中国音乐史研究方法、推进中国音乐史研究深化发展，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践意义。借此让我联想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风范，仅与大家共勉。

责任编辑：李姝

注释：

①王光祈（1892—1936），字润玙，笔名若愚，祖籍湖南，1892年10月5日出生于四川温江，中国现代著名音乐学家。

②田边尚雄（1883—1984），日本最早研究、介绍东方音乐和日本音乐的学者，也致力于介绍西方音乐。

③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④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东京雄山阁，1930年。

⑤田边尚雄著，陈清泉译：《中国音乐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⑥植村幸生（1963—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系教授、小泉文夫纪念馆馆长、东洋音乐学会理事。

⑦田边尚雄著，植村幸生校注：《东洋音乐史》，日本平凡社，2015年。

⑧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400页。

⑨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

⑩植村幸生著，周耘译：《田边尚雄与东洋音乐的概念》，载《黄钟》，2010年第2期，第83页。

B11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载《音乐研究》，2012年第1期，第6页。

B12同注⑩，第82页。

B13同注⑩，第82页。

B14乔建中：《杨荫浏先生的音乐之路》，载《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其，第5～14頁。

B15金文达：《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历史发展的某些误解》，载《音乐研究》，1988年第2期，第60～67页。

B16同注B11，第8页。

B17同注B11，第9页。

参考文献：

[1]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J].中国音乐学，1989（4）.

[2]宫宏宇.田边尚雄朝鲜、台湾、中国大陆访乐之行及其影响[J].中国音乐，2014（1）.

[3]乔建中.杨荫浏先生的音乐之路[J].中国音乐学，1999（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