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万喜和他的黑木箱子（中篇小说）

美桦

一、好端端的学校怎么说撤就撤了

散会头一件事，祁才明就赶紧给老家回电话。

电话是祁四老爹打过来的。开始两次，杨才明没接。很快，第三次又打过来了。手机处于静音状态，不断闪烁着，显得不依不饶。杨才明只好接了，压低嗓门：“在开会！”接着，就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这么些年来，祁才明和老家的亲人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没啥特别重要的事，一般不给他打电话。亲人们常说，老家祖坟上好不容易冒了股青烟，出了这么个人物，不能给他添乱。事实也是这样，祁才明作为省上重要部門的领导，成天大事还忙不过来，哪有那么多时间，为老家那些芝麻绿豆大的屁事操闲心。可是，今天不一样。祁四老爹连着打了三次电话，这就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祁四老爹没有多余的客套话，直冲冲地说：“才明呀，你得想个法子，给倪万喜找个出路啊！”

祁四老爹历来打电话都是这样，没头没尾，直来直去。听得出来，这一次显得异常急迫。

“倪万喜？倪老师他怎么啦？”

“学校呀！你不知道，村上的学校要撤了！”

祁四老爹是村里的老支书。祁四老爹满脸沟壑纵横，早已翻过七十这道坎了，声音依旧和过去一样洪亮，震得祁才明耳朵嗡嗡作响。

“什么？好端端的学校，怎么说撤就撤了？这是谁的主意，为啥要撤掉？简直是乱弹琴！”

这一瞬间，祁才明只觉得心里的火直往上冒，他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唉——！”

从祁四老爹这一声粗重的叹息背后，祁才明明显地感受这个乡下老汉满腹的无奈与愤懑。祁四老爹说：“电话里三两句话说不清。你知道，倪万喜在学校里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让那么多的人走出了大山，他是咱乌吉吉木的恩人哪！可是，他自己呢，穷得叮当响，比叫花子好不到哪儿去。你说，学校撤了，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电话那边是一阵沉默。短暂的停顿后，祁四老爹又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吧，眼下能够帮他的，就只有你了！村上大事小事我从来没向你开过口，就这件事，说啥你也得帮这个忙！”

祁才明轻轻摇摇头，他知道，这一切已经成为了现实。他不知道该对祁四老爹说些什么才好。这些年来，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撤校风，短短十年内，农村学校就消失了一大半。如今上面三令五申，不准轻易撤并学校，为的就是让孩子能够就近入学。可是，基层政府是怎么搞的，难道他们不知道当地的实际情况，就忍心让那些年幼的孩子，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

窗外，林立的高楼在黄昏的雾蔼里若隐若现。透过那薄薄的雾蔼，祁才明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副生动的画卷：准确地说来，那里就是一柄硕大的饭勺。东西南三面环山，山顶是刀削的绝壁，让太阳晒得暗红的岩石，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巧妙地把山脚下的寨子隔成了一个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唯有北边长长的一条缓坡，顺着两座大山中间蜿蜒而上，就像一只长长的勺把，把这里和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

祁才明魂牵梦萦的家乡，那个彝汉杂居名叫乌地吉木的寨子，就坐落在这把饭勺的底部。寨子里流水淙淙，绿树成荫，盛产甘蔗，双季稻，早市蔬菜，特色水果。那些懂阴阳的先生，摇头晃脑，都说乌地吉木的风水好。最为有力的佐证，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中，乌地吉木也没有饿死人。可是，阴阳先生也只说对了一半，这地方太闭塞，祖祖辈辈只知道在土地上刨食，一个个全是睁眼瞎。直至有了倪万喜，把寨子里的学校办得风生水起，多了识文断字的人，才有人陆续走出封闭的大山，改变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命运。可是，这好端端的学校，怎么说撤就撤了呢？

祁才明心里涌起一阵酸楚。

这么多年在政界摸底爬滚打，早让祁才明练就了一副处事不惊的心态。他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得掌握最客观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下结论。报社的社长是他最为要好的同学，祁才明准备让他帮帮这个忙。

二、这样的差事不轻松

贺民接到这个采访任务，心里是很高兴的。家家媒体记者都在走基层，靠的是自己的眼睛和直觉，去发现基层很多鲜活的东西。这次不一样，报社社长能够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这无形对他就是—种信任。

在县委宣传部的安排下，县教育局工会主席老马陪着贺民，一大早就往乌地吉木赶。从县城到乌地吉木180里，除一小段通乡油路外，后半截的土路坑坑洼洼，崎岖难行。他们颠簸到乌地吉木，已经十一点过了。

听说省上有领导要来，村口高大的老黄桷树下，男男女女早聚了一群人，眼巴巴地等着看稀奇。贺民一下车，乡长就带着祁四老爹和乡中心的校长把他围住了，几双大手抢着和他握了又握。小车留在了村口，大家簇拥着贺民，在树荫下那一双双和善的眼光的护送下，就往祁四老爹家里走。

一见祁四老爹，贺民就感受到了这个乡下老汉的精明。祁四老爹不顾乡长的眼色，眨巴着那双会说话的小眼睛，粗着嗓门说：“贺记者啊，咱这穷山沟里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这次说啥也得求你办两件事……”贺民一听乐了，说：“我一个记者，要钱没钱要权没权，除了手中这支笔外啥都没有，能帮你什么忙啊？”祁四老爹说：“我要的就是你这支笔！贺记者，咱村穷啊，你就帮咱一把，好好写写咱乌地吉木，专捡穷的地方惨的地方痛的地方写，要是能够引起外面的关注，有了爱心企业的扶持，天帮忙人努力，咱村致富就更有希望了！”

贺民没有正面回答，他看着四周环绕，高耸入云的大山，哈哈一笑，说：“另一件呢？”

“写写倪万喜呀！人家是正牌高中毕业生，出学校就在这穷旮旯教书，培养了几十个大学生出去，他自己却一直窝在这里，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苦和累！现在，学校要撤了，你说你说，他怎么办？你得好好写写他，帮他找条出路啊！”

说起倪万喜，祁四老爹脸上的笑容攸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祁四老爹的家很快就到了。两进青瓦屋面的院子，在高大的酸桷树的掩映下，显得更加宽敞别致。还在院子外面，贺民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腊肉香，那是农村陈年老火腿特有的香味。见来了生人，两只土狗从门后冲出来，一前一后呲着牙汪汪叫过不停。祁四老爹骂了一声，狗的声音就小了一半，把力气都用在那条尾巴上去了。跨进祁四老爹的院子，贺民就吃了一惊。一个汉子正在砍着鸭子，旁边还摆着一只刚好开膛的公鸡，这还不说，另一个汉子正挽着袖子准备杀兔哩！还是一起来的工会主席老马脑子转得快，说：“祁四老爹，又是杀鸡又是宰鸭，这是干啥哩？”不等祁四老爹开口，杀兔的汉子就笑了：“省上的领导脚步金贵，几年难得来一回，不做几个菜，祁四老爹那面子怎么过得去？！……”老马也不搭腔，忙抢了刀子，把兔子从汉子手里的解救出来，说：“你们要这么客气，这饭我们还真不敢吃了！”

老马捉住祁四老爹那只油亮亮的手，把他拉到一旁嘀咕过不停，说得老汉直点头。贺民知道，老马一定是告诫祁四老爹，不要弄巧成拙，小心让记者捕捉到负面信息。

看样子吃午饭还有一阵，贺民就把话题转到了倪万喜的身上。话匣子一打开，气氛异常激烈，很快就让贺民对要采访的对象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倪万喜高中毕业就在乌地吉木代课，他婚后育有两个儿子，老大因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至今生活不能自理；老二大学毕业后，汶川大地震中参加志愿服务，死于一场意外事故。老婆长期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一年有半年时间躺在病床上。倪万喜为村里培养了几十个大学生，让这些孩子走出了大山，他却始终坚守在村小那方讲台上……

午饭吃得晚，菜很丰盛，凉伴鸡肉清炖鸭肉红烧鱼肉老火腿腊香肠，外加几样野味：炸蜂儿、炒野鸡、闷香菇，钵钵碗碗挤了一大桌。乡下人本来就好客，来了远客，說啥也要劝客人喝几杯自家酿的土酒。等把各方面的情意表达到，这一顿饭吃下来，已经三点过了。

贺民脑子里晕乎乎的，依然没有忘记自身的任务。于是，贺民在大家的簇拥下，兴致勃勃往乌地吉木小学走。

金黄的阳光均匀地涂满了古老的寨子，寒碜的学校在初夏的午后显得异常安详。学校已经放学了。学校门口，一个头发花白，面容清瘦的汉子正在锁着大门。风柔柔的，把他的头发轻轻撩了起来。他除了身上的衣服要整洁一些外，黝黑的面孔粗砺的皮肤粗大的骨节以及满口让旱烟熏得黑黑的牙齿，和当地农民没有什么两样。要不是他周围还有几个孩子跟着，很难把他和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联系在一起。祁四老爹远远地叫了一声：“万喜，省上派领导看你来了！”汉子回过神来，接着，就满脸笑容，眯缝着一双小眼睛，孩子样一路小跑，向这边扑了过来，也不管贺民他们乐意不乐意，逐个拉着大家的手就使劲握。

这个人就是倪万喜。

倪万喜打开校门，乐哈哈地把贺民请了进去。学校修建于七十年代，东面一排瓦房是教室，南边两层土楼过去是老师的办公室，北面和西面是围墙，西北角落里是厕所，中间那一块凸凹不平岩石裸露的空坝就是操场。常年风吹日晒，老鼠毒虫的侵扰，泥巴舂砌的土墙早已残破不堪，让人看上去心里不是滋味。工会马主席向倪万喜说明了来意，倪万喜竟然像孩子一样局促不安，嘴里傻呵呵地笑着，呐呐地说：“采访？咱一个代课老师，这这这……这有啥好写的？”

果然，接下来的采访，贺民就明显感觉不顺畅。对于贺民提出的问题，倪万喜几乎是一问一答，甚至是答非所问，还得让祁四老爹或中心校的校长帮着打圆场。因为紧张，倪万喜手脚找不到放处，脸憋得通红，头上还渗出了密密的汗。

贺民觉得就这样下去，根本就达不到采访的效果，他觉得很有必要单独到倪万喜家走一走，找到共同的话题，才能挖到有价值的东西。贺民这样一说，倒让倪万喜舒了一口气：“我一直在这里代课，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大领导，确实紧张得不晓得该说些啥才好……。”

在鸣蝉悠悠然然的酣唱声中，贺民踏着被太阳抹成橘红色的碎石路，随着倪万喜到了他的家。倪万喜的家也是两进院子，一进住人，一进关着牲畜。住人的这进院子简洁，干净，几条凳子靠墙放得规规矩矩，就是锄头钉耙镰刀一类的农具，也做了一个简易的架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上面。堂屋的上面供奉着香火，中问是一张简易的饭桌。堂屋里没有沙发，只有一对躺椅，中间一只宽凳子就当茶几，上面放着干净的茶杯。贺民一看就知道，这个家里像样的家电，应该就是躺椅斜前方桌子上那台17时的电视。

倪万喜带着贺民看了家里的陈设，就把他请进了旁边的厢房。倪万喜提来水瓶，给贺民泡上茶，站在院子里低声喊：“二娥，你好点了啵？来远客了，你起来烧点开水！”

很快，院子里就多了一个中年妇女，笑眯眯地向厢房里张望了一眼，一手端着碗，一手掐着脑袋，晃进旁边厨房里去了。

准确地说来，倪万喜的厢房就是他的书房。有这样一间房子，这在农村是非常难得的。书房里安放了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条长凳和两把躺椅，正对门的地方，是一大壁简易的书架。乘着倪万喜提水泡茶的空档，贺民翻看了一下书架上的书：一半是图书，大多是各个时期的教材、教参和教案，只有少量的课外读物；另一半是各种装订好的本子：各个时期的备课本、班主任工作笔记、成绩登记册、听课记录等杂七杂八的东西。

看着满满当当的书架，贺民心里抽了一口冷气：这哪里是书架，完全就是倪万喜一生的业务档案。这家伙，确实不简单哪！

贺民刚要以书架为切入口进入主题，倪万喜的媳妇二娥笑眯眯地端了一碗糖水荷包蛋进来，说：“贺记者，请喝两口开水！”倪万喜也乐呵呵地在一边帮腔：“咱乡坝头莫啥混嘴的，先喝口开水解解渴！”

贺民这才明白，这里说的开水，就是糖水荷包蛋。他才在祁四老爹家吃过午饭，这时候哪里吃得下去？贺民推辞不过，只答应品尝一个。二娥拿了两只碗来，分了两个在碗里，让倪万喜吃了。然后，转出门去喊了一声，院子里很快就多了一个呆头呆脑流着哈啦子的小伙子。贺民这才想起来，刚才在蹲在墙脚着蚂蚁发呆的人，就是倪万喜的儿子。

有了这一段插曲，无形拉近了他们的距离。贺民说：“倪老师，我到这儿来，就想听听关于你的龙门阵，你怎么聊都成。”

倪万喜想了想，厥下身子，屁股冲天爬在床的下面，手在里面试探性地抓了几把，拖出一只黑色的木箱子。年代久远，黑木箱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光泽，却显得更加厚重，真实。倪万喜把木箱抱在床上，几把拂去上面的灰尘，打开木箱上的锁，说：“我干了一辈子代课老师，攒下的东西都在里面了！这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故事。你要是感兴趣，我慢慢摆给你听。”

贺民一看，心里暗暗吃惊。人不可貌相，想不到一个土得掉渣的家伙，居然是这样一个有心的人。这不，整个箱子让红的绿的黄的证书奖状一类的东西，塞得满满的，且分门别类，码得整整齐齐。倪万喜把那些证书一本一本拿出来，堆放在茶几上。

“这是市里评的，这是县上评的，这是学生参加竞赛得的奖……。”倪万喜一边往外拿，一边乐哈哈地介绍着，黝黑的脸上刻满了自豪。午后的阳光从厢房的窗户里斜射进来，均匀地铺洒在倪万喜那张简陋的办公桌上，明亮的小屋里多了几分暖意。

倪万喜搔搔花白的头，在黑木箱里翻了翻，拿出几张纸，说：“这样吧，我还是从当年考学摆起，行不？”倪万喜搓着一双大手，在贺民面前，羞怯得就像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小学生。可是，倪万喜手里那几张暗黄的纸，却让贺民眼睛顿时一亮：

三、写在香烟盒上的便条

好戏来了！

贺民进门的时候，倪万喜家那只黄狗，礼节性地叫了几声。贺民和倪万喜进了厢房，那只狗也警惕地跟着进来，准备看过究竟。不过，和生人熟悉后，这家伙很快就丧失了应有的觉悟，趴在门前打起盹来。下午空气干燥，倪万喜嗓子有些涩，说话就像他家里那把老式月琴发出的声音一样沙哑。倪万喜递过来的第一张纸，是写在纸烟盒背面上的一张便条。那是一种产自云南，名叫“金沙江”的廉价烟。字迹不算工整，但一笔一画刚劲有力，至今仍然清晰无比：

倪春富家长：

你的孩子倪万喜也（已）考上学校，但他的政审表上没盖章。请你务

毕（必）于今天晚上，到春河乡草鞋洼找到春河中学的校长，你的孩子明

天到学校盖章。切切勿误！

龙廷虎

81.8.26晚

那时已接近傍晚，农舍让袅袅的炊烟笼罩着。吃过晚饭的村民，有的已经出门准备下地了。人的声音牲畜的声音，越过空旷的原野隐隐约约传进来，让人感到多少有些神秘。倪万喜见贺民对这张便条产生了興趣，点上旱烟，沙哑着嗓子讲起了便条的来历。

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大山里刨食，父亲仅上过扫盲班，斗大的字识不了半升。我小时候，父亲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万喜，你说啥也得为咱倪家争口气啊！父亲说这话是有来由的，想必我的爷爷或爷爷的爷爷对他们的儿子也说过类似的话。究其原因，是为一张契约，让祖上失田失地还输了官司。说去说来，这亏就吃在睁眼瞎上。于是，祖上发誓要供一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出来。不过，这个的美好愿望，到了我这一辈才得以实现。咱村没有学校，父亲咬着牙，硬是把我送到乡上念小学、初中，然后又把我送到另一个乡读高中。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家中只有过年过节才吃大米饭，平时天天吃包谷饭杂粮饭，有一粒米都要省着，让我带到学校里去；家里的鸡生了蛋更是舍不得吃，卖成钱做我的学费生活费。那时候我常常想，等我今后有了出息，一定把父母接出去，天天让他们吃香喷喷的白米饭吃香喷喷的炒鸡蛋。当然，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靠读书，走出这四围环绕的大山。

我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成绩一直拨尖，每年都会从学校挣回几张奖状。从乌地吉木到乡上，得走三个多小时，很多家的孩子吃不下这个苦，到学校混几天就回去了。寨子里真正读上高中的，那时候就只有我一个。日子也有了盼头，就是再苦再累，我的父亲也跟喝了蜜一样甜。那时候，我父亲成天乐哈哈的，在村里腰挺得笔直，说话底气十足。因为，在世人看来，他那有出息的儿子跳龙门是迟早的事。

可是，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让祖上的美好愿望打了折扣。

那一年盛夏，是我一生中最为难熬的日子。乌地吉木地势低凹，四周的山铁桶一样严严实实地围着，夏天通风不畅，酷热难当。往年暑假，我和同龄的伙伴在一起，上树捉鸟，下河捞鱼，日子过得飞快，全然没有这样的感觉。可是，这一年暑假我感到风是凝滞的，天空中的云朵是凝滞的，时光更是凝滞的。这一切，缘于那一年的高考。

参加过高考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难耐和煎熬。我参加高考回到乌地吉木，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艰难的等待。这穷旮旯信息闭塞，每到逢场天，我就一路小跑，到乡邮政代办所去打听，报上刊没刊登高考分数，有没有通知学生娃去体检的消息。可是，每次都一无所获。我在家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我的父亲也因此急得上火，牙龈肿大，成天捂着半边肿胀的腮帮子，像扯烂风箱一样，呼哧呼哧走出去，再呼哧呼哧走进来。偶尔停下脚步，父亲苦涩的脸上就会挤出几分笑，做出和蔼的样子，对同样愁眉苦脸的我说：

“莫急，莫急，快了快了！”

家里那台老式收音机，这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里面时不时能够听到一些关于高考的消息。我和父亲天天都会守在那台老式收音机旁，全神贯注地收听全省的新闻联播。到了7月底，我们终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高考本科录取的分数线。对于这个分数线，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清楚自己的实力，我不只一次在暗中估算过自己的分数，我只能考上专科或中专。当然，即使是这样，我也算跳出龙门了。

那时候，父亲的牙疼已经基本痊愈。每到逢场天，父亲就会催促我，到乡场上打探消息。从小学到高中，我脚上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布鞋，舒适，但实在土得掉渣。在县城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就多了个心眼，用省下来的钱悄悄买了双回力鞋。没想到此时却派上了大用场，每逢赶场天，我穿上回力鞋就往乡场上赶。

我知道，每年大学录完后，中专录取要稍晚一些。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上面通知参加体检。在县城参加高考的时候，老师就曾经交代过，今年8月初就会通知体检，要我们到时候留意。可是，到了8月中旬，我那双原本打算进大学再穿的回力鞋，已经让路上突兀的山石生生磨出了几个窟窿，还是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

到了8月25日这天早上，父亲苦着一张脸，对我说：“娃，好象要开学了哩。我捉摸着，你该回学校去看看，万一人家把通知发在那边去了呢？”对于父亲的话，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每个赶场天来回六七个小时的山路，已经麻木了我的神经，我已经没有了先前那么高的热情。

可是，父亲比往常更有耐性，左一次右一次催促我早点动身。我不想伤了父亲的心，吃了早饭，懒洋洋地往学校赶。

那一天，天空像一面让人干干净净洗过的大镜子，蓝得让人发怵。太阳伸出红红的毒舌头，肆无忌殚地炙烤着大地。云被毒死了，风也被毒死了，唯有树上的鸣蝉还在作垂死挣扎，撕哑着嗓子有一声无一声地呻吟着。热气从裸露的地里，从树梢上，从岩石的缝隙里不断地渗出来，完全就像一个大蒸笼，让我感到窒息般的闷热。在那毒辣的阳光下，我感到脑子里昏沉沉的，腿上像注满了铅，每走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在我幌幌惚惚的意识中，我感觉到这一天的路是那样漫长，好像怎么也走不出这环绕的大山。

我们乡上没办高中，我在另外一个乡上中学，离咱乌地吉木有50多里山路。到了这个乡的乡场上，我口干舌燥，浑身有一种虚脱般的感觉。我正想找个地方喝口水，歇歇脚，不想肩上重重的挨了一巴掌，一个熟悉的声音惊奇地说：“嗨，万喜，你体检就回来了？”我回头一看，正是我同班的一个同学。我叹了口气，苦笑着说：“你不要取笑我，体检啥哟。”这个同学眼睛一下瞪得多大，急了：“啥？你还没去体检啊，我们学校就只有你一个人上线！走走走，我带你到乡政府找他们去！”

同学连忙把我拉到乡上，乡政府搞办公室的人说：“我们早就接到了通知，叫你8月22到24日到县医院参加体检。问题是谁也搞不清楚你是哪个地方的，害得我们逢人都在打听。昨天体检就结束了，你得赶紧想办法赶到城里去，看看还有没有补救措施。要是错过这个机会，这一辈子就太可惜了！”

我一听，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祖祖辈辈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幸福地降临了，我怎么不高兴呢？那一瞬间，我身上所有的疲劳，被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一扫而光。可是，县城离我们这么远，长这么大，我还是参加高考的时候去过一次。再说，早上走的时候，身上就只带了一块多钱的零钞，不可能就这样空着两只手去县城体检啊！

一阵幸福的眩晕过后，我想起了在外面当工人的表哥。他在乌地吉木找了个对象，这一天正式到女方家订婚，请女方的亲戚吃订婚宴。在我的亲戚中，數他见的世面多，看样子只有求他出面想办法了。

我这样想着，一路小跑往回赶。回到乌地吉木，我浑身让汗水浸透无数次的衣服上，已经结了厚厚一层汗碱。我大口喘着粗气，脸色煞白，把父亲吓了一大跳。父亲问清了情况，就带着我到了表哥的未婚妻家。

院子里高朋满座，人声鼎沸，气氛热烈。做厨的师傅忙着准备婚宴的菜肴，几个孩子嘻嘻哈哈，在大人的胯缝下钻进钻出，阵阵笑声盈满了温馨的农家小院。

我们父子的到来，无形给表哥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表哥那时候已经30了，他原本想找一个端铁饭碗的女人，可是高不成低不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在乡下人眼里，表哥已经成了人见人嫌的大龄青年，要想找个如意的人不容易。为此，女方家的父母并不十分赞成这门婚事。今天，表哥是主角，更不能有丝毫的闪失。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急得抓耳挠腮的父亲别无选择，只好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提出了实质性的要求：要表哥带我去体检，并且马上就走……

小院里的空气一下凝固了。短暂的沉默后，表哥叹了一口气，重重地点了点头。可是，表哥把这个意外的消息告诉他未来的岳丈岳母，岳丈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岳母的脸上布满了愁云，不住地叹冷气。表哥拉着他未婚妻的手，说咱乌地吉木祖祖辈辈就出了这么个人物，咱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失去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机会。漂亮的姑娘咬着嘴唇，眼里噙满了泪水，不住地点着头。表哥默默带着我走出院子，很快，我就听见后面就传来了女人低低的呜咽声。

其实，那一天我们无论如何也赶不到县城。我们只能赶到区上，明天一早搭客车进城去。当然，表哥的设想是在半道上，能搭上顺风车。不过这天的运气不像表哥想像的那么好，半夜时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赶到区上的时候，也没有见到顺风车的影子。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那一天，我足足走了160多里山路。很多年过去，凡是听过我讲红军长征故事的人，总会说我讲得就跟亲身经历过一样。其实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一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口干舌燥，头昏眼花，虚汗长流，腿肚子直抽筋的真实感受。

第二天我们赶到县人民医院，已经接近中午。表哥要我在医院等着，他到县招办去看看。那时正是上午下班时间，陆陆续续有医生脱去白大褂，关门走出来。医院体检中心那排简易的门更是紧闭着，门上临时张贴着体检的科目，有的已经让淘气的孩子撕了。种种迹象表明，县上统一组织的体检已经结束。我就像一只可怜的羔羊，眼巴巴地在那里等待着幸运女神的降临。那时候，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和无助。从昨天早上吃了饭到现在，啥东西也没进嘴，肚子早饿得咕咕咕直叫。更为糟糕的是，从早上到现在我还没有上过厕所，尿早已憋得胀痛不已。我感到身上就像钻进了一只淘气的小耗子，一下又一下轻轻地咬着我的膀胱。可是，我不敢走远。我知道表哥过来找不到我的严重后果。看着太阳从头顶一点一点向西边挪过去，我失望到了极点，心里老是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完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表哥终于过来了。从表哥喜滋滋的脸上看得出来，事情进展很顺利。果然，表哥扬着手里那张体检表，乐哈哈地说：“还好，左磨右磨，人家总算开绿灯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绿灯是个啥玩意儿。我还没有琢磨出个所以然，表哥已经带着我找到了院长。院长很和蔼，啧啧叹了半天气，说：“乡下的娃儿硬是造孽哟！我看到这个娃娃在那儿站了大半天，又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唉……。”院长自言自语，喋喋不休发了一通感慨，叫医生去了。这个时候我才抽空找到医院的厕所，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憋了大半天的尿。

很快来了两个医生。他们麻利地为我量了身高，称了体重，拿了几个小瓶子让我闻了闻，问我小时候住没住过院，然后就在那张表上填了起来。接着，院长也在上面签了字。

出了医院大门，我小声问表哥：“这就算体检完了？”表哥点点头，说：“放心吧！咱们还得赶紧到教育局去，人家还等着我们去填志愿哩！”

表哥一席话，让我原本绷得紧张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思想上一轻松，我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双脚老是不听使唤，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倦怠无力。

我们就赶到招办的时候，其余的人都下班了，只有招办主任还在收拾材料。招办主任见我们进来，悄悄地拿出一张表，小声地对我们说：“你们赶紧选一个志愿填上。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事还得你们自己去做：今年新的政审表已经换了，你们得自己拿着这张表去学校盖章。本来这是组织的事，但你们学校没有来人，我们也实在抽不出人来做这个事，只有你们自己去办。必须记住两条：一是保密，二是明天无论如何得把章盖回来，后天一早我们就要送档案到市里去……”

主任说得很严肃，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嗡地一声，刚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时间就只有短短的一天。可是，从县城到我们学校有一百多里，不通客车。再说，那是一所农村初中，放假老师全都回家了，连学校也请当地的农民看守。在这个要命的时候，到哪儿找校长去？！

看着我沮丧的样子，表哥一下笑了。他悄悄对我说：“万喜，别怕，活人还会让尿憋死？”

表哥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从招办主任那里，我们已经打听到了校长的情况。校长是个半边户，学校还没开学，这几天他在春河乡草鞋洼老家，好找。

表哥二话没说，抓起办公桌上的摇把电话，接通了我们乡上的龙廷虎书记。表哥要龙书记派人找到我的父亲，让我父亲连夜赶到校长家，请他明天到学校里等着我回去盖童。

事情就有这么巧。那天，乡上在召开民兵排长会。会议结束后，乡上搞了一次会餐。表叔打电话到乡上的时候，村里的民兵排长已经有了几分醉意，正准备起身往回赶。龙书记怕他酒醉误事，摸出香烟盒，拨出随身携带的钢笔，写下了这张便条。龙书记担心他把上面的字认不全，一字一句读给他听，要他今晚无论如何送到我们家。

办好了这一切，我们赶紧选了几家招生人数多的师范填上志愿，揣着那张政审表，出了招办的门。那时候夜幕已经徐徐拉开，在昏昏欲睡的灯影下，街边饭馆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不争气的肚子虽然咕咕叫过不停，但心里压上了这样一块大石头，一点食欲也没有。

四、两张证明和一份录取通知书

倪万喜说到这里，停下了。倪万喜只顾抽着他的旱烟，那双眯缝着的小眼睛诡异地眨着，似乎在观察贺民的反应。说实话，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这个时候，贺民的脑海里，清晰的浮现出一个农村孩子瘦小的身影。在毒辣辣的阳光下，孩子那焦急万分的神情，让人心碎。贺民叹了口气，急急地说：“倪老师，你快说说，后来怎么样了？”贺民一开口，地上趴着的狗受到惊吓，一跟斗翻起来，警觉地挡在倪万喜身前。倪万喜也不开腔，从黑木箱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交到贺民手里。看得出来，牛皮纸的信封不知被折皱过多少次，已经残破不堪，用手一摸，感觉就像一块柔软的布料。信封里面，居然是一份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第二天一早，表哥就送我去赶车。表哥留在县城，万一这天我回不来，他好找人想其它办法。才到半道上，就從后面开过来辆客车停在我们前面。司机和表哥是朋友，就这样，我开始了回去盖章的旅程。

可是到了车站，我才感觉到这趟旅程并不轻松。那里已经等了很多人，车一停稳，买好票的乘客就蜂拥着挤了上来。看到这些人手里都拿着车票忙着找座位，我心里暗暗着急：昨天进城的时候，父亲拿了60块钱给表哥。可是，昨天一忙，表哥忘了拿点钱给我。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万一查票怎么办？

果然，车开出县城不久，售票员就开始查票了。我心里紧张得要命，身上毛毛汗都急出来了。我知道，要是让她撵下去，我所有的希望就全破灭了。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不管她怎么骂，我都万万不能下去。都说急中生智，售票员挤到我身边，还不等她开口，我就说道：

“我是驾驶员的亲戚，他说用不着买票的！”

我虽然高中毕业，但又黑又瘦，身上那件单薄的学生装上，前几天溅上去的泥印还清晰可见。在那样的年代，驾驶员可是个吃香的行业，怎么会有这样的穷亲戚？售票员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个遍，不高兴地说：“不管什么人都要买票的，我倒要去问问到底是咋回事！”

不过，售票员的决心并没有变为现实。车厢过道里挤满了人，前面引擎盖上更是人贴着人，售票员挤了半天也没挤过去，也就没再追问了。

客车一路摇摇晃晃，摇到一个名叫安乐寨的村子。我下了车，跑到前面跟司机道了谢，告诉他，我把事办完了，下午还要搭他的车回去。我们那所中学不通客车，还要顺着这条乡道公路走2个小时的路程。学校后面有一个小煤窑，经常有拖拉机去拉煤。走了一会儿，后面就有一辆手扶式拖拉机开了过来，我不管司机答应不答应，跑过去强行爬上去。不过，当我跟司机说明了缘由，他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你小子运气好啊，咱们这山旮旯，几年飞不出一只金凤凰。祝贺你，兄弟！”

我俩一路说说笑笑，就这样成了好朋友，而且，这种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一口气把我送到学校，说：“兄弟，你赶快去办你的事，我去装煤。事情办好了，我送你回去赶客车。”

到了学校，我的心一下悬了起来。学校里静得碜人，间间办公室都是关着的，看不到一个人影。

看着空荡荡的学校，我浑身的冷汗不住地往外冒。

那一瞬间，我觉得心里直发紧，真的想大哭一场。可是，理智告诉我，这不是哭的时候，我还得想办法。

昨天从招办主任那里，我打听到了校长的家，离学校就是20多里地。我揣着颗呼呼直跳的心，到学校旁边问了几个人，弄清了校长家的方位，顺着山下那条小河一直往前走。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见父亲和校长他们迎面走了过来。一见我，他们倒惊奇地叫起来：“从城里坐客车出来，到这儿最快也还要过把钟头，你小子是赶飞机来的呀？！”

我把这两天的经过一说，大家都很感慨。昨天晚上，民兵排长赶到我家后，陪着我父亲去找校长。他们只听说过春河乡草鞋洼的大概位置，一路走一路问。静寂的夜里，在忽明忽暗的手电筒光柱下，他们惊醒了一个又一个睡梦中的村庄。等找到校长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到了学校，我把那张要命的表拿出来，请校长盖上章，要他给我几张盖好章的空白信笺。这也是表哥的主意，万一什么地方用得着，提起笔填上去就行了。可是，校长很谨慎。我和父亲说了半天好话，校长给我出了张证明，然后给了一张盖了章的空白信笺，并且一再嘱咐：要是没有用上，空白的回来一定要还他。父亲把身上仅有的10多块钱全部给了我，催我赶紧回去搭车。

事情办好了，我心里很轻松，回头就是一路小跑。早上搭我的那辆拖拉机，煤才装了一半。司机对我笑笑说：“小兄弟，煤还没挖出来，你先走着，不要把你的好事给耽误了！”

天上一块云巴巴也没有，太阳仍然是那么毒。毒辣辣的阳光下，我挥汗如雨，顺着公路一路奔跑着。我这一近似于疯狂的举动，惹得在田里地里劳作的乡亲，都停下手中的活儿，伸长了脖子看稀奇。有人高声喊：“哎，小伙子你跑個啥？出啥急事啦？”还有的直着嗓子吼：“小杂种疯了？不好好看着路走，当心车来碾死你个狗日的！”对于这些关切的话，刻毒的话，我丝毫不敢计较。我只有一个念头，早一点赶到安乐寨，搭午后返程的客车进城里去。

到了安乐寨，还是迟了一步。村里的人告诉我，早上来的客车已经往回开走了。从这里到县城，每天就只有一辆过路客车。我心里那份失落与沮丧，就别提了。那时太阳已经渐渐西移，寨子里的狗把往日里的威风收敛起来，吊着红红的舌头，乖乖趴在门口。几个坐在树荫下的老人，在知了的鼓噪声中昏昏欲睡。那片清凉的树荫，对我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我多想走到那片幸福的树荫下，合衣躺在地上，闭着眼睛美美地睡上一觉，哪怕就是三两分钟也好。可是，理智告诉我，我不可能到树荫下小憩片刻，更不敢在这儿干巴巴地等着。我知道，也许就是这短短的三五分钟，就有可能改写我的人生，让我们家祖祖辈辈的希望成为泡影。那时候，我浑身的汗水已经被太阳烘干，我感觉到自己就像一条晒干的鱼，大张着嘴，睁着眼睛，努力不让自己倒下来。我脑子昏沉沉的，但意识异常清醒：我只能往前走，才有希望。因为，区上下半天还有一趟客车进县城……

我跑一阵，走一阵，跌跌撞撞顺公路一直到区上，不仅没有搭上车，最后那趟客车也开走了。

那一刻，我真的是欲哭无泪。我真切地感受到，全身的骨头像被抽走了一样，浑身酸软无力。可是，我不敢坐下来歇一歇。我感到嗓子直冒烟，眼皮直打架，我担心自己一坐下来，立即就会睡过去。我只能拖着沉重的脚步，野狗一样在公路上游荡。偶尔有货车过来，我就飞快地挤上前去，找司机搭车。那时天已近黄昏，我心里非常清楚，从区上到县城还有100来里路，要从这里黑灯瞎火孤身走到县城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我的心都急得快跳出来了。我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见货车搭货车，见拖拉机搭拖拉机，可是，这天的运气就有这么糟糕，我好话说了几大箩，使尽浑身解数，还是没办法。我在焦躁不安中一直等到天黑，才搭上了一辆满载矿石的大卡车。司机是一个大胡子，爬上车来就直着嗓子吼：“5块钱一个，不交钱的趁早给老子滚下去！”货厢上已经爬了不少人上去，很多人都在抱怨司机心太黑，1块2的客车票要收这么高。还有人嫌贵，灰溜溜地跳下去了。只有我，心存感谢。站在那高高的货箱上，所有的疲劳、饥饿一扫而光。

参加体检回来，就盼着录取通知书了。几天后，陆续有人在乡邮电所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只有我的一直没有音信。看到他们那激动的样子，我既羡慕，又紧张。听他们说起体检的很多环节，我都没有参加，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唉，八成是没望了！

到了9月1日，当地的中小学都开学了，我的录取通知还是没到。我成天如坐针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一天比一天消瘦得厉害。父亲更是急得上火，牙龈肿大，满嘴潦泡，说不出话来，成天只会瞪着眼睛呼哧呼哧喘粗气。然而，这一切丝毫不起任何作用。到了国庆节，我的通知还是没有到。

就在我天天为录取通知书纠结的时候，村支书祁四老爹找到了我。村小缺老师，他见我成天像掉了魂一样，就动员我去村小代课。在那个时代，高中毕了业，招干、招考、转正、当兵有的是机会，先干着代课教师也是一种办法。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了祁四老爹的请求。

那时候，土地已经下户。乡亲们在劳作之余，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听说请我去教村里的娃娃，个个都想去看看稀奇。在他们看来，我不过是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嘴上的毛还没长齐，怎么把这碗饭吃得下来。

其实，乡亲们有这种好奇心是有渊源的。因为，乌地吉木小学的第一位老师，上第一堂课就出了个大洋相。那时候，教育从停课闹革命中慢慢复苏，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纷纷办起了学校，遍地是戴帽的初中班、高中班。乌地吉木也不例外，也办起了自己的学校。问题是这个偏僻的寨子，彝汉杂居，山高路远，村民彪悍，没有人愿意到这里任教。公社左动员右动员，好不容易才找了一个扫盲提高班的学员去任教。听说来了新老师，教室里里外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社员。可是，新老师在黑板上歪歪斜斜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时，把领他来学校报到的公社干部吓了个半死：五个大字错了三个，要命的是把“毛”字的竖弯钩弯向了左边！公社干部识字不多，但天天和毛主席语录打交道，这几颗字早已烂熟于心。这种水平怎么能教育好下一代？新老师在讲台上还没站稳，就在大家的哄笑声中灰溜溜地走了。

我还没到学校，教室里就被去看热闹的乡亲挤得满当当的，整个教室就象一个闹哄哄的大集市，阵阵哄笑越过叽叽喳喳的声音，差点把简陋的教室屋顶给掀翻了。我刚挤上讲台，几个婶娘就在外面起哄：“万喜，先写个毛主席万岁让我们瞧瞧！”

我当然知道父老乡亲的心理。别看你是高中毕业生，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我笑了笑，定定神，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毛主席的著名诗篇《七律·长征》。我一落笔，就把一屋里老老少少的目光全吸住了。下面七嘴八舌的说话声嘎然而止，屋子里一下变得异常安静，只有我的粉笔吱吱呀呀在黑板上欢唱过不停。当我把最后一个字写完时，下面还是没有声音，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就爆发出了吵吵嚷嚷的欢呼声。来看稀奇的乡亲个个喜笑颜开，七嘴八舌说开了：“嗨，看不出来，狗日的娃儿还没有三砣牛屎高，这几个字就写得这样巴适，就跟书上印的一样！”

几天后，一件偶然的事，更是一夜间让我声名大振。这天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了村头祁来福老汉，他收到当兵的儿子写回来的家信，要我给他念一念。我知道，他家里瞎了眼睛的老娘，想孙子都快想疯了。村里没办学校前，寨子里祖祖辈辈没有识文断字的人，找人念封信也要跑几十里路。我没有推辞，进门就是把那封信念了好几遍，把祁来福那瞎眼的娘高兴得合不拢嘴。乘着高兴劲，祁来福提出要我代笔给他儿子写封回信。我拨出钢笔，问了问情况就写了起来。祁来福一袋旱烟没抽完，我就把写好的信给他们家念了一遍。一屋的人都感叹：“巴适得很，我们没想到的你都写全了。”邻居张大婶听说这事，又拿了一封信来，要我也帮着给她嫁在外面的女儿写封信。就这样，我一连帮着写了六封信。过去找人写信，少不得一瓶酒或两包烟，一家人围着写信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写信的人边抓脑袋边打草稿，得整整耗上一晚上的时间。可这一会儿工夫，我就写了六封信，在村民看起来简直成神人了。第二天，乌地吉木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啧啧议论：“这个鬼娃娃才神哟，眨眼工夫就写了六封信！”我很快在乌地吉木小学扎住了根。日子忙忙碌碌，倒把心里的烦恼冲淡了许多。时间一长，也就彻底绝望，对高考的事死了心。

这年元旦的时候，学校放假，我到乡场上赶集。走到街口，遇上了中学的一个老师，他说：“万喜，咋回来啦？你们师范校提前放假了？”我一愣，说：“啥……师范？”老师说：“对啊，师范校啊，在那里還习惯吧？”我又一愣，说：“我没读啥师范啊，我在乌地吉木小学代课。”这一下，倒是让老师愣住了。老师外星人一样看着我：“这是怎么搞的？说了半天你没去？”我叹着气，说：“不是我不去，我到现在还没有见着录取通知啊！”老师连连摇头，说：“谁说的？在县招办，我亲眼看到了你被师范学校录取的通知书，你快到乡上问问吧。”

我一听，心都快跳出来了。连忙到乡政府一问，办公室的同志想了半天，说：“八月底，对……九月初吧，你们中学的老师让人带了封信来，说你自己会来拿的。我们又不敢私自拆开，你看是不是这个？”

我拆开一看：老天，那正是让我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啊！报到的时间写得清清楚楚，9月25到28日……

那时候，我已经在乌地吉木小学的讲台上，代了三个月的课。错过了报到时间，这一辈子我再也无法跨进师范的大门了。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真的哭了，哭得昏天黑地，肝肠寸断。

唉，你说说，这怪得了谁，又能怪谁呢？！

五、二十一张成绩通知单和一本毕业证

怎么会是这样呢？那一刻，贺民大张着嘴，心里无比的感慨，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命，这都是命。”倪万喜说这话的时候，嘿嘿嘿地笑着，显得异常平静。那时候，太阳已经移到了西边的山头，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变得斑驳陆离，把倪万喜涂成了一尊雕像。倪万喜接过那只牛皮纸信封，小心翼翼的收好，放在箱子里。倪万喜想了想，拿出一个毕业证，嘿嘿嘿又是一阵笑，说：“我这辈子，做梦都想着上大学！可是，明明考上了学校，却偏偏没走成；天天埋头在村小代课，却圆了大学梦，你说怪不怪？”

我父亲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一辈子做人实诚，心里却跟明镜似的。我做了代课教师，父亲非常高兴。父亲常常对我说：“万喜啊，你当老师，干的是行善积德的好事，今后村里人祖祖辈辈都会把你供在神龛上，得用心哟！”父亲不只一次这样告诫我，说：“万喜，那营生来不得半点马虎，你小子万万不能瞎子牵瞎子，误人家娃娃一辈子啊！”我走上讲台的第二个年头，父亲就病倒了。父亲常年高强度劳作，加上营养不良，过早透支了他的身体。父亲好像被榨干了汁水的甘蔗，浑身上下都是毛病，这些年来，为了供我读书，他一直苦苦撑着。如今，我有了一个临时性的工作，父亲紧绷着的神经一松弛下来，病魔就缠上了他。父亲临终的时候，紧紧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咱村里的娃娃，以后要走出大山，就靠你哩……”

父亲说的是大实话，在乌地吉木这样的大山深处，公办教师分不进来，来了也呆不住。父亲临终前，眼睛里那一束暗淡的希望，注定让我在这里经营一生。不管遇到啥困难，一想起父亲临终前的眼神，我就会咬牙坚持下去。我感觉到父亲临终前那朴素的话语，就是咱乌地吉木父老乡亲的心声。

父亲言传身教，从小就在我的脑海里种下了这样一条理念：不管干啥事都得做好，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指指戳戳。我知道勤能补拙这个道理，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到县上、区上好的学校，虚心地向教得好的老师请教，听他们讲课，然后反复揣摩。在学校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教学上，备讲改辅补每一道教学上的环节，更是尽我最大所能做好。从我干上这个行当起，我所教的班级，每年参加全县统考，在全县三百多所村小中一直稳居前十名。就是很多公办老师，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有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心上：就咱这水平，要学历没学历，靠摸着石头过河，行吗？

那时候，我老是这样想，要是能上上大学，拿张文凭该多好！

当然，这也只能想想而已。如果是公办老师，还有参加函授、电大、脱产学习这样的机会，作为民办或代课教师是没有这种待遇的。这样的机会，到了1987年，才幸福地降临到我的头上。那一年，我从报纸上广播上得到消息：国家在举办自学考试。那是国家专门为不能正常上大学的人办的学校，只要考完规定课程，国家承认大学学历。

我的心一下热起来。回家跟妻子二娥一商量，她完全支持。第二天，我就请假到书店里买了一套自学考试的教材，到招办报了名。

那时候，我已经成家，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大儿子五岁，二小子刚刚满周岁。这一辈子，最值得我尊重和感激的人，就是我的妻子二娥。二娥比我小两岁，没读过几天书，我除了早晚帮着她干点农活外，里里外外全靠她那双手张罗。是她，一直支撑着这个家。

每天晚上，我把第二天的课备好，把学生的作业改完，剩下的时间就是闭门读书。

二娥天天田里地里操劳，奶水少，二小子一到晚上就哭。为了让二娥多有点时间休息，我把那些要记的，要背的统统抄下来，贴在门上，墙上，蚊帐上。到了晚上，我把二小子背在背上，一手举着灯，一手指着纸片上的字，把那些该熟记的知识点，转化成咿咿呀呀儿歌一类的话语，再配以蹑手蹑脚的舞蹈。就这样，我天天晚上背着二小子，边哄边读，边读边哄，直到孩子熟睡过去。不知道这是不是潜移默化，我家二小子长大后，天资聪明，成绩出奇的好，后来考上了重点大学。很多人知道这事，都笑他小子从小就受了高等教育，难怪读书就像坐火箭一样轻松。

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选择这个专业，一是考的学科少，只有10门课程；再者就我从事的代课教师这项工作来说，也用得上。可是，考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专业的厉害。像《文学概论》、《写作》、《中国革命史》、《现代文学》这些科目，我一次就考过了，最让我头疼的是现代汉语，每次都是50分左右，考了四年都没考过。

说去说来，还是怪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基础知识学得不牢靠。我一进学校，老师教我们的第一课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我从来就没有学过汉语拼音，不知道笔画笔顺实词虚词一类的玩意儿。现代汉语死记硬背的东西少，考的全是灵活运用。我觉得再这样考下去，就是十年八年也不一定考得过。我听说假期县城里有老师在办各种辅导班，我准备去找老师好好补一补。

我把这个想法跟二娥一说，她完全赞同，但有个要求，要我把二小子带着去。想想也是，这小子已经五岁多了，正是淘气的时候。只要他小子在家里，二娥成天得放双眼睛在他身上，啥也干不成。再说，那小子只认我，我每走一步，他都尾巴一样跟在后面。家中里里外外全靠二娥那一双手，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到城里租了一间房，对二小子说，要带他到城里读书。二小子很高兴，猴一样蹦蹦跳跳跟着我到了辅导班。

辅导班的女老师姓王，人长得漂亮，富态，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一看就让人觉得亲切。我说要请她补一补语法方面的知识。王老师看了看二小子，笑了：“这么大的孩子，上课的时候留点神就行了，补啥语法哟！”我知道老师误会了，说：“我哪是给孩子补，是想请你收下我这个学生，给我补一补。”

王老师上下打量了我半天，卟哧一下又笑了：“你？”

我悄悄往教室里一看，坐在里面的全是孩子。我想，咱一个乡下大爷们，要进去和他们坐在一起，不把孩子们吓跑才怪。我心里直打鼓，生怕王老师不收，把自己参加国家自学考试的事一古脑儿跟她说了。为了增强说服力，我还把一匝自考成绩通知单拿出来，毕恭毕敬地递到王老師手上。夏天本来就热，加上人一紧张，我感觉到更加闷热难当，那不争气的汗水直往外冒。我这一副窘态，让王老师脸上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她问了我租住的地方，叹了口气，说：“下午吧，我带人过来给给你补一补。”

代课教师收入微薄，天天去住旅社下馆子，肯定吃不消。来的时候，我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除了米、肉和油外，还带了腌菜豆瓣萝卜干一类的东西。我去买了只炉子，叫了几十个蜂窝煤，挑了口锅，把带来的碗筷一放，简单的家就成了。炎热的夏天，日子本来就漫长。才吃过晚饭，二小子就在屋里呆不住了，哭着闹着要到外面玩。我想着辅导班王老师的承诺，哪里敢带他出去。我七哄八哄，说教他的老师一会儿就过来，要他千万听话。太阳落山的时候，王老师带了一个男人过来，说这是一中教语文的夏老师，以后每天下午由他过来给我补课。

老师一来，二小子还真不闹了，和我一样规规矩矩坐在床上。夏老师也不含糊，从最基础的拼音入手，一板一眼就开始教起来。

夏老师念：“a——！”

我跟着念：“a——”

我二小子也憋着腮帮子，跟着念“a——！！”

夏老师念：“o——！”

我跟着念：“o——！”

二小子赶紧把我给他买的棒棒糖从嘴里拨出来，咽了一口唾沫，也跟着：“o——！！”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王老师和夏老师是什么关系。他们几乎不会同时来，也不会同时走。每次王老师来，都会给二小子带点冰棍糖果类的东西。时间一长，我家二小子也跟她混熟了，每天都是她带着二小子出去玩，把狭小的空间留给我和夏老师。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王老师把二小子送回来，小坐一会儿，就起身先走。

夏老师非常负责，每天辅导完毕，给我留下作业，他才离开。到了第二天，他像辅导小学生一样，把我头天的作业逐一点评，然后才上新的内容。屋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闷热难当，只得把门和窗大大地开着透气。这样一来，蚊虫蛾子一类的东西顺着亮光乘虚而入，嘤嘤嗡嗡像蜂桶一样热闹。我们两个大男人，都穿着背心裤衩，光着膀子，就这样一边拍打着蚊子，一边津津乐道地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一个暑假，夏老师把那本《现代汉语》上了一遍，然后又系统地复习了一遍。临走的头一天，夏老师还专门找了两套前几年现代汉语自学考试的考卷，要我试试。晚上，夏老师拿来了标准答案，一对，让我们两人都乐开了花：83、79！夏老师乐哈哈地站起来，伸出一只大手；受他的影响，我也伸出了一只手。夏老师把他的手重重击在我的手上，在双掌爆发出的声响中，他高声叫了一声：

“好一！”

那时候，王老师已经带着二小子回来了，正好看到了这一幕。他看看夏老师，再看看我，觉得这样的游戏太有趣，笑呵呵地伸出手，也要和王老师击掌，叫好。我不敢说，这门功课我学得有多棒。但至少有一点，在全中国千千万万个自考考生中，像我这样有专业老师一对一系统辅导的，说不定就只有我一个。

人家辛辛苦苦辅导了我一个多月，我不能没有表示。我拿出200元钱，准备给夏老师作为酬劳。钱不多，但那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可是，夏老师坚决不要，我把钱塞进他的包里，他又掏出来；再塞进去，他又再掏出来。我家二小子不知道发生了啥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还是王老师打破了僵局，说：“真正让我们感动的，是你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一个乡下代课老师，能够做到这一点太了不起了。大家都是干这行的，师兄师弟间相互学学艺，付报酬就显得生分了！”

我的心里漾起一股暖流，世上真的好人多啊！我心里一热，拉过二小子，对他们说：“咱乡下人，也没啥报答的，我就让小子认两位老师做干爹、干妈，让咱儿子儿孙祖祖辈辈记住两位好人的恩德！”我这样一说，王老师愣了一下，接着就笑了。王老师拉过二小子，笑呵呵地说：“这样吧，这个干儿子咱们收下了。不过，以后叫夏老师干爹，叫我干爸，如何？”

后来的事，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一年秋天，我拿到了这本鲜红的毕业证。我把毕业证书拿回家那天，滴酒不沾的我一言不发，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直到酩酊大醉。而我的妻子，也因为高兴，眼泪一直流过不停。

六、一份体检表

贺民数了数倪万喜那匝自考成绩单，21张。那些成绩单大小不一，有用毛笔填的，有用钢笔填的，也有用打字机打的。倪万喜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大学学业，换来了这本证书。

贺民正在感慨，祁四老爹叫人过来催促他过去吃晚饭。倪万喜一听急了，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两只粗大的手拽着贺民的胳膊就不放：“我在学校当了30年代课老师，局里的领导就十年前“普九”检查的时候来过。今天，你这么远专门来看我，开水都没喝上一口，不把我憋闷死才怪！放心吧，农村现在日子好过了，吃顿把饭是没问题的……。”

倪万喜絮絮叨叨的话中透着真诚，很快就把贺民走的念头浇灭了。

简单的饭食，让贺民感到异常可口。倪万喜剔着牙，对贺民说：“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在我这里住。我箱子里还有好多这样的故事，只要你觉得有意思，我慢慢给你摆！”

倪万喜重新给贺民泡上茶，又打开了他的黑木箱子。倪万喜拿出一张发黄的纸，嘿嘿嘿一阵笑，说：“你看看这个。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一点不后悔。”贺民接过一看，那是张1991年县医院的体检表，表格上明显有涂改过的痕迹，体检最后的结论是不合格。倪万喜吧哒吧哒吸着旱烟，幽幽的目光透过浓浓的烟雾，又回了20多年前那段难忘的往事。

那时天色己晚，暮色苍茫，远山如黛。在落日的余辉中，放牧回家的牛和羊发出的阵阵欢唱，从远处隐隐传来，轻轻叩击着贺民的耳鼓。幌惚间，贺民有了置身于世外桃源仙景一般的感觉。

我说过，自己年轻时运气不好，考上了学校也没走出大山。在咱们这偏僻落后的大山深处，通向外面精彩的世界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生身上，通过这简易的学堂，帮助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梦想。看着他们一个个有了出息，走出这封闭的大山，我就感到无比的高兴。

那时候，咱们村小学生多，开设了初中班。领导见我教书认真，教學成绩还不错，就让我教初三毕业班的政治和化学，担任班主任。那年中考成绩一下来，我就傻了眼：一个学生刚好上线，班上的头号种子选手余正祥居然还差6分！

还在中考前，我就多次估算过，这一届毕业班可以上2至3个人。可是，仅仅有一个上线，还刚好擦边，这让我怎么向当地的父老乡亲交代？我让这当头的一闷棒打晕了，脑子里像钻进了一大把绿头苍蝇，成天嗡嗡嗡地响过不停。到了第二天，我才清醒过来，把余正祥的成绩拿来一分析，发现了问题：这小子平时化学特别好，可是中考他才考了42分，这怎么可能？

带着这个疑问，当天我赶到了县招办。那时候成绩刚下来，还有两天查分的时间。我毫不犹豫，花了1块钱，给余正祥查分。

负责查分的老师收了单子，就进屋工作去了。我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在查分室外面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我心里虽然有些疑问，但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他小子发挥失常，所有的工夫不是白费了。查分只管看大题小题的分数加错没有，至于试卷改得对也罢错也罢，不再复核。说下来，查一科也就十来分钟。可是，这一天我却觉得时间过得无比的漫长，足足过了半个小时，还没有结果。不仅如此，负责查分的老师还把教育局的领导也请了进去。

一个小时以后，我浑身早已让汗水浸透。这时，局领导带着两个查分的老师过来，神色严肃地对我说：“恭喜你们，余正祥同学的化学少加了一页的成绩，总分是79分！”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全身有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领导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请你通知余正祥同学，要他明天来参加体检。”我回过神来，说了声谢谢，就赶紧找到电话亭，把电话打到乡上，让他们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长。

到了体检这一天，两个学生都到了。我像一个指挥若定的将军，带着他们兴冲冲直奔人民医院。

到了下半天，所有的体检项目全部结束了。可是，我一看体检结果，顿时傻了眼：另一个同学处处合格，余正祥却身高体重都不达标，而且有严重的角膜炎和中耳炎，心脏也有问题，结论是不合格……

我们都被这个结果惊呆了。

因为是查分才上的线，余正祥的父亲不放心，也跟着到了县城。看到这个结论，这个憨厚的农村汉子哆嗦着嘴唇，除了叹气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拿着那张单子，绕着圈子安慰他：“别怕别怕，等明天复查的时候再说。这不是多大的事，应该没啥问题。”

话是说出口了，我心里却半点底也没有。这天下午，我心事重重带两个学生去公园散心，遇上了一个在公园里锻炼的老人。老人手里那对搓来搓去的铁弹子，让正在冥思苦想的我有了新的主意。我凑上前去，向老人问好，说要借他的两颗铁弹子一用。老人警惕性很高，根本就不搭理我。我把这张体检表拿出来，说：“大爷，农村娃娃家里穷啊，从小营养不良，好不容易考上中考，体检还差3斤才合格。这两颗铁弹子就可能改变娃娃一生的命运，你老人家大人大福，做个好事……”老人把那这张体检表看了又看，打量了余正祥半天，把两颗铁弹子交到我手里，道：“拿去嘛，不要说是我给的哈！”老人走了几步不放心，踅回来，又说：“公园门口每天早上有个穿黑布衫的老汉，他手里那两颗铁弹子更大，你们一起拿过去，保管够！”

我赶紧去商店里，买了件圆领老头汗衫，一条宽大的短裤衩。我美滋滋地想：明天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让余正祥穿上，里面再装上几颗铁弹子，不管把他的脚尖踮得多高都不会露馅。这一天我跑招办跑医院，带着两个孩子到各科室体检，忙得脚不沾地，早已疲惫不堪。可是，为余正祥的事，躺在床上我还是无法安稳地睡过去。

果然不出我所料。有了那几颗铁弹子垫底，余正祥一上磅秤，体重就超了好几斤。我那条长裤子，宽大的裤腿严严地捂住了他的脚，他双脚往上一踮，身高也就达了标。至于角膜炎和中耳炎，我早打好了主意。医生检查完，我学着城里人的样子，戴着太阳镜，穿着白汗衫宽裤衩，摇着一把大蒲扇，大大咧咧地坐在医生办公桌前。我跟医生诉苦，说农村人的苦，说山里孩子的苦，说农村学校的苦。核心内容就是一句话，手下留情，苦命的孩子会感激你一辈子。说到动情处，连我自己都被感动了。我嗯咽着嗓子，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到了最后，我还瞪着眼睛发起了脾气：角膜炎中耳炎算个卵，一不会传染，二可防可治，三不会给社会和他本人带来危害，要是为这点瑕疵，把娃娃刷下来，一辈子良心不安！

我说得很煽情。我搜肠刮肚，软硬兼施，把心里话掏心掏肺一古脑儿全倒了出来。医生那只笔拿起又放下去，然后再拿起来，最后这两栏上的结果都变成了合格。

我心里暗暗舒一口气，带着余正祥到了最后一关。医生检查了半天，越检查脸上的神色越严峻。医生停下来，问余正祥平时走路累不累，吃东西胃口好不好，再问余正祥有没有兄弟妹妹，长得有多高。余正祥一一作了回答，医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抓起笔就要往体检表上填。我一看，时机到了，笑眯眯地问医生结果怎样。医生摇摇头，说：“这孩子有问题。”我急了，一把摁住医生的手，又把刚才和眼科耳鼻喉科医生说的那一套理论搬了出来。可是，我话还没说完，医生呼地站起来，说：“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师！我不听你这些屁话，我只想问你一句：是身体重要，还是读书重要？是生命重要，还是工作重要？你简直是拿别人的生命在开玩笑！”

医生很生气，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我懵懵懂懂地想：我咋就拿人家的生命开玩笑了？医生见我愣在那里，说：“我不想和你们多解释，院长是专家，我请院长跟你们说。”

医生白大褂一闪就出门去了，留下我们继续在办公室里发呆。

很快，院长就过来了。院长是一个慈祥的老头，光光的头皮上眨着智慧的光芒。他告诉我们，孩子心脏上至少有手指大一个洞。难怪他一动就累，难怪他长得没有弟弟高，这个洞要不马上补，他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院长要我们别紧张，他说做这样的手术并不难。至于考学校，等把心脏补好了，补习一年，明年再来考……

院长亲切地和我们坐在一起，就像拉家常。那番实实在在的话，让我们只有点头的份。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旅社。一进门，余正祥的父亲就拉着他的手，双双“咚——”地跪在我面前，说：“娃，咱这是命！摊上这样的好老师，这辈子你就是永远考不上学校，也不后悔！”

唉，事也至此，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把余正祥父子搀扶起来，什么话也没说。那一瞬间，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安慰他们，我只是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

七、.最高荣誉证书和三张志愿

这个故事让贺民感慨吁吁，一再追问这个叫余正祥的孩子后来情况如何。倪万喜叹了一口气，说：“别担心，好人有好报。回去后，他爹就把家里的拖拉机卖了，牛卖了，猪也卖了，凑钱带着余正祥去做了手术。第二年，这小子复读后考上了省中医学校，如今在片区医院当院长。”

倪万喜烟抽得厉害，满屋都是劣质旱烟呛人的烟尘。贺民不得不站起身，打开厢房里的窗子，把屋外的点点星光，唧唧欢唱的虫鸣，以及凉爽的夜风放进来，以冲淡屋里污浊的空气。

倪万喜“咔——！”地一声，在嗓子眼上响亮地刮了一下，站在窗子旁，一提气，“卟哧！”一口浓痰就准确地射在了窗台下面的草丛里。倪万喜清清嗓子，说：“第二年，我带的班级又放了一颗卫星，有个小子考上了省中专。这不，这就是他当年填的志愿书。”倪万喜从黑木箱里拿出三张志愿书，哗啦啦扬着，说：“你不知道，别看这小子考得好，当时却把我气坏了！”

我父亲从小就找先生给我算过命，说我命中占了三颗文昌星，天生就是吃笔墨饭的命。对于这一点，我历来不相信，既然有三颗文昌星保佑，当初为啥考上师范学校还走不成？老头子总是这样对我说，你知足吧，不是文昌星暗中保佑，你小子能够顺顺当当把那帮调皮捣蛋的孩子教好？！老头子这套理论，我更不认可。想想看，教书育人本来干的是良心活，运气再好，要是吊儿郎当，就是有一百颗文昌星护着也等于零。因此，我也就时时当面顶他的牛。老头子只有瞪眼的份，偶尔从嘴里嘟哝出—句：

“狗日的，犟！”

对于这一点，我还默认了。想想咱倪家，祖祖辈辈在乌地吉木务农，在毒辣辣的太阳热辣辣的风以及汩汩山泉的润育下，婆娘汉子多少都有些野性，哪个身上没点倔强脾气？咱读的书少，不知道怎么用巧劲，靠的是下死力。我带的毕业班，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半睡觉，中午也不休息。多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复习、训练和测试。而我，全天就和学生耗在一起。正是这样，我所带的班级，才可能年年有人考上中专，成绩年年超过乡中学。

对于这个壮举，乡中学那帮家伙没一个服气。那时候，国家提倡让孩子们全面发展。而在我所教的毕业班，除了反复上那几门主科外，其余的科目全让我们给砍了。乡中学的校长是个外地人，戴着眼镜，只要提到我，就恨得直咬牙，好像前八辈子就跟我结下了冤仇一样。校长明里背里都在指责我们，不懂教育规律，只顾读死书，完全和国家教育方针背道而驰！对于这些惇惇教诲，我们不仅没有放在心上，而且时时进行反驳：孩子一回家，忙着割草拾柴喂猪放牛，这么好的社会实践，难道不是全面发展？再说了，全面发展也没说不要成绩，乡中学年年考试抬不起头来，这就是全面发展了！？……

话是这么说，其实原因你们都清楚。我们村小除几个民转公教师外，大部分是代课教师。不是我们要和国家对着干，你瞧瞧，像我这样的手指，根根都粗得像擀面棒似的，哪里是画画弹琴拉二胡的料？我们从小就没学过音乐、美术那些玩意儿，你让我们怎么教？

在我看来，像咱们这一类的村小，用不着去争论啥全面发展，教学成绩才是硬道理。中国改革开放那个伟人不是说过吗？不管红猫黑猫，能逮住耗子的就是好猫。我们没有伟人的气魄，但就只认这个理：能拨出脓的就是好膏药！

这一年，我班上一下有三个学生考上了中专，而且有一个还超了省线29分。我这颗卫星放大了，那时候乡上也有中学，5个毕业班，才勉强考上了1个，差点刷光头。大家都知道，那时国家负责安排工作，考上中专，就等于有了饭碗。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乡上的书记、乡长专门到学校来，给我们开庆功会。村支书祁四老爹也认为我给父老乡亲长了脸，和村长一嘀咕，就去买了张大奖状，以乌地吉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名义，赶在庆功会上，给我颁发了一个大大的奖状：“农村教育突出贡献奖”。

拿到那张奖状，我脸上火辣辣的，心里老是觉得不踏实。这么高的荣誉，授予陶行知、蔡元培、葉圣陶这样重量级的大腕人物还差不多，咱不过是乌地吉木一个普通的代课教师，算得上哪根葱，何能何德对农村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倪万喜从箱底把那张大奖状翻了出来。倪万喜指着那个奖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平生得到的各种获奖证书不少，数这个级别最低，荣誉最高，实惠也最多：村上给我发了1000块钱的奖金。你们不知道，我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才100块。1000块，是笔了不得的大数目啊！”倪万喜忍不住哈哈哈哈又是一阵笑，那双小眼睛在灯下早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皱纹里嵌满了自豪。

开了庆功会，乡上还特意杀了头羊，书记乡长带着一大帮干部，频频向我敬酒，醉得我第二天还感觉到头晕乎乎的。

这场酒醒过后，我带着三个学生到了县城去体检填志愿。看着三个孩子的成绩，我静下心来一想：那个叫明子的学生虽然上了省线，但还有两科没有平时考得好，要是去查查分，多出几分就好了。

我说：“明子，你觉得数学和物理咋样？”

明子说：“这两科都没考好，比我预想的少了十多分。”

我说：“明子，下午咱俩别吃饭了，去吃两碗凉粉吧，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办一件大事，好不？”

明子说：“办啥事？”

我说：“给你查分呀！”

那一瞬间，我就发现这个孩子的眼睛亮了，脸激动得红扑扑的，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看上去更加生动。

在我所教过的孩子中，数明子最为聪明也最为懂事。明子的母亲早就过世了，他的父亲没有再娶，独自带着明子兄妹过日子。小学一毕业，这孩子就辍学回家，铁下心来准备帮着他体弱多病的父亲撑持这个家。得知这个消息，我连忙到他们家去家访。可是，这孩子鬼心眼多，我一到他家，他就从后门溜走了。我去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把这个孩子堵住了。

我说，明子，你完全有实力走出大山，你怎么能轻言放弃呢？

我说，明子，走出了这四周环绕的大山，你才能更好地照顾你的父亲，撑持起这个家呀！

我不知道家访过多少次，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爹身子病歪歪的，根本没有办法管他们兄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兄妹几乎是放了一只碗在我家里。好在都是粗茶淡饭，无外乎就是让二娥在锅里多添一瓢水而己。如今好了，幸运之神向他敞开了大门。

可是，明子的运气远没有余正祥的好：查分的结果，和原来一样。

我不放心，又申请查了一次，还是这个结果。

那时候没有实行绩效工资，老师的工资低。作为代课教师，每个月的工资更是低得可怜。出门在外，能省一分算一分，家里也没啥收入，花钱的地方多着哩！我没有食言，把那两个孩子安顿好，下午就带着明子去要了两碗凉粉。端着那碗麻辣凉粉，我吃得津津有味，明子却难以下咽，过了好一会，他干脆站了起来，对我说：“倪老师，对不起，我没有考好！真的对不起你，害得你受累了！”

两行泪像小溪一样，从明子清瘦的脸上流下来，让我心里一阵阵难受。

体检和面试结束后，我带着孩子们去填志愿。两个上地区线的孩子，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志愿很快就填完了。对明子就不一样了，在填志愿前，我就一再叮嘱，要他把眼光放高一点，选好的学校。可是，明子把志愿书交到我手里，却让我吃了一惊：

师范！

我把明子叫到一旁，说：“怎么想得起来填师范，而且还是地区师范学校？！”

明子低着头，半晌才说：“填高了，我怕走不成！”

明子这孩子从小懂事，他说的是大实话。家里就靠他那病歪歪的父亲撑着，他的妹妹马上也要上初中，能够平平稳稳考上学校就满足了。可是，作为他的班主任，我不这样想。考了这么高的分，随便填个学校，就跟一个闺女，明明可以嫁大户人家却许了个打短工的，这不是明摆着吃亏吗？我耐着性子给他打了半天气，没想到这小子还是直摇头。我只觉得心里的火直往上冒：“你也太不自信了，这么高的分数，怎么会走不了嘛？听好了，给我重新填！”

我一把抓过那张志愿书，重新拿了张空白志愿给他。

明子拿过志愿书，仍然犹犹豫豫，磨蹭了半天才把表交到我手里。我一看，心里那个气呀就别提了。他小子这次填的是地区卫校！

我顿时跳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对他就是一顿臭骂。

明子低着头，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两行清泪又从他清瘦的脸颊上流下来。他不哭还不打紧，这一哭更让我生气：我这是做好事，又不是害你，用得着这样吗？我这一生气，更坚定了要他换志愿的决心。

骂够了，我又和他说了半天掏心窝子的话。然后，我去拿了张志愿表，要他赶在下班前填好交上去。

按照惯例，第二天招办要组织各学校负责人，把大家填报志愿的情况通报一下，对一些热门或冷门学校作一些平衡。这时候，我拿到了明子填报的志愿表，不看不知道，一下更是让我火冒三丈。

这小子居然还是填的师范。

我气极了，把明子叫过来，当着他的面一把就将志愿书撕了，高声骂道：“你这个胆小鬼，死不中用烂不成器的蠢货！你不想想，我会害你吗？今天的志愿你必须重新填，出了问题，我负责！”

那时我就想，这家伙要是我儿子，我一定会毫不犹豫抬手就赏他几记耳光！明子大概被我气势汹汹的样子吓住了。在我的监督下，他填报了省财政学校。

八、一份病危通知和三张缴费收据

倪万喜这个故事，听得贺民心里悬吊吊的。在感慨之余，贺民很想知道这个叫明子的孩子现在发展得怎么样。倪万喜把那几张志愿表收起来，说：“这孩子很争气，省中专还没毕业，就被学校保送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如今，这小子在省政府任职。”倪万喜说这话的时候，显得特别平静。从倪万喜淡淡的口气中，似乎这个叫明子的学生，不过是他众多学生中的一员。当初他尽到了当老师的职责，至于后来发展得如何，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不管人家地位多高，都没有半点值得炫耀的地方。

贺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说：“倪老师，当时你想过没有，万一明子走不成咋辦？”倪万喜一怔，朗朗笑道：“这个问题当时确实没有想过。”贺民摇摇头，说：“现在社会太复杂，就是没事，别人也难免会生非。这么说吧，如果现在要你这样做，你敢不？”没想到贺民的话音刚落，就让倪万喜一口接了过去：“老子一个穿草鞋的，怕个卵？只要没有私心，为的是别人好，这有啥不敢的？！”

倪万喜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倏地不见了，在幽暗的灯下变得异常冷峻。倪万喜咳嗽一阵，从黑木箱子里拿出几页发黄的纸，说：“你再看看这个。”

贺民仔细一看，那是一张县医院的病危通知和几张缴费收据。大概这几件东西在衣服口袋里装的时间太长，显得皱巴巴的。铅印的病危通知，字迹清晰可见。但缴费收据是套用复写纸写的，看上去已经模糊不清了。

我成天在学校里瞎忙活，家里啥也顾不上。这一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我家媳妇二娥。二娥十九岁上嫁给我，没跟着我享过啥福，天天牛一家在田里地里劳作，从来没有半点怨言，更没有叫过一声苦。另一个是我的大小子。他六年那年得了重感冒，我家二娥天天背着他到乡医院看医生。孩子小脸天天烧得像红火炭一样，断断续续打了一个星期的针还不见好，医生建议转到县医院。那时候我上着毕业班的课，正是考前复习的关键时刻，哪里走得开。我从学校借支了几百块钱，加上自己的一些积蓄，全部给了二娥，让她带着孩子进城看病。

等我把学校里的事忙完，送走这一届毕业生，已经一个月以后的事了。我虽然心里惦记着孩子，但那时没有电话，只能把各种想法硬生生地憋在心里。我正准备进城去看过究竟，二娥带着孩子回来了。儿子明显瘦了一大圈，眼里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我从二娥的表情上就知道情况不妙，一问，二娥哇地一声就哭了：“你还知道问，脑膜炎呀！”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眼前一阵眩晕。我知道这种病的厉害，以及它所带来的后果。我感到嗓子发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二娥的眼泪，像决堤的坝一样哗哗直往下流。二娥先是撕心裂肺地哭，然后像头发怒的狮子，对我又抓又掐，最后扑到我的怀里嗯咽得抽搐起来。想想也是，儿子这病要是早一点治，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更不会为他留下遗憾终生的后遗症。我让二娥尽情地发泄着，我也任自己的眼泪从脸上流下来，滴滴答答落在她的背上。我在二娥那瘦削的肩上轻轻抚慰着，没想到狗日的婆娘缓过劲来，冷不丁在老子腮帮子上恶狠狠地咬了一口。

“嘿，狗日的婆娘，那时候大概是气疯了！”说起这段往事，倪万喜依然觉得有些不可理喻。倪万喜指指左边脸颊，那里果然有一块明显凸起的疙瘩，在灯下泛着亮光。可以想见，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独自带着孩子，手里拿着孩子的病危通知单，孤独无助，欲哭无泪，内心是何等的焦躁和愤懑。作为丈夫，自然是妻子发泄情感的对象，爱得真，也才恨得切。她骂也罢，撕咬也罢，那都是小两口恩爱的具体表现。倪万喜摇摇头，说：“就是这场病，我儿子落下了后遗症，天天流着哈啦子，脑子就像只破口袋，啥也装不住。儿子成了留级专业户，这不，小学他整整读了十年，实在读不下去了，只有回家力所能及帮着他妈妈做点家务。”

几只顽皮的小虫子从窗子里钻进来，围着厢房里的灯叮叮咚咚瞎撞过不停。倪万喜的刀条脸异常严肃，那种深深的自责，只有他自己才明白其中的滋味。小屋里一时安静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倪万喜才重新装上旱烟，长长地叹着气，哈哈一笑，说：“算了，这都是命。嘿，人呐，是福是祸，他娘的这一辈子谁也说不清！”

贺民被倪万喜豁达开朗的情绪感染了，嘴里尽捡好听的话，安慰倪万喜，要他从好的方面想。贺民拿着那张病危通知单，说：“这张病危通知单，见证了农村母亲对孩子的爱。唉，这对于你儿子来说，是遗憾，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没想到倪万喜摇着那颗花白的脑袋，打断了贺民的话，说：“咦，错了！这张病危通知单，哪里是我儿子的？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教书是良心活，咱得对起家长和孩子。你想想看，家长把娃娃交到学校来，那是放心咱，看得起咱，咱当老师的就得凭良心，对人家孩子负责。

在我当代课老师的生涯中，经历过的事也不少，学生有病有痛，那也很正常。吃五谷生百病，何况学校里这么多人。可是这一年，我们班上那个叫刘小松的孩子，却把我吓坏了。

那年快放寒假的一天下午，是我的语文课。我一上讲台就发现刘小松趴在桌子上睡觉。那时正值数九寒天，天空灌满了铅，凛冽的北风中夹杂着点点雪花，显得异常阴冷。这么冷的天，居然趴在桌子上睡觉，像什么话？当然，对于这一类的学生，我有的是对付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让孩子起来回答问题，就是驱赶孩子瞌睡虫最特效的良方。我点到刘小松的名，让他起来回答问题，可是，没有反应。我再次点到他的名，并且要他的同桌提醒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心里那个气哟，你小子也太不识好歹了，你不看看这是啥地方，教你的是啥人，容得你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吗？我几步跨过去，伸手就揪住了他的耳朵，准备轻轻的提醒他一下。可是，在我的手触摸到他耳朵的瞬间，就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我的手好象被烧红了的烙铁烙了一下，感到炙手的烫。我再仔细一看，孩子脸红彤彤的，浑身散发着热气。

第一感觉告诉我，这小子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我顾不得多想，赶紧回到简易的教师办公室，拿出两颗消炎退烧药，把他叫醒后，让他吃了下去。然后，让学生去请在村里开诊所的乡村医生过来看看。

医生赶过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把把孩子的脉，翻看了孩子的眼皮，浑身摸了摸，说：“孩子的病很危险，得赶紧送到县医院。”医生这样一说，我的心一下悬了起来。你们不知道，刘小松的父亲母亲常年在外面打工，家里只有一个耳聋眼花的爷爷，这个时候谁送他上医院？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容不得我有别的选择。我把班上的学生放了，包了台拖拉机，抱着刘小松就往县城赶。

那时正是严冬时节，雪花飞舞，呼呼的北风差点儿把我们冻成了冰棍。

我万万没想到，到了医院，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把这张通知塞在我手里，对我就是一通臭骂：“有你这样当家长吗？真他娘的土包子，拿娃娃的命不当回事！你知不，孩子要是晚到醫院个把小时，神仙也没办法！”我让医生骂得灰头土脸，连大气都不敢出。想想也是，只要医生高抬贵手，把孩子的小命保住，挨挨骂受受气算个啥？问题是来的时候走得急，我身上就只有100多块钱，这一笔医药费怎么办？

我把身上仅有的钱全交了，厚着张脸，苦苦向医生求情，说剩下的钱第二天一定想办法补上。医生被我的那一份诚心所感动，动了恻隐之心，答应了我的请求。孩子从进医院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哪里也不敢走，就在医院的病房里坐了一夜。早上吃的那些东西，早已消化得干干净净，这个时候饿得前心贴后背，让我怎么也睡不着。

到了第二天，孩子醒过来了，我却犯了愁。昨天交的钱，抢救费、药费、住院费早已欠了医院一大笔，孩子还得住上几天，还得花钱，这个时候到哪里弄钱去？我抓破脑袋，想到了我的表哥。表哥的厂垮了，他买断工龄，在城里揽工程，或许还能帮忙救救急。

当年我考学的时候，为带我们去体检，表哥没有参加订婚宴，最终让那门婚事黄了。表哥后来和一个寡妇组建了家庭，小日子倒也过得和美。我到表哥家的时候，正有一批人在他们家，看上去还很热闹。表哥还是和过去那样对人真诚，一听我说要借钱去救学生的命，二话没说，就让表嫂数了2000块钱给我。

刘小松害这场病总的花了2000多块钱，照现在物价看来并不贵，加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报销，更算不了啥。可是，那时对于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三张缴费收据上沉甸甸的债务，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回去后，我才知道刘小松的父亲前不久出车祸死了。他的母亲虽然长期在外面，但一直从事并不光彩的职业，一年半载也难回一次家。刘小松在家里，和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要是把这笔债务仍给他们，刘小松只能辍学回家，用他的一生来偿还。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那天很多人在表哥家，正是围着他讨要工钱。那几天，表哥让讨薪的民工弄得焦头烂额，他的钱同样不容易。我想了几个晚上，还是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这笔帐，是我去借的，由我慢慢想办法还。那时候，我的工资虽然已经涨到了180元，可是我上有老，下有小，手里确实不宽裕，要说不心痛这笔钱是假的。但我觉得，这点钱，换得良心上的安宁，值！

这年过春节的时候，我见到了刘小松的母亲。人很漂亮，加上在城市里呆的时间长，骨子里就有了一种城里女人的韵味。他的母亲知道了这一切，一再对我进行感谢，说到动情处，那丰腴的身子习惯性地往我身上贴，吓得我直往后退。尽管是这样，但看得出来，人家也是很真诚的，并没有其他意思。后来，刘小松的母亲常常给我打电话，要我对她的孩子多关照。每次打电话，她说话总是甜甜的，软绵绵的，似乎老是有一股热气，从脖子里哈进来……

其实，对于这一点，她尽可放心。她不管干啥，她的儿子是干净的，作为老师，我没有理由不管好她的孩子。

九、一份辞退通知书和半张低保公示名单

说到这里，倪万喜就嘿嘿嘿地笑起来，那张粗砺的脸有些不自在。笑到最后，竟吭吭吭连声咳嗽，最后不得不弯下腰来。人都有七情六欲，倪万喜也不例外，看到漂亮的女人，心里难免有些小资产阶级花花绿绿的想法。倪万喜摇摇那颗花白的脑袋，啵啵猛吸了几口旱烟，整个脸就被腾起的白烟包围了。贺民哪里经受过这种考验，也被倪万喜的旱烟抢着咳嗽过不停。那只黄狗不明就里，站在主人面前，眨巴着眼睛，偏着头，不安地张望着。看看实在帮不上忙，又跑到门边趴在地上，只是不时像征性地用尾巴轻轻掸掸地面，以此安慰主人它在仔细聆听，并不曾偷懒睡着。倪万喜从那层烟雾中突围出来，他已经从黑木箱里拿出了几页纸。贺民把倪万喜手里那几张纸接过来，乘着看上面内容的空档，移到窗子边以透透气。

我觉得，一个人成才，得有一个好的环境，还得遇上好人。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建树，但我所付出的，所得到的这一切，跟生我养我的这一方水土，特别是和我遇上的这一位贵人有关。

我说的这个贵人，就是咱乌地吉木的老支书，祁四老爹。

在我到学校当代课老师前，就跟现在一样，学校一放学，学生回家了，老师也回家了。学生多，但是质量并不高，年年考试排在全县后面。每年教学成绩一下来，作为乌地吉木的最高领导，祁四老爹就觉得很扫面子。他老是这样问我：“这就日怪了，为啥咱村里的娃娃就只有在全县垫底的命？到底是学校风水不好，大门的八卦方位不对，还是咱乌地吉木的娃娃笨？”祁四老爹满脸的不高兴，响亮地喷着鼻子，连珠炮一样，追问过不停。我想了想，说：“这有啥难的？只要像城里样，学生全部住校，老师轮流着辅导，要不了两年，保证超过乡中学。”

我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村里的孩子懂事，回去书包一放，就忙着在田里地里帮忙，实在干不动重活的，就去放牛放羊或扯猪草，哪里还有时间去看书学习？孩子每天从家里到学校，一路奔波，疲惫得就只想趴在桌上睡觉，哪来的质量？我这一套并不高深的理论让祁四老爹直点头：“是喽是喽，我就说嘛，哪有那么日怪的道理？”

当下，祁四老爹就决定：小学毕业班学生，住校；初中学生，住校！

祁四老爹亲自到学校里，给家长开会。祁四老爹拍得桌子咚咚响：“想让娃娃成才，又想留娃娃在家里打下手，还不想出本钱，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初中学生、小学毕业班的娃娃，全部给老子撵到学校来。村上出钱，请人给他们办伙食。粮食好办，家里带来；吃菜也好办，学校旁边划两亩地，学生娃不是养在闺房里的大姑娘，天天学绣花，看书写字累了，去种种菜，换换脑！要是给了地，连菜都种不出来，饿死活该！”

学生住了校，老师也得住校。祁四老爹瞪着眼睛，在飞溅的唾沫星子的掩护下，咄咄逼人的口气，更是让诚惶诚恐的家长们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老师是啥玩意儿？是供在咱们家家神龛上，和皇帝老儿，和咱们列祖列并排坐的活菩萨！咱地方小，没有集市，老师吃的蔬菜啊水果啊咋办？学生娃自己带着去，有肉拿肉，有瓜拿瓜，有豆拿豆，有菜拿菜，就是啥也没有，掏点泡菜豆瓣啥的也成！要是哪个狗日的敢吃独食，有好东西不给老师送过去，谨防老汉过来燥他先人！”

有不送孩子住校的，祁四老爹逮住更是一顿骂：“你狗日的堕落报应，丢人现眼，你这一辈就是睁眼瞎了，还要让你家儿子儿孙像你一样？再不把娃娃送到学校去，老子回去提根棒子来一个个撵！”祁四老爹瞪着双牛卵子样的眼睛，不留半点情面，骂得家长抬不起头来，只好乖乖把孩子送进学校。

有时候，祁四老爹还会抓住学校搞活动的机会，趁下面一颗颗脑袋听得出神的时候，给学生鼓劲。祁四老爹常常是这样大声问孩子们：

“你们想不想坐飞机坐小轿车呀？”

“想——！”

“想不想穿皮鞋穿西装打领带呀？”

“想——！”

“想不想日不晒雨不淋住高楼呀？”

“想——！”

“想不想吃肉喝酒天天吃西餐呀？”

“想——！”

孩子们一個个因激动涨红着脸，憋足了气，稚气的声音响彻云霄。这个时候，祁四老爹的脸往往更加严肃，声音提高了八度，一字一顿地说：

“光想就办到了吗？好日子都在山那边等着你们呢，现在该咋办？”

“用——心——读——书——！！”

孩子们一字一顿，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祁四老爹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每到这个时候，祁四老爹就像一个刚刚发表战前动员的将军，满意地点点头，提前烟袋，笑眯眯地背着手忙他的去了。

有了祁四老爹的支持，学校就好管得多了。大家都埋着头，只管一心扑在教学上，挖空心思提高质量。如今，祁四老爹已经翻过七十这道坎了，村里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支书一直由他干着。只要他得空，他必定提着那管黄铜烟袋，来学校逛逛。听听孩子们的读书声，看看孩子们的笑脸，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遇上淘气的孩子，老人还会沉下脸骂，甚至会轮起手里的黄铜烟袋，用烟锅杆抽打孩子的屁股。

人，不管做啥，还得有那个福份。我常说，这就是命。我跟很多人都说，我这人啥都好，就是福份浅了点。这不，当年考上了师范校没走成。后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机会，阴差阳错还是没有走成。你说说看，这是不是命？

那一年夏天，县里组织民转公考试。按照县上定的政策，代课10年以上的代课老师也可以参加考试。可是，放暑假了我才听说这件事。去乡上一问，才知道乡上办事员把通知看错了，他们以为参加考试的对象是民办教师，没咱代课教师的事。我不敢说自己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和那一批老民办相比，我确实占很大的优势。乡上的办事员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小姑娘，伤心地哭着，左一声对不起，右一声对不起！这样一来，反而把我说得心软软的，只好装出笑脸去安慰她。你说你说，嗨，他娘的！

后来又有过一次这样的考试。我提前作了精心的准备，信心满满，心想这一次应该没多大问题。可是，临考试的前两天，我家二小子得了急病。我吸取了大儿子的教训，陪着老婆把孩子送往县医院。我心里想，就算孩子有啥危险，在医院里咱也不怕，可以放心去参加考试。可是，我恰恰想错了，孩子那天晚上一直哭闹到天亮，吵得我两口子连枕头都没挨一下。我脑袋昏沉沉的上了考场，拿着试卷眼皮直打架。这样的结果不说你也能猜到，最后就差2分。

以后虽然县上年年在组织教师招考，但始终有两个条件把我挡在外面：一是年龄，二是全日制学校毕业的学历。唉，不说了，这些都是命。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谁也说不伸。说下来，当教师清苦，干代课教师就更清苦。可是，就这样的苦差事，依然还有人惦记，想把它作为一个跳板。这一年新学期开学，我早早来到了学校，就接到了乡上让人送下来的通知：

倪万喜同志：

经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不再聘任你为鸟地吉木小学的代课教

师，请你即日和学校结清所有手续。

2.26（公章）

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拿到这个通知，一下懵了。我怎么也想不通，这干得好端端的，怎么说辞退就辞退了？到乡上一问，分管教育的领导说：“想继续干，乡上组织考试你为什么不参加？这次考试虽然最低的只考了两分半，但人家的态度是端正的……”领导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假期里学区组织过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考试，但20年教龄的，年满45周岁的，教材教法考试合格的可以免考。我说自己教材教法考试合格，符合免考条件才没考的，领导蛮横地说：“啥免考不免考？你不参加考试，态度不端正，就该下课回去休息！”

我一出学校就在这里代课，这时候要我离开孩子们，心里就别提多难受了。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九泉下的父亲说：爹呀，不是儿子不听你的话，是组织上不要你儿子端这个碗了，你可不能怪儿子啊！

可是，很快我的心由难过纠结又变成了莫名的恐惧。乌地吉木的人听说乡上把我辞了，老老少少呼啦啦来了几百号人，黑压压地把乡政府那个窄窄的坝子都挤满了。这伙人找了乡长找书记，拍桌子瞪眼睛日娘操祖宗问我犯了啥法，为啥要把我给辞了！看着那一张张为我打抱不平的面孔，我心里有几分感动，但更多的是担忧。寨子里的父老乡亲没啥文化，更不懂法，要是凭这一时之勇，情绪—激动，动起手来就麻烦了。

那天，祁四老爹在处理另一件事，来迟了一步。乡长才来不久，还不熟悉情况。见来了救兵，赶紧要祁四老爹做村民的工作，把人带回去。没想到祁四老爹一开口，就呛得乡长连喷嚏都打不出来：“要是不让倪万喜代课了，先把我这鸟支书的帽子拿了再说！”

祁四老爹比那帮村民还要激动，瞪着血红的眼睛，桌子一拍就站起来：“倪万喜为乌地吉木培养了这么多娃娃，凭啥把人家下了？这个事情如果解决不好，咱们乡上告了县上告，就是讨口要饭上省城京城，也要让倪万喜安心教寨子里的娃娃！”乡长见情况不妙，赶紧把祁四老爹按下去；按下去，祁四老爹又站起来。大家吵吵嚷嚷，整个乡政府大院乱成了一锅粥。

这下真的让乡长傻眼了。乡长苦着一张脸，要我配合做工作，把村民带回去，乡上派人去调查后，会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就这样，乡上装模作样派人作了调查，一个星期后，又让我回去继续代课。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弄清楚：新来的乡长家有个侄儿，自费读师范毕了业，准备先弄个代课教师的名额干干，以后找机会转正。想着乌地吉木是全乡最偏僻的地方，找个借口把我辞退了也不会怎么样，就有了这一幕。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我心里着实别扭了一阵。现在回想起来，要是那时候真的让他们辞退了，我还会感激他们，因为我后半生的日子可能还会好过一些。那时候人年轻，农村政策好，种果树呀，搞养殖呀，做生意呀，门道多着哩。哪像我这样，代课的工资养活自己都成困难，一辈子让老婆孩子跟着受穷。

人是有感情的，在这偏僻的乡下民风更为淳厚。说我做了多大贡献，那也是白话。我做了一些份内的事，乡亲们不是把我挂在嘴上，而是牢牢地刻在心里，让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我有老婆孩子，家里还有一大堆农活要干，每个周末都要回家。星期六早早放了学，孩子们跟在我身后，送我一程又一程；星期一我赶回来时，还没到学校，学生早早就在学校門口，眼巴巴地等着我了。每年杀年猪的时候，当父母的生怕孩子们忘性大，出了门还要扯着他们的耳朵，要他们放了学一定把我请到家里来吃年猪肉。遇上几家人同一天杀猪，孩子们还为请我做客争得面红耳赤。我也就天天吃得满嘴流油，让农家烤的包谷酒红苕酒醉得左脚绊右脚。

我在乌地吉木代了30年课，基本上就没有买过菜和水果。我寝室兼办公室的房子里到处都放满了菜，大到腊肉、香肠、鸡蛋，粗到南瓜、洋芋、红苕，小到咸菜、豆豉豆瓣、泡菜，应有尽有；桃子、李子、杏子、梨儿、柿子一类的水果，更是根据不同时令从没有断过。这在物质馈乏的年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物质财富啊！

我知道，一辈子就这么代课没啥出息。说不想转正哪是假话，我是早也想，晚也想，经常在梦中都在念叨着这件事。当然，也只能想想而己。我错过了两次招考的机会，岁数早已超龄，要想转为正式教师，这一辈子是无望了。为这事，祁四老爹更是着急，只要有机会他都在帮着打听，跑了很多冤枉路，说了很多好听但不管用的废话，还是没办法。我也知道，我教的学生很多都有了出息，他们走出了大山，时时瞎记着我，也在为我四处活动。可是，对于我这样的代课老师，国家政策就是这样，他们也爱莫能助。天下都是这个理，不管办啥事，都得有政策。很多大人物都硬不过政策，何况咱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搬起石头把天打破。但我这一辈子，发自内心，感激他们。

后来，祁四老爹想了个办法，给我家两口子办了低保。

村上事前也没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这事的时候，村上已经把我们两口子的名字填好公示上墙了。大家心里都明白，祁四老爹这样做，是对我好，想留我在乌地吉木小学多干几年。那时候，我家二小子到汶川参加志愿救援行动，不留神把命丢在了那儿。我家二娥急火攻心，一病不起。按说，以祁四老爹在寨子里的威望，以我这些年所付出的一切，以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村里老老少少谁也不会说个啥。毕竟，我为孩子付出的他们都清楚，他们都知道感恩。

可是，我坚决反对。

我跟二娥一说，她也支持我的观点。不就是一个月多100来块钱嘛，不能占这样的便宜。我家二小子没了，二娥卧病在床，可是我有工资啊！虽然那点工资很微薄，但每个月国家照样发了的。村里比我们日子难过的多了去，我要了这个低保，就会感觉到在寨子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我让二娥赶紧去把那张低保公示名单撕下来，然后去找祁四老爹。没料到，村上没有胶水，用米汤粘贴的东西居然这么牢实，只揭下来了一半。

十、做出这样的决定你会后悔吗

倪万喜摇摇头，脸上多了几分苦涩的笑容，那口黑牙在灯下显得异常丑陋。

夜深了，几只打鸣的公鸡生怕自己落后，扯起脖子争先恐后的鸣叫起来。趴在门口的黄狗警觉地爬起来，立起耳朵听了听，打了个哈欠又坐了下去，很快眼皮就又耷拉了下来。二娥打来了水，贺民洗脸，洗脚，换上了倪万喜家的布鞋。倪万喜叫过二娥，要她做点夜宵，汤圆抄手啥的都成。倪万喜这一提议，让贺民坚决制止了。

倪万喜黑木箱里还有不少好东西，这样的龙门阵就是三天三夜也卿不完。有了这一小段插曲，贺民不再催促倪万喜继续他的故事。贺民想起了此行的目的，于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贺民：国家要求科学推进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严禁强行撤并，当地政府为啥还要撤掉你们这所学校？

倪万喜：撤掉乌地吉木小学，这并不是政府的主张。

贺民：那，这是谁的主意？

倪万喜：我。

贺民：你说说，为什么要撤并学校？

倪万喜：学生一年比一年少，当年一起代课的同事走的走，辞的辞，如今就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来看这个庙门了。现在，学校里就只剩下22个学生，三个年级，只能上复式班。孩子们大的大，小的小，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要求他们住校。上课的時候，孩子们全部集中在一个教室里，相互干扰很大，教学效果非常糟。在这样的环境中，三个年级就我一个人赶独牛，别说开展文体活动，推行素质教育，就连正常的课程都上不好。我不能再这样糟蹋这些孩子，拿他们的前途，来打发我无聊的光阴。

贺民：撤并了这所学校，孩子们怎么办？

倪万喜：到乡中心校去。现在条件好了，中心校办起了寄宿制，学生有寄宿制生活补助，有免费营养午餐，家长每个星期接送一次，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

贺民：乡政府同意撤并这所学校吗？

倪万喜：没有。多年前，乌地吉木的乡亲到乡政府闹事的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乡上领导对撤并学校的事很慎重，让人把我的申请退了回来，说要召开群众会讨论了再说。

贺民：当地村民对撤并这所学校，有什么反响或意见？

倪万喜：这个消息传到寨子里，寨子里一下炸开了锅，老老少少旋风一样跑到学校问我是怎么回事。有人劝我别做傻事，有人提出要凑钱给我加工资，还有人骂我疯了。一句话，大家都对这所学校有感情，说啥也不愿意撤掉……

贺民：对于村民的各种非议甚至是过激行为，你采取了哪些措施？

倪万喜：其实，我已经预料到作出这个决定的后果。我没做傻事，更不会要他们增加工资，我只是从良心上对娃娃的未来负责。孩子要成为国家建设人才，得全面发展，就我一个人赶独牛，上三个年级的复式班，我就是拿出所有看家本领，也把他们培养不出来。我把道理给他们一讲，寨子里的老老少少都哭了。很多人都哭得很伤心，哭得我心里酸溜溜的。唉，那样的场面，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不过，现在好了，我已经做通了村上的工作，做通了家长的工作，这学期结束，孩子们就会合并到乡中心校去读书。

贺民：你算得是这所学校元老级别的人，对于撤并这所学校有什么感受？

倪万喜：怎么说呢？我刚开始代课那些年，恰逢那人口上学的高峰，就拿咱乌地吉木小学来说，最兴盛的时候初中、小学加起来，有470多个学生，12个老师。唉，这熟悉的校园，站了30年的讲台，以及那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我确实舍不得。想着过去热闹的场景，再看看现在冷冷清清的校园，很多时候我会心里一阵阵发堵。我常常暗中对父亲念叨：爹，你说咱村的娃娃要走出大山，靠的是我，可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要是我天天守着他们，他们就走不出大山了！

贺民：你对做出这样的决定感到后悔吗？

倪万喜：我这样做才真正是为娃娃好，真正是对事业负责，我问心无愧。

贺民：现在农村学校生源大幅度减少，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倪万喜：这些年来，打工的打工，外出的外出，咱乌地吉木过去有400多户人，如今搬的搬，走的走，真正撕守在这里的仅剩四分之一。就是一时没有出去的，都在想着法子把娃娃送到外面去读。再说，时代进步了，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都不想多要孩子……

贺民：村民把孩子送到外面读书，是不是对你不信任？

倪万喜：这倒不是。更多的还是一种攀比心理，你家在城里读书，我也不能落后，也要把孩子送到城里去。当然，客观地讲，城镇的学校条件比这里好得多，他们有这种选择也没错。

贺民：对于撤并学校，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倪万喜：唉，这些事还没有过多的考虑。这学期结束后，我就会把自己站了30年讲台的这所学校，干干净净地清扫出来，亲手锁上大门，然后，把钥匙交给村里，让这所学校消失在全县教育版图上。

贺民：你干了一辈子代课教师，你认为自身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倪万喜：屈指算算，这些年我送走了16届初中毕业班，在我手上考走了21个中专生，我教的学生中考上研究生的，考上大学的还有十几个。咱乌地吉木不说家家出了大学生，但至少家家有了识文断字的人。我不敢说功成名就，但对得起天地良心。日子苦一点，但逢年过节，我的家里永远让学生和学生的家长坐得满当当的。我认为，人只要活得有尊严，一辈子受人尊敬，活在这世上就觉得值。

贺民：对于开启今后的生活，你作了哪些准备？

倪万喜：我买了养老保险的，现在还差3年才能领养老金。我最大的愿望，是到时候进城去，找家单位看看大门，或到工地上帮着看看材料，咱还得想办法把养老保险该个人缴的部分缴上，今后老来才没啥顾虑。你知道，我老婆孩子都有病，不管怎么说，在城里看病要方便一些……

十一、珍贵的历史资料

倪万喜重重地叹了口气，脸上多了几分阴郁，那双小眼睛此时眯成了一条缝，显得更加深邃。倪万喜没有说话，他慢慢地往旱烟袋里填上烟，摸出打火机，“咔”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很快就从鼻子里嘴里冒出浓浓的烟来。

夜已经悄悄睡过去，唯有窗外的小虫子还在唧唧欢唱。夜风从窗外灌进来，屋子里多少有几分凉意。倪万喜腾出手，缓缓地关上了他的黑木箱，仿佛关上了历史的大门。白炽灯下，那只黑色的木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床上。木箱近在咫尺，站起来伸手就可以摸到，贺民觉得眼前那只木箱就像一段厚厚的城墻，无言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辉煌。

一个星期后，贺民眯着熬得红肿的眼睛，和社长一起走进了祁才明的办公室。他将倪万喜黑木箱里的东西翻拍成的照片，以及那篇名叫《苦烛情》的稿子，呈在了祁才明的案头。

过了几天，贺民就接到了祁才明的电话，要他过去一趟。

祁才明指着厚厚的稿子，笑眯眯地说了两字：

“不错！”

领导一高兴，贺民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就落了地。没想到祁才明话题一转，指着那匝照片，道：“说说这些照片吧，这些才是来自于基层最为鲜活的东西。”

于是，贺民讲起了倪万喜的黑木箱子，以及每一张真实图片后面的故事。

祁才明听得很投入，越听他的脸色越严峻。贺民把倪万喜的故事讲完，好一阵祁才明都没说话，他还沉浸在倪万喜的故事里。沉默了一会儿，祁才明摇摇头，说：“唉，怎么说呢，倪万喜和他们这一代人，支撑着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成就了山里孩子的梦想。他那只黑木箱子，就是他们这一辈代课教师真实的奋斗史。”

贺民心想，领导毕竟是领导，这评价提炼得多好！没想到祁才明叹了一口气，又来了个转折：“不过，这事有些敏感。关于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各地陆续正在出台一些政策。只是，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还有一个过程……”

贺民愣了一下，问：“啊，稿子怎么办？”

“暂时放一放。”祁才明说。

“这……”

“对，这样吧，稿子和这些照片，先放在我这里作纪念。”祁才明想了想，说：“关于倪老师的事，我下来过问一下。你放心，倪老师那只黑木箱子，包括这些照片和稿子，都是珍贵的历史见证……”贺民怔住了，张张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责任编辑：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