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外交特点

黄帅

【摘 要】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堪称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时期，因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这一时期的苏联外交政策也显示出充满矛盾的特征，既有一度对外的“缓和战略”，也在“有限主权论”的影响下破坏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与苏联后来的命运息息相关。

【关键词】苏联外交；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

勃列日涅夫自1964年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便开始了自己长达18年的执政生涯，直到1982年在任上去世，苏联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国家都牢牢掌控在他的手中。相比其他几位领导人的执政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甚至一度在冷战中处于上风。但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是苏联的社会改革日趋缓慢、体制不断僵化的阶段，其中造成的诸多政治、经济问题，为不久后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这种强大并充满矛盾和风险的特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的教训给后世留下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从“缓和战略”到“有限主权论”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产生新的外交政策，与综合国力日益提升有重要关联。苏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维持在7%左右，甚至在“八五计划”时期达到了7.4%，这对当时世界第二强国的庞大体量来说，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数字。而在其他经济指标上，不论是工业总产值还是农业总产值，都已经逼近了美国的水平，而在军事工业领域，苏联并不亚于美国的实力。即使是向来被认为苏联经济薄弱点的轻工业和民众日常需要的产业领域，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水平。这些成果，与苏联一体化的体制有关，以举国之力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型，才呈现苏联数十年来努力的成果。

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他面对的正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苏联社会。1967年，他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至于到底什么是“发达社会主义”，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看法，但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它被解释为：“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这种解释方法的吊诡之处在于，它即呈现出历史阶段论的色彩，也是对现实的一个指向性明确的引导。

通过革命的形式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化，是苏联此前历史产生的经验，如何由社会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的思路是通过生产力发达和分配公平来完成的。这个思路从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勃列日涅夫的问题在于，他过高地判断了苏联社会的发展水平。

但是，理论一旦无法科学指导现实，就会产生更大的麻烦。不言而喻的是，“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当时的苏联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一方面，他让官员和民众都产生了苏联已经非常强大的幻觉，另一方面，潜在的矛盾和经济上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決。学者陆南泉曾指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其中就有理论教条主义和因循守旧的思想的原因。从结果来看，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已经犹如一个迟暮的老人，虽然表面上貌似强大，但内部已是危机重重，各种发展指数都有下降趋势。应当说，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改革措施仍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内，进行一些商品化和市场经济元素的探索，但僵化的体制没有改变。这种社会经济的运转模式，体现到对外关系上，就是与美国冷战的持续加剧，以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容度的下降。

而上面提到的所谓“缓和战略”，是勃列日涅夫于1969年在“华约”的会议上提出的。此时，勃列日涅夫属于执政初期，苏联国力尚在全力攀升阶段，他需要通过舒缓和睦的关系来赢得周边国家的支持，尤其是不与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对抗。这个外交观点一般被视为和平的外交政策，但勃列日涅夫对此也说的很明白：“缓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换言之，并非美苏不再对抗，只是暂时放弃激烈的、你死我活式的对抗，以争取时间的方法换得苏联的强大。从国家发展的策略上看，这个外交立场是没问题的，只要苏联坚持几十年“缓和战略”，并非不能达到最初的目的，但随着勃列日涅夫后期改革力度的放慢，以及苏联社会各种问题的出现，这个政策被逐渐抛弃，美苏的全面对抗再次出现。

其实，早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就已经显现。此后，他提出了“有限主权论”，简单来说，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欧诸国的主权是“有限”的，需要听从苏联这个“大家长”的安排，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稳定与和睦。这当然是勃列日涅夫一厢情愿的观点，独立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最根本的特征之一，任何试图控制他国主权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这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与尊重。

因此，在“有限主权论”的影响下，苏联与周边多个国家的关系陆续恶化，不仅东欧多个国家与苏联关系完全恶化，中国也因“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此后长期与苏联关系紧张，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新的外交策略。长远来看，即使苏联国力强大，能以“大家长”自居，但也经不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折腾。尤其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更是被普遍认为缺乏战争合理性与必要性，这场耗费巨大人力和财力的战争，并没有给苏联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恶化了苏联本来就充满危机的经济问题，恶化了苏联的国际声誉，为1991年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二、反思教训：政治因素还是文化因素？

对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人而言，那个时代是一度充满阳光的，国家的强盛与经济的繁荣令他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改革成果。但是，就在勃列日涅夫以为“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时候，苏联也开始从巅峰滑向了失败的深渊。从“缓和战略”到“有限主权论”，体现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

要分析其中的原因，则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寻找蛛丝马迹。客观而言，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就是一个有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传统的国家。从莫斯科大公国到俄罗斯帝国，俄国的版图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从东欧平原一直扩张到白令海峡两岸，整个西伯利亚地区都被俄国人掌控。俄罗斯的大国主义情结非常强，而且很有顽强斗争的勇气，不管是早期抗争蒙古人的统治，还是后来与西欧、大清和美国争夺地区霸权，其中的理念都是一以贯之的。更何况，按照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说法，俄罗斯有明显的“弥赛亚救世主义”情结，认为自己是上天选中的民族，理应对整个世界有关怀与责任。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从“争夺霸权”“军事冲突”等现实政治维度来理解“俄国—苏联”的对外政策。

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苏联面对的国际形势。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勃列日涅夫从早期的暂时防守到后期的主动出击的思路，是他依仗苏联国力进行的“斗争”，这种输出革命、继续斗争的思想，并非勃列日涅夫的独创，而是从列宁以来苏联政治高层普遍的思路，只不过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思路及其产生的冲突现象更加凸显。因此，我们不能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政策与苏联之前的历史割裂开，这种对抗性思维造成的结果，往往就是双方各有损伤，但实力较弱的一方，可能因此走向瓦解的结局。

事实上，后来苏联的改革之路，哪怕经过戈尔巴乔夫以所谓的“新思维”重新修复与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无法挽回走向衰亡的事实了。这其中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大国关系之间的博弈最讲究的是分寸，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对抗，相比共赢式竞争，零和式竞争永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策。

【参考文献】

[1]陆南泉：《走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