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

周海荣　李宏

摘要：作为“休闲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蕴含在其伦理学、政治学及形而上学之中，与其幸福论、德性论相互融合。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入手论述其理想主义休闲观及其时代局限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不是娱乐消遣，而是严肃的实现活动；休闲发生在一切外在的手段性事务之后，是人的本质活动；休闲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人理想的存在状态。但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也表现出明显的贵族化倾向，他认为休闲绝对优于劳动，且奴隶不应该享有休闲。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休闲观；幸福；实现活动；本质活动

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6.0019

作为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被后人尊为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同时，因为他对休闲的极力推崇以及大量休闲思想的阐发，更被西方休闲学界奉为“休闲学之父”。然而在現时代，当休闲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亚里士多德的休闲思想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更关注的是休闲活动的丰富程度、休闲时的感官体验以及休闲产业的兴起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等物质层面的东西。古希腊人唯美的休闲理想似乎已被人们忘却，休闲与德性、幸福以及人的发展等终极目的不再具有必然联系。因此，重新考量古希腊语境中的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阐发先哲们把休闲作为人生至高境界以及理想存在方式来追求的生活态度，对当前人们塑造正确的休闲观有重要意义。

一

休闲之事，古已有之，但在西方，真正明确的休闲观念到古希腊城邦时期才逐渐形成。可以说是古希腊人创建了“休闲”的概念，且赋予了休闲以崇高的地位，自觉追求休闲理想，并形成了独特的休闲伦理。美国休闲学家托马斯·古德尔提到，“在思考休闲问题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比古希腊人做得更好。”[1]15葛拉齐亚甚至说：“休闲生活只属于希腊人。”[1]22所以，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必须把它放置到希腊文化的理想主义情境中进行考察。

古希腊人热爱休闲，也懂得休闲。自由人典型的休闲活动主要包括参政议政、哲学沉思与辩论、观察自然、研究学术、趣味娱乐、宗教仪式以及定期举办的奥利匹克运动会等。人们在休闲中发现并欣赏数的和谐、音乐的优美、舞蹈的奔放、喜剧的快乐和悲剧的壮美。在古希腊，每年会定期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以及戏剧公演、音乐比赛和舞蹈比赛等活动。活动期间，所有的敌对行为一律停止，国人云集雅典，停止公务，享受免费供应的食物。休闲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被赋予极高的价值，自由人把休闲看成是锻炼自己、提高修养、创造文化的途径。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古希腊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正是奴隶们的艰辛劳作为自由民的休闲生活提供了财富和闲暇，古希腊哲人才能够自由地探索关于宇宙自然、政治社会、人生幸福等各方面的知识与真理，并追求理想的生活。

古希腊哲学家所追求和践行的自由生活为人类如何操持闲暇提供了典范。首先，只有闲暇时间是不够的，古希腊人的休闲还渗透着一种智力的热情和对理想的追求，比起任何其它文化而言，这种热情和和追求都是古希腊所特有的。这是一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而促发的满怀激情的探索，一种对生命寄予了深厚尊重而激起的对理想生活的勇敢追求。正是这些东西使得古希腊的休闲具有了与自由、幸福等终极目的相关联的神圣意味。其次，古希腊的休闲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绝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都认为人的灵魂中含有自由意志，人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早期哲学家们认为，无论是对于休闲、美德还是幸福的追求，出于意愿、做出正确的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古希腊的教育理想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信念：人们能够做出选择，知识的整个目的就是使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再次，古希腊的休闲还强调美德和优秀品质。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公正之处在于：万事万物都有自己恰当的位置、作用与功能。当某物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公正就丧失了，混乱也就随之产生，无论是宇宙还是人类社会，情况都是如此。与自然的公正相一致的合适的量与适当的比例就是一种美德，它是人们获得幸福保证。因此，古希腊人的休闲强调度与节制，强调合乎德性，他们认为“好的生活是经过正确选择和有恰当行为的生活”[1]27。

由此可见，古希腊哲学家所理解和展示的休闲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休息放松或消遣娱乐，而是一种对自然、生命、自由、幸福等人类终极关怀的积极探索，一种不断接近真理，并在其中获得人的本质和幸福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休闲观念被代代相继而又不断丰富，在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更好的融合和发展。休闲与智慧、美德以及幸福一起被作为目的来追求。

二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等经典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什么是快乐、幸福、休闲、美德和安宁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获得幸福，他的休闲思想也是蕴含在其幸福论、德性论等之中。因此，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之前，我们首先要理解他的幸福论。

首先，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实现活动（ε'νε'ργεια）。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生命分为不同的层次：营养的生命、感觉的生命和实践的生命，并指出人的活动在其本质上不在于营养的生命和感觉的生命的功能性活动，而在于其实践的生命的实现活动（最核心的是灵魂的合乎理性和德性的实现活动）。人通过这些实现活动获得其本质力量，展示其存在，实现其生命的目的①。

其次，幸福则是人最完满的实现活动和最高形式的善。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2]1。而在所有善的事物中，有些是因其自身而值得欲求，有些是因他物而值得欲求，幸福则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他物而值得欲求，它是完善和自足的。人们满足各种欲望，追求财富、名誉、权利等等都是为了得到幸福，幸福是所有活动的目的，因此，幸福是最高的善。而与柏拉图关于幸福的理念共相理论不同，亚里士多德强调幸福不是一种理念或品质，也不是一种感情状态，而是一种实现活动，是指人的肉体与灵魂活动的圆满实现，尤其是指灵魂最好的思想活动的圆满实现。endprint

再次，美德是达到幸福的必要条件。亚里士多德指出，幸福是灵魂合德性的实现活动，而德性并非出于自然或与生俱来，而是要通过学习与训练，但正是知识与良好习惯引导着符合道德的选择和行为，这种合德性的选择与行为又会引出真正的愉快与幸福。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美德必须出于意愿和主动选择。他认为仅当一个人知道他要做的行为，出于意愿地、因其自身之故地并且出于一种正确的品质而选择它时，这行为才是德性的。如果只是因为外在的或其他不得已的因素而做出某种好的行为，则根本不存在美德，也不会导致幸福。

最后，沉思是最高的幸福。这一观点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本体论相关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最纯粹的形式、最高的现实——理性之神是世界的初因和目的因，世界万物就是被对理性之神的敬爱所推动而运行的。而人最能分享神性的活动就是沉思。于是沉思活动通过分享神性而成为最高的幸福。这首先在于，沉思是努斯的实现活动。努斯是人之为人最高属性，是人“身上最高等的部分”，因此，在沉思中人获得了最本质的力量，沉思的快乐是人享受其最高属性的快乐。其次，沉思活动是自足的，它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带来的快乐也最为纯净和持久。在沉思中“除了所沉思的问题外不产生任何东西”，而在其它实践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总要从行为中得到某种东西”，而且沉思活动不需要更多的外在善作条件，“智慧的人靠自己就能沉思，并且他越能这样，他就越有智慧”[3]306。再次，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中含有最多的闲暇，而闲暇是构成幸福的重要因素。因此，沉思是最好的活动，尽管“这样一种生活对于人恐怕是太高了：因为人并不是就其作为一个人便可以这样生活的，而是就他身中有着某种神性的东西存在，他才是如此的”，但我们还是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依照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而活，即使它在数量上很小，但它在力量上和价值上却远远超过了其它一切事物”[3]307。

三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休闲与幸福、沉思、德性是相互关涉的，这表现在：沉思与幸福必然含有休闲，沉思本身就是最好的休闲活动；幸福离不开美德，休闲同样需要美德引导正确的休闲选择；休闲之所以被赋予很高的地位，在于它是进行沉思，实现智慧与幸福生活的基本条件，甚至休闲本身就意味着幸福，休闲与幸福只是人的同一存在过程的两种不同言说方式。由此，亚里士多德休闲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其一，休闲是严肃的实现活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休闲是一种伴随努力、智慧、德性而进行的严肃的实现活动。首先，休闲不是指单纯的远离工作或任何必须性事务的休息与消遣。娱乐消遣尽管是自足的，但不是终极性目的，消遣是为了恢复精神以继续严肃的追求。如前文所述，幸福的生活是合德性的生活，而合德性的生活在于严肃的活动，越是有能力的人“其实现活动也总是更为严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休闲恰是与人们沉思、静观、冥想等最高的实现活动相联系，因此，娱乐消遣虽然也令人愉悦，但真正的休闲并不在于此。其次，休闲产生快乐，但并非为了快乐。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实现活动与快乐的关系，“生活是一种实现活动，每个人都在运用他最喜愛的能力在他最喜爱的对象上积极活动着。”[3]299当人的正常品质的实现活动未受阻碍时，便产生快乐。不过，在实现活动中，快乐并不是作为感觉者本身的品质或内在的东西发生影响，而是作为产生出来的东西完善着它。快乐完善着实现活动，正如美丽完善着青春年华。而“最好的实现活动就是处于最好状态的感觉者指向最好的对象时的活动”[3]298，这种活动当然也最令人愉悦，最能产生快乐。它近似于马斯洛的“高峰体验”以及奇克森特米哈伊的“畅爽”感受。休闲作为受阻碍较少的实现活动自然会以快乐为表征，休闲产生快乐，而快乐也完善着休闲，使得休闲更值得欲求，但是快乐毕竟不是休闲的目的，“快乐与实现活动联系紧密，难以分离，以致产生了它们是否就是一回事的问题。”[3]301但正如爱尔温所言，一旦我们能够把快乐区别于实现活动，我们就会看清，我们选择生命及其实现活动并不是因为快乐。再次，休闲不是某种短暂的间歇，而是终身的活动。亚里士多德强调“幸福需要完全的善和一生的时间。”[3]26只有终生奉行美德的人，他的幸福才是持续的。也就是说，幸福作为人的实现活动，不是某种一劳永逸的东西，而是一种对生命中美好而神圣的东西的持续追求，是通过对沉思、美德与善的审慎把握，从而达到逐渐接近灵魂的完满实现的过程。而这种追求与实现活动始终是伴随着闲暇的，抑或说它本身就是休闲。因此，休闲不是对某种外在手段性事务的暂时远离，摆脱必然性、出于意愿地追求自由与理智灵魂的实现是终身的事情。最后，理想休闲需要美德，需要通过教育和训练。亚里士多德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但这种休闲不是自然获得的。他认为幸福、沉思、休闲等完满的实现活动是神圣的，却都不是来自于神赐，而是“通过德性或某种学习或训练而获得”。因为这些活动都离不开美德、离不开理智的思考和选择，而这些美德与选择能力需要在严肃的学习和训练中获取。

其二，休闲是幸福的基本条件。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唯独在休闲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休闲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幸福是灵魂合德性的实现活动，最完善的实现活动和最高的幸福就来自沉思或静观，而这种沉思或静观必须在闲暇中才能实现。因为既然沉思是自足而无需外求的，这就决定了沉思活动必然以摆脱各种生存必需性的劳作与关系为基础，以无所欲求的闲暇状态为基础。由于无所欲求，人才能够像神那样进行杰出而天才的沉思，直面生命中神圣而美好的东西以及最高的善，从而达到真正的愉快和幸福。因此说，“理智的活动者需要闲暇，它是思辨的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可求，它有着本己的快乐……如若一个人能终生都能这样生活，这就是人能得到的完满幸福……”[2]225。另一方面，沉思、静观等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本身又是最好的休闲。它以思想为对象、以思考为过程、以自身为目的，“要比战争，或政治，或任何其它的实际功业都更可贵，因为它可以使人悠闲，而悠闲对于幸福乃是最本质的东西”[4]235。endprint

正因为幸福必须包含有闲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其它实践德性的活动如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因为没有闲暇，都谈不上是目的性的善和真正的幸福。“虽然在政治与战争的实现活动中可以运用德性，但这两种活动都似乎是没有闲暇的。战争不可能有闲暇（因为没有人是为着战争而进行或挑起战争。只有嗜血成性的人才会为战争和屠杀而对一个友好邻邦宣布战争。）政治也不可能有闲暇。政治总是追求政治之外的某种东西，即职司和荣誉。即便政治家也追求自身或同邦人的幸福，这种幸福与政治也不是一回事（对幸福的追求也显然被认为与政治不是一回事）。尽管政治与战争在实践活动中最为高贵和伟大，但是它们都没有闲暇，都指向某种其它的目的，并且都不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欲求。”也就是说，政治、战争等实践活动尽管也合乎德性和善，但是它们本身不是自满自足的，而是指向更远的目的的手段性的善和工具性活动，人在从事这些工具性活动时，不可能享有闲暇与幸福。

显然，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悠闲” 或“闲暇”并不单是指一段“空闲时间”，而是指一种心灵的“自由状态”，而且是建立在理智活动（包括自制、选择等）基础上的“自由状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自由状态（即闲暇）是最符合人的“自然”的，因此对人来说是最好的。“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如果一生勤劳，他就永远不能领会这样的快乐。人当繁忙时，老在追逐某些尚未完成的事业。但幸福实为人生的止境（终极）；惟有安闲的快乐（出于自得，不靠外求）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5] 416417

其三， 休闲是目的，劳动只是手段。

在古希腊的城邦奴隶制社会，哲学家所谈论的德性、幸福、休闲等活动都是只针对自由民而言，而占当时人口更大比例的另一群体（奴隶）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中，自由民（尤其是其中的上层人士）享有财富、地位、自由和闲暇，而奴隶除了劳动之外，不享有作为真正的人的任何权利。亚里士多德甚至说，“奴隶与动物不是城邦成员，他们不分享幸福和有目的的生活”。

正因为劳动总是和身份低微的奴隶以及下层自由民相联系这一制度现实，劳动被赋予了不光彩的角色。另外，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限于当时的生产力与技术水平，劳动更大程度上受自然力的牵制，只能是单调和繁重的体力付出，无论是农人的田间劳作还是匠人的工艺制作，都只停留在维持生存的物质层面，而古希腊哲学自苏格拉底以来更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人的德性与灵魂的实现以及对分享神性的幸福生活的崇尚与追求，这种物质性劳动便不可避免地遭到排斥和鄙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以谋生为目的的工具性劳作，都不是一种属人的生活方式，它意味着单调、劳累和束缚，没有德性与理智成分的参与，更不可能有关于思想的思考，这种生活自然是不值得欲求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公民不应该过一个匠人或者商人的生活，因为这样一种生活是不光彩的，是与德性相违反的”[4]249。公民也不应该是农人，因为他们必须有闲暇。可见，亚里士多德的闲暇排除了所有的以外在善为目的的活动，它是一种和更高的目的性相联系的、自由的生活状态，“即完全从生存必需性和生存必需性所从出的关系中摆脱出来。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排除了所有主要目的在于维生的生活方式——不仅包括劳动的生活，而且包括自由的手艺人的制作生活和商人的敛财生活”[6]。

所以在亞里士多德以及许多古希腊早期哲学家那里，劳动和休闲是不相容的，休闲代表着崇高的、可欲求的自由人的生活；而劳动始终与受压迫相联系，有碍于人的自由、德性的实现。因此，休闲才是生活的目的，劳动只是生存的手段，正如亚里士多德多次强调的那样，“人类天赋具有求取勤劳服务同时又愿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这里我们当再一次重复确认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该是操持闲暇。勤劳和闲暇的确都是必需的；但这也是确实的，闲暇比勤劳为高尚，而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5]416。

四

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是一种理想主义休闲观。他以一种不同于我们现时代的独特方式谈论休闲。他不谈休闲时间，因为他的休闲是持续的。休闲不是人们生活中被劳动分割下的一部分时间，而是与所有手段性劳动并列且对立的生活方式；他不谈具体的休闲活动，尽管他将休闲看成一种实现活动，但也绝不是某种有形的外在活动，毋宁说是一种内在的、思想的运动，一种对世界、对人以及对神的静观。至于休息放松、娱乐消遣则根本和休闲无关；他也不谈休闲的目的，因为休闲本身就是目的。因此，休闲在他那里被赋予了非常崇高的地位：“休闲是一切事物围绕的中心”，是伴随德性、理智、沉思，并指向幸福的目的性行为。从现代意义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休闲就是一种理想的存在方式。而今，我们的物质生活相比古希腊无疑丰富多了，人们在自然面前所受的限制越来越少而变得更加自由，劳动的负累与束缚被技术一再减轻。但同时，“物质享受已变成一种（目的性）理想，而不是作为实现休闲理想的一种手段”[1]30。也许当物质追求成为目的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记起亚里士多德的休闲理想。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指向理想存在方式的方向。

当然，奴隶制社会背景下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这集中表现在他关于劳动与休闲截然对立的观点上。首先，这是一种包含着不平等的休闲观。亚里士多德在强调休闲高于劳动是劳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时，似乎从来不考虑奴隶们的闲暇和幸福。这跟他的正义观是直接相关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事物或人都有着自己适当的范围，逾越这个范围就是“非正义的”。如果有人由于其能力或性格的缘故有着比别人更大的范围，分享了更大的幸福，这并没有什么不正义。这种正义观的核心是“按比例的平等”，即每个按照自己的能力、贡献、德性的比例获得自己的配得。于是，最好的东西就应该只限于社会中的少数人（圣贤、哲学家、统治者毕竟只占少数）拥有，大多数人只能满足于次等的东西。这种观念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直是合理的，尽管在后来的斯多葛派、基督教徒和民族主义者那里是绝对不容许的。根据按比例的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度是有利的、是正当的。奴隶天然应该低于主人”[4]241，因此，奴隶天生不能享有闲暇。这种贵族倾向的休闲观显然不符合我们现时代的伦理标准。其次，亚里士多德对休闲与劳动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如前文所述，劳动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永远只是和紧张、辛劳、束缚相联系，而与德性、休闲相违背。可见，关于劳动的美学意义以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我实现价值（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还完全没有被发现。endprint

注釋：

①本段内容主要参考廖申白先生翻译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序言部分相关内容。其中对于关键词“实现活动”（ε'νε'ργεια），廖先生作了详细解释：ε'ρ-在希腊语中的意义是“通过……”、“从……”，ε'ργεια是ε'ργον（活动）的名词转形，ε'νε'ργεια的本意即通过活动而实现、达到的，从活动而来的东西。因而廖先生在这本译著中将“ε'νε'ργεια”大多译成“实现活动”，如幸福“在于合德性的实现活动”（第305页）等，而这个词在苗力田先生翻译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大多翻译成“现实活动”，如幸福“在于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之中”（第223页）等，但苗先生在他的某些论文中指称这种活动时也经常用到“实现活动”，如：幸福“就是实现活动自身……它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思辨就是这种合乎本己德性的实现活动”等。（见苗加先生《品质、德性与幸福》一文，原文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鉴于上述因素，本文中涉及到ε'νε'ργεια一词的地方采用的都是“实现活动”的译法。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成素梅，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As “the father of Leisure Studies”， Aristotle s leisure concept contains in his ethics， politics and metaphysics， and is integrated with his theory of happiness and virtue. The author discusses Aristotle ‘s ideal leisure view and its limitation from the view of his theory of happiness. Aristotle believes that leisure is not entertainment， but serious realization activities. Leisure is the essential activity of human after all external means. Leisure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appiness， and it is an ideal state of existence. However， Aristotles leisure concept also showed obvious aristocratic tendencies， he thought that leisure is absolutely superior to labor， and the slaves should not enjoy leisure.

Key words：Aristotle； leisure ideas； the happiness； the human beings realization； the human beings nature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