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墓园

女真

春天来了，带上茶水和三明治，我又到北陵来，与梨花约会。梨花开在大梨树的枝头，大梨树在北陵公园靠东面的林子里，游人一般不来这儿，要从一条不起眼的小土路拐进去走六七分钟，在林子深处。梨树花期很短，我在记事本上写着花开的日子，每年都来写生，可谓一年一次的秘约。从来没人买我梨花。一般人更愿意为牡丹买单，花开富贵，喜庆，吉利。梅、兰、竹、菊一直受欢迎，迎春、荷花也行，适合公共场合，寓意好。梨花不行。梨，离。不吉利吧。白纸白花，难画。通常我用灰色的底子做背景。永恒的灰色，永远不过时，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还有低调的优雅。我喜欢。每年春天，我都要来看一看这棵大梨树，像看望一个亲爱的人。认真画几幅梨花，收起来，有时间挂出来自己瞧瞧、看看。大梨树附近是榆、槐，还有我说不清名称的一些灌木。树干粗壮的梨树任性地站在路边，覆盖了很大一块面积，不知道是陵园方面有意栽培，还是自己野蛮生长出来的。这么茂盛的一棵大梨树，这么一树蓬蓬勃勃雪白的梨花，在我生活的这座北方城市，真是难得一见。我甚至不愿意告诉别人这里有这么一棵大梨树，害怕游人的探访破坏这里的清静。一个人，仰望一树雪白的梨花，与带着暗香的梨花对视，把几天后就可能被春风、春雨凋零了的自然之美挽留在纸上，真好。

林子里很静。虫子不多，还听不到鸣叫。树叶嫩小，没成气候。只有春风微拂。这会儿的风很温柔，正与花朵们耳鬓厮磨。树上的梨花朵朵开到纸上。不知道过了多久，清静被破坏了。破坏清静的不是游人、不是风，是手机铃声。家里人知道我出来写生，一般不会给我打电话。第一串声音，我没理睬。眼下手机骚扰电话太多，不是理财、放贷就是卖房子、装修房子的，烦得很。铃声很快又响起来，顽强、固执，在静静的林子里格外刺耳，令我扫兴。看一眼来电显示，却不得不接。电话号是座机，区号是老家的。妈妈独自一人在那里。万一有什么情况呢。最好别有什么情况。这个电话得接。心里慌乱，热汗很快淌下来。春风吹凉了热汗，粘在皮肤上，一点不爽。也许，真应该去看看医生了。感觉是心脏不好呵。

电话里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请问是程丹青吗？你好，你是沈秋霞老人的女儿吧？这两天还要麻烦你到拆迁办来一下，关于你母亲的房子。你们家老人太固执了，需要你们晚辈继续做工作。对，越快越好。别人家都签字了，很多人家都搬走了。她一个老人家，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黑咚咚、路灯断了电的地方，也不安全是不？”

又是拆迁。拆迁这事进行至少三四年了，户口早就冻结，时而传说动迁，时而又说没钱暂时不动了。这回是动真格的了？电话那端的陌生女人绵里藏针。话不多，细思极恐。白楼一带水泥窄路本来就多年失修，路灯断了电，走路很危险。更何况妈妈已经有了白内障。还没到必须手术的程度，但视力很受影响。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譬如有人强拆，故意伤害房主，连个证人都难找到。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段子让我不能不提高警惕。这位女士应该是新来的，不是头几次打电话的那个中年男人。声音听上去年轻，但很老辣。

老家的房子，妈妈一个人住在那儿。那里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妈妈自从和我爸结婚就一直住在那儿，中间几次有机会换更大些的房子，她不愿意动地方，不愿意搬家。她说离不开经营了多少年的小花园。我倒是从来不反对那里拆迁，我一直在做妈妈的工作，但爸爸去世后房本改成她的名字，她不签字我没办法。妈妈总是把户口本、房本看得死死的，就像我小时候她看着家里的粮本、粮票、煤证、豆腐票、白糖票、布票。我真不知道她把房本藏在哪个角落。那片房子拆得越快越好呵。拆得太晚了。拆迁了妈妈无处可去，就可以离开老家，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免得我惦记。因为妈妈不肯离开老房子，我得经常开两个小时车往回跑，三天两头打电话问候妈妈，还要提心吊胆面对随时可能接到的任何来自家乡的陌生号码。那些陌生号码个个都像无名陷阱，也许表示妈妈走路摔了被路人送去医院，也许表示妈妈有了另外更严重的什么问题。因为不在她身边，我脑子里经常浮现她出了什么事情的幻觉，并经常为此心慌。最怕来自家乡区号的电话，不得不接的也是来自家乡号码的电话。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近来心脏不好，可能就是被那些电话吓的。

老家的房子，比我妈妈年纪还老，一楼的下水道经常堵塞，冬天暖气温吞吞刚不拔手，住户们多少年来因为室内温度不达标投诉。卫生间三家十几口人公用，空间窄小，早晨、晚上要排队，用起来极不方便。积垢多年的厕所，散发着无法躲避的骚臭，难闻的气味一年四季往屋子里钻，妈妈燃了各种香也不能完全遮蔽。洗浴要去外面的公共澡堂。每次回家，我都极其矛盾。既必须回去又不情愿回去。虽然在这里长大，但我不再能忍受落后的卫生设施，我已经习惯了早晚各洗一次澡，在独属于我一个人的卧室浴房里，泡上香草浴盐放松，或者去外面消费更高的地方洗SPA，以水疗整理心情。现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去外面无论公出还是旅游，住的房间通常都带独立卫生间，很少还有十几个人共用的吧？通常我捏着鼻子在家住一两个晚上就忍不下去要往自己小家跑。各种不放心，各种充满了离奇色彩的丰富想象，很快我又得再跑回来。周而复始，高速公路过路费和汽油钱不计其数。干净了一辈子的妈妈坚持住在条件很差的老房子，真让我无法理解。在我妈妈眼里，她住的是天底下最好的房子吧。金窝银窝不如她的老窝。我先生买了别墅，我们自己家住了两层楼，条件比这个六户人家共住的老旧两层楼好了不知多少，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还有一个三百平方米的花园，家务事有钟点工打理。我一遍遍把iPad里的别墅照片给她看，把给她准备好的房间给她看，她脸贴近屏幕，手摸屏幕上的房子、花園，不断感叹“好好好”，但就是不肯搬过来，甚至连每天上门三两个小时的钟点工都不接受，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妈妈一直住着的那一带老房子，在我老家，大家习惯了叫白楼。白楼是伪满时期日本人建的工房。所谓白楼，是相对红楼而言。红楼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三层红砖罩面，斜坡瓦顶，有暖气、上下水、独立卫生间，据说是当年与苏联交好时的中苏友谊楼。红楼一共二十栋，在其建成的1953年，这种条件的住宅楼在全国范围都算不错吧，多少人眼红，羡慕不已。专业技术人员、转业军人从五湖四海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山沟，为了多采矿石、多炼钢铁。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没拆迁改造前的铁西工人村和皇姑三台子飞机厂这一带，每次走到这些地方我都倍感亲切，这里的红砖楼跟我老家的红楼一模一样，建成的年代应该也差不多。红楼是我老家矿区当年条件最好的房子，至今看上去仍旧徐娘半老，有一种跟新房子不一样的韵致。与红楼隔了一条铁道的白楼，外墙其实不白，准确说是灰白，更准确说就是水泥罩面。这一片住宅，一共三十栋，都是二层小楼，一般楼上住三家，楼下住三家，楼上楼下各一个窄小的卫生间，每一层三户人家共用。八十年多前，这里是本地的高级住宅。当年在这里看管采矿场的日本人和一些伪满高级管理人员，就住在这些有上下水的水泥罩面房子里。白楼的房龄，比红楼要长十年，也许多了将近二十年？我没查到准确的资料，不乱讲。地理位置上，白楼更好，距东面的采矿场更远。距离远意味着晃动小，安全性更好。在矿区，我小的时候，地面晃动是常态，那不是来自大自然的地震，通常意味着采矿场扩大开采面，又打眼放炮了。我们这些在矿区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二三级地震的晃动。长白山余脉向辽东半岛甩出了一串不够高大的小山，一般只有海拔两三百米，山肚子里却富含铁矿石。这一带类似的矿山还有四五座。曾经海拔两百八十米高、绿树覆盖的青山，我老家这座号称亚洲最大的露天铁矿，经过百年开采，经过无数次火药崩炸，如今采矿场已经深入到海拔负二百多将近负三百米。地球表面被层层剥开，炸出了大坑，大卡车年复一年往外运送着矿石。小时候上学工课，工宣队带我们参观矿山，从采矿场的最高处俯瞰，深入地下的矿坑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又像伸向地心的灰色梯田。别处的盘山路都是绕着山脉走，我老家矿坑里的盘山路伸向地层深处。经过初选的铁矿石运往市区内的钢厂，最后炼成的钢铁，如果制成铁轨，老家的矿山人自豪地说，能绕地球十圈。百年老矿，开采于1916年，1945年日本人逃跑时就已经把山头削平，跟地面平行了。地下矿脉还能开采多少年？我不知道。如果我爸还活着，他肯定知道，毕竟他是采矿工程师。

我妈妈不愿意搬走固然有她的理由，但影响了整个棚户区改造的搬迁进程，做钉子户，这不好。我得做她工作。我们至少不能做最后一户搬走的吧。

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劝我妈在动迁合同上签字，从老房子搬离，比我在纸上画梨花难得多呀。

自从接了陌生女人电话，眼前的梨花好像变了颜色，不再像我刚来时那么雪白。我知道這可能是光线变强的缘故，但更可能是我走神了。这一树梨花让我想起老家院子里的梨花。院子里的南果梨树，有我爸、我妈的故事，承载着辛酸的家史。我是不是应该在房子拆迁之前回去，画一画那两棵梨树呢？至少要多拍几张照片吧。将来房子拆掉，再也看不见那两棵树了。我们家的梨树也已经很老了，树干上长了树瘤，结的果实越来越少，不再像当年那样果实满枝，让邻居们羡慕。靠南面的那棵梨树，头几年开始生虫子，每年结的果实手指头数得过来。居委会曾经来人，说要帮我们家把生虫子的那棵梨树锯掉，被我妈妈严辞拒绝了。所以，即使不拆迁，这两棵树说不定哪天也会自己死去。我真应该画一画。

这想法让我分神。我一边收拾画架子、折叠凳，一边给我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马上要回老家。他在那边担心我：“这么急？不能等周末我陪你一起回去？”

我先生已经过了正常退休年龄，但公司是自己家的，儿子还在美国读书，不可能回来接班，他暂时退不下来，还得为挣钱继续多操心。挣钱在我看来不是容易事，所以但凡能不麻烦他，我都自己来。

“不能。这就得走。”

万一妈妈今晚出了什么事情呢？黑灯瞎火地摔一下怎么办？这样的念头让我心慌，身上马上又出了一层汗。

我心里清楚，这么多年过去，妈妈心里对我先生这个女婿仍旧没有完全接受。她从来没有明白说出来为什么，最大的可能是嫌我先生比我大了十五岁呗。还有，就是他有过婚史。当年妈妈为了把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为了城镇户口有粮本、粮票，委屈自己嫁给只有一条胳膊的我爸，她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婚姻上再受委屈，但她不理解我嫁给一个年纪大的男人正是因为不想自己受委屈。我想画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用为是否卖钱、能不能开画展或者得奖委屈自己。所以我爱上了一个有钱而且还热爱艺术同时也热爱艺术家的男人。我和我先生是在一个展览上认识的，展览上有我的两幅画作，而他恰好喜欢上其中的一幅风景。用他的话说：超级喜欢。他想收藏那幅画。他通过熟人找到我，握手时我感觉他的手掌粗壮有力，像吃过苦的劳动人民的手。我对能吃苦的人有一种天生的信任感，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能吃苦的人。嫁给一个年长自己并且能吃苦的人，这辈子也许自己会少吃些苦。我跟妈妈说过无数次这个想法，她就是不理解。所谓代沟，在我和妈妈身上确实存在。

我知道我先生其实也从来不愿意陪我回去住那间浸着厕所味的老房子，每次回去他都是看我的面子，在考虑我的感受。所以，这一次，我还是自己开车回去吧。

我妈向来固执。对待女婿如此，在搬迁这件事上当钉子户，也就不奇怪。我一直在想，这跟她可能是日本孩子有关吗？在我们老家，老一辈的人，管那些日本战败逃跑时丢下的孩子叫日本孩子。我妈妈是日本孩子。更准确说，我妈是我姥姥、姥爷认为的日本孩子。这在我们老家那儿好像不是什么新闻。但我是十五岁那年才知道的。那年姥姥急性阑尾炎手术住院，我和妈妈轮流去医院陪护。那是姥姥平生头一次住院手术。她生我那三个舅舅都是在家里土炕上，村子里的接生婆替代了医生。我姥姥从麻醉中清醒过来，身体一定非常难受。她可能认为自己快不行了，趁病房里只有我和她，小声告诉我：“丹青，姥姥现在告诉你，你妈是日本孩子，她不是我亲生女儿，是我捡来的。姥姥还告诉你，你肯定是沈秋霞的女儿，我看着她在产房生的你。”

术后姥姥发烧，我以为她是在说胡话。等她病好了出院，我小心翼翼问她为什么说我妈是日本孩子，她先是愣着，大概忘记了自己说过这方面的话，很快就把话说开了：“你这么大了，告诉你也无妨。你妈确实是我们捡来的，她自己知道，她懂事的时候我就告诉她了。我们没隐瞒她。”

“姥姥，您怎么知道我妈是日本孩子？”

“怎么知道的？那年不是八一五光复吗，鬼子兵打了败仗，矿上的日本人带着家属也都往外跑，兵荒马乱的，咱们的护矿队把铁轨毁了，阻止日本人往外运送贵重东西。铁路停运，全靠汽车。听说撤退的车辆有限，想挤上去很难，有的日本爹妈只能顾自己，就把带不走的大东西和小孩子丢下了，小女孩儿更多些。日本人也重男轻女呀。有的爹妈给孩子留下了身份信息或者信物，有写下日本家庭地址的，有留下首饰、和服腰带什么的，也有的可能走得匆忙，什么都没留下。丹青，姥姥跟你讲，咱们东北人，即使在那个年月，在我们这一带，也没有故意丢下孩子不要的。除了光复那一阵子，也没听说谁家捡过孩子。咱们这儿的人，从山东、河北闯关东来的多，坐地户管我们这些移民来的叫山东棒子、唐山老呔儿。村子里谁老家来客了，家家都知道，想瞒都瞒不过去。伪满那会儿有保长，更不可能生人来了村里人不知道的。你妈妈丢的时候白白胖胖的，一看就胎里足，平时吃得好，生活条件不错。那时候你姥爷在矿上做工，砸矿石挣钱养家，我们刚结婚，你舅他们还没出生呢。我去白楼那边给人家送苞米，约好了送完苞米等你姥爷下工一起回家。我们往家走时，已经是傍晚，就在老火车站站房那儿，看见一群人围着说话，近前一看，一个小丫头片子哇哇哭，我和你姥爷听不明白她讲什么。那个小丫头就是你妈。我和你姥爷核计半天，孩子挺可怜的，没人要我们就抱回家吧。万一将来孩子爹妈找来了，再还给人家。管她是哪国、谁家孩子呢，怎么也是一条命。矿上很多老人知道你妈是我们捡的。那时候捡到日本孩子的不光我们，这一带六七家肯定有，在整个东三省，捡到日本孩子的不稀奇。我们这儿被收留、收养的孩子，头些年民政部门帮着陆续联系上日本家人，差不多都走了，最晚走的是1976年去了大阪的菅野一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年唐山大地震，他们是在地震以后走的。菅野一雄中国名叫冯鸿章，跟你爸在一个工段待过。你管他叫冯叔？对，就是那个人。他把老婆孩子都带回日本了，回日本之前把他养父母送进了敬老院。他养父母老冯头、老冯太太年轻时住在葫芦岛，他们一辈子没生育，只带大了他一个孩子。冯鸿章走了他们挺伤心的，那也没办法，人家本来就是日本孩子，日本爹妈当年丢下孩子肯定也是没办法，做父母的没有舍得扔下自己孩子的，将来你自己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了。那些年我们一直很纳闷儿，你妈为什么从来没人来找？我和你姥爷把你妈妈的情况跟民政部门汇报过很多次，公社、区里、市里，我们都去找过。可是一直没人来找她。我们估摸，她家里人肯定早就没了，要不然哪个当爹妈的心能那么狠，丢了孩子不找？听说当年日本人逃跑时，路上也死了不少人的，丢下你妈妈的那对父母没准儿也在路上没了。我们捡到你妈妈时，她穿的衣服跟咱们中国孩子一样，她身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作身份证明，民政部门说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不承认，所以你妈就回不了日本，到现在她也不知道自己亲爹亲妈到底是谁。你看看，你妈妈是不是也挺可怜？所以你平时要更懂事，别惹你妈妈生气，多帮你妈妈干活。你妈妈不容易，再说你哥哥又出了这档子事。日本国承不承认咱不管，姥姥告诉你，我和你姥爷都敢肯定，你妈妈一定是日本孩子。她那性格，怎么说呢，天生的，跟你那三个舅舅一点不一样，和咱们村里长大的姑娘们也不一样。你妈妈身上有一股子狠劲儿、倔劲儿。就说当年跟你爸搞对象这事，尽管你爸念过北京钢铁学院，有文化，还有城镇户口，但他只有一条胳膊、一只手呀，一个外来户，南方人，个头也就跟你妈一样高，说话咵了吧唧的，爹妈都不在身边，过日子一点忙帮不上，一般姑娘谁肯嫁给他？就你妈敢，一点不犹豫，我和你姥爷不愿意也没用。嫁了你爸，还怂恿你爸要白楼的房子，你爸因为是工伤，又是大学生，要房子时有点加分优先条件，可以在红楼要一个单间，当时红楼是红眼楼，一般年轻职工住不上。现成的红楼新房子你妈不要，非要去住白楼，跟我们说的是白楼虽然旧，但有两个小房间，将来有了孩子方便住，还说什么白楼的房子是一楼，有个西边的院子可以种菜，相当于涨工资了。那年月大家不富裕，都饿怕了，有一疙瘩地种，当然是好事。但我琢磨着，有院子种菜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她骨子里肯定认为白楼以前住的是日本人，她对那个地方亲。”自从姥姥跟我把话挑明了，她说起我妈当年的事情滔滔不绝——

“你妈嫁给你爸是1962年正月。你小，可能不知道那一年是什么情况。挨饿呀，死了不少人。我们这些住在村里的吃的也供不上溜，你那三个舅舅正是如狼似虎长身体的年龄，那时候我最愁的事情就是进灶房做饭。没有粮食，缺油少糖，我手再巧有什么用？！话说，你妈当年，急急忙忙就嫁过去了。从冯鸿章他爸老馮头腊月里到我们家来提亲，到你妈嫁过去，你爸、你妈认识不到一个月。你妈懂事、心善。跟你爸一分钱彩礼没要。临走头天晚上，她悄悄跟我说：妈，我嫁过去，还能给家里省点口粮。我弟他们不能再饿下去了。以后我能省下点油、糖什么的及时给你们送回来，别影响我弟他们长个头。你妈就是这么说的，当时我心里那个不是滋味呀。那时候城镇户口每个月有固定的口粮，有几斤大米、白面，还有固定的三两豆油。我们住在农村的就没准了，全看头一年大队收成怎么样，种没种油料作物，队里能留下多少。说良心话，我和你姥爷对你妈一直不错，真是当亲生的看待。她一个姑娘家，胃口不大，我们家差的不是她一个人的口粮。我们只有她一个闺女，拿她当大小姐养着的。家里这么多张嘴的情况下，我们一直供她念完高中。大学是她自己没考上。她真考上了，我们也会想办法供她。砸锅卖铁也能供她。那个时候高中生也非常稀罕呢，她高中毕业回来，队里让她当了会计，她干得挺好，从来没出过差错。就是在结婚找对象这件事情上，她很执拗，左邻右舍介绍了七八个，没一个她看上的，连当兵的她也不去相看。她年纪一天天大了起来，我和你姥爷都急得不行。也不知道怎么她一下子就看上你爸了。嫁给你爸，转成城镇户口，大队不能让她当会计拿工分了，大家还感觉挺可惜的呢。”

后来的事情，不用姥姥讲，我渐渐回忆起来很多。 我妈妈念过高中，在矿区的妇女中算高学历、文化人，又因为嫁了工伤的我爸，按工伤人员家属优待条例安排工作，在矿山小学当老师，专教刚入学的一年级小豆包。我哥和我，一年级的班主任都是我妈妈。

自从姥姥透露我妈妈是日本孩子，我开始处处留心妈妈。我妈妈爱干净，无论什么时候，家里总要收拾得干干净净，从我有记忆起，她一年四季总在洗刷刷。夏天还好，衣服单薄，晾在我家院子里很快就干了。冬天，自来水冰手，房间里暖气不够热，衣服干得慢。那时候我们做饭已经用上了罐装液化气，但用来烧热水洗东西还是舍不得。每到快过年时，浆洗被褥是一件艰巨的家务，经常要折腾到大半夜。哗哗的洗衣声伴我入梦。这种事情，别人家爸爸多少能帮上忙，而我们家爸爸只有一条胳膊、一只手，我和哥哥年纪尚小，也帮不上忙，就只靠妈妈一个人在操劳。一年四季，妈妈每周都要带我们去澡堂子洗两次澡，风雨无阻。我们小时候她带我和哥哥一起去女澡堂。爸爸带哥哥洗澡实在不方便。作为一个南方人，他本来也不喜欢到大澡堂子洗澡。他说他刚上大学那会儿，对北方人大家伙儿脱光了赤裸在一起洗澡极为惊讶，非常不习惯。爸爸说他们车间里有专供工人洗澡的地方，工友们下班以后通常把自己洗干净了再回家。有更勤快的，会把工作服也都洗了。但爸爸总是把工作服拿回来交给妈妈，因为他自己没法洗衣服。哥哥四岁那年夏天，女澡堂不让他进了，他只能跟爸爸去男澡堂，在那之前，妈妈已经教会他自己脱换衣服、简单搓洗。日本人留下来的老澡堂，男澡堂我没进去过，不知道什么样子，女澡堂里，水泥砌的大、小两个池子，大池子里水温高，通常泡着上了岁数不怕烫的老太太。小池子水温相对不那么烫人，是年轻人和小孩子泡澡的地方。幼小的孩子是在木桶里泡澡的。澡堂子里永远充满了热气腾腾的水蒸汽，脱得光赤溜的大人、小孩在里面挤来挤去，地面湿滑，经常有淘气乱跑的小孩摔倒，哭声在赤裸的人缝间绕来绕去，回响在整个澡堂里。我小时候，整个矿区能够让家属洗澡的公共浴池只有这一个，所以澡堂里永远拥挤不堪。老澡堂子保留了一部分日本人洗浴的习惯，有木桶，还有木屐，我们习惯把木屐叫趿拉板。趿拉板只有大人没有小孩的，妈妈穿上趿拉板摇摇摆摆，跟她平时走路的姿式大不一样。我们和妈妈一般先在不太烫的那个热水池子里泡，然后要到喷水淋浴那边去抢占位置，洗头、冲洗身子。每次妈妈都亲自给我和我哥哥搓背，她的手非常有劲道，给我们搓背时，下手很重，恨不得把我们身上的表皮搓下来一层，洗完澡后一两天，我身上皮肤总是火辣辣的。我哥小时候不爱搓澡，每当轮到他时，他总挣扎着跑开，然后又被我妈妈牢牢地抓住。哥哥的笑点在腋窝底下，我妈妈用手胳肢他的腋窝，他身子笑软了，就老实不跑了。买澡票要花钱，再没有像我妈妈这么频繁带孩子去洗澡的。我妈妈不舍得给自己买雪花膏擦脸，为洗澡花钱不吝啬。

澡堂子在白楼的南面。回想起来，大概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带我去澡堂子，那天下大雨，我和妈妈共打一把油伞，大雨点潲到我们身上，把衣服打湿了。我嘟囔：“妈妈咱们等天晴了再去洗澡呗。”我妈说：“下雨天人少，池子里水干净，多好。”妈妈还说：“咱们就这么走呵走呵，先往南走，再往东走，就能走到老家。”我后来猜想，她所说的老家，会不会就是她心目中的日本国呢？我长大后有了方位感，知道姥姥家其实在白楼的北面偏西，跟南和东不挨边。

我妈妈可能是日本孩子。知道这事以后，直到上大学之前，我没敢正面问她。我把姥姥透露给我的秘密埋在心里。我总是偷偷观察妈妈。我怕她再伤心。妈妈已经伤心过一次，因为我哥。我哥比我只大一岁，生于1963年，属兔。他长得跟妈妈很像。我长得更像我爸。有一阵风靡日本电影，同学认识我妈妈的都说她长得像《追捕》里的真由美，长得像妈妈的我哥你们就能想象他什么样了吧。他的皮肤像我爸，江浙一带人的那种白。我哥从小身体不大好，软弱，爱生病。我妈说他胎里不足，怀他的时候缺营养，没吃到什么好东西。妈妈生我哥，坐月子时一共吃了十个鸡蛋，还是我姥姥走遍全村淘到的。没吃到好东西不是我爸舍不得，不是姥姥姥爷舍不得，是真没有。我爸说：“要是在老家就好了，老家到处是河汊子，小鱼小虾多的是，吃了补钙。我们老家男孩子很多从小就到水里练游泳。游泳是最好的锻炼方式了。我从小就能下河摸鱼捉虾，小鱼小虾烧出来味道也不错。”我哥可能是听了我爸说的这话，开始跃跃欲试学游泳。在我们老家，那时候没有室内游泳馆。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可以游泳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生活区与矿区之间的小河。发源自千山山脉的小河水流很小，在南方长大的我爸眼里那就是小溪，不配叫河。河水一般只能没到脚面，只有七八月份发大水时小孩子才可以在里面扑腾起来。胆子大的男孩子一般是去矿上的尾矿坝玩水。矿山往地下开采时，矿坑里会积下很多水，一般都用水泵抽出来，排到专门的地方。尾矿坝那里的水曾经很深很深，深不见底，我爸说十多米是有的。矿区的男孩子，胆子大些的，夏天就会结伙到那里去游泳。我哥小，不会游泳，跟着一帮大孩子去那里学。他们在尾矿坝附近找废弃的枕木或者旧的汽车轮胎当救生圈。记得那几年暑假，我哥每次回家我妈总要用指甲挠他皮肤。邻居志强妈妈说，洗野澡的孩子，在水里泡时间长了，身上的皮肤用指甲挠就会出现白印。志强妈妈每年夏天总是用这个办法检查他家里的三个儿子。每次我妈检查时，我哥身上都没有白印，不知道是志强妈妈说的没道理，还是我哥采取了什么措施。只有一次，我哥胳膊、腿上蹭了很多黑油，明显是从废枕木上蹭到的。那种黑油，其实是沥清，只有用汽油才能洗掉。我哥一定是没及时找到汽油，就把自己暴露了。私自去尾矿坝玩水、游泳，这还了得？不知道那地方危险吗？年年淹死人不知道吗？！

我哥被我爸打得嗷嗷叫，满屋子乱跑。我爸用一只右手，挥舞家里的鸡毛掸子抽打我哥，打在衣服、皮肉上，声音响亮。我爸很少打我哥，打一次就打得惊天动地。我哥哭着告饶，说他不了，以后再也不去了。但他说话不算数。他要是说话算数多好！

第二年夏天，我哥死在尾礦坝。淹死的。听说找到他时，他身上缠满了水草。我和妈妈，都没能亲眼看见那样的场面。爸爸死拦着不让我们去看，我妈妈哭哑了嗓子他也不动摇。你们不能去！我不让你们去！

那一年，我哥十二，小学刚毕业，马上就要成中学生了。那一年是1975年，我十一岁。第二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过后，菅野一雄——我爸的同事，我冯叔，带领全家回了日本。如果我妈早一些被承认是日本孩子，我们也许跟着妈妈去了日本的大阪或者什么地方，那样也许我哥他就还能活着呢。后来他会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呢？他会像我爸爸一样学工科，当一个高级工程师吗？这种胡乱想象，总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成为我心中无法治愈的痛。现在，被姥姥姥爷捡回来的我妈妈仍旧生活在矿区，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我姥姥认为她是日本孩子没什么用，日本政府听不到她的话。她的所谓证据，人家不承认。我姥姥一直说，日本人凭着妈妈没穿日本衣裳就不承认她是日本孩子没道理，是刁难人，故意打赖。那些准备逃跑的日本人，明知道途中可能遇到很多情况，为了安全，给小孩子换上中国孩子穿的衣裳，是一种保护。连他们大人都可能穿上中国衣裳呢。日本政府连这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我妈妈真可怜，她这辈子，不知道自己的准确生年。姥姥曾说，我妈妈的年龄和生日都不准，只能说是大概齐。他们从老火车站把我妈抱回家时，我妈看上去三四岁的样子，问她几岁了，她先说日本话，看我姥姥我姥爷好像听不懂，又改说中国话。她说她三岁多。再问她生日哪天，她不吱声。姓什么呢？还是小丫头的我妈妈说了句日本话，我姥姥姥爷都听不懂，也没记住发音。他们说回村以后再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再不说话了，嘴巴闭得牢牢的。我姥姥姥爷说，我妈妈到他们家头几年，有时候一天不说一句话。能说一句的话不说两句。很多年之后的现在，我妈妈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说了，也记不得一丁点自己的日本名字。她甚至不记得自己会说日本话。她在矿山小学教算术，也教语文。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她学的外语是俄语。七十多岁了，如今她还能用俄语流利背诵高尔基的《海燕》。

姥姥他们捡到我妈妈时，正值秋天，晚霞满天，红彤彤的，他们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秋霞，把捡到她那天当了她生日。姥姥他们当年找民政部门帮我妈妈寻亲、找日本爹妈时，跟人家说我妈妈小时候会说日本话。民政部门说，日本厚生省不会把这个当证据的，因为伪满时日本人搞奴化教育，很多中国小孩子也得学说日本话。不光小孩子，那时候的大人，会说几句日本话、甚至能跟日本人简单对话也不稀奇。

哥哥的死，对我爸我妈打击巨大。他们俩开始不停吵架。以前他们不吵。我妈性格刚毅，说话却总是很温柔，算是外柔内刚那种女人吧。我认为她对我爸其实挺崇拜的，嫁给我爸不简单因为可以转成城镇户口。我爸有文化，念过大学，而且是在首都北京念过大学，不得了。我妈自己没考上大学，她崇拜念过大学的人。我哥死了，我妈把原因归结为我爸说过男孩子应该会游泳，我爸如果没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她的儿子就不会去学游泳。从此她跟我爸说话经常发火，高声大嗓。半夜三更的，从他们的房间经常传出我妈哭闹的声音。她的声音经常从高亢到嘶哑低沉。在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前。那是我们家的黑暗时期。考上大学以后，我长出一口气，逃一样离开了家，离开了经常吵架的他们。

哥哥去世的第二年，妈妈开始在院子里种向日葵。每年种十二棵，因为我哥是十二岁那年没的。我哥爱吃葵花子，嗑瓜子技术超级一流，一颗瓜子扔进嘴里，靠牙和舌头就可以完成破皮、吃瓤、吐皮的过程，根本不用再上手，我清楚记得他的门牙因为嗑瓜子嗑出了小豁口。我们小的时候，葵花子是好玩意儿、奢侈品。但凡油料作物，当时都非常稀缺。大豆、葵花子、花生、芝麻都是好东西。香。比今天的肯德基、麦当劳招小孩子稀罕。我哥哥不知道从哪儿淘来瓜子，每次把瓜子带回家、从兜里往外掏东西时的得意样子，我现在还能想起来。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还在院子里种过蓖麻。学校布置任务，每个人都得上交一些蓖麻籽，小学生也要支持国家航空事业。家里没有院子的同学羡慕我和哥哥，他们要到很远的农村亲戚家才能找到蓖麻籽。我哥去世以后，我们家不再种蓖麻，改种向日葵。我不止一次听见妈妈对着向日葵嘀咕：“千里，妈给你种毛嗑儿，让你吃个够。”在我们东北土话里，葵花子又叫毛嗑儿，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老毛子爱嗑这种瓜子。老毛子是从前我们对苏联人的称呼。对着向日葵说话的妈妈让我害怕，让我想到她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我总是离开她，让自己听不见她的嘀咕，看不见她的表情。

我哥去世两年以后，高考恢复了。哥哥程千里的意外去世，妈和爸经常吵架，无形中成了我考大学的动力。我得从这里逃出去。逃离夺去我爸一条胳膊、夺去我哥性命的山沟，到城市去。逃离这个因为吵架而十分压抑的家。我爸重男轻女，但他支持我离开往外闯：“丹青，你要考大学。”妈妈也鼓励我：“闺女，你得考大学。你现在有机会考大学多好。”1981年，我考上省城的美术学院，这在我们生活的矿区，是一桩大新闻。矿区不乏念过大学的人，我爸就是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跟他脚前脚后来到矿山的还有一批大学生、中专生。我高中的老师里还有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当然，听说那个复旦毕业的数学孙老师是右派，如果不是被打成右派，作为上海人的他也不会屈尊来到我们这样的山沟里。我们矿区“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老大学生里，像我爸这种，读的大部分都是非常实用的采矿专业，矿区孩子读美术学院学画画的，我是头一个。在选择专业这件事情上，我一辈子感谢妈妈。爸爸认为女孩子当医生很好，救死扶伤，年纪越大越受人尊重。妈妈却说：“你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从小爱画画，妈妈省吃俭用给我买纸、买笔、买颜料，从来不在我信手涂鸦时喊我去做家务活。我决定学美术以后，她甚至给我请了“文革”前美术学院毕业的吴老师，辅导我画素描，为我后来考上美术学院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样的妈妈，左邻右舍里，我的妈妈是唯一的。我妈妈是有文化、有独立见解的人，我真为她骄傲。

高速公路上，风很大。路两边的田野仍旧一片苍茫。这一带是水田，过阵子要种水稻，现在还没开始插秧。气候原因，东北的庄稼比南方种植要晚，大地上见到成片绿色的庄稼，还得些日子呢。我一路开车，一路想着家里的陈年往事。担心自己精神溜号开车不安全，到井泉服务区，我拐进去买了杯咖啡提神。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给妈妈打电话。历史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回家的话，不能提前给她打电话，不得不打时，也要把时间缩到最短，否则她会一直站到路边等我。一想到她眼神不好、白发苍苍，宁可站在楼门口眼巴巴等我回家，也不肯到我身边、跟我一起住大房子，我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儿。妈妈，这是为什么呀？

又半个多小时，钢厂的高炉群出现在高速公路左前方。天空上方开始混沌，钢厂一带明显有排放物。从达道弯路口下了高速，我轻车熟路，放慢速度，穿过热闹的城市，半小时后顺利抵达矿区。采矿场就在前面不远了。先到达采矿场下面的那片颜色已经不新鲜了的红楼，穿过铁路桥，就到白楼了。铁路桥西面三百多米远的老火车站房，就是我姥姥说她当年捡到我妈妈的地方。

白楼的罩面，已经很多年没有维修过，一些房子外墙的水泥已经大块脱落，看上去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千疮百孔。画画或者摄影，倒是很有画面感。本是灰白色的水泥墙面，风和雨、雪画出了人工不能复制的抽象图案。我们家在整个楼群的最西边，再往西走，就是山坡，山坡上是旱地，一般年景都种植玉米。我们家厨房窗户的西面，院子里夏天金色的向日葵，跟大田里的绿苞米，还有南果梨树上的绿色果子，颜色对比鲜明，真是好看。现在是初春，山坡上的大田已经起垅，但仍是泥土本色，玉米苗还没冒出来，而我家的院子里，梨花还在开吗？上次回来时梨花还是花苞呢。在整个白楼住宅区，院子里有南果梨树的，只有我们一家。当年我同学没来过我家的，告诉他们“有南果梨树的那个院子”，他们就能顺利找到。

南果梨树是我爸亲手栽下的，用他的一只右手。我爸跟我妈结婚时，应该不知道我妈是日本孩子。日本人当年掠走了无数矿石，日本人当年在这里飞扬跋扈，中国人反而是二等公民，所以我妈可能是日本孩子这事，并不光彩。至少不值得炫耀。我爸是外来户，年轻人不了解本地的复杂历史，不可能长这么多心眼，给他提亲的老冯头隐瞒了我妈妈的来历，我姥姥、姥爷也没告诉他。据说我爸知道我妈妈的身世传说还是从冯鸿章那里。冯叔酒喝多了，说漏了嘴。他们是一个工段的。冯叔比我妈妈年纪小，他被父母遗弃时还在襁褓里，他父母在襁褓里放了一条和服腰带，写下了一个日本大阪的地址，这成了他后来寻亲成功的重要线索。听说他找到日本家人的时间并不晚，但因为迟迟不肯在自愿放弃家族遗产的法律文件上签字，一直没办回日本的手续。1976年，他们家的三个孩子都在矿山小学读书，未来肯定还要上矿山中学。矿山中学的教学质量显然不能让冯叔一家满意。那时候高考还没有恢复，中学毕业生要上山下乡当农民。矿区的孩子野蛮生长，男孩子打架斗殴常見，冯叔家的大儿子就是个打架大王。我爸说冯叔为了把孩子们带回日本上学，不得不签了放弃继承财产的字据。据说冯叔在大阪有好几个战后出生的弟弟，日本家庭习俗，家族财产通常要传给长子，而他这个长子如果不放弃继承权，那几个日本弟弟不欢迎他回去。传说如此，不知真假。

不知道我妈妈的身世对我爸和她的生活有什么确切的影响。我妈妈说，她这辈子只去过一次我爸爸的泰兴老家。我认为这不合常理。这算不算影响呢？

我爸只在他们刚结婚时带妈妈回去过一次。我一直认为我爸重男轻女，他带他的新娘子回过一次老家，带我哥回过三次，却一次不带我。我爸回南方老家看爷爷、奶奶不带我去，我哭闹时，妈妈这样安慰我：“火车票太贵了，不去就不去吧。往返一次车票够你和你哥过年做新衣服了。你爸回来给咱们带好吃的就行。省下的火车票钱妈妈给你买炉果、买蛋糕。”我妈在吃上从来不惯我，这种说话方式不是她一贯风格。后来我慢慢懂得了，她这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她自己。我爸老家在江苏泰兴，因为没去过，我去图书馆找地理书，好奇地查找过资料。那里离样板戏《沙家浜》里郭建光养病的那个阳澄湖好像不算远，跟我们这样的东北山沟相比，也算鱼米之乡吧？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郭建光是这么唱的。泰兴有个黄桥镇，当地最有名的吃食是黄桥烧饼。当年新四军在那里打过日本兵。日本兵在那里杀过中国人。我爸是不是为这个不带我妈回老家呢？我不知道。不能问。问了也许加深他们的矛盾呢。万一也许真是因为火车票很贵呢。

1975的夏天，我哥程千里在尾矿坝游泳丢了性命，再也不能跟我爸一起回泰兴老家了。我妈一病不起，白发从此蹭蹭长。有一段时间，她说话神神叨叨，经常自言自语，听不清楚她讲什么。第二年的春天，我爸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扛回来两棵梨树苗。他扛回来的树苗还打着花骨朵呢。他把树苗栽到院子里，当年就开了小白花。我爸带回来的是我老家千山那一带特有的南果梨树苗。南果梨是一种奇特的梨，秋天的时候把南果梨绿色的硬果子摘下来，放上一段时间以后，绿果子就变成黄色了。南果梨黄了以后，远远就能闻到一股特殊的香甜气味，吃过的人无不说好。南果梨变黄以后要赶紧吃，因为很快就会腐烂掉。在还没有普遍用上冰箱的时代，南果梨的长久储存是一个难题。正因为难以储藏，所以显得格外珍贵。很多年之后，我爸去世了，妈妈告诉我说，刚结婚时，我爸曾经许诺过带她回老家看梨花，他说他老家院子里有一棵大梨树，春天的时候，梨树开花漂亮极了。他没在春天带我妈妈回过老家，后来在我家院子里栽了梨树，而且一下子栽了两棵，是他对自己失言的补偿吗？

爸爸栽了南果梨树，妈妈种了向日葵，从此我们家的院子变成了花园，成了白楼一景。除了冬天，经常有人趴我家栅栏看花。梨花、牵牛花、向日葵、蜀葵、死不了（也叫太阳花）、美人蕉、鸡冠花，只要能淘弄到的花籽，我妈就会种下。我家的园子里花朵连连，五彩缤纷。白楼有小院子的人家，家家种菜补贴家用，只有我们家花开不断。邻居们都说我爸、我妈是矿区最浪漫的两口子。我们家院子里花很多，我画画多年，却从来没画过我家的花。我们家花园里最美丽的花当然是高大的向日葵，但画向日葵的话，我能画出凡高那种扭曲、奇特的感觉吗？显然不能。只要看见院子里的向日葵，我就会想起我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很伤心。我哥虽然只比我大了一岁，对我却很有哥哥样儿，有好吃的总让着我，他甚至曾经把毛嗑儿嗑掉外皮给我留着瓤。我在外面受欺负他替我出头。我夜里多次梦见他露着带豁口的门牙在笑。向日葵让我妈妈有了寄托，我看向日葵却总觉得伤感。梨花呢，让我想起我爸。我爸大学毕业来矿山上班第二年，一次别人操作失误，机器卷走了他左边的胳膊，年纪轻轻从此成为残疾人。如果不是胳膊残疾，他不一定会娶农村户口的我妈，那也就没有我这条命了。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感谢卷走他胳膊的那台机器还是应该仇恨。我画画多年，从来没画过机器。我憎恨机器。六十岁应该退休那年，我爸因为肺癌离开了我们，没领过一天退休金。他走的时候，我儿子还没上小学呢。他没带我回过泰兴老家，但梨树让我想念他。我现在甚至吃南果梨的时候都会偶尔想起他。我们家的花园，花朵美丽，每一朵花都像含着伤心的泪珠。我宁可画别处的花。别处的花没有这么多伤心的内容。我喜欢那些单纯的花，芬芳沁鼻、清丽可人。没有伤心痕迹的花朵多么美好。

我离开大路，往白楼方向开。水泥路面坎坷不平。路边的房子，墙上涂着大大的“拆”字。一米多见方的白色“拆”字，把灰墙显得格外破败。有些人家窗户已经拆掉，显然是搬走了。一些窗户虽然没拆掉，但玻璃窗户上贴着大大的“已交”二字，我猜是房子已经交出的意思。三两处有灯光的窗户里，明显还有人在活动。这让我稍感安慰。还有人住就好，说明我妈妈不是唯一的钉子户，说明她还有伴，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里。

再往前开，远远看见我们家楼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太。不用猜测，毫无疑问，个头矮小、背有些驼、满头白发的这个老太太，肯定是我的妈妈。虽然我没打电话告诉她，她就是有本事知道我会回来。

我妈妈说：“志强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说在红楼市场那边看见你车了。”

志强是我们家邻居的儿子，他家以前住在我们家楼的东边，我们小时候一起摆过家家，他扮爸爸，我扮妈妈，现在偶尔他还开玩笑喊我媳妇儿。我们一直关系好，他知道我不会恼。我小时候志强妈妈还开玩笑喊我儿媳妇的。志强跟我哥同岁。我哥在尾矿坝出事时，就是他先跑回来报的信儿。他的腿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奔跑起来格外明显。当年有人欺负他腿脚不利落，我哥也曾经帮他。我当年的老邻居里，年轻一代一多半离开矿区了，留在这里我至今还经常联系的，只有他一个人啦。

打开后备箱，把车里常备的行李箱拎出来。我的车里总是装着随时回家要带的东西。一手拉行李箱一手搂着妈妈进了楼里，进了家门。扫地、擦灰，带她去街里那家叫芬芳的浴池洗澡，花二十块钱让搓澡工给她搓背，加醋按摩。她是个干净的老太太，不经常洗澡怎么行。我小时候街上只有一家公共浴池，那个日本人留下的老澡堂早就拆掉了。现在浴池不少，各种档次的都有。虽然很多人家里安了热水器，简单的冲洗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但我们这里的人喜欢搓背，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还喜欢到池子里泡澡，到外面洗澡是许多老人家改不了的习惯。

洗过澡回家，打开冰箱，我看里面的牛肉和青菜还是我上次回来买的。做饭、吃饭。饭桌上我说：“妈妈，这些东西你要赶紧吃呀，冰箱里东西也不能放时间太长。”吃完饭，我跟她说了拆迁办一个女人打电话催我。我说：“妈妈，咱们跟拆迁办再谈一谈，您同意签字，让他们答应咱们给一套一楼的房子，到时候您还在院子里种树、种花，您看行不？”

妈妈却说：“院子里埋着人呢，我们不能搬走。盖大楼的话，他们埋在楼底下，就永远也不能出来了。”

自从前年开始，我妈妈偶尔会说一些糊涂话。明显是小脑萎缩、老年痴呆的症状。她有时候想不起来我先生的名字，有时候忘了自己吃没吃过饭。我在网上查了预防老年痴呆的方法，教她做手指操，让她多吃杏仁、豆类，让她尝试早晨喝点咖啡。我甚至给她买了药。看来不是她没按时吃，就是吃了也没什么用处。我说：“妈妈呀，咱们家院子里就是栽了梨树、种各种花草，哪里能埋人呢。在外面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别人听了会害怕的。”

最近几年，我发现妈妈说话速度越来越慢，她一字一句地说：“你姥姥姥爷埋在这里。还有你爸。”

我摸摸她的脑门：“您没发烧吧？姥姥姥爷不是埋在高官岭的山上了吗？爸不是海葬了吗？”

妈妈眼睛不看我，看着黑乎乎的窗外，说：“他们埋在院子里。”

天黑了，风打窗玻璃有一点呜呜的声响。暖气已经停供，屋子里挺凉。楼里其他五家人都搬走了，这个夜晚，只有我和妈妈住在这里。妈妈的话让我身子冷，头皮发麻。我姥姥和姥爷，他们住的村子叫高官岭，离我们矿山家属区三四里地，他们去世以后，埋在高官岭沈家的祖坟地，这个我是知道的。高官嶺在大前年已经整体拆迁，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现在完全被高楼大厦占领了。我的大舅、二舅、三舅，他们当了一辈子农民，因为城市扩张，他们的自留地、承包田和老房子都消失了，他们不但有了城里人的户口、身份，而且都有了嘎嘎新的楼上大房子，比我妈妈这个城镇户口的老太太更早地住上了高楼大厦。高官岭的老宅、院落，包括家家的祖坟地，已经变成了绿地、道路甚至可能埋在了高楼大厦的地基之下，再看不出一丁点儿踪影。妈妈无论如何不能说我姥姥姥爷埋在我家院子里了呀。村子里的那些老坟地，统一挪到一个山头上，现在村里人祭祀祖先，都到那个地方去。清明节我和妈妈、舅舅们一起去过的。这么快就忘记了？妈妈真糊涂了吗？还说什么我爸埋在院子里，那更是不可能的。我爸临走时留下遗言，要求海葬。他清醒时说，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现在的土地越来越珍贵了，骨灰撒到海里挺好，不占地方。渤海和东海是连着的，没准还能走海路离出生的地方更近一些呢。我爸这个人呐，平时还是挺幽默的。到最后他也挺幽默。海葬的时候，妈妈明明和我一起去的，她怎么能说我爸爸埋在花园里呢？她真是糊涂了。

看着妈妈躺到床上，我关上她房门回自己房间。我不习惯这么早就睡觉。翻看微信，有一条志强的留言：“画家，明天你和老师过来吃饭吧。我饭店要拆迁啦。”留言后面是一串流泪大哭的表情包。

我想了一想，回他：“好呵，酸菜馅饺子就行。拆迁是好事，你要发财了，哭什么？”

志强回我一句：“给的钱太少。明天跟你细说。”

动迁的事情太复杂，一般情况下我不愿意掺和别人的这种事情，个人能力实在有限，妈妈我还劝不动呢。但志强看见我车了，我不能骗他说自己没回来。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哄妈妈：“妈妈我带您去拆迁办看看？了解下情况也好。人家那边等我们回话呢。”

妈妈果断回我：“我不去。你也不要去。”

她态度坚决，我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她能提出来个谈判的条件就好了。嫌补偿价格不到位，或者想选什么样的楼层。像她这种就是不想走、死活不签字的，真让人没办法。她哪也不肯去，我只好陪她坐到院子里。梨花已经开始谢了。老家这边因为地理位置更靠南一些，比北陵公园的梨花要早开、早谢几天。向日葵还没长出来呢，连小苗都见不到。但我知道向日葵在什么位置，我能想象向日葵长出来是什么样子。我妈妈总是在靠西的栅栏边种向日葵，她说那边光线好。植物的生命力极强，有一些花，不需要特意种，只要头一年种过了，第二年自己就生长，譬如牵牛花、蜀葵。现在这些花也还没有影子。东北的春天，我们家的院子里，真正花红柳绿、生机蓬勃，要到六月份以后。妈妈退休以后没别的事情做，偶尔看看养生的书，跟生命、遗传有关的书，过年的时候还心血来潮跟我唠过DNA，跟我探讨过好多年前看过的日本剧《血疑》。她把更多时间放在忙活家里这个小花园上。翻地、播种、锄草、间苗、剪枝、捉虫子、帮花朵授粉、看花开花落、听风声雨声，一个小小花园够她忙的。2015年秋天我去日本富山县办个人画展，那些志愿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画展很成功，最出乎我意料的是每一幅作品前面都摆上了插花，这在我看过的画展中是唯一的一次。布展的时候我在场，做插花的是一群老太太，个别也不算太老，但大部分像我妈妈这样已经白发苍苍。我惊讶于她们对作品的理解之准确，每一幅作品前面的插花，都是她们根据对作品的理解设计、取材并最后独立完成的。看着她们在作品前面紧张忙碌的样子，那时候我想过，如果我妈妈真是日本孩子，如果她能找到她的日本家人，她是不是也会这样在白发苍苍的年龄去做插花、做志愿者呢？那一年，距离妈妈被她亲生父母丢下，距离我姥姥姥爷在老火车站捡到她，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那次从日本回来，我给她看了很多展览时拍的照片，布展、开幕式剪彩、观众参观、我和观众的合影，我告诉她展览很成功，但一直没敢多说志愿者老太太们的事情。我不敢说。我妈妈是个伤过心的人，我不想刺激她。我甚至一直没告诉她我在大阪候机时特意去拜访了冯叔一家。他们家的女儿冯慧，日本名字菅野慧子，我们一直有联系，去富山县办画展就是她从中牵线。冯叔两口子住在养老院里，他们的日语不太熟练，跟子女关系也不是很融洽，互相之间不是很能理解，跟孙子一辈，更是连对话都很难，小孩子只会说简单的汉语，而冯叔他们的日本语也达不到可以跟人深度交流的程度。他们住的那个养老院，住着十几个像他们这种一把年纪才回到本土的日本孩子，大家在这里抱团取暖，还有些共同的话语，他们偶尔一起结伴回中国旅游、回东北怀旧。冯叔的汉语口音一点没变，一口我家乡曲麻菜味儿的东北方言，听上去挺亲切的。他早就知道我爸没了，还跟我讲了几段我不知道的爸爸的往事。曾经，他和我爸是同事，如果不是他喝多了酒，也许我爸一直不知道我妈妈的尴尬身份？当我无意中把这个意思透露出来时，冯叔竟然站起来，很日本式地跟我道歉：“真是对不起。”据冯叔讲，回日本这些年，他十分留意有没有人寻找当年失踪时三四岁的女孩儿，他父母健在时他也曾经问询过，但一直没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冯叔生于黑龙江，他父母在逃往葫芦岛、准备乘船回日本的途中丢下了他。所以，他的日本亲生父母不认识我老家矿山上的日本人，也正常。九一八事变之前来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有一些是参加开垦团的中下层农民，很多来自偏远地区，跟出身大阪的菅野家族没有联系、不认识，可以理解。

从日本办画展回来，有一次我试探着说要带妈妈去日本自由行，去看看富士山、北海道，或者去京都一带看看枫叶，看看那些让人联想起中国唐朝的老建筑，我妈妈断然拒绝：“人家不承认，就不去。人要有志气。”

自费花钱旅游都不去。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她有脾气。

我们家的小花园里有一把长长的带靠背的旧木椅。我和妈妈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在花园的西北角，我看到有一个不小的坑。坑土竟然是新鲜的。上次回来还没有呢。那个地方应该是蜀葵的领地。我家的蜀葵有好几种颜色：红的、粉的、白的，都很好看。蜀葵又名一丈红，枝干高高大大，是花卉家族中的男子汉。我妈妈挖坑做什么？记得去年蜀葵长得很好呀，她不会是要换什么新品种吧？难道要在那里种葡萄？

我问她：“妈妈，您挖那个坑做什么？”

妈妈回我：“那里面可能埋着人。”

大白天的，妈妈的话让我身子发凉。她这是怎么了？糊涂成这样了吗？！

还想继续刨根问底时，手机铃声响起来，我看了一眼号码，是志强打来的。志强在电话里说：“画家，饺子包好了，大驾光临呵。”

志强自己的小家在红楼，但他的好味道饺子馆就在白楼的边上，紧靠大马路，是临街老房子后改的门脸。有时候出远门，无法及时回家看妈妈，我就给志强打电话，委托他去我家看看，给我妈妈送点她爱吃的酸菜馅饺子，或者让她自己点别的吃食。话说当年，志强是一年级小豆包时，也曾经是我妈妈的学生，那时候他淘气得很，经常挨他妈妈的巴掌。志强爸爸去四川渡口支援三线建设，志强妈妈要去副食店上班卖菜，还要抚养、教育三个儿子，顾了东顾不了西，平时火气总是很大，她的胶东口音在我们白楼一带很出名，夏天的晚上，我们经常听到她楼前楼后喊三个儿子回家睡觉。我从来没听她喊儿子们回家吃饭，正长身体的孩子不用喊吃饭就早早回家找吃的了。他们只是更贪玩，吃饱了玩起来就忘了回家。十来岁的男孩子，玩疯了根本没有时间概念，天黑下来玩得更开心，捉迷藏游戏黑天玩最有意思，有些男孩子胆子大，敢钻西山坡的玉米地，既增加了寻找的难度，又十分刺激。黑天以后敢钻玉米地的，在我眼里都是英雄。

志强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许小时候被饥饿吓着了吧，他没去找别的工作，凑点钱自己开了个饺子馆。他腿上的特殊情况，其实也限制了他找公家工作的可能。他开店时我爸、我妈还借钱给他，为此他一直感念。志强说过，他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天天吃饺子，想吃多少个吃多少个，想吃什么餡就包什么馅，一天三顿都不会腻味。他的饺子馆生意没怎么太红火过，但也一直能靠这个养家糊口。至少他自己天天吃饺子的理想肯定实现了，就是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腻味，哈哈。

我搀着妈妈到了饺子馆，志强已经站在门口等我们。他的头发花白了，脸上的笑容里还有着当年的淘气底子。当年他爸爸去三线渡口，一家人只有春节时才能团聚一次，那是他们家最快乐的日子，我们做邻居的都能够感觉到，只有那些日子志强妈妈说话的声音里才不带着火气。那时候家家过日子都不容易呵。

酸菜馅饺子之外，志强给我和妈妈备了四个小碟：清拌苦瓜、蘑菇土豆片、切得薄薄的牛犍子、油炸小河虾。他知道我们娘儿俩口味，不需要我特意告诉他做什么。我把饭钱给他，他很自然地收下了。我跟他讲过，正常收钱是我和妈妈可以经常来他这里吃饭的前提。第一次他不好意思，推辞几番，以后就很自然了。包括我不在时委托他给妈妈送吃食，我也总是尽快微信转账。做小买卖不容易。方便就很好了，除了他，我上哪儿找更信得着、更容易委托的人？

好美味饺子馆也在拆迁的范围。屋子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食客。我们吃饺子，志强坐在我们对面喝菊花茶，跟我们说话。志强说：“下周饭店就得关门了。”

我问他：“你选择回迁还是货币化？”

志强说：“钱给得太少，回迁又不按门市给，只按一般的住宅。我当年可是高价买的房子，这么给我不合理。我想要临街的回迁房，这个条件也不答应。这不是欺负人吗？我一家人靠什么活？我一个残疾人，开个饭店容易吗？一点都不照顾？所以只要他们不答应、不强迁，我肯定不搬。但是周围的住户搬走不少了，没有路灯，水电也停的话，没人过来吃饭，生意也没法做下去，只能暂时关门。”

我关心他：“关门你去干什么？”

志强严肃地说：“我去上访。”

我说：“你别开玩笑。”

他说：“不开玩笑。我还想求你写上访信呢。老师知道我作文不好，我的字很难看，像狗爪子扒拉的。”

我笑：“我只会画画，不会写信。”

他看了一眼我妈，也笑：“你不写，我就求老师写。我跟老师换工。”

我问他：“我们家院子里的坑，怎么回事？”

他看一眼我妈妈，小声说：“你问老师。老师让我挖坑，我敢不挖？”

我就知道是他干的。我妈妈自己哪能挖动那么大的坑。问题是，我妈让他干啥就干啥？我妈妈告诉他院子里埋人了吗？他如果知道我妈妈是想在院子里挖坑找人，他还敢跟我妈妈换工吗？真是荒唐呵。

我们说话没背着我妈妈。妈妈耳朵越来越背了，只要我们声音小些，她根本听不清楚。

临走时，志强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十九号楼一楼东边那家，老白家，头些年他家挖菜窖，挖出来一坛子金银首饰，那家人就是这么发的。这事大家都知道。这一带原来住着日本人，听说战败时他们走得挺仓皇，没准儿有带不走的好东西埋地下了呢。老师要挖，我就帮她挖呗，万一真有什么呢，万一挖出宝贝呢。啥也没有就当我锻炼身体了。咱们不挖，将来真动迁了，也有人挖。”

我白他一眼：“你掉钱眼儿里了？万一挖出宝贝，地下的东西归国家，有法律。”

志强嗤了一声：“知识分子，别假正经。这种事，民不举，官不究，你别管了。”

把妈妈送回家午睡，我自己去拆迁办。我去一趟是想表明我对拆迁这事挺重视，我支持拆迁，我只是还得继续做妈妈的工作。我不希望他们把电话打到我单位。作为一个有公职的人，不支持老母亲拆迁、影响整体拆迁进展毕竟不好。我不希望这事情让单位知道。

我往拆迁办拨了电话。接电话的声音，跟那个把我调回来的女声一样。听说我已经回来，她态度很好：“我现在就在办公室，您过来吧。”这一次，她用了“您”。我在她打过电话的第二天就来了，我的态度很好，我很努力，但我还是免不了让她失望。我在动迁办公室坐了半个小时，告诉他们我妈妈就是不同意签字，甚至连来都不肯来。我没告诉他们我妈妈认为院子里埋着我姥姥和姥爷，还有我爸，那样他们也许会藉此判定我妈妈精神出了问题。万一他们要拉着我妈妈去做精神鉴定，那是对我妈妈的侮辱，她受不了的。没必要节外生枝。关键的问题是，我看到动迁办公室里还有几个我似曾相识的住在白楼的熟面孔，这让我心里稍感安慰。拆迁的进程，也许不像他们说的那么顺利，也许我和妈妈真还不必着急。还没到最后的时刻。

我去附近的超市又买了一堆东西给妈妈。我得回自己家了。单位来电话，有一个重大题材创作评审会，我得作为评委去给入围的草图打分。我是有工作的人，不能天天跟在妈妈身边。她不跟我走，我没别的办法。

一个星期以后，我接到志强的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透着一丝慌乱，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画家，你还得回来。你最好带着妹夫回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如果不是急事，他不会打电话。一般他都是在微信里留言。而且他让我把我家那位也带回来，这就不会是一般的事情了。我说：“咋啦？你不是说要去上访吗？”

志强说：“上访的事说说而已，我哪能真去上访，我是多么有觉悟的人。我说，你们得赶紧回来。”

“你痛快点，有事说事。”

志强说：“老师让我继续挖院子，我这几天不是饭店没顾客吗，你知道我这人贱皮子，闲不住，我就按老师的要求去挖了。結果，挖出事了。上回你看见的那个大坑底下，看见骨头了。像那什么——我不多说了，怕吓着你。要不然你把电话给妹夫听。你说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是不是闯祸了？”

我就知道他打这个电话没好事。这个惹祸精。志强小时候，他妈妈就这么经常骂他。好好的你去挖什么坑？真是闲不住呵？一个七十好几往八十上奔、小脑萎缩的老太太，她的话你也敢信？没文化真可怕。心里这么抱怨他，嘴上却一句不敢说出来。说一千、道一万，我们家院子里确实有骨头。志强这么慌乱，不用说，他肯定认出来是什么骨头了。我关心的是我妈妈知道不。她一个人在那儿住，知道了是什么她还能睡着吗？距离这么老远我都睡不着了。我问他：“你老师看见没？”

志强说：“那会儿她回屋上厕所了，也许可能应该是没看见。我把土暂时回填了。怎么办呐？要报警吗？”

谢天谢地，我妈“也许可能应该没看见”。但是他们给我出了一道极大的难题。这种事情，我没经历过，不知道怎么办。志强知道我胆小，所以一开始他就说了让我跟我先生一起回去，他说的是“你们”。我先生当过知青、当过兵，多少年在商海扑腾，比我有社会经验，这是肯定的。关键时刻，还得是男人。我告诉志强：“你跟我妈一句别多说，该干啥干啥去。我们尽快回去。”

当天傍晚我先生就开车跟我一起往回返。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我知道他心里有数。也许。必须。我听见他给他当兵时的战友打电话。他的那些战友，虽然现在大都退休回家了，但当年转业时有好几个在公安部门做过事，都是有老部下的。有他在身边我心里踏实很多。毕竟他比我年长十五岁呢，比我多吃的盐不能白吃。

快到红楼时，先生让我给志强打电话，约他出来跟我们见面。志强很快出来，他走路的姿式让我感慨。一晃儿，我们也都老了。他一个残疾人，靠饺子馆养家不容易。路灯下，他的表情有些凝重。这个惹祸精，他也有害怕的时候。他坐进我们车，我先生开车带我们往采矿场那边去。我们不能往白楼开，万一谁认出我们的车牌子，又该给我妈妈打电话通风报信了。她当年的学生遍布矿区呵，到处都是她的消息树。黑灯瞎火的，我可不想她在外面站着等我们。

车停在采矿场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在这个地方，看采矿场要仰视。被削平了的山，此刻是一条高高的天际线。

我先生问志强：“你看到的骨头，多不多？能看出来是几个人的不？”

志强迟疑了一下，回说：“至少是两个人吧。说实话我当时快吓尿了，没敢细看。”

“还能看出衣服吗？有没有别的东西？”

“衣服烂了，看不清。有没有东西不好说，我急忙盖上土了，怕破坏现场，没敢多动。”

“最近这些年，听说矿区有失踪人口吗？”

“没听说。我们这儿，有打架斗殴的，有耍流氓扒厕所偷看女人的，有小偷小摸的，但像失踪人口这样的大事，真还没有。真没听说谁家走失过什么人。就这么两万多人口，街上走来走去的面孔，连我这么臭记性的都能记住了。”

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好像来自侦探片电影。我有点归心似箭。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万一她不像志强说的也许可能应该没看见呢。她为什么心血来潮要在院子里挖坑，为什么看似不可理喻的挖掘行为最后却出现了我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事很诡异呵。真想现在马上看到我妈妈。

两个像侦探片一样对话的男人约定了明天一起去派出所报案，由我负责把我妈妈带出家门。我知道他们这一招在三十六计里叫调虎离山。那我就带妈妈去洗澡吧。他们不希望我们在场。怕我们受不了。怕我们看见了做噩梦。他们的担心和阻拦，跟当年爸爸不让我们去尾矿坝看我哥如出一辙。想起那句被人说滥了的话：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不可能睡好。我先生住我的房间，我陪着妈妈睡在她房间大床上。我妈妈睡着了，打着轻微的小呼噜。我睡不着。我在想窗外花园土坑里志强说的那堆骨头。就像我爸爸说过的那样，我们都应该是唯物主义者。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脚下的土地，祖先在这里生活过几百、几千年了，留下生活痕迹很正常，留下点人的骨头也很正常。习惯就好了。譬如我正身处的矿区，从前这里是玉米地、高粱地，山坡上是这一带特有的南果梨树园。一百多年前，俄国人在这一带修铁路，日本人在铺路石中发现了铁矿石，从此开始勘探、开采，山肚子被翻开，田地和果园变成了厂房和生活区。满洲国时，这里由明清时期的小驿站变成了一个以钢铁生产为主的现代城市。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城市，本来就是建立在一个又一个村庄之上的，我们的城市下面一定有祖先的墓地。又譬如我常去写生的北陵公园，那里是清朝皇帝皇太极和他后妃的埋葬之地，我在那里却几乎没有感觉到其实那就是个大墓地，是埋葬皇帝的地方。我觉得那里的梨花很美。那棵大梨树，我甚至不愿意向别人引荐，怕人去多了打扰那里的安静。可能因为北陵公园平时人太多了吧，游玩的、锻炼的、谈恋爱的，包括我这样去写生的，阳气已经压过了墓地的阴气？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墓地我不怕，为什么对我家窗外小花园里发现的东西却如此敏感？甚至有一丝恐惧？只因为这里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吗？我想，这可能跟我妈妈的态度有关吧，更跟花园里发现的骨头可能跟自己存在血缘有关系吧。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我妈妈。她认为花园里埋着我姥和姥爷，还有我爸。她指使志强这个惹祸精在花园里掘地三尺。如果说这些还可以归结为她小脑萎缩、老年痴呆，那么，花园地下确实存在骨头这事，跟她的判断如此合拍，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我自认为是一个想象力还算丰富的人。作为一个画画的人，没有想象力画不出来好作品。这是基本常识。在我们家花园事件上——我心里已经称之为花园事件了，我觉得我妈妈的判断非常有可能是出于一种基于现实的记忆或者直觉，而不单纯是巧合。作为一个三岁多就离开了父母的失踪儿童，那个年龄，可能会有一点模糊的记忆。可能。人的记忆，所谓记不住了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真的记不住，一种是假装记不住，因为各种原因，人的记忆这玩意儿对自己会有一种天然保护的本能。假装记不住。假装失忆。从前，妈妈有没有可能是假装失忆呢？一个从小目睹过战争的人，一个被遗弃的人，特殊的生存环境让她不愿意面对小时候的生活真相？如果真是父母死于暴力，这样的现实太残酷，任何人都不愿意直面吧？当她老了，白发苍苍，进入人生暮年，当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当她不再需要掩饰自己的时候，或者说她已经不知道需要掩饰的时候，她不假装了，说出了隐藏一生的秘密，譬如，我们家花园里的秘密。这样的想法让我越发睡不成觉。想象力飞扬。我妈妈当年固执地要住到白楼的房子里，会不会是她从前曾经住过这里？我失踪的血缘意义上的姥姥、姥爷，花园里发现的是他们吗？他们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看过一些史料，据说在伪满地面上的日本人，听到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以后，真有切腹自杀的。那些自杀的日本人，他们埋在了哪里？花园里的人，是谁把他们深埋在地下？是谁杀了大人却放过了孩子？当年我妈妈作为一个小孩子，偶尔不在家，或者就是跑山坡苞米地里玩耍去了，因此躲过了人生一劫？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小孩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活下来的可能是如此偶然、侥幸吗？但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我妈妈根本就不是我姥姥说的日本孩子，她其实就是中国孩子？要知道，当年住在白楼的，有日本人，也包括伪满时的中方高级管理人员。我真正的姥姥和姥爷，会不会本来就是中国人？这样也可以解释得通为什么我妈妈在老火车站穿着中国孩子通常穿着的衣服，至于她会说日语，前面说过，在满洲国那个特殊的时期，无法以此来判断一个孩子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中日混居，双方的孩子都可能会几句对方的语言，这符合常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假如花园里埋的真是我姥姥、我姥爷，他们真是中国人，那他们为什么会死？是谁杀了他们？是日本人吗？日本人为什么杀了他们却放过了他们的孩子？为什么？

我在想象力爆炸中挨过了平生最漫长的夜晚。

天亮了。我起床张罗三口人的早餐，煮了粥、茶蛋，烤了馒头片。我不动声色地告诉妈妈，我要带她去洗澡。这次我们去一个非常高级的地方。我们要去千山那边泡温泉，我开车去。至于我先生，他另有公干，我们昨晚急吼吼回来就因为他有事情。他不跟我们一起走。

妈妈听我说要去泡温泉，看上去很高兴。她回自己房间找了换洗衣服，还像往常洗澡时一样，带上洗发精、浴液、毛巾这类东西。我告诉妈妈：“带上换洗衣服就好了，那种泡温泉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有，用不着自己准备。”

我们出楼门上车要走时，志强还没出现。他是重要的证人，今天必须出现。这个惹祸精。我先生站在楼门口冲我们挥手，我也向他挥挥手。再见。再见。残酷的人世现实让男人们先去面对吧，我们要去泡温泉了。我们要把自己洗得更干净。妈妈，系好安全带。中午我们在温泉酒店吃饭，或者我带您在那附近找一家农家菜馆，吃点乡下的美食，您爱吃的菠萝叶饼，还有水磨小豆腐。妈妈，无论当年您是日本孩子还是中国孩子，您现在都是我的妈妈。我在心里一句接一句说，说了好多话，却一句都没说出声来。我怕妈妈受刺激、再伤心。她再也受不了刺激了，再也不能伤心了，在这么大的年纪。老话讲“人生七十古来稀”，民间另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招自己去”的说法，这些人生的关键节点，我妈妈大都闯过去了，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愿她长寿，继续活下去。我们的生命，上苍赐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光，多么宝贵。妈妈，咱们出发。

上车第一件事，我把车门锁上。这是我多年养成的好习惯。我是个胆小的女人。

准备出发时，发生了一点意外。在我们前方的路上，出现了志强的身影。他富有个人特征的走路姿势老远就能辨识出来。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出现了一会儿。这个惹祸精。我妈妈可能是看见了志强，她忽然自己动手把安全带解开，要求我打开车门，边下车边喊：“我哪儿也不去！我得看着他們！房子要拆了，现在看不见，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妈妈的呼喊，让我顿时潸然泪下。我忽然醒悟，我妈妈其实一直是清醒的。她应该是早就知道我们家的花园底下埋着她的亲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她这么多年来向往这个地方，住进来再不肯离去，解释得通她为什么不像别人在花园里种菜，而是植树、种花，也能解释她为什么不肯在动迁的协议上签字。她的想法一定是，只要活着，她会一直住下去。她要做这里的守护者。这里实际上是她父母的墓园呵。可我还是不能理解，如果我们家花园的地下真埋了她的亲人，她为什么不早说出来？科学这么发达，验一下DNA不就真相大白了？以这个线索再查自己的身份，不是更容易？她跟我说过DNA的事情，她对这方面不是一无所知。妈妈呀，这是为什么呀？您为什么总是这么少言寡语，跟自己的亲生女儿说话也如此吝啬？

重新回到我们家的花园里，等待警察出现的那些时刻，我妈妈的时光一定是倒流了，她身体的颤动，她脸上的表情，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巨大的悲痛。痛到深处，平静至极。一个像我妈妈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如果一辈子不知道自己的来处，她当然是悲哀的。但如果她一辈子保守着自己来处的秘密，保守着童年的秘密，并一辈子把人生的悲惨秘密埋藏在心中，那会是怎样的悲哀呢？用悲哀这个词能不能简单概括呢？我不能理解的是，她为什么要保守这样的秘密，为什么不能早点说出来？这个世界上，难道就没有一个她可以交流的人？我不是那个她可以交流的人，作为女儿，我是不是很失职？

我扶着妈妈坐到长椅上，我搂着她的肩膀。

妈妈不肯离开，我陪着她吧。

我们家的小花园里，梨花刚刚凋谢，向日葵、死不了、蜀葵，还不到开放的时候。我回忆梨花盛开的那些时刻，自责为什么没有画过自己家院子里的梨花。在埋葬着祖先骨殖的这一方土地之上，那些绽放于春天的白色花朵，年年结着南果梨的曾经稚嫩的小树如今长了树瘤的老梨树，我其实是爱着它们的。就像我爱爸爸和妈妈，还有我的哥哥，虽然我从来没大声说出来爱他们。我们老家矿区那里的人，不习惯把爱字挂在嘴边。我们总是那样默默地爱着自己的家人。我们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在春天的风中，我怀念爸爸带着我和哥哥架梯子从梨树上摘果子的秋天。爸爸站在梨树下，用他的一只手牢牢把着梯子，我哥哥程千里像小猴子一样上下自如，而我总是为一点点惊险就大声尖叫，换来了胆小鬼的称号。那时候爸爸和妈妈年轻，他们还不怎么吵架。那时候爸妈青发如丝。而眼下，我身边的这个带我来到人世的女人，我的妈妈，她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

连我自己，都已经是有白发的人了呵。

警察出现在我家花园的那一刻，我把妈妈搂在了怀里。

我的心要跳出身体了。

妈妈，你比我坚强。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