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资源型城市提升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贾春光 程钧谟 谭晓宇

【摘 要】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由“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推拉结合”的“双引擎”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资源型经济带来的锁定效应、挤出效应和吸纳效应制约着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基于新旧动能转换背景，文章将新旧动能转换分为新动能识别阶段、新动能形成阶段和新动能延伸阶段，提出了资源型城市以创新驱动为主线，政府引导、企业响应、全民参与的路径选择，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提升竞争力过程中政府的角色转变。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资源型城市；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457（2018）27-0240-002

DOI：10.19694/j.cnki.issn2095-2457.2018.27.110

【Abstract】The conversion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from factor-driven to innovation-driven，from “pull-driven” economic growth model to “push-pull”dual-engine economic growth model， so as to achieve health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Lock-in effect，crowding-out effect and absorption effect of resource-based economy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this paper divides the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into the new kinetic energy identification stage，the new kinetic energy formation stage and the new kinetic energy extension stage，and puts forward that resource-based cities should be driven by innovation.Guidance，enterprise response，the path choice of national participation，and put forwar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Key words】The Conversion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Resource-based Cities； Path selection

0 引言

習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中国将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期，过去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可以概括为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大量投资型、中低端产品大量出口型、房地产拉动型[1]，这些主要依靠大量资源的投入实现GDP增长的就是旧动能，而新动能表现为以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为牵引，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数字经济、智造经济、绿色经济、分享经济等为主要方向，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物质生产、流通和交换模式的新生产力[2]。旧动能是经济发展的“拉力”，而新动能是经济发展的“推力”，新旧动能转换是经济动力转换工程，其核心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推拉结合”的“双引擎”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资源型城市急需做优旧动能产业、做强新动能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城市竞争力，使人民幸福生活更具质感。

1 文献回顾

曹瑄玮[3]等从对资源型区域衰退的原因入手，认为资源型区域必须突破原有所依赖组织路径，由路径依赖向路径创造转变，并从结构、功能、文化和认知方面提出了资源型区域实现路径创造的建议；王春阳[4]等分析了资源型城市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通过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理论和发展模式分析，提出了枣庄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刘丹[5]等结合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构建了创新驱动协同的三维模型，针对协同驱动下资源型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了差异化的转型策略；郭爱君[6]等分析了传统路径理论在解释资源型城市走向复苏或成熟的局限性，通过产业依赖度变化模型分析新疆石油产业依赖的因素，进而提出路径偏离的策略和建议。

我国学者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路径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基于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资源型城市提升竞争力的路径选择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分析制约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原因，本文将新旧动能转换分为新动能识别阶段、新动能形成阶段和新动能延伸阶段，并在三个不同阶段对资源型城市提升竞争力的路径选择进行探索。

2 制约资源型城市竞争力提升的的原因分析

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其分为资源成长型、资源成熟型、资源衰退型和资源再生型。我国资源型城市共262个，约占全国城市数量的12%，其中资源成长型城市31个，成熟型城市141个，衰退型67个，再生型23个。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具有旧动能总量大、新动能发展相对落后的特点，资源型城市抓住新旧动能转换机遇期，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城市竞争力。

资源型经济的挤出效应。以自然资源的直接开采和初级加工为特征的资源型经济技术门槛要求低、起步快，会弱化市场的竞争，形成卖方市场，带来的利润空间大。资源型城市也不会在技术创新和人才方面上投入许多资本，使得资源型企业和资源型城市丧失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型产业的过度繁荣对创新和人才资本有着强烈的挤出效应，破环了创新的生态环境，使得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在驱动力减小，导致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的衰退。资源型经济的锁定效应和吸纳效应。Grabher认为资源型地区存在着“锁定”（lock-in）效应[7]。区域内的资源型产业会处于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系统中，这让资源型企业失去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也让生产要素被锁定在以直接开采和初级加工为主的低端产业链条。资源型经济在一段时期内的过度繁荣会对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产生吸纳效应，大量的资本涌入资源型产业，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和民间资本被吸附和锁定在以原材料供应、采掘和初级加工的为主的低端链条上，形成了封闭的资源型产业内循环[8]。资源型经济的吸纳效应使得生产要素更多的流入资源型产业，而流入非资源型产业的生产要素减少，这种模式潜在的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流向，导致非资源型产业的逐渐衰退，使得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变得单一化。

3 基于新旧动能转换提升资源型城市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本文将新旧动能转换分为新动能识别阶段、新动能形成、新动能延伸三个阶段，提出了资源型城市以创新驱动为主线，政府引导、企业响应、全民参与的路径选择，，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提升竞争力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转变。

在新动能识别阶段，固化的城市发展思想观念和制度环境会对新动能造成“挤出效应”。制度环境分为正式的制度环境和非正式的制度环境，正式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由政府、企业等正式组织制度执行的政策约束，如法律、法规等，非正式的制度環境是指惯例、习俗、道德等，新旧动能转换在于提高制度竞争力。新动能识别阶段以政府引导的制度创新为主，善于制度实验和创新，提升制度竞争力。主动认识、把握新动能，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识别新旧动能转换方向，为“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其次要积极运用财税和金融政策，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资源型城市要为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扶持和优惠政策，逐步提高科技创新投入在城市财政支出的比例，制定合理的税收减免政策、人才引进政策和社保政策，减化审批制度，减小新动能的生产和发展阻力。

新动能形成阶段以技术创新为主导，需要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人才和资源进行技术创新。一方面，人是创新的主体，政府要因地适宜营造出良好的人才引进环境，引导高水平人才到资源型城市创业、就业和落户，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提供“软实力”保障；一方面，资源型城市要发挥城市独特的优势，积极进行国内外城市、企业间的交流，吸引国内外企业的项目落户和投资。同时，资源型城市要制度环境监测体系和相应的税收政策，继续淘汰落后产能。

在新动能延伸阶段，资源型城市要将新技术应用到资源型产业中，带动资源型产业由资源初级加工向资源精细加工转换，延伸和拓宽资源型产业链，提高资源型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增加资源型产品的附加价值。资源型城市要着力推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引导制造业企业与互联网平台的融合，引导企业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能够更好把握市场需求动向，减少牛鞭效应，形成虚拟的产业集群。增强企业、高校和科研所的创新活力，建立跨区域、跨学科的的协同创新基地，形成新型的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模式[9]，使得企业能够为科技高校和科研所提供科研课题和实践基地，同时高校为企业输入科技成果和高技能人才。

政府是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的顶层设计者、政策引导者，在城市提升竞争力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需要政府积极进行角色和职能转变。政府要做好资源型城市发展规划，依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优化配置，运用财政和金融政策引导企业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代表者，要处理的好各方利益关系，对市场做好监督管理，通过“看得见的手”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时资源型城市提升竞争力需要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从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健康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少安.新旧动能转换与山东经济发展[J].山东社会科学，2017，（9）：101-108.

[2]杜壮.连续三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动能”到底是什么[N].中国经济导报，2018-03-14（02）.

[3]曹瑄玮，马俊.资源型区域的创新[J].中国软科学，2007，（7）：152-157.

[4]王春阳，李青淼.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路径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2）：36-41.

[5]刘丹.协同驱动视角下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研究[J].软科学，2012，26（3）：39-46.

[6]郭爱君，胡安军，王祥兵.资源型经济区产业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特性与破解[J].经济问题探索，2017，（10）：73-79.

[7]Grabher G.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A].London：Routkledge，1993.253-277.

[8]张改枝，李唐.促进资源型地区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14，（39）：68-73.

[9]曹斌，刘志超.基于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校企产学研合作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5）：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