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玲珑》Lady

周靖蛟

1944年，24岁的张爱玲与38岁的胡兰成相识相恋并私定终身。或许因为短暂爱情的沐浴，这一年被张爱玲形容為“多产”的，她不仅写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烬余录》，还写了一篇散文《谈女人》，其中有一段谈及自己青春期的文字：一九三○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就是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因为男子都是“心存不良”的，谈恋爱固然危险，便结婚也危险，因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

文中“人手一册”的《玲珑》，便是民国时期第一本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类图画杂志。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便捷、繁华的都市休闲生活重塑着市民阶层的精神世界；现代文明和独立自由的氛围吸引着大批文化学者和知识分子涌入，文化精英的聚集使上海开始向全国文化中心转型。以新闻出版业为例，1933年上海市面上至少有215种杂志，出现了专营杂志的上海杂志公司，上海因此被称为“杂志的麦加”。思想的开放文明奠定了早期女学基础，1881年，圣玛利亚女校建立，1892年中西女塾创办，此后上海女子上学渐成风气；至上世纪30年代，上海在校女学生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女子教育的发达，直接造就了新都市女性，她们的形象也开始频现于这一时期的新式画报上。

《玲珑》杂志正是在此背景下上海新女性与大众媒介实现互利合作的产物；自1931年创刊至1937年抗战爆发终刊，《玲珑》以“增进妇女优美生活，提倡社会高尚娱乐”为办刊宗旨，以大量图片和文字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新女性对“摩登女性”的想像和追求，她们以“玲珑Lady”的姿态面对世界，建构出上海女性的精神生活图鉴。

《玲珑》共办刊298期，现今大部分真本由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1931年3月18日创刊号的封面女郎是上海“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千金周淑蘅，照片上的周淑蘅妆容精致，烫波浪式短发；戴西式迪考风格耳环，颈间绕一串珍珠项链；身着改良时装，上身为短袖旗袍款式，典雅端庄；下身为蓬松西式裙式样，华丽摩登。周淑蘅为周今觉的第六个女儿，毕业于中西女塾，而她同样毕业于中西女塾的三姐周叔苹更以才情出色而被誉为“中西皇后”。

作为创刊号的封面，体现了女性读物的价值取向，而沪上名媛周淑蘅的出镜则展现了对内外皆修的先锋派知识女性的身份认同。其后的《玲珑》并不止于明星名媛，从女学生、运动员到女性职场人士等新兴知识群体都有所涉及。

此时也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黄金时代，好莱坞最新电影只需一周就会出现在上海的电影院里，上海当时大大小小的影戏院有四五十家，英文电影刊物如Movie Star（《影星》）、Screen Play（《幕戏》）等都是张爱玲和女学生一族热衷的读物。《玲珑》创刊号的封底即为好莱坞电影多产女明星伊夫林·布伦特和主演《福尔摩斯》的英国男星克莱夫·布鲁克。

在“只重衣衫不重人”的老上海租界文化中，服饰成为区分阶层和身份的重要标识。《玲珑》见证了民国服饰受摩登文化和西风东渐影响的转变历程。从第17期开始，《玲珑》聘请画家叶浅予绘制各类妇女时装新样，包括对发型、衣服、鞋帽的详细穿搭建议。比如其中一期叶浅予画图建议“春天便是最好的季节，若到公园去嫌大衣太暖一点，最好带一件短式的，随意罩在旗袍外面”。此栏目受到《玲珑》读者的广泛喜爱，一直持续到150期左右才结束。

《玲珑》作为女性时尚刊物的雏形，大到时装中西式样比较，小到具体花纹色彩选择，对风格、穿戴场合以及设计特点等均有深入分析和详尽指点，体现了引领时尚的媒介取向。女学生往往是时尚先锋，譬如毕业于培成女校的沈诒详倡导《廉美的服饰》，提出“廉、美、简”的服饰三要义，“简是艺术的最高峰，也是高尚服饰的标准”，“欧美现在的男女服饰，都趋向简单的样式，朴素的颜色，穿得奇奇怪怪，珠翠满身，反而显得俗气”。这在今天看来也丝毫不落伍。

《玲珑》的好看有益远不止于穿衣打扮，从身体解放运动到崇尚运动之美，从讨伐旧式婚姻到审视两性关系，再到新式婚恋思想传播，从科学生活方式到高雅兴趣爱好无所不包。张爱玲文中写的“结婚是爱情的坟墓”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成为上海新女性的不嫁口号。中西女塾高材生杨一珠在《玲珑》创刊号上发表的头条文章叫《不嫁主义》，谈及不嫁主义的看法说：“男子的爱是宽筋带。”“男子既然是这样容易变心的人。那我岂肯轻易嫁给他。”“妥当起见。还是不出嫁的好。”她为自己设计的独身规划是：“所以我希望再读几年书。在社会上谋一立足地。万一得不到一个位置。就当了教员。”

无论是《玲珑》刊发的《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提出时代女性的新标准应该“有能力、有思想、能劳动”，还是《做一位现代女子》，“现代女子需有强健体格和聪明的脑袋”，《玲珑》Lady作为上海新女性的缩影，构建的是上世纪30年代都市摩登女郎的多重形象，关乎内在特质和修养，外在形象和妆容，身体和女性意识的自由和觉醒。作为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群体，她们的婚恋观有着“反传统”倾向，《玲珑》也是她们借此表达独立观点的媒介。可以说，这一切对少女时代张爱玲的心灵及其以后的创作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玲珑》所具有的上海女性图鉴价值，成了后来上海家化复兴“双妹”品牌形象的灵感。2010年上海家化邀请蒋友柏（蒋介石曾孙，台湾橙果设计公司老板）为“双妹”作品牌设计，蒋友柏为了追寻消失的老上海感觉，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寻找老上海资料，无意中看到了《玲珑》，于是与其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重温了大概120本《玲珑》老杂志。蒋友柏谈及在寻找老上海的感觉时说，他没有借助电影，他认为那是艺术片，而《玲珑》带给他的全然是写实的图鉴：那个时候女权的意识刚兴起，好莱坞的意识刚兴起，你看完之后会知道那个时代的女性在想什么，她们想怎么表达自己。

作为上海滩上世纪30年代首屈一指的美妆品牌，“双妹”寓意双生花一般兼具“DIA（嗲）”和“JIA”的气质（“嗲”在沪语中具有女子娇俏柔媚的意思，JIA是沪语描述女子聪明伶俐、果断干练的意思）。这种上海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多元身份建构，暗喻从社交场合到职场上的身份转换和塑造，拿捏正好的中西混血主义与在矛盾两极之间的游刃有余，正是游离于东与西、传统与摩登、含蓄与奔放之间的上海女性的奥妙意识写照。这一切也许正和《玲珑》Lady的特质有所相通。

时光荏苒，回头再看80年前的《玲珑》杂志，上世纪30年代上海镜像和新女性图鉴引发的惊艳感油然而生。这种《玲珑》Lady的审美趣味成为今天上海这座城市海派风情的文化源头；而一张张穿越在时空隧道里的图片和文字，勾勒出一群原本不该面目模糊的明媚女性。□

（作者为观潮网创始人，时尚评论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