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系统早期技术史话

2018-01-21 01:16:30 航空世界 2018年5期

邓涛

军用无人机的发展带动了民用无人机时代的来临,一个“天空遍布传感器”的人类社会或许即将出现

宗教与生命奥义——无人机技术的隐喻

无人机技术本质上是机器人技术向空中的延伸,而对机器人技术的渴望却是一个古老的、神秘的人类诉求,隐含于人类对生命奥义的探求之中,以至于可以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前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追溯。

中国古籍《列子·汤问》中就记载了偃师向周穆王敬献“能倡者”,“趣步俯仰,信人也”,“千变万化,惟意所适”。有意思的是,钱钟书、董每戡、季羡林等先生都指出,《列子》此条其实袭自佛典中的《生经》。《生经》卷三记载,佛告众比丘云:有大船国,国王第二子名“工巧”,制作机关木偶的技巧非常高明:工巧有技术,多所能成就。“机关作木人,正能似人形。举动而屈伸,观者莫不欣。皆共归遗之,所伎可依因”。佛接着讲,“工巧”到“应时国”,为国王作了一个机关木偶人,假称其子。这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国王命使作技,与夫人等升阁观赏。这木人“作伎歌舞……跪拜进止,胜于生人。”国王、夫人十分欢喜。不料木人竟然色迷迷地看着夫人,似乎在向夫人调情。王怒,令侍者“斩其头来”。“工巧”啼泣长跪,为子请命,王不听。于是乃子请杀子,王许之。“工巧”拨去木人肩上的榍顶,“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大惊愕,方知是一木偶人……佛典中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隐喻,这样隐喻在《圣经》中则更为脍炙人口——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创造了人类,耶稣却大胆的宣布“我与父原为一”。显然,所谓的造物主与被创造物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生命的本能从一开始就驱使着人类去扮演上帝的角色——“造人”。于是,这种生命的“终极目的”就容易理解了。虽然无论《列子·汤问》还是《生经》,古籍中都没有记录“能倡者”的动力系统和能源系统,“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的奥秘更是只字未提,但人类却的确向这样的理想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的冲击。图5图6

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时代的古希腊人发明了一台以水、空气和蒸汽压力为动力的會动的雕像,他可以自己开门,还可以借助蒸汽唱歌。1662年,日本的竹田近江利用钟表技术发明了自动机器玩偶,并在大阪的道顿崛演出。1773年,瑞士钟表匠连续推出了多种身高1米左右的可以自动书写、自动演奏的玩偶。1881年,意大利作家卡洛洛伦齐尼(CarloLorenzini)写出了《匹诺曹》(Pinnochio),讲述了一个提线木偶变成真正男孩的故事。1893年,意大利发明家摩尔制造了“蒸汽人”,靠蒸汽驱动双腿沿圆周走动。到了1913年随着诺伯特·维纳《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一书的出版,系统阐述了机器中的通信和控制机能与人的神经、感觉机能的共同规律,第一次把只属于生物的有目的的行为赋予机器,这为真正的“能倡者”们在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奠定了最初的科学理论基础。

也正因为如此,当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在其1920年出版的科幻小说《罗萨姆的机器人万能公司》中,根据Robota(捷克文,原意为“劳役、苦工”)和Robotnik(波兰文,原意为“工人”),创造出“机器人”(Robot)这个词汇时,一下子有如魔法般抓住了人们的内心——古老的、原始的生命诉求一旦与时髦的科学理论相结合,往往就拥有了一种现实性魔力。此后,在卓别林电影《大都会》里完全仿照人类设计的“玛利亚”又令“机器人”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了此后大多数“Robot”形象的滥觞。

不过,问题在于,创造“玛利亚”这样的“类人型机器人”真的是一种终极目标?答案却是未可知的。虽然,《创世记》第1章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但考虑到隐喻是语言自身的根本特性,也是人类认知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所谓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内在属性造人,而非自己的外在形象而造人”,毕竟上帝即便在宗教意义上也是无形无体的(形象和样式,并不是指外表的样子,而是道德、意志、情感层面的),这意味着除了“灵魂”外,上帝为人类所塑造的肉体未必是完美的。事实上,人类对于自身的肉体形象(功能)也的确不甚满意——带着翅膀的“天使”和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无不暗示着这一点。同时,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人类又已经把科学技术视为人类的“附骨”,某种与人类的精神能力和劳动能力深刻依附而不可分的东西,于是这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机器人技术向天空这个维度进行延伸会有其必然性——在科学技术的工具支撑下,人类只有为创造出的“灵魂”寻找一幅更为完美的“肉体”,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上帝”的超越,进而对生命的奥义这个终极问题一窥究竟。

发明家的脑洞与狂欢:“空中无人设备”的技术要素积累

由于生命奥义不可知的神秘性,对一部分人类来说,好奇心往往比实用性对他们的刺激更大,这部分人的座右铭(如果有的话)是:“我感到奇妙的是,事物何以集成一体。”但遗憾的是,科学与技术若仅仅以“好奇”为驱动力,其发展速度往往显得过份拖沓,以至于不忍直视,只有在赤赤裸裸的现实需求牵引下才能健步如飞——当然,这并不是说“好奇心”在人类科技史上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恰恰相反,只不过作为原始生命诉求在人类心理中的投影,它的作用是隐性的。

所以,在“空中机器人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历程中,军事需求的牵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此,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贝尔纳在研究科技史后曾一针见血地说到:“科技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实际上,除了19世纪的某一段期间,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大部分重要的技术和科学进展是海陆军的需要所直接促成的。”事实早期航空先驱塞缪尔·皮尔庞特·兰利(Samuel Pierpont Langley)也的确如此。在一个远比公众想像中更早的时间线上,“无人机”的祖先们就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活,并在其中渡过了自己的大部分时光。比如1849年奥地利人用气球炸弹袭击过威尼斯,只是这种气球炸弹由于不能远程控制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驾驶”,只能算作“无人机”中的“始祖鸟”,但“空中无人设备”(奇怪的名字)的概念已经开始出现在实际应用中。1896年5月6日,在美国陆军的资助下,塞缪尔·皮尔庞特·兰利(Samuel Pierpont Langley)于华盛顿附近的波托马克河上采用弹射系统进行了自己设计的“Aerodrome”(没错,是'drome',也就是“飞机场”)5号“无人飞机模型”试飞。在空中飞行了约1200米。这次成功飞行将以往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飞行距离提高了十倍以上,不但证明了重于空气的飞行器是可以获得足够的升力并实现持续稳定的飞行的,被认为是航空史上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进行的第一次持续动力飞行,也是“空中无人设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

早期航空先驱塞缪尔·皮尔庞特·兰利(Samuel Pierpont Langley)

虽然按现在的标准,“Aerodrome”5号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化飞行控制”,但相比于“气球”这只圆滚滚的“始祖鸟”而言,它们更加接近现代固定翼无人机的气动外形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它所采用的弹射系统也成为当今固定翼无人机的主要起飞方式之一。

“Aerodrome”5号试飞半年后,兰利的“Aerodrome”6号无人模型机进一步将飞行距离提高到了1500米。又过了几个月,在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裔美国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Tesla)的推动下,一项对“空中无人设备”意义重大的技术成就出现了。

在介绍这项技术成就之前,很有必要对发明人尼古拉·特斯拉多说两句。人是复杂的社会动物,尼古拉·特斯拉尤为如此。尼古拉·特斯拉1856年7月9日出生于克罗地亚戈利卡省斯皮奇市的一个名叫斯米里昂的小村庄,当时那里隶属于哈布斯堡奥匈帝国。特斯拉的父母都是塞尔维亚人,他的父亲和外公都是东正教堂的神父。在克罗地亚,塞族是小民族,特斯拉的家人非常爱好塞尔维亚战歌、诗词、舞蹈和故事,母亲虽未曾上学识字,却能一字不漏地背诵许多本民族以及欧洲的古典诗歌。

特斯拉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父亲原本希望特斯拉长大后能继承父业,担任神职,但特斯拉从小就对科学与工程学充满兴趣。五岁的时候,他就自己造了一台水车,样式与乡村里的完全不同,但在水流里却能快速转动。六岁时他还做了一台很有想象力的“十六只甲虫的动力发动机”。当然,儿时的发明创意也并不总能成功,有一天他爬到谷仓顶上撑开大伞,想借着山风纵身一跳飞起来,可结果却是栽到了地上……

年轻时的特斯拉很爱读书,记忆力惊人。他可以像照相机一样记下整本书,多年以后还能经常快速地回忆“翻阅”。老师弄不清特斯拉是如何“作弊”的,因为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在脑中进行飞快地复杂计算。超凡的记忆功能帮特斯拉掌握了8种语言: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英语、捷克语、德语、法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特斯拉在自传中介绍,由于双亲失去了大儿子丹尼尔而十分悲伤,年纪还很小的他为了安慰父母开始学习自我控制、磨炼意志,这种改变使他显得比同龄的孩子刚强、好学和大方。在上大学之前,他还多次罹患大病,好几次连大夫都认为无可救药了,但他都挺了过来。

17岁前的特斯拉“中了邪”般沉浸在发明创造的幻想里,脑袋里经常浮现出种种异常奇怪的想象。他的眼前会出现炫目的闪光,并伴随着幻觉。这些幻象有关于一个词或者一个即将闪现的念头,仅仅听到一个词,他就能想象出这个物体的具体细节。后来,特斯拉认为,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怪事成为他进行发明创造的有利条件,他形容自己的大脑就像一个接收器,太空中存在着万事万物所有的秘密,成为他的知识和灵感的来源。1879年,年仅23岁的特斯拉在匈牙利完成了第一款电话系统及扬声器的设计:1882年,他在法国建立了旋转磁场的电器设备,发明了感应马达;1884年,28岁的特斯拉带着交流感应发电机的构想来到美国寻梦。他先是在爱迪生财团总部的研发部门任职,短短一年就独立开发出24种产品,专利全部归爱迪生所有,包括对直流发电机的重新设计。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随后被迫离开爱迪生财团。困难无法阻挡特斯拉在光电领域的科学研究,他在1888年终于发明出交流电(AC),并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交流发电机,创立了多相电力传输技术。在西屋电气公司创始人喬治·威斯汀豪斯的支持下,一场科技史上著名的世纪电流大战爆发了,交战的双方分别是由爱迪生支持的直流电和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1893年5月,美国芝加哥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声光电的盛会。在5个月的博览会期间,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到场参观。特斯拉无疑是博览会上最耀眼的明星,他像魔术师一样优雅从容地表演着一场场电光魔术。他的双手被接上两万伏的电流,耀眼的白色火苗和蓝色的光晕围绕着他成了一个火人,但什么都没有被燃烧,这就是著名的特斯拉线圈。这种设备根据共振原理使普通电压升压,然后经由两极线圈,从放电终端放电。其原理和制作都非常简单,但是有危险性,要想将其调整到与环境完美的共振更是不易,特斯拉特别长于此道。在这个展览会上,他向公众演示了高频电流通过自己身体展示“可逆磁场”的模型,即所谓的“特斯拉的旋转铁蛋”。此外,特斯拉还于1893年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当众展示如何用无线电传递讯息,这比大众熟知的第一个成功完成跨大西洋无线通信的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还要早8年……

如今匹兹堡大学的展厅里依旧陈列着兰利的“Aerodrome”6号模型

1896年5月6日,兰利在波托马克河上试飞的“Aerodrome”5号模型

事实上,从不同方面来看特斯拉是一个天才,空想家,哲学家也是一个怪人,他会时常直觉怀疑一些科学真理随后就会利用科学方法来证明他的假说。也正因为如此,当以无线电技术进行远程控制的设想在特斯拉的脑海中一经闪现,他马上决定要将之付诸实践——当时的技术虽然还没有晶体管,但特斯拉相信靠触发火花隙和谐振电路实现遥控还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到了1898年,也就是兰利的兰利的“Aerodrome”6号无人模型机试飞几个月后,特斯拉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线电遥控装置,外观上看就是一个盒子,上面装了一支操纵杆和一个发报电键,最初设计是为了发送摩斯电码信号。但通过转换,盒子的操控命令会变成电信号并发送出去,在一定范围内,也能远距离控制机械装置。特斯拉把这个遥控装置称之为“雏鸟系统”,并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一次电学博览会上,特斯拉向公众进行了公开演示。展示时,特斯拉在一艘航模小船上装了一支金属天线,用来接收固定频率的无线电波,这个天线串联谐振电路和继电器,发射不同频率的无线信号控制电路的不同通道。当盒子(无线电遥控装置)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到达船上时,就被转换为操作指令,调整船舵,启动螺旋桨,从而控制航模船只运动。虽然这艘被特斯拉称为“远程自动操作装置”(Teleautomaton)的遥控船很原始,公众甚至以为特斯拉是通过猴子或者心灵感应来操控小船,但特斯拉的发明基本实现了靠无线电远程控制技术来控制船只航行,这为随后现代意义上“空中无人设备”的产生带来了灵感源泉。事实上,到19世纪末期,人类已经具备了产生现代意义上“无人机”所需要的基本空气动力学基础、起飞弹射系统、远程控制技术等必要元素,只差空中姿态稳定系统了——没有自动化的空中姿态稳定系统,“空中无人设备”就缺失了控制系统的反馈环节,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由于老斯佩里(ElmerAmbrose Sperry)和小斯佩里(Lawrence Burst Sperry)这对父子的天份和努力,这一缺憾很快得到了弥补。

特斯拉是一个天才,空想家,哲学家也是一个怪人,他会时常依赖直觉怀疑一些科学真理,随后利用科学方法来证明他的假说

埃尔默·斯佩里(老斯佩里)

特斯拉设计的“雛鸟系统”遥控装置方案图纸

特斯拉设计的“远程自动操作装置”(Teleautomaton)遥控船方案图样

安装了老斯佩里发明的主动式陀螺稳定器的“特拉华”号战列舰

1908年,寇蒂斯在操作其设计的“六月金龟子”飞行器

1909年,寇蒂斯(右起第二人)与AEA成员合影

这对父子中的父亲,即埃尔默·斯佩里(老斯佩里)由于一次不愉快的航海经历(在去欧洲的一次旅行中,船遇上了风暴,老斯佩里被颠簸的船抛出了船舱),从1896年开始对陀螺仪的技术应用着了迷。他先是对当时船只普遍使用的施利克式被动稳定器加以改进——施利克式被动稳定器实质上是一个装在船上的大型二自由度重力陀螺仪,其转子轴铅直放置,框架轴平行于船的横轴。当船体侧摇时,陀螺力矩作为表观力矩而迫使框架携带转子一起相对于船体旋进。这种摇摆式旋进引起另一个陀螺力矩,在船体上产生稳定作用;老斯佩里对其的改进则是在上述装置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小型操纵陀螺仪,其转子沿船横轴放置。一旦船体倾侧,小陀螺沿其铅直轴旋进,从而使主陀螺仪框架轴上的控制马达及时开动,在该轴上施加与原陀螺力矩方向相同的主动力矩,借以加强框架的旋进和由此旋进产生的对船体稳定作用。老斯佩里发明的主动式陀螺稳定器很快引起了美国海军的兴趣——一个稳定的船体平台除了能够提供更为舒适的旅行体验外,显然也有利于提高武器的射击精度。

于是,在美国海军的资助下,老斯佩里的发明先是在1908年被试验性地布署于“沃登”号鱼雷艇驱逐舰上,随后“特拉华”号战列舰也在1910年开始安装这一装置,并因此迅速成为各国海军舰只的标配,让老斯佩里赚了个盆满钵溢(比如1921年11月13日下水的日本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就装有2台从美国斯佩里公司重金购买的陀螺稳定器,重约170吨,日本人为对向斯佩里公司支付了179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不过,老斯佩里并不满足于仅仅为船只提供陀螺稳定器,他很快将目光投向了天空——就某种程度而言,天空才是真正意义上无边无际的海洋。

恰好在此时,美国航空器研究实验协会(AEA)创办人贝尔博士(电话发明人),邀请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速度狂人”寇蒂斯入会,主持“六月金龟子”号飞机的研制工作。老斯佩里的发明从那时起就引起了寇蒂斯的关注——寇蒂斯认为既然老斯佩里的发明能够用于稳定船只,自然也能用于稳定航空器,让飞机的操纵变得更容易。于是从1908年到1909年,寇蒂斯与老斯佩里进行了整整一年时间的通信来探讨技术问题,并因此成为了终身挚友。

今天仍然悬挂在美国海军航空司令部入口大厅天花板上的寇蒂斯A-1型水上飞机

而当AEA于1909年3月解散,寇蒂斯选择自己创办飞机公司和发动机公司,并在1911年3月首次与美国海军签署研制生产“寇蒂斯A-1”型水上飞机的批量订单时,寇蒂斯很自然地希望老斯佩里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后者则出于同样的志趣欣然应允。就这样,随着装有老斯佩里飞机专用陀螺稳定器的改进型“寇蒂斯A-1”型水上飞机在1911年年底的问世,人类航空史上最重要的节点时刻到来了。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件划时代的发明真正为公众所知,却是因为老斯佩里的儿子,小斯佩里(劳伦斯·斯佩里)的一次“疯狂”。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用在斯佩里父子身上可谓恰如其份。老斯佩里的儿子劳伦斯·斯佩里善于动手,喜欢摆弄机械,是“速度狂人”寇蒂斯的忠实粉丝,也是老斯佩里投身航空研究的直接推动者。1903年,莱特兄弟上天的新闻引起了劳伦斯的极大兴趣。当时他只有11岁。不久,劳伦斯效仿莱特兄弟,在自家地下室开了个自行车修理铺(寇蒂斯的本行也是这个),并在此制造自己的飞机。1910年,劳伦斯自己的卧室内置齐了滑翔机的所有部件。他为了把尺寸很大的部件拿出窗外,连卧室的窗户都拆了。滑翔机飞得很好,但劳伦斯并不满足。不久,劳伦斯设法贷款,买了一台5缸44.1千瓦的发动机装在了滑翔机上。当秋天开学时,劳伦斯的飞机也升空了,并最终说服父亲同意他去上寇蒂斯开办的航校。1912年,年仅20岁的劳伦斯拿到了飞行执照,成为全美最年轻的飞行员。同时在海军的邀请下,劳伦斯开始完善他父亲发明的用在飞机上的陀螺稳定器。他虽然没系统地学过机械工程,但不知疲倦的天性让他对飞机的每个器件、每项改进都了如指掌。劳伦斯发现同时使用多个他父亲制造的陀螺仪稳定器与操纵系统进行深度交联,就能分别对飞机的俯仰、航向和横滚作出反应,从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自动飞行”(老斯佩里的飞行稳定器并未与副翼进行交联,只与升降舵和方向舵进行了交联)——麻烦在于海军飞行员根本不相信任何陀螺,只管自己操作而不用这些仪器。

劳伦斯想,要解决问题,只有用事实说话。于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趁人们还没有起床之际,他偷偷地把一架装有“自动驾驶仪”的水上飞机开上了天。劳伦斯躺在座舱板上,让飞机偏离航向,观察两个陀螺仪如何让飞机回到原来的航向上。“有一架飞机在天上飞,但里面没有飞行员!”醒来的人们奔走相告,惊讶地观赏着天上的飞机。劳伦斯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轻轻地驾机着陆。

目睹了这一切的寇蒂斯非但没有批评违反规程的劳伦斯,还立即决定派他到法国参加即将举行的飞机安全竞赛。这是一次颇具规模的航空盛会,邀请了各主要国家的海军使团。劳伦斯是第57个报名参赛的选手,他的父亲老斯佩里也前来助阵。令人振奋的伟大时刻来到了。劳伦斯和他的助手从塞纳河上起飞,然后>中着人群飞去。当接近人群时,他就特意低飞。人们清楚地看到劳伦斯站在机舱里,两手高高举起。在飞过裁判台的瞬间,他的助手走出机舱,走上一侧机翼,而劳伦斯再一次将手举过头顶。在飞第3圈时,助手走到机身后面,使飞机一下失去平衡。同样,不需要驾驶员的帮助,飞机又恢复了平衡。飞机一着陆,劳伦斯便成了名人。他不但赢得了一万美元的大奖,更重要的是,正如当时一家法国报纸所称:“这次飞行是人类航空史的历史性时刻。”这个一天是1914年6月18日。至此,在莱特兄弟发明有人驾驶飞机仅仅11年以后,由早期“空中无人设备”逐渐演化而来的“无人机”,就已经具备了促成其诞生的全部关键性要素——以陀螺稳定器为基础的自动驾驶仪和远程无线电控制技术构成了此后80多年无人机的技术核心。遗憾的是,促使人们将这些技术结合起来的现实性动机仍然是战争。

战争的果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催生了无人机的出现

从心理学来讲,人类的进攻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原本是一对冤家,它们像同卵双胞胎,邪恶与创造性冲动共生。如果没有战争,如今人类出远门乘坐的或许还是螺旋桨飞机和蒸汽火车,人们对新奇的药物青霉素会惊叹不已,人们可能还在通过黑白电视观看人类首次月球漫步——时间是2005年。

马克思与恩格斯也认为军事行动始终是变革人类社会活动的工具,其中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以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更是脍炙人口。事实上,正是人类对战争的需求,人类对冲突的狂热,戏剧性地催生了许多今天看来非常正面的东西。无人机的发明就是如此。

虽然在1914年10月,伴随着德军退至马恩河彼岸,埋葬了迅速结束一场被如此自信地发起的战争的一切希望,但德国人自信他们还拥有一件足以决定战争胜负的终极武器——由巨大的空中无畏舰“齐柏林飞艇”构成的空中舰队。这种对于己方的军事手段过于自负的思想,对于20世纪初欧洲各大强国以军国主义为圭皋的总参谋部官僚们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况且,当时也的确没有什么力量能去阻止飞艇的光临:能够在夜间作战的飞机几乎没有,而一般的飞机就是发现了飞艇,唯一能做的事情也不过是在它的粗厚外皮上戳两个小洞洞。唯一能够阻止巨型硬壳飞艇前进的,似乎只有“北海上空的凛冽寒风”。于是,“飞艇一出,无往不胜,无坚不摧,诸国降伏”——德国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战火燃起之初的1914年8月5日夜,德国海军编号Z-6的“齐伯林”飞艇就成功地轰炸了比利时的列日要塞,8月26日,德国飞艇对安特卫普实施了为期一周的轰炸,8月30日空袭了巴黎。而在所谓“马恩河奇迹”发生几个月后的1915年1月,德国飞艇又开始对轰炸英国本土——德军总参谋部命令空中舰队对英国本土民用目标进行无差别轰炸,其目的是在普通英国人中制造恐慌,进而剥夺这个国家继续作战的意志。

在德军总参谋部的命令下,巨大的德国飞艇通常在傍晚从德国本土的库克斯港、科隆和杜塞尔多夫等处基地起飞,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到达英国上空。英国城市的路灯和房屋里面透出来的灯火是它们最好的路标——“灯火管制”一词当时还未出现。扔下搭载的危险货物之后,它们掉头东飞,于第二天黎明之前返回德国。1915年1月19日,德国海军的齐柏林飞艇第一次从1500米高空空袭了东英格兰。5月31日,德国海军的LZ-38号飞艇又在林纳茨上尉的指挥下首次空袭了伦敦,炸死7人,炸伤31人,还破坏了一些住宅区和商业区的建筑物——在之前的一次进攻中,这位舰长没有能够飞到英国人的首都,但却丢下了一张纸片警告说:“英国人!我们已经来过,而且还要再来。不投降就是死。德国人。”5月31日的轰炸算是践行了他的诺言。

1914年战争开始前沙俄军队裝备的美制“哈雷”雪地摩托车

客观地来讲,“齐柏林飞艇”对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公众心理上产生的恐慌效果却难以估量——技术让战争第一次变得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当然,地面上的人们也没打算坐以侍毙。先是几名勇敢的飞行员带着燃烧弹或是炸弹上天,多多少少打击了一下德国人的嚣张气焰(几艘德国飞艇因此被摧毁),然后各种基于技术而非勇气的对抗方案又开始出现在协约国将军们的办公桌上——在这些方案中,一个由英国皇家飞行军团工程师阿奇博尔德·蒙哥马利·罗(ArchibaldMontgomery Low)在1916年6月提出的奇怪玩艺儿尤为引人注目。这个被阿奇博尔德称为“拉斯顿普罗克特空中标靶”的奇思妙想原本的确是个“标靶”——发明它的最初动机,是用一架装有特斯拉无线电遥控装置的无人飞机来吸引德国人的防空火力,为皇家飞行军团的后续行动创造机会。这个想法得到了阿奇博尔德的两位贵族同事普尔上尉和鲍恩中尉的大力支持,并在不久后获得了英国军方的正式资助。当“齐柏林大恐慌”在1915年全面蔓延开来时,脑筋活络的阿奇博尔德很快意识到他正在摆弄的这个东西也许能把德国人的“空中无畏舰”撞下来,就这样“拉斯顿普罗克特空中标靶”摇身一变,又成了一件对抗“普鲁士恶龙”的神器。

一战中一度称霸天空的“齐柏林”飞艇

美国发明家彼得·库珀·休伊特,此公涉猎范围甚广,在1901年获得了首个低压汞放电灯的专利,这是现代荧光灯的原型

1916年美国旅馆中使用时髦玩艺儿——低压汞放电灯

不过,由于直到1917年3月21日之前,“拉斯顿普罗克特空中标靶”还只是绘图板上的一堆线条,所以发明真正意义上“无人机”的荣誉注定要与大英帝国擦肩而过了。那么这个荣誉属于谁呢?答案是美国人。

事实上,在那个充满了活力的大洋彼岸,将“无人设备”用于战争的想法,早在一战前的和平年代就已经在很多杰出的大脑中开始酝酿了。比如,在1898年麦迪逊广场花园那场著名的展示之后,特斯拉就意识到他的发明拥有潜在的军事用途,指出这项技术可以让人建造毁灭性的远程武器,其威慑力与毁灭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按照他的想象,“足以导致国家间实现永久和平。”遗憾的是,虽然在欧洲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15年,特斯拉也的确设想过“一支由无线电遥控飞机组成的空中舰队”,但真正将这个想法付诸于实现的却是老斯佩里。

由于儿子的大胆尝试,早在欧洲“八月炮火”刚刚响起的1914年11月,老斯佩里就决定为美国军队发展一种可用于军事用途的无人驾驶飞机,并且坚信“山姆大叔早晚会用得着”。老斯佩里的想法得到了挚友寇蒂斯的支持,并在1915年初的试验中初步显示出了成功的希望——一架“寇蒂斯”C-2飞上飞机由飞行员操纵升空后,地面通过安装在飞机上的无线电遥控装置,成功的对交联在陀螺稳定器上的各个气动翼面进行了控制。在这次成功试验的基础上,1915年7月,老斯佩里开始与海军咨询协会的同事,另一位发明家彼得·库珀·休伊特(Peter Cooper Hewitt)一起,合作设计了一种被称为“飞行炸弹”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架装填满炸药的小型无人驾驶自杀飞机。这个“飞行炸弹”有一对机翼,翼展4米,可携带85公斤左右重量的炸药,通过弹射器进行弹射起飞后,自动导航飞行距离达64千米一120千米(这个距离让很多今天的无人机汗颜)。其系统结构设计中,通过复合式陀螺仪自动驾驶仪(1914年由小斯佩里改进发明)和膜盒式气压表调整姿态与高度。

可是,这么远的距离,没有卫星系统如何实现远程定位和投弹操作呢?老斯佩里早为大家想好了,技术人员需要根据目标距离设置发动机转数,然后如果能够顺利飞过去,当达到发动机转数后以直线坠落的方式“投弹”。听上去是不是很脑洞?不过就是这么个脑洞设计,居然在1915年年底被“初步”制造了出来,并在12月12日进行了一次试飞,从而将“无人机之父”的荣誉抢先一步拿到了自己的手中。

不过,当个“无人机之父”显然不是老斯佩里的目的——获得美国海军的青睐,以及随之而来的滚滚订单才是。

虽然美国海军一开始对老斯佩里的脑洞不感兴趣,严重怀疑这东西的可行性,海军派出的观察员威尔克森中尉也报告说,这东西的精度远远达不到击中舰艇的程度,但由于美国卷入战争已经是早晚的事情,所以老斯佩里成功的游说了美国政府和参议院,后者下令美国海军为老斯佩里的研究进行资助(不低于50,000美金),同时也拨付了一笔款项给西屋公司(Westwood),用于研制老斯佩里要求的远程无线电遥控装置。美国海军这才勉强将老斯佩里的项目“转ZE”,认为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用它来轰炸威廉二世在赫尔戈兰岛上的海军基地。

令人遗憾的是,1915年12月12日的试飞并不成功,随后的几次试飞也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其中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起飞方式——老斯佩里先后试验了发条动力弹射器和菜特兄弟式的“轨道滑车”,但发现都有问题;同时让这个东西上天的困难还掩盖了另一个复杂问题:“飞行炸弹”的空气动力设计其实非常糟糕,而老斯佩里却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选择了忽视。在几次试飞都搞砸了之后,老斯佩里才不得不对此正视起来。无奈之下,“飞行炸弹”的基本设计不得不推倒重来——以一架“寇蒂斯”N-9H水上飞机为基础加以“无线电化”改装,同时保留了最基本的飞行员座椅和操縱装置,至于试飞的飞行员则由自告奋勇的劳伦斯·斯佩里充当。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寇蒂斯”N-9H的前身“寇蒂斯”N-9是一架非常成功的教练机,在1916年全年为美国海军生产了560架(这批飞机在战后一直使用到1926年),也为美国陆军生产了14架,“寇蒂斯”N-9H是以功率更大的“伊斯帕诺-絮扎”150马力(Hispano-Suiza)A型发动机进行升级的产物。老斯佩里在考察了“寇蒂斯”N-9H的详细设计后认为,若以“寇蒂斯”N-9H作为“飞行鱼雷”的基础,将能够在自动系统的操纵下,携带450千克炸药以140千米/d、时的速度飞行80千米,然后进行可控坠落并进行引爆。当然,“寇蒂斯”N-9H本身要进行为此进行大幅度的改装,除了加装无线电遥控系统与自动驾驶系统外,还要将“寇蒂斯”N-9H的浮筒拆除,以适应美国海军要求“飞行鱼雷”必须利用辅助装置进行起飞的要求。不过,改装后的“寇蒂斯”N-9H还是没能像斯佩里父子想像中的那样自由腾飞。第一次试飞小斯佩里就发生了坠机事故,所幸他本人毫发无损,并志愿进行第二次尝试。这一次他的确设法让飞机上了天,但结局仍然令人失望:当他切换到全自动飞行模式时,飞机又一次开始倾斜滚翻。小斯佩里花了不少心思才从机器手中抢回飞机的控制,重新让飞机找到平衡并安全降落……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虽然以“寇蒂斯”N-9H为基础的试验仍然不尽如人意,但此时已是1917年5月,就在此前的4月6日,美国政府已经以“齐默曼电报”为借口(1917年2月24日,美国驻英大使佩奇收到齐默曼电报,称如果墨西哥对美国宣战,德国将协助把美国西南部还给墨西哥),正式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在这个大背景下,参战在即的美国海军一下子慷慨了许多,不但向老斯佩里的公司直接投资200,000美元的巨款,用以支付5架(后又追加2架)“寇蒂斯”N-9H机体和6套无线自动操纵系统的费用(以1917年币值,200,000美元约能购买一艘重巡洋舰),而且还将位于长岛附近的科帕格机场提供给老斯佩里使用。

由于巨额资金的投入,老斯佩里的“飞行鱼雷”也的确有了些许进步。在1917年9月的试飞中,改装后的“寇蒂斯”N-9H已经可以在飞行员的辅助下,进行有效的较远距离遥控飞行;而到了当年11月,这一成绩又提高到可令一架从水上人工操纵起飞的“寇蒂斯”N-9H在地面遥控飞行48公里后,于距目标方圆3公里的范围内由人工实施降落。而到了1918年3月6日,更为激动人心的时刻降临了——在这天的试验中,虽然没有装药的“飞行鱼雷”样机仅仅飞了910米就因发动机故障而“迫降”,但这架没有飞行员的“寇蒂斯”N-9H不但是通过滑车装置起飞的,而且在随后的飞行全程都是由无线电自动装置而非飞行员控制——这意味着世界上第一架重于空气的“无人空中设备”已经诞生。

基于这些令人鼓舞的成就,美国海军计划批量订购250架“寇蒂斯”N-9H“无人机”(虽然还不够正式,但现在已经可以这么叫了),将其装在平甲板驱逐舰上用于轰炸对协约国威胁甚大的德国U型潜艇基地——如赫尔戈兰岛、基尔港和罗斯托克(截止到1917年1月,德国可用的U型潜艇总数已上升至105艘,其中46艘在公海舰队位于威廉港和赫尔戈兰湾的基地,23艘在比利时港口,23艘在地中海,10艘在波罗的海,3艘在达达尼尔海峡。可用于执行对英封锁任务的潜艇接近70艘,是1915年时的两倍多,另有28艘新艇正在船厂舾装)。可惜,这一计划直到1918年11月到来之前从来没有被真正的施行过,至于这其中的原因仍在于技术的有欠成熟——老斯佩里的“寇蒂斯”N-9H无人机可靠性太差,此后的多次试验均没能复制1918年3月6日的“成功”,美国海军自然不会认为这样的“飞行鱼雷”具有实际的战场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进度上略微落后于美国人,但英国皇家飞行军团的阿奇博尔德·蒙哥马利·罗团队也并非毫无斩获。这些执着的英国人于1917年3月21日在位于索尔兹伯里平原的阿佩文“皇家飞行军团飞行学校”,进行了“拉斯顿普罗克特空中标靶”样机的首飞。有意思的是,这次首飞的场面搞得非常排场。除了皇家飞行军团的高官外,还有协约国方面的几十位将军。但至于首飞成功与否却存在很大争议——在场的几十位将军没一个人看到空中到底飞起了什么东西,只有阿奇博尔德及其同僚宣称在“……在利用压缩空气进行成功弹射后,样机因发动机故障坠毁,但在这一过程中,样机始终处于有效的可控状态……”。此后在1917年6月6日的第二试飞中,“拉斯顿普罗克特空中标靶”样机再次遭遇了起飞失败的尴尬,从此再无下文……英国人与“无人机”的“发明权”就这样失之交臂。

寇蒂斯N-9H水上飞机

令人感兴趣的是,虽然老斯佩里的“飞行鱼雷”在战争中并没有搞出些什么明堂,但与之类似的项目其实美国陆军也在搞——这就是被称为“柯特森虫子”的陆军版“飞行鱼雷”。“柯特森虫子”的设计者查尔斯.F.柯特林(Charles F.Kettering)是一位与老斯佩里不相上下的美国发明家,其名气甚至还要更大一些。在那个年代,汽车公司代表了技术的最高水平,听上去有点像今天Google、苹果公司的那种感觉。查尔斯曾经担任在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研发主管27年(1920-1947),他在业界的地位可想而知。此公一生拥有超过140项的发明专利,30多家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不过,令其声名鹊起的一项重要发明却是汽车电启动器。这是一项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汽车工程技术,当时的汽车上普遍配置的是笨重且危险的手动曲柄启动器,为了解决这种不便,查尔斯发明了电子启动器。当时,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分公司的经理亨利·利兰立即敏锐察觉出了这项技术成果的潜力,并很快将其作为标准配置,应用在公司1912版的凯迪拉克车型上,这款凯迪拉克也因此得名“无曲柄汽车”。电子启动器的应用使驾驶汽车变得更加安全,也更易于操作,因此受到了广大司机尤其是女性司机的欢迎,不久,这项技术就被整个汽车工业所采用。时至今日,电子启动器一直被业界广泛认为是继内燃机后最为重要的汽车技术创新。也正是因为这项发明所带来的名气,在战争开始后的1917年3月,受老斯佩里为海军制造“飞行鱼雷”的启发,美国陆军也找到查尔斯.F.柯特林,希望这个点子大王能为他们鼓捣出来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其技术要求與海军也基本类似:携带180磅炸药(约82千克),起飞后以50英里/小时(80千米/小时)的速度全自动飞行至少40英里(约64千米)。

查尔斯·F.柯特林(Charles F. Kettering)与阿尔弗雷德·P.索兰(Alfred P.Sloan)

不过,虽然查尔斯.F.柯特林接受了美国陆军的邀请,但在当时的技术环境和认知范围内,他不可能脱离老斯佩里“飞行鱼雷”的窠臼。“柯特森虫子”的无线电自动控制装置仍然由老斯佩里提供,整个系统的构思也与海军版“飞行鱼雷”没有区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柯特森虫子”毫无亮点-一飞行平台的气动设计和滑车式起飞装置均由莱特兄弟中的奥维尔·莱特亲自操刀,此为亮点之一;将成本控制作为设计的首要因素,为此不但采用了一台售价仅40美元的福特汽车引擎,机体材料也多为木材和经过硬化处理的“纸夹板”,目的是将来批量生产出的“飞行鱼雷”每“条”成本不超过400美元,此为亮点之二:“投弹”方式也比老斯佩里的设计有所进步,在发动机停转后,通过一个关联机构机翼将自行脱落,命中精度在理论上会更高一些,此为亮点之三……

1918年初,第一架装配完成的“柯特森虫子”样机交付美国陆军通信兵司令部航空处进行评估(美国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这一前身当时仍然隶属通信兵),并在1918年10月2日进行了首飞。虽然“柯特森虫子”的这次处女航以失败而告终——起飞后飞行器的角度太高,以至很快擦着参观者们的头顶失速坠毁,好在随后进行的试飞还是获了程度不一的成功,并得到了美国陆军的官方确认:“在代顿的6次试飞成功2次,在阿米蒂维尔的4次试飞成功1次,在卡尔斯姆的14次试飞中成功4次。”美国陆军通信兵司令部的报告中如此写道。

遗憾的是,“柯特森虫子”还是没能在战争中一展身手。凭心而论,在查尔斯·F.柯特林和奥维尔·莱特的努力下,作为陆军版“飞行鱼雷”,“柯特森虫子”要比海军版“飞行鱼雷”更为完善,但仅仅29.17%的成功率还是让人心有余悸,美国陆军中的某些将领甚至认为“它给自己人造成的麻烦要比敌人多”——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武器自然不会被认真考虑。

不过,虽然在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署停战协议前,按照设计“每架成本只有400美元”的“柯特森虫子”只生产出了45架,但美国陆军却已经为整个项目投入了275,000美元的巨款,为了不白白浪费这些先期投入,没能在战争中派上用场的“柯特森虫子”在战争结束后获准进一步发展,“以便将其技术用于下一场战争”。就这样,在美国陆军航空勤务队(united States ArmyAir Service。1918年5月24日~1926年7月2日,由美国陆军军事航空处改编而来)的监督下,作为技术储备项目的“柯特森虫子”一直存活到了1920年年底,直至项目经费耗尽。与“柯特森虫子”样机的情况类似,老斯佩里的“飞行鱼雷”也在战后继续存活了一段时间。1920年,美国陆军展开了一个名为“信使”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设想很简单,就是利用一种相对较廉价的飞行器代替传令兵来传达总部下达的命令。这次美国陆军找到了斯佩里,希望他能将这个信使设计出来,也就是在“飞行鱼雷”基础上,制造一架能在各个作战指挥部间遥控飞行的“空中无人设备”。借此机会,老斯佩里改进了“飞行鱼雷”的无线电控制和惯性导航系统,在航空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MAT的概念在当时还不成熟,美军于1926年宣布取消了该项目。

有八卦、有血泪:无人机技术发展中的轶事

作为自动化技术与航空技术的一个契合点,今天的无人机技术正处于这样的一种趋势中:其“空中机器人”的属性,也就是任务规划与任务实施的自主化程度才是为人所关注的真正焦点,但与航空技术相关的属性却为人越来越多的所忽视。不过在诞生伊始,无人机技术却是作为航空技术的一个分支进入大众视线的,而航空又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主要是年轻人的游戏,对那些喜好冒险的人极富于吸引力。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那些从“无人机先驱”中涌现出来的著作家极少有富于分析性的,而且从不冷静客观。他们关于无人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能够起的作用的观念总是超出当时现实,激起信奉者的失望和不信者的嘲笑。同时,“无人飞行者”们又经常自视为另类存在,使得许多在这小圈子外面的人不敢试图去探索这一玄奥身份内的秘密。也正因为如此,在战争推动技术的热情暂时消退的时期,推动无人机技术的往往是一些与“正统”研究者身份相距甚远的人物——好莱坞演员莱吉纳德·丹尼(Reginald Denny)就是如此。

“柯特林虫子”模型

测试中的“柯特林”虫子

英国国籍的莱吉纳德·戴尼(ReginaldDenny)是好莱坞默片时代的明星之一,他7岁登台,17岁转为职业演员,24岁银幕首秀。虽然你不太可能知道这么个演员,但是好歹这位也是与葛丽泰嘉宝、弗兰克·辛纳屈还有希区柯克这样的珍宝级电影工作者同台过,所以你还是很有可能在看某部著名老电影的时候不小心看过他老人家的脸。图30图31

“用铅笔画的胡子,咧嘴而笑的脸,再加上笨拙的体型”,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演员的他常以如此一幅滑稽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饰演的都是搞笑但有点蠢的英国人角色。当然,对于美漫爱好者来说,丹尼会显得更加重要,1966年的《蝙蝠侠大电影》中他也饰演了一个角色,那是第一部蝙蝠侠电影,也是老丹尼的最后一部,那年的晚些时候,他因为中风死在英国家中,享年75岁。

这位喜剧演员的另外一个身份却鲜为人知——他在一战时曾是皇家飞行军团的一员,更是一名狂热的飞行爱好者,退役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对“玩具飞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莱吉纳德·丹尼老爷子演戏演的风生水起的上世纪最早的20年,正好是航空大冒险时代的开始。飞上天是当时世界上最时髦的事,在一战时期,丹尼加入了英国皇家飞行军才,当过飞机上的炮手,战后也玩过特技飞行表演。可惜他入行有点晚了,没赶上波音、麦克唐纳、诺斯罗普那第一批创业潮。加上演戏辛辛苦苦攒的点钱让他全砸进了股市,所以一战结束后的丹尼只能回老本行,在好莱坞打拼。就在这有些潦倒的境遇中,有一次菜吉纳德听到邻居家里吵闹,敲门去打探究竟,发现邻居的儿子正在捣鼓遥控飞机,于是去帮忙,结果把人家的飞机给摔了。但这一摔算是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莱吉纳德跑去商店到处去找合适的“玩具飞机”想给小孩换一架,这位演员随后就此迷上了航模,成了一个发烧友。

作為飞机和飞行爱好者的莱吉纳德·丹尼并不为外界所熟悉

作为好莱坞演员的莱吉纳德·丹尼(Reginald Denny)在影迷中的知名度并不算高

莱吉纳德·丹尼在电影《红名单》中的剧照

莱吉纳德在摆弄了一番之后马上对这种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带动起了另外两位演员投身这一爱好——詹姆斯·史都华(Jimmy Stewart)(主演过《费城故事》、《桃色案件》)和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主演过《淑女夏娃》、《十二怒汉》、《金色池塘》)。随着兴趣的不断升温,率性随意的莱吉纳德·丹尼干脆在1935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丹尼无线电飞机公司”(Denny Radloplane Company),并在好莱坞林荫大道的一家店里卖起了缩小比例的飞机模型。

莱吉纳德的公司起初生产的都是些是简单的货色,大多是使用软木制成的,一般用橡皮筋来做动力,所以飞得不是很远,实际上就是些能飞的玩具。但在1936年的一次聚会上,丹尼遇见了一位将军,后者向他抱怨军队为防空射击训练而花300美元一个采购来的飞机拖靶实在是太笨重了。这位好莱坞明星灵机一动,马上想到制造无线遥控航模用来给军方防空训练当靶机,并为此专门设计了一架被称为RP-1的样品,打算以每架300美元的价格推销给军方。对他的这个想法,美国军方起初反应冷淡。当然,RP-1的设计也的确有点差劲——它居然使用一个电话拨号盘作为遥控装置,拨4,水平尾翼就会向下偏,再拨2,就会停止动作。如此简陋的设计自然进一步拉低了RP-1在美国军方心目中的份量。1938年2月,在美军军官们的注视下,RP-1做了一次飞行表演,一如既往,摔了。不过,虽然RP-1几乎不可操纵,但是这并不妨碍丹尼的好运气。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世界局势的不断恶化,美国军方还是意识到了莱吉纳德建议的价值所在,一笔11000美元的拨款令这位好莱坞明星的事业真正走向了正轨。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不到20万美元,虽然不多,但是足够莱吉纳德改进设计,并聘请工程师沃尔特·莱特(Walter Righter)为遥控靶机专门设计一款微型燃油引擎,随后滚滚而来的订单让“丹尼无线电飞机公司”(Denny Radioplane Company)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1939年到1945年,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一口气采购了15000多架各型遥控靶机,型号也由RP-4型发展到IRP-18型。通过弹射装置发射的这些无线电靶机由操作员远程控制,然后遥控这些飞机进入防空炮的射击范围。

就核心技术而言,“丹尼无线电飞机公司”的产品并没有超出老斯佩里“飞行鱼雷”或是“柯特森虫子”的范畴,只是由于无线电射频技术的进步,在可控范围和可靠性上有了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这些廉价的小型“无线电飞机”有一项功能是从一开始就被考虑在内的:他们给飞机配了降落伞,所以可以重复使用。出于这个原因,“无线电飞机公司”的RP-4(D0-2)被认为是第一款大规模制造的符合现在定义的无人机。

丹尼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公司的产品之一

莱吉纳德的好友詹姆斯·斯图尔特也是航空模型爱好者,作为演员则是当时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影星之一,最为传奇的是他是一位空军准将

好莱坞著名演员亨利·方达也是著名的航模爱好者。他主演的电影《愤怒的葡萄》被称为“大萧条时代的史诗”

莱吉纳德·丹尼于1935年开始在好莱坞林荫大道的一家店里卖起了缩小比例的飞机模型,图为工作中的莱吉纳德

而当时其他类似的“空中无人设备”都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从而令无人机技术的界限与后来的”导弹“有些模糊不清。1946年,经过再次改进的RP-19/0Q-19型无人靶机研制成功,并在1946至1984间一共生产了48000多架。1952年,无线电飞机公司被巨头诺斯罗普收购,变成了诺斯罗普文图拉分部,专门研发靶机和巡航导弹,后者也因此成为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军用无人机研制厂商。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这个无人机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的年代,不玩无人机都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感觉,很多国内啤酒、汽车之类的广告也非得加上几台无人机以显得时尚年轻。实际上,70多年前,就有人这么干了。历史上有这么一张1945年美国陆军记者戴维·科诺沃(Dayid Corlover)拍摄的军队宣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腰里别着工牌,身着绿色丝质衬衫的棕发姑娘,她咧着嘴笑着,手里拿着一副木质螺旋桨。这个姑娘当时还叫诺尔玛·珍妮·多赫蒂(NormaJearle Dougherty),那年18岁。18岁的诺尔玛那时候已经结婚两年了,丈夫詹姆斯前一年去了太平洋前线,为了养家,她当了工人。这个工厂在加州,名子正是叫作“丹尼无线电飞机公司”。诺尔玛在照片里组装的是一架叫做0Q-3(这是美国陆军的制式编号,公司编号为RP-6,美国海军则称之为TDD-2)的无线电靶机,是公司的拳头产品,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规模化生产的无人机,0Q-3这个系列一共生产了9400多架。诺尔玛只是工厂的喷漆工,被拉到组装车间摆拍要感谢上帝赐予她的姣好容貌。她抢了自己工厂甚至军队的风头,那组照片见报后,根本没人在乎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随后,其他的摄影师“慕名而来”,诺尔玛出了名,离了婚,进了好莱坞,改名为玛丽莲·梦露。当然,之后她的故事就跟航空没什么关系了。日后飞黄腾达甚至行走白宫的梦露,不知道在那里有没有见过当年科诺沃的上司——其實用不了多久,那人也成了政界红人,最终入主白宫。这个人就是罗纳德·里根,这位未来的总统1945年的时候在美军当宣传军官,参军报国之前已经是好莱坞二线明星了。而里根之所以派人去无线电飞机公司去拍宣传照,其实是有点私心——作为好莱坞的晚辈,他跟无线电飞机公司的老板瑞吉纳德·丹尼是故交……无人机历史上的八卦就是这么有意思。

测试中的OQ-2A靶机

OQ-2A模型

“无线电飞机公司”的RP-4(OQ-2)被认为是第一款大规模制造的符合现在定义的无人机。图为OQ-2A图纸

当时媒体对美国军方购买RP-1的报道,注意右下角的照片便是电话拨号盘作为遥控装置

这就是让玛丽莲·梦露名声大噪的照片,开启了一代性感女神的传奇

丘吉尔正在视察一架由“虎蛾”双翼教练机改装成的 DH 82B 型“蜂后”无线电无人靶机

测试中的“蜂后”无人机

当在早期的无人机技术推动者中,瑞吉纳德·丹尼(Reginaid Denny)毕竟算是个“野路子”(虽然的确闯出了名堂),官方层面对无人机技术的推动力仍旧不可小窥。虽然由于自动驾驶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无人机并没有在一战中发挥直接作用,但它的意义已经开始被军方人员注意到。比如,1918年11月12日,法国的第一架无线电遥控飞机试飞成功;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于1922年对其研制的RAE 1921型无、人靶机进行了试飞,这是一种将空气动力学、轻型发动机和无线电技术有效结合起来的军用无机靶机,可在近2千米的高度上以160公里的时速飞行:1933年,采用无线电控制技术的“仙后”靶机成功首飞。由于“仙后”靶机在1932年的皇家海军舰队防空试验中表现出色,英国人又于1934年至1943年间采购了42Q套在“虎蛾”双翼教练机基础上改装成的DH 82B型“蜂后”靶机。

拥有悠久航空史的德国也不甘人后。阿戈斯飞机工厂的弗里茨·古斯洛(FritzGosslau)博士研制了—种名为FZG-43的靶机用于德国空军地面高炮部队的防空作战训练。到了1939年10月,阿戈斯又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大型军用无线电遥控无人轰炸机——“深火”(德语名:Fernfeuer),这种飞机可以携带一吨重的炸弹,而且还有有人驾驶的轰炸机版本。在向目标投掷完炸弹后,“深火”无人机将在自动返回基地。从这一点上看,“深火”已经极大的有别于美国人斯佩里的“空投鱼雷”概念,从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无人战斗飞行器”(UAV)。至于美国军方自己从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了对大型无线电控制靶机的持续研究,并于1941年3月在新泽西州成立了VJ-5靶机中队,用于对海军部队的防空炮手进行训练。后来有人提出了用无人机来撞击敌轰炸机的想法,这个设想几年后演变成了美国海军的“蛇发女妖”防空导弹项目——与今天意义上的无人机技术有关联,但并不完全重合。同时,美国海军还启动了自动飞行控制和导航技术的研发计划(包括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电视摄像头和海军研究试验室的雷達制导系统),使得对无人机的控制比单纯的目视无线电指令更精确。作为上述技术研究的实用化项目,1941年同年美国海军开展了舰载“无人攻击机”计划,按照设想,这种武装无人机即可以作为自杀飞机来攻击敌空中或海上目标,也可以作为无人轰炸机对敌地面目标进行投弹轰炸后返航。

有人驾驶状态的TDN-1型无人攻击机

博物馆中的TDR-1无人轰炸机——前锥体安装了电视摄像机

1942年3月,美国海军开始批量采购TDN-1型无人攻击机——这本质上是一种装有无线电操纵和自动化导航系统的双引擎有人驾驶飞机(实际上也的确可以人工驾驶),机体尺寸介于P-38和BF-110之间,比杜立特轰炸东京的B-25要小,因此在理论上能够从航母甲板的方寸之间起降,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今天X46/47的直系祖先。由于TDN-1成本较高,美国海军在1942年5月又提出发展一种结构更简单、成本更低的机型,这一想法的结果是催生了TDN-1的简化版本TDR-1,并且随即投入了批量生产。因为军方要求不能用战争相关的关键部件,TDR-1机身、机翼选材不是金属而是硬化的木头,然后由特别的工艺进行压制。虽然用来制造TDR-1的材料看起来很怪异,但它的内部设备却是当时最先进的,装配了无线电控制、电视摄像机、以及雷达装置。“令我们所有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操控员回忆道:“这是一项最高机密。我们不能讨论有关它的任何东西。哪怕是相互之间都不行。”无人机先是由地面工作人员发射出去,然后再把控制交给蹲在TBM轰炸机机舱毯子上的控制员,后者一边盯住淡绿色屏幕上无人机电视摄像机回传过来的图像,一边用控制杆来控制无人机。据统计,在整个战争的最高峰时节,美国海军共组建了18支TDR-1中队,其中包括162架TBF“复仇者”控制机和1000架TDR-1无人攻击机,不过此后这支部队的规模有所削减。1944年3月,2支特别空中特遣中队(SATFOR)被派往太平洋战场进行实战检验。9月,TDR-1开始作为“无人自杀飞机”首次用于在布干维尔地区攻击日军地堡和火炮阵地的战斗中。虽然在单色屏幕里想要在丛林中找出伪装的目标并不容易,面临着诸多挑战,但TDR-1的自杀战绩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有21次直接命中目标。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攻击行动中没有一个美国士兵牺牲,初出证明了这种武器的潜力。10月19日,该机又首次作为“无人轰炸机”向布干维尔以南巴拉列群岛地区的目军目标发动了攻击。遗憾的是硝烟散尽之后,美国人发现没有1架TDR-1能顺利返回基地,而且攻击效果也不明显,这多少有些令人沮丧。但这些行动本身,毕竟意味着无人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拉开了序幕。

TDR-1是TDN-1的简化版

1944年9月,一架TDR-1在发起打击前进行最后的维护

虽然发展军用“空中无人设备”的初衷,是为了减少人类生命的损失,但在发展这种技术的过程中,血泪教训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肯尼迪家族的一员,小约瑟夫·肯尼迪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约翰·肯尼迪是美国最著名的总统之一,1963年11月22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这位总统所在的肯尼迪家族是美国历史上最显赫、最有影响的政治望族之一,但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个赫赫有名的大家族遭遇了一系列的悲剧事件,其家庭成员屡遭横祸,先后已有十几位“肯尼迪”非自然死亡,仿佛受到一种神秘的诅咒,以至于“肯尼迪诅咒”都已成为英文中的习语,一家报纸更发出这样的评论:“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就是一长串讣告……身为肯尼迪家族一员,你就不要指望躺在床上静静的死去。”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个由二战时期的前美国驻英国大使老约瑟夫·肯尼迪开创的政治家族仿佛就受到一双神秘魔爪的操控,家族成员屡屡被一连串的飞来横祸、非意外死亡以及各种丑闻所纠缠,有关这个大家族的各种新闻,隔不长时间就会登上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不过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连串的家族厄运可以追溯到71年前发生在英格兰东南部萨福克郡沿海上空一次神秘的剧烈爆炸。当时,曾出任美国驻英大使的老约瑟夫·肯尼迪收到美国海军发来消息称,他的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上尉已在“飞行事故”中不幸身亡,连遗体都未能找回。直至二战结束20多年后,肯尼迪家族才了解到这次事故背后的真相,小肯尼迪是死于一项大胆而危险的秘密轰炸行动,并与无人机技术的早期发展密切相关……

1944年6月6日,一场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令数以万计的盟军士兵涌上法国诺曼底滩头,拉开了欧洲“第二战场”的反攻序幕,陷入两面作战的纳粹德国似乎已无还手之力。然而仅仅一周后,原以为不再受轰炸之苦的伦敦民众就被一阵阵奇怪的尖啸声和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惊呆了,这是希特勒利用V-1和V-2制导火箭发动大规模报复攻击的开始。

家族的族长老约瑟夫·肯尼迪是一名金融实业家和外交官,育有四子五女。四子分别是大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二儿子约翰·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三儿子罗伯特·肯尼迪和四儿子爱德华·肯尼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约瑟夫·肯尼迪参与的一场无人机攻击行动,拉开了肯尼迪家族厄运的序幕

小约瑟夫·肯尼迪(左)、老約瑟夫·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

1944年6月13日,德国开始试验性的向英国发射V-1巡航导弹。9月5日进行了V-2的第一次发射试验。三天后德军开始用V-2大规模轰炸英国的伦敦和诺里奇。1944年9月8日,德国人从荷兰海牙郊外发射了第一枚用于实战的V-2导弹。发射后不到6分钟,这枚带有1吨炸药的火箭在伦敦附近的奇齐克爆炸,造成了一定的财产破坏和人员伤亡。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V-2火箭不但没能挽救纳粹的覆灭,而且还是一种不够成熟的新式武器。德国人解决了推进和弹道问题,但没有解决自动控制问题。由于战时急需,V-2火箭匆忙上阵前,许多技术难题还未解决好,这包括:火箭发动机内两种燃料的混合比精度不高,燃烧不稳定;自动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异常复杂、笨重,精度也不高;弹头引信的可靠性低,无法精确地控制爆炸点离地面的距离,以至于火箭或者在飞一枚V-2击中伦敦一所楼房,造成139人死亡行中因某种干扰和振动提前爆炸,或者直至钻入地下后才爆炸;V-2火箭的结构设计也不是很好,结构重量还有较大的减轻空间。以至于丘吉尔在纳粹用V-2疯狂轰炸英国那些日子的日记中,不无讽刺的写到:“这玩意儿精度很差,不把它们打下来结果倒是好些。”不过既便如此,尽管这些所谓的“秘密武器”命中率并不高,但带来的公众心理压力仍然不可小视,因此盟军最高指挥部还是下令要不惜代价摧毁德国的火箭发射基地。

一枚V-2击中伦敦一所楼房,造成139人死亡

遭受V-2火箭攻击后的伦敦一片瓦砾

B-17“飞行堡垒”

虽说早在诺曼底登陆前,盟军就已通过各种渠道获知德国正在加紧研制杀伤力很大的新式武器,也组织过空中力量进行专门打击,但此后伦敦等地仍然遭受持续不断的攻击,表明精确度不高的常规轰炸无法彻底消除这一威胁。针对这类具有坚固工事的目标,有人建议采用遥控方式让装满炸药的无人飞机进行直接撞击。这一设想在第8航空队司令詹姆斯·杜立特将军的推动下很快形成一项秘密作战计划,命名为“阿佛罗狄忒行动”(Aphrodite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爱与美的女神,也就是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同时也是一种蝴蝶的名字),并获得了最高优先权,从6月26日开始实施。该计划原打算用P-38或P-47战斗机作无人机,但撞击威力显然不够,于是抽调了25架已接近使用极限的B-17“飞行堡垒”轰炸机进行改装。这些将要执行自杀性攻击任务的轰炸机型号改称BQ-7,机身内部的大部分设备都被拆掉,腾出的空间加上原有的弹仓可塞入9吨比普通TNT威力更强的铝末混合高爆炸药(7吨固定在弹仓,3吨塞在机身前段),其威力大概相当于24架B-17轰炸机投弹的总量。机上加装“阿松”型无线电遥控飞行系统,在驾驶舱仪表盘前和机鼻内各装有一台电视摄像机,而用B-17或B-24改装成的CO-4控制飞机将根据接收到的主要仪表和机头视野的实时画面操纵无人机冲向目标。通过无线电波传输动态图像的电视技术在二战前就已进入实用阶段,军方也对其军事用途做过研究。不过当时的遥控系统还不能直接控制大型无人机起飞,因此必须先由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械员驾驶BQ-7起飞并爬升到一定高度。将航向大致对准目标方位,并启动遥控装置和设定炸药引信后,两名机组人员跳伞,由跟随的CO-4接手操纵BQ-7进入欧洲内陆直至撞向目标。如果途中BQ-7失去控制,必要时护航战斗机会将其击落。为便于机组人员能迅速离开这种“飞行炸弹”,BQ-7驾驶舱的顶部被拆开,仅保留前风挡,成了“敞篷轰炸机”。从理论上讲,BQ-7的技术思路并不复杂。工程人员起初认为,既然是搞自杀式袭击,那么只要让轰炸机能飞起来就行了。诸如防护装甲、机枪、氧气设备、投弹系统甚至副驾座位统统被拆除,但在试飞过程中发现,轰炸机也不是越轻越好。由于机体配重比发生变化,BO-7的飞行姿态极为古怪,即使是熟悉B-17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也得重新适应。

纳粹德国的V-2导弹并非一件非常成功的武器,但对盟军依然具备很大的威胁

B-24“解放者”,其海军型为PB4Y-1

“阿佛罗狄忒行动”由第3轰炸机联队的第388轰炸机大队负责执行,为此召集了一批志愿飞行人员和国内的制导系统专家,集中到第562轰炸机中队进行改装和训练。首批10架BQ-7和4架CQ-4很快完成改裝,7月7日进驻位于伦敦东北萨福克郡内的伍德布里奇基地。这里是英国皇家空军的紧急备降机场,曾经有迷航的德国飞机歪打误撞在此着陆。出于安全考虑,这支秘密部队几天后又往北转移到诺福克郡的佛斯菲尔德机场做最后的准备。尽管时间比较仓促,但日夜不停的V型火箭袭击使得“爱神”也不得不及早拔剑出鞘了。为了确保行动成功,杜立特还找上美国海军开展合作。海军方面利用遥控靶机进行舰队防空射击训练已有多年历史,也曾经把TBM“复仇者”鱼雷轰炸机改装成满载炸药的无人机,用于攻击太平洋群岛上的日军防御阵地。对于这次在欧洲的新任务,海军高层倒是相当积极,迅速从国内派出技术人员和装备飞到地处英国西南的敦克斯维尔基地,7月6日就组建起“第一特别攻击单位”(SAU-1)。当然海军另有自己的一套,把这次行动称为“铁砧计划”,选用的机型是PB4Y-1(B-24“解放者”轰炸机的海军型),航程和载弹量比B-17更有优势。与陆军航空队的改装相似,有两架RB4Y-1被拆除掉所有多余的设备,装上必要的电视摄像机和遥控装置后称为BQ-80它携带的同样是铝末混合炸弹,但装药量比BQ-7略大,达到11300公斤。在操作流程上,同样需要飞行员将BQ-8驶上预定高度和方位,人员跳伞后由附近的PV-1“文图拉”轰炸机根据电视图像遥控完成后续航程,不同的是其间需要另一架B-17做信号中继。当飞机改装工作紧锣密鼓之际,人员的招募和训练也在同步进行。在SAU-1的驻地,一名原已获准轮换回国的上尉飞行员自告奋勇要参与这项任务。他就是昵称“小乔”的小约瑟夫·肯尼迪。出生于1915年的“小乔”1938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曾到欧洲游学,还是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的代表,被视为肯尼迪家族中最有可能当上总统的人选。二战爆发后,小乔报名参加海军飞行员培训计划,1942年完成飞行训练。此后他曾在波多黎各和中美洲等地执行相对轻松的飞艇巡逻任务。在本人强烈要求下,直到1943年7月他才得以加入新组建的VB-110中队远赴英国,转飞B-24轰炸机并前往丹佛地区的敦克斯维尔基地参战。到1944年6月,根据肯尼迪的参战纪录,他本已完成正常30次作战任务,但他竭力游说机组成员又多飞了10次战斗任务。

虽说“小乔”表现很努力,甚至自愿增加飞行次数,但始终没有收获值得一提的战绩。而他的弟弟约翰·肯尼迪(即后来遭刺杀的美国第35任总统)已是太平洋战场上的鱼雷艇指挥官,尤其是约翰在鱼雷艇被日本军舰撞沉后奋力救助部下的事迹经媒体大肆报道后,更让身为兄长的小乔既羡慕又嫉妒。因此当获悉基地内有一项秘密行动需要有经验的人手时,明知风险很高,他也马上放弃了回国的机会前去应征。经过争取,一心想为自己和家族建功立业的小乔如愿成为BQ-8的首位飞行员。1944年7月底他驾驶代号为T-11的PB4Y-1改装机飞到佛斯菲尔德基地与陆军航空队的同行们一起训练,以熟悉改装机满载后的飞行特性(训练时用同等重量的沙袋代替炸药),只等正式出击的那一刻来临。他的副驾是1909年生的威尔福德J.威利中尉。此人1933年就已加入海军,是个不折不扣的飞行老乌,现在又因精通电气技术被选入海军绝密武器试验计划。这也是他首次参加实战行动。

8月4日下午,“爱神”率先出手了,目标是法国加莱地区的4个火箭发射场。4架BQ-7分两个波次从佛斯菲尔德起飞,它们的机翼和机身上半部被涂成白色以方便识别,CQ-4控制飞机和护航战斗机紧随其后。在无线电通话中,BQ-7与CQ-4分别以“婴儿”和“母亲”相呼叫,然而“母亲”却没能引导“婴儿”完成任务。承担第一波攻击的头一架BQ-7的机械员跳伞后摔伤,留下的飞行员无法使飞机转入遥控状态后还能保持正常高度,当他做最后尝试时飞机坠地爆炸,在接近英国海岸线的地面砸出一个大坑。第二架BQ-7在两名乘员顺利跳伞后,被遥控着飞越海峡,但进入法国时,低空云层使得CQ-4操作员难以通过电视画面找到目标,结果无人机被地面高射炮火击落。第二波攻击也好不到哪去,其中一架BQ-7同样受到云层干扰,一头撞在偏离目标近500米的地方,另一架還未到达目标区就因遥控失误而坠毁。好在之前机组人员都已安全逃生,德军方面似乎也没有察觉这些空袭有什么特别之处。两天后,4架CQ-4带领两架分别装满炸药和凝固汽油弹的BQ-7,前去攻击法国瓦腾地区的火箭发射场。机组人员及时跳伞后,一架“婴儿”莫名其妙地不听“母亲”指令,反而掉头在英国伊普斯维奇工业区上空兜圈子,所幸没多久就往外海方向坠落了。另一架“婴儿”也在飞越海峡途中与“母亲”失去联系,最后消失在接近法国海岸的水域中。经过这一连串让人提心吊胆而又毫无成效的失败之后,杜立特将军决定暂时停止“阿佛罗狄忒行动”,要求尽快查明原因。技术部门得出的结论是“阿松”遥控装置存在可靠性问题,建议改用新型的“卡斯托”系统,但是从国内调运并进行换装需要时间,这就给海军的“铁砧计划”抢到了出头的机会。

陆军航空队的受挫和伤亡并没有影响小乔迫切参战的心情,由于设备调试和气候的原因,他的任务被延后到8月12日。当天下午的天气状况良好,小乔登上T-11号机做最后检查,他的搭档是从国内派来首次参加实战的技术人员威尔福德·威利上尉。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攻击加莱以南的米摩耶克斯,情报显示德军在那里部署了可轰击伦敦的V-3式超远程大炮,必须除之而后快。为了造成足够的破坏,T-I1机身内塞满了374箱总重超过11吨的高爆炸药。起飞一切正常,肯尼迪顺利地将轰炸机升至2000英尺指定高度。在萨福克一哈尔沃斯上空,行动机群开始编队。参加此次任务的还有2架PV-1控制机、1架P-38照相机、4架第20战斗机大队的“野马”护航战斗机、1架B-17,美陆航第25轰炸机大队照相机中队所属的2架“蚊”式战斗机也临空观察整个行动过程。

罗斯福总统之子埃略特·罗斯福上校就拿着他的照相机坐在蚊式战斗机中,准备纪录这一历史性时刻。海军方面之所以劳师动众的一个原因是这次攻击的目标是明莫埃斯克附近的V3超级大炮阵地。有传言称这门由希特勒亲自指挥的超级大炮将直接轰击伦敦,因此盟军必须抢在它开火之前摧毁之。机群离开哈尔沃斯后,威利按照预定指令将电路转为无线电控制。肯尼迪发出“抗荷服”(zoot suit)电码,意思是自动驾驶仪器正常。接着威利发出“布洛克”(Block)电码,这说明机头电视摄像机开始工作。此后两名机组成员要做的就是等待机会跳伞逃生。负责接应机组乘员的B-17轰炸机恰好在PB4Y-1上方保持观察。负责指挥现场行动的福洛斯特中校命令战机转向,准备接应跳伞人员。根据机组乘员的回忆,大家还可以清楚地看见机头部位的肯尼迪和前舱的威利。虽然此时负责接收肯尼迪这架轰炸机电视信号的主控制机无法收到清晰的图像,但丹姆雷恩中尉驾驶的备用控制机收到的图像不错。此时距离最终撞击目标还有40分钟,现场气氛并不紧张。

然而,就在2分钟后,18点20分,编队飞临比预定航线偏西的布里斯堡上空,还没到机组跳伞的时候,T-11突然发生两次强烈爆炸,瞬间化成一团巨大的火球。轰炸机爆炸后的残片散落在长3英里、宽2英里的空场,中心地带3公里范围起火,纽丁莱特伍德森林数以百计大树被炸倒,距离爆点16英里处的建筑物都出现了破坏。爆炸也波及到编队中的其它飞机,一架RP-38从半空被震落到树梢高度才勉强拉起,罗斯福上校的“蚊”式机也受损不轻,挣扎着飞回基地。而除小乔和威利外,空中和地面没有其他人伤亡已经算是奇迹了。但肯尼迪和威利的遗体根本无从寻找。T-11的失事对海军是个不小的打击。调查人员列举了各种可能性,包括电器短路、炸药不稳定、敌特破坏、燃料泄露和遭防空火力误击等,但都被逐一排除。后来在国内专家的协助下,推断很可能是当时盟军其它部队的无线电信号对T-11机上的设备产生干扰,意外触发了引爆装置而酿成悲剧的。事实上,小乔出发前就有工程师警告过这一隐患,可惜没有引起重视。9月3日,剩余那架BQ-8在严格的无线电管制环境下起飞,机上只有一名飞行员。在他跳伞后,无人机被引导前去攻击北海东南方德国黑尔戈兰岛上的潜艇船坞,但因控制飞机操作不当撞上一座煤库。至此,海军高层对这项可靠性差、危险性高的计划失去了兴趣,SAU-1的使命随之终结——早期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也因小肯尼迪之死而蒙上了一层血色的光晕。

改造为无人机的B-17,即BQ-7

1944年8月4日,一架低空飞行的盟军侦察机拍摄到的V-2导弹发射基地照片

牺牲后,小约瑟夫。肯尼迪中尉被追授海军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但出于保密原因,海军部在致肯尼迪大使的信中对其子死亡的真实情况只字未提,整个行动直到1966年才解密,机组成员的姓名直到1970年才公布于众。

结语

“当你环顾现代化居室里装配的那些在近乎恐惧中诞生,经过数不胜数的炮弹、炸药、枪击的洗礼,然后由产业变革带给人们的家用设备时,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有感恩之心,这是人类为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曾有人这样评价战争因素对技术推动的积极价值。事实上,由于贪婪和攻擊的本性使然,人类无可避免地总会发动战争。然而,战争的结果却不仅仅是毁灭,还有毁灭之后的浴火重生。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人类的进攻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原本是一对冤家,它们像同卵双胞胎,邪恶与创造性冲动共生。正是人类对战争的需求,人类对冲突的狂热,戏剧性地催生了许多正面的东西。换而言之,人类在战场上遭受的各种磨难,反过来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如此想来,“战争的果实是甜果还是苦果”的问题,可以转化为“科技的果实是战争还是和平”。对后者的回应,也许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一如这一问题不会出自简单的头脑。

无人机技术或许就是这样。虽然作为大众电子消费品的无人机出现时间很短,但关于它的故事却有些年月了。从无人机发展的历程来看,尽管对无人机技术的探究,从一开始就有着来自对生命奥义探究的隐喻,但在整个20世纪,战争都是无人机技术进步的第一牵引力。直至1980年代以后,随着军用技术外溢,民用无人机系统才逐渐成熟。值得指出的是,就在菜吉纳德·丹尼(Reginald Denny)去世的那一年,美国计算机协会(ACM)设立并颁发了第一届图灵奖,获奖的是早期计算机语言先驱艾伦·佩利(Alan d.Perlis)。他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旋风”计算机工作过。那台计算机是为了军用飞机风洞研究专门建造的,它的时钟频率是1MHz。

今天,人们日常使用的手机,运算能力是“旋风”的近两千倍,这得益于半个多世纪来微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这些进步不但让军用无人机成为了一件更有效率的战争工具,也让民用消费级无人机的出现变成可能,进而为一个“天空遍布传感器”的人类社会的出现,拉开了序幕。未来或许还没真正到来,但它已经叩响了门扉……

编辑:戴嘉琦

一个“天空遍布传感器”的人类社会,对人类自身而言是祸是福,依然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