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环境信息变异的分析与治理

□ 王国莲

（淮阴工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环境信息问题古已有之。近代以降，伴随环境问题的凸显与信息时代的来临，环境与环境信息问题研究成为一门多学科关注的显学。在全媒体时代，就环境信息自身地位价值而言，环境信息不仅日益上升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必需品，而且环境信息在生成、形态、价值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环境信息变异及其引发的诸多影响呈加剧态势；就环境信息的立法思维而言，以重环境污染治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为代表的环境信息末端治理思维与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的复杂性极不适应，亟待实现向“全过程管理”的思维转向；就环境信息的社科研究而言，虽然呈现研究视角、分析工具、研究方法多样化趋势，研究范式不断发展，但问题聚焦仍然停留在环境信息公开层面，分析工具也大多借用环境科学和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于环境信息变异这一基本事实的深入探讨尚未引起应有重视。基于上述研判，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本文尝试性地对全媒体背景下环境信息变异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关联与界说：全媒体时代的环境信息

（一）全媒体及其社会影响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革命引发了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实现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人类步入全媒体时代。所谓全媒体，即“在具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后形成了全媒体这样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1］。众所周知，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讯息是简单的而有力的”［2］157，相互联系的技术和整合了的讯息传播创造了融合，“融合的发生是为了发生革命性变化。”［2］156

“事实上，媒介发展的水平成为一般的社会发展的主要指示器之一，”［2］128抑或说，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皆被视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之一，是推动人类交往和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现代传播媒介的导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改善对媒介技术和媒介讯息的普遍接收条件对于实现发展的广阔目标是生死攸关的，”［2］128这些目标包括民众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利益需求，更指向“处理那些在传播和信息技术发展循环中尤其有意义的问题领域”［2］157。

（二）全媒体时代的环境信息

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说：“现代生活的需求和复杂性使这个信息过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高的要求……为了有效地生活，生活就要有足够的信息。”［3］10而今，在社会复杂度越来越高，媒介技术越来越发达，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环境信息的重要性业已并将继续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和高度关注。

环境信息，指包括环境、生物多样性（含转基因生物）的状况和对环境发生或可能发生影响的因子（包括行政措施、环境协议、计划项目及用于环境决策的成本--效益和其他基于经济学的分析及假设）在内的一切信息①。传统媒体时代，环境信息通常是政府不公开、企业不披露、民众不知晓，即使发布也是选择性的单向式传播。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介终于不再是那么无法参与和深奥莫测了”［4］，新媒体提供给“那些不完善的公共领域可以民主化的条件”［3］58，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拥有使用“媒介”的能力而不是仅仅被“媒介”所利用。就生态环境这个陷入治理困境的公共领域而言，新媒体的技术延展和应用，勾连起一个新的超越时空限制的网络公共空间，“公众成员用信息交流和公共舆论的创造性和建设性力量来重塑权力的运转方式”［3］62，使当下中国的环保运动以从前不曾有的动员方式风生水起。梳理和反思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每一起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传播和信息上升到中心位置”，“传播和信息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已造成新一轮的争议和知识酵母”［2］96。这充分表明“信息社会”这个词最狭窄的含义，不仅仅是其简单承认了信息和传播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已最终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相对更多的份额，且传递出一种革命性的社会转型的信号［2］96-97。

可以说，全媒体时代环境问题呈现出高度信息化和媒介化特征，这不是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否定和替代，而是其复合体特征在数字化生存背景下的表现。全媒体的开放性将环境信息由潜藏推向公开；全媒体的自主性将环境信息由“天书”推向科普；全媒体的民主性将环境信息“把关人”从科层化推向扁平化。概言之，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与环境时代“人人都是吸尘器”的交汇，促使环境信息基本必需品意识深入人心。全媒体的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和民主性与环境信息的公开性、公共性、即时性和共享性之间似乎具有天然的网络连接，呈现出透明、公正、民主和共享的传播价值取向。

二、表现与分析：全媒体背景下环境信息的变异与归因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播与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建构，探讨社会生活的控制和生存，考虑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5］。我们将全媒体时代产生的突出环境议题置于其分析框架，应用其批判性的研究特色，对全媒体背景下环境信息变异的表现和缘由作一分析。

（一）环境信息变异的主要表现

变异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但变异现象自古以来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就具有普遍性。熊茵认为，信息变异并不是个严谨规范的概念，但信息变异在情报学、翻译实践以及供应链管理等三个领域有所涉及。熊茵博士将信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传播时会发生信息意义传达偏差的传播过程称之为信息变异［6］。这一研究给我们以很大启发。

就字面意思而言，变异即为变化差异。作为一个陈述性术语，变异本身具有价值中立性。但我们认为，变异依然是一个涵摄力极强的概念。如果说信息变异是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发生的意义迁移或偏差，是使人们对事物不确定性的增加或扩散，那么，环境信息变异就是指环境信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传播过程中，其意义的传达与接收之间产生的偏差。概言之，全媒体时代环境信息变异是一个复杂且复合的过程集合体，舍去传播过程中环境信息在外部形态或表面样式、表达形式等方面的自然变化，我们将环境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全媒体社会的诸种政治经济因素叠加导致的意义性偏差界定为环境信息变异。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1.环境信息权力化。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政府、企业及环评专家作为环境信息的拥有者，原本应该秉持环境公正和信息透明的价值理念传播环境信息。但由于环境信息嫁接于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之上［3］308，因此，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不仅不会自动改变现存的环境信息鸿沟，反而还有可能加剧和激化这些矛盾。政府作为环境信息的拥有者，存在着不想公开、不屑公开、不愿公开、不敢公开及不会公开的问题；企业作为环境信息的拥有者，往往是不完全披露、不及时披露、不对称披露；环评专家作为环境信息的拥有者，对重大项目的环评报告人为缩小环境风险抑或避而不谈负面影响也不是个案。这正如美国环境历史学家海斯所言：“政治权力存在于理解环境议题复杂性的能力，掌握权力的关键是信息以及驾驭信息所需的专业知识。”［7］而一旦“信息以及驾驭信息所需的专业知识”成为决策者们的禁脔，这势必导致环境信息流通和传递受阻，造成的信息盲区极易引发信息变异，因为官方“沉默”的代价就是“信息黑市”的产生。

2.环境信息碎片化。全媒体时代，网络传播的多元性和即时性为人们了解环境信息提供了便利，但分散而不完整、零散而不系统的信息传递呈现碎片化传播偏向。无论是碎片化信息还是碎片化解读，多易于产生歧义、误解乃至曲解，继而引致虚拟空间的群体极化和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如在2016年8月6日，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起因是中核集团微信推送的一条普通新闻，“7月26日，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韧在中核副总杨长利的陪同下赴连云港调研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拟选厂址”，7月28日，中国核网根据此条新闻以“编者按”的形式揣测此项目将落户连云港，并以此制作标题。中国核能8月6日继续原样复制了上述消息，并加上了更具引导性的标题，继续暗示项目将落户连云港。而原标题中的“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在自媒体推送中变为了“核废料后处理大厂”［8］。随后，事件迅速发酵，并迅速在社交媒体扩散。8月6日深夜，上万连云港市民在未了解事件全貌的情形下就贸然作出了情绪性判断，走上街头，反对一个“莫须有”的威胁：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此时，网络民意中充斥着喧嚣与狂欢，类似“核废料是不可以利用的，只能永久填埋起来，将来连云港会变成一座核墓地”等谣言大量滋生。8月10日，连云港政府官网微博宣布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的前期工作，至此引发广泛关注的“反核废料”事件暂时告一段落。可以说，此次“反核废料”事件中，自媒体首发的碎片化信息对受众形成“第一印象”，尔后谣言以极端的刺激性话语激起了民众的非理性抗争，而来自政府的权威发布又姗姗来迟，最终在谣言裹挟下邻避运动发生。

3.环境信息污名化。“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9］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也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全媒体时代，媒体对环境议题的设置，促进了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具有风险传播被社会放大效应。近年来，在我国出现一些“低风险项目引发大范围公众关注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是因为环境信息遭遇“污名化”，风险传播被社会放大。新媒体对环境冲突事件连篇累牍的报道，在一些人看来，这只是一种信息发布，有什么就报道什么，而一旦经过媒体传播和放大就会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环境风险主要通过信息传播和社会响应两个阶段被放大。在信息传播阶段，传统媒体、新媒体、意见领袖和专家等风险传播站通过建构风险信息，改变风险信息流的信息量、争议程度等属性，实现了风险的放大。而在社会响应阶段，通过信息接受者对风险信息的“污名化标记”以及由于信任缺乏引起的“对抗性解读”，导致环境风险信息在接收过程中再度被放大。［10］其中最典型的就是PX化工项目、核电、垃圾焚烧等。

4.环境信息虚假化。全媒体时代，环境信息采集、监测已告别“眼睛看、鼻子闻、耳朵听”的状态，环保部门正运用无人机进行数据采集，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实施环境信息的智慧化管理和决策。而由于环保关涉地方政府的考评，用环境数据说话往往成为用虚假的环境数据出政绩，如一些地方官员基于畸形的政绩观，纵容污染企业虚报、谎报、瞒报污染情况；再如西安空气自动监测数据造假案，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费尽心机给环保数据“戴口罩”，人为干预真实环境数据监测，诸如此类生成的环境信息无疑发生了变异。

（二）环境信息变异的现实诱因

环境信息变异是极为复杂的异常社会现象。当我们把环境信息变异作为“中国问题”置于当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全媒体和风险社会这一独特时代场域，借助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进行讨论时，不仅传播与社会的相互建构清晰可见，尤为需要关注的是，因误解、扭曲、变异的环境信息，在不经意间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与动乱的“催化剂”［11］。从本质上看，环境信息变异的种种乱象，其缘由深藏于既有的社会关系及经济的、政治的乃至生态的利益博弈之中，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信息、人为、技术、环境等几个外显因素的现实分析把握其主要诱因。

1.信息因素。环境信息是事关公众生态安全需求的核心资源。在当下风险社会语境中，环境信息具有极端重要性、极为敏感性和极大不确定性。因其重要，环境信息被关注和被传播的概率就高，发生变异的可能性就大；因其敏感，环境信息易于传播而影响面大，从而导致信息变异，如谈“核”色变、谈“PX”就恐惧甚至“污名化”的传播倾向；因其不确定，权威信息渠道不畅通或公信力缺失，生态安全威胁难以消除，焦虑和恐惧的传染性传播就易于导致信息紊乱。

2.人为因素。传播是信息发出者对符号信息的重新编码与信息接收者对符号信息的重新解码的一个过程。其间，传播者编码能力的欠缺、负面情绪化的传染、受传者解码能力的不足，尤其是传播主体的自利性倾向等因素，势必导致信息变异。环境信息变异具有客观性，但当环境群体性事件或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环境信息变异的主观人为因素就越发凸显，其中，既有利益集团的有意为之，不明真相者的随意为之，造谣者的蓄意为之，地方政府官员的无奈为之，更有意见领袖的刻意为之。民众在信息洪流的裹挟下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从而导致歪曲或失真的环境信息绑架民意。如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泄漏后我国多地的“抢盐风波”、2012年7月四川什邡宏达钼铜项目群体性事件、2014年4月PX词条“保卫战”、2016年8月连云港的“反核废料”事件等。

3.技术因素。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信息传播效能极大提高，更加方便、灵活、快捷、经济、有效。而新传播技术是把“双刃剑”，技术赋权在拓展公众表达诉求更多便利与自由的同时，环境风险传播被过度放大，加剧了社会焦虑，加之技术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糅和，导致虚假信息泛滥。如传播者的匿名化，在“法不责众”的心理驱使下，环境信息的流言乃至谣言不胫而走；再如网络实时传播的便捷化，瞬间使未经“把关人”审核的不实环境信息传达至各个角落，企图实现绑架民意的险恶用心。这就是说，自由度极高的新媒体技术，客观上促成环境信息变异的可能性大、程度烈以及传播广。

4.环境因素。信息变异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心理条件和信息传播条件下发生和蔓延。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与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改革攻坚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的多期叠加，促使环境信息发生变异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微妙。如2012年7月四川什邡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可以看到民众浮躁的心态、情绪化的判断及理性缺失后的愤怒。再如2016年4月常州毒地事件中，官方的发布、媒体的报道追问、知情者的举报、民众的担忧、恐惧和质疑，一时间，使毒地事件的环境信息发生紊乱。这正如古勒莫·奥德耐尔和菲利普·施米特所强调的，不否认经济因素或更有持续性的政治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但“植根于整个环境之中的高度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突发事件、信息不充分、匆忙而大胆的选择、含混的动机和利益、政治身份的可塑性乃至不明确性，以及某些具体个人的能力都经常会决定性地影响到最后的结果。”［12］

三、路径与对策：走向多元治理

全媒体时代，环境信息变异有其多样表现和多种成因。可见，全媒体时代环境信息变异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极为复杂的。但复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序化，探索可行的路径与对策是当务之急。

（一）破除传统思维，主动适应全媒体时代。全媒体不单单是重构了人类的传播方式，更是重塑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众所周知，“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输，也是意义的社会建构。”［2］88环境信息传播不仅关涉地方项目投资及经济增长，也关涉民众的生存、生活和生计；不仅关系到民众的知情权、环境权、参与权，更关系到官民两个舆论场的融合及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地方政府部门要主动面对和积极适应全媒体给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深刻变化，坚持公开透明的传播理念、树立平等交流的用户观念、注重开放互动的用户体验，最大化提升环境信息传播效率和影响，运用环境信息的顺畅传播来推动环境革命乃至社会进步。

（二）破除权力垄断，还环境信息权于公众。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是凝聚的、结构化的，是塑造社会领域的核心力量。”［2］288全媒体时代，“媒介已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13］更日趋成为操控社会的公共权力。因此，环境信息传播，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权力和利益问题。如今，新媒体已成为环境热门话题和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集散地，政府和企业垄断环境信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对此，必须破除环境信息传播流通的传统权力逻辑。如果地方政府对敏感项目建设中的环境信息还偷偷摸摸、遮遮掩掩“捂盖子”，在全媒体时代无异于掩耳盗铃。只有尊重民众的知情权，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程序规范的原则来披露、发布和传播环境信息，才能促进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的充分信任和协商对话。无论是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顺利重启，还是杭州九峰的垃圾焚烧项目的重新投入运营，都是由于政府、企业将环境信息的知情权、监督权还于民众，才打开了民众对环境信息垄断的“心结”。

（三）破除信息壁垒：营建良好信息环境。全媒体时代，技术赋权起到了打破“城堡信息黑箱”的作用，但置身于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环境信息的知情权还存在严重的不对等，这导致信息鸿沟逐渐演变为信息壁垒，扩大了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对立乃至对抗情绪。对此，政府要回应民众的高度关切，打破环境信息孤岛，做到环境信息发布公开透明，提高公信力；民众也要提高媒介素养，遵守环境信息传播秩序，共建共享信息资源，实现环境信息的互连互通，共同营建良好的信息环境。

（四）破除传统管制模式：推行多元合作共治。全媒体时代，环境信息不再是“机密文件”，而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因此，环境信息传播需要破除“内部人决策，体制内循环”的传统管制模式，建构多方“参与—协商—共识—执行”共治模式。如近年来，中国收获反腐红利，环境信息传播的社会生态清明了，网络生态晴朗了，政府秉持更公开、更广泛、更平等、更多参与、更多保护和更多制约的协商民主制度，促使环境群体性事件呈下降趋势。再如，随着公众参与环境信息获取的基础条件和技术逐步成熟，公众参与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的热情日渐高涨，多元、自主、开放、合作、共治的生态文明建设范式雏形初现。

我们分析全媒体时代的环境信息变异，试图从环境信息变异的视角，阐释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环境群体性“闹剧”是如何被激发起来的；试图通过更加深入精细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环境信息变异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幕后推手，提出破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解释框架，即客观、公正和有公信力的环境信息资源传播应成为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切入点；更试图通过提出一个多元治理的策略体系，以将这喧哗闹腾的环境信息变异现象导向一个清明、公正、包容、绿色的未来。

注释：

①《奥胡斯公约》（Aarhus Convention）即《关于在环境事物中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司法救济的公约》，由欧洲经济委员会环境政策委员会于1998年在“欧洲环境”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

［1］罗 鑫：什么是“全媒体”［J］.中国记者，2010（3）：83.

［2］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M］.胡春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57.

［3］霍 文，维克特.信息技术与道德哲学［C］.赵迎欢，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4］施拉姆，波 特.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307.

［5］陈世华，韩翠丽.传播学者的责任：政治经济学的视野［J］.文化与传播，2012（4）：3.

［6］熊 茵.突发事件信息变异产生的社会动因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2（10）：18.

［7］邱鸿峰，吴胜涛.网络使用、公众信任与水污染风险传播［J］.国际新闻界，2013（10）：120.

［8］马天南.风险集聚类“邻避型”群体事件研究——基于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的分析［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7（6）：26.

［9］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87.

［10］曾繁旭，等.技术风险VS感知风险：传播过程与风险社会放大［J］现代传播，2015（3）：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18.

［12］海哥德，考夫曼.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M］.张大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前言4.

［13］隋 岩，陈一愚.论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媒介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