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哪里

2018-01-22 21:02高林有
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 2017年12期
关键词:收容所二哥姐姐

高林有

主人公的话:在日本,人家说我是中国人;在中国,人家说我是日本人;在日本,供奉着我祖先的灵牌;在中国,埋着救我养我的爹娘。

谁能告诉我,我的家乡在哪里?

引 子

1945年8月8日晚,苏联政府通过日本驻苏联大使,向日本政府转达了如下声明:“希特勒德国投降以后,日本成了唯一的主战大国。美、英、中三个大国与今年7月26日提出的,关于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苏联从明日即8月9日起,将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从8月9日早晨开始,数以百万的苏联红军,在空军主力部队对哈尔滨、吉林、沈阳、长春和海拉尔地区的日军铁路枢纽、车站、机场和日军纵队实施了密集打击后,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扑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关东军土崩瓦解,节节败退。而来不及撤退的150多万日籍军政、工商人员、军属及开拓团移民,失去了军队的保护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弃民”。他们从东北各地成群结队,长途跋涉,涌向齐齐哈尔、延吉、抚顺的收容所,等待遣返的日子。在逃难途中,在收容所,他们无不陷入战火、饥寒和疾病的灾难之中,大批人死亡,更有日本极端法西斯分子制造了多起集体自杀事件。而在这百万逃难大军中,命运最为悲惨的却是襁褓之中的婴儿和天真无邪的儿童,他们有的被同胞投入河水或枪杀致死,有的冻饿而死抛尸荒野,万幸的被好心的中国人收养,成为后来被日本政府称作“中国残留者”的日本遗孤。

中日建交后,这些日本遗孤中约有4000人陆续回国找到自己的亲人,携带其直系亲属8300多人回日本定居。

在这4000多名被确认为日本侵华战争遗孤中,有一个叫藤田董正的孩子,两岁时被天津葛沽镇东埂村农民李金良收养,中国名字叫李海坤。1986年,42岁的藤田董正举家回国定居,如今子孙满堂,生活美满。步入耄耋之年的藤田董正却有一件日渐凝重的心事难以释怀,以致一年几次往返中国的葛沽和日本的三原,坚持至今。因为他始终坚信,哪里都不是我的异国他乡?

第一章 来到不该来的地方

日本广岛,载入世界史册的地方。

1945年8月6日,一颗代号叫“小男孩”的原子弹在这里爆炸,致使7万多人丧命。这是战争给人们留下的无比伤痛。

广岛县东边,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滨海小城,三原市,那是我的祖籍、魂牵梦绕70年才见到的家乡。

我的父亲藤田卫道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耳鼻喉医生,战前在三原市开了一家私人医院:藤田耳鼻咽喉科医院。医院是一座二层小楼,规模不大也不小,母亲藤田美重子是他的得力助手,小姨金丸秀子有时也来帮忙。父亲医术很好,别处治不了的疾病,到他这里便迎刃而解。母亲辅佐有方,待人也热情周到,夫妻二人珠联璧合,小医院干得红红火火,颇得赞誉。当时我还没有出生,这些都是我的二哥(藤田俊文)和姨妈(金丸秀子,后成为我的继母)后来告诉我的。他们还让我看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在医院门前的一张照片。父亲中等身材,长方脸,文质彬彬,一副眼镜更显出学者风度。母亲,漂亮,文静,典型的相夫携子的日本女人形象。现在,这张照片上的四位亲人都已故去,母亲和两位兄长我稍有印象,最让我终生遗憾的是身怀绝技的、从未见上一面的、英年早逝的父亲,只有在这张照片上才能领略他的音容笑貌。正是这张泛黄多皱已经起毛的老照片,承载着我日复一日的怀念和滴滴相叠的泪水。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華战争正式爆发。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日本,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之外,更多的日本人民是向往和平、向往幸福、厌恶战争,反对侵略的,这是每一个善良人的共同心愿。战争是政治家的魔鬼游戏,对任何一方的人民大众都是一场灾难。不久,这个灾难终于降临到我们藤田家。

有一天,父亲接到政府命令被强征入伍,当时两个哥哥已经出生,家庭生活不是很好,尤其母亲身体虚弱。父亲和所有应征人一样,只好告别自己的亲人,告别自己苦心经营的医院,离乡背井,登上开往中国东北的轮船。父亲沉默不语,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服从,尽管他有即将步入艰难生活的妻儿,尽管他有需要他诊治的病人。临行之前,他已预约了四、五个手术,来不及告知对方实属无奈。船离码头,岸上的张张笑脸已变成双双泪眼。轮船载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圣战使命和数百条生死未卜的鲜活生命,急速前进,驶向不该去的地方。经过几天的奔波,父亲来到中国东北吉林满铁医院成为一名军医。因父亲医术好,不久被任命为医士长。

父亲的突然离开,使经营不错的小医院被迫关闭。母亲和两个哥哥的生活来源也随之破灭。为了生计,母亲把两个年幼的哥哥寄放在外公家里,外出打工或为邻居做些零活勉强维计。外公、外婆更是忧心忡忡,一家人不知道怎样才能熬到父亲归来的日子。

远在异国他乡的父亲,每天和血腥与死神相伴,已感觉麻木。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天职,而前线每天都在涂炭生灵,无论是敌我,不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老有小的生命吗?他心里很不安。作为一名军人,他不应该有这个念头,只有服从,让他的病人早日康复。当他看到从病床上再次走上战场的军人时,他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救人还是在杀人?只有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的夜里,他才有空掏出揣在怀里的那张照片,凝神望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默默的祈祷,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回到亲人身边,哪怕吃糠咽菜,也愿意过安心平静的日子。

1941年春天,母亲意外地收到了父亲让她带着孩子来中国的来信。不知道是父亲私下向医院的申请,还是上级最近下达的新命令。不管如何,这对于父母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母亲立即打点行装,踏上了开往中国东北的轮船。送行的外公外婆拉着母亲的手一个劲儿地叫着,住些日子就回来,别让我们惦着啊。谁知这次分别就是他们与母亲的永别!

母亲一行来中国后,被父亲安顿在吉林市的一处住所,离父亲所在的满铁医院有一段距离。1943年2月1日,母亲生下我,取名藤田董正。父亲无暇照顾母亲,写信让18岁的小姨金丸秀子来中国帮忙照顾。我两岁时,父亲见日本战事越加不利,就送小姨回日本。小姨因此逃过了日后的灾难。1945年2月,四弟又出生,名字不详。后来听二哥跟我说,当时一家人生活很快乐,父亲每到周日便骑马回家与我们团聚。偶尔父亲带着大哥、二哥和我到市内玩耍。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座很漂亮,看起来又十分坚固的建筑,呈X造型,主楼为三层圆体,伞顶八角脊,外伸四个斜翼为起脊瓦房,角坡房山,样子像一只大乌龟,门口有一个站岗的中国人向父亲敬礼。父亲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他工作的满铁医院,原先的名字叫东洋医院。我们走了老远,那个岗哨还跟我们挥手。endprint

现在我才知道,满铁医院之所以名声在外,不仅它是一座东北绝无仅有的典型的中日合壁式建筑,而且这里曾发生过北京猿人头盖骨失踪案。

第二章 侵华的替罪羊

1945年8月的一天,我和哥哥们正在院子里玩,风风火火从外面来了四个骑马的日本军人,像是父亲医院的侍卫。正在屋里喂奶的母亲,见有人来便把四弟放在床上迎了出来。其中一人把一封信递给母亲。母亲打开一看,是父亲的字迹。读罢信件,母亲顿时昏倒在地。父亲在信里说:日本战败,苏军南下,我已随医院撤到朝鲜,不能带家属。你速带孩子们到营口乘船回国,刻不容缓。藤田拜托!

母亲醒过神来,哪敢怠慢,马上把必须带的东西裹了两个包袱,8岁的大哥背一个,6岁的二哥背一个;她后面背着2岁多的我,前面抱着7个月的四弟,一家人慌慌张张地踏上了逃亡之路。

街上乱哄哄的,都是不知所措的日本人,青壮年早已一批一批被强征入伍了,剩下的全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关东军兵败如山倒,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就是遇到了零星部队,只顾自己逃跑,连理都不理我们。我们被政府和关东军抛弃了!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有230多万,其中关东军兵力最多时达80多万,后来大部分开赴南洋战场。剩下的军属、铁路、煤矿和开拓团等移民,也有150万之众。这些来不及撤退的无辜百姓,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殉葬品。

人们不知道到营口的路有多远,也不知道怎么走最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结伴而行,母亲和一群军人家属凑在一起南逃,五、六十人的样子,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远处苏联红军的枪炮声、飞机的轰炸声,和近处逃难人群的哭喊声,不绝于耳。开拓团的人,大都穿的是军装,团长还有武器,自然成了苏军打击的目标。为了逃避追兵,我们只好钻深山走森林,很多人迷路掉队也顾不上寻找。忽然,远处传来汽车马达声,有人喊道苏联红军追来了,大家马上藏在路边的草丛里。汽车近了,插着膏药旗,是关东军,大家欢呼雀跃,一起涌向马路中央,高喊着麻烦了带我们走吧。谁知汽车鸣着喇叭,没有减一点速度,大家急忙闪开,汽车呼啸而过,车上的士兵呜哩哇啦不知叫的什么。人群中有人嚎哭起来。

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四个孩子,走得很慢,渐渐落在后边。她四处打听附近有没有火车站,想坐火车赶路,有人告诉附近20多里有个小站,不知停不停车。我们慌不择路,去碰碰运气,走出没有10里地,被一伙土匪团团围住,母亲跪地求饶,他们理都不理,抢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就差扒我们的衣服了。有一个骑着马匪首还不想走,盯着母亲要使坏主意,这时一个扛枪的人跑过来,我看着有点眼熟。他小声嘀咕道:大哥,这日本娘们的当家的是个军医,没杀过人。匪首哼了一声,带着人马走了。母亲吓出一身冷汗,只要不杀人、不糟蹋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原来这些土匪不是别人,都是以前满铁医院麾下的伪军,他们见日本大势已去,又不敢投奔抗日武装和苏联红军,脱了军装成了土匪,专抢这些手无束鸡之力的日本难民。昨天帮着日本侵略者残害自己的同胞,今天又反过脸来欺负昔日的主子,这种人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民族败类!

包袱没了,盘缠没了,吃的也没了,我们陷入了极度的困境,逃跑变逃难。但我们还是万幸的,逃难途中时常听到更为惨烈的事情。如开拓团难民集体自决的事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哈达河开拓团撤退到麻山地区,遭到苏军的阻截。绝望中残忍無度的几个男人,将70多名妇女儿童全部枪杀,然后自己逃入深山。乌兰浩特市附近的1200多名开拓团民,紧急向葛根庙方向撤退,途中与苏军遭遇。带队的军官命令团民向路旁的大沟里跳,下去的九死一生,惨无人道的军官向沟里扔手榴弹,没淹死的也炸死了,没有炸死的又命人用刺刀挑,是死亡千余人的大血案。此外,路上病死的、饿死的,难计其数。我们一家还算暂时幸运。

没有吃的,也不敢到村子里去要,怕有追兵;更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在荒郊野外跋涉。靠挖野菜,刨草根,摞树叶果腹充饥。幸而遇到一块玉米地,我们已经顾不得礼节,急忙掰下不成熟的玉米棒子,连谷粒带浆水,狼吞虎咽,如同大餐。最可怜的是我的四弟,7个月的婴儿,吃不了野菜,也吃不了玉米棒子,母亲有一点东西就给我们吃,严重缺乏营养,乳房干成空皮囊,一滴奶水也没有了,饿得弟弟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有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个在地里干活的一对老夫妻,看我们可怜,拿出自己带来的干粮,仅有的两块玉米饼子递给母亲,我们像见到金元宝一样抢着吃了。那时的中国农民生活也很贫穷,那一对老夫妻可能是给人家扛活的穷人,带的干粮也很少,给了我们他们就要饿一天。

我们就是这样一路逃跑,一路乞讨,一路寻找,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跋涉,也就是1945年9月20号左右,终于来到了抚顺市的一个难民收容所。这个难民所原来是一座小学校,大哥、二哥看到了收容所,像见到了救星,欢呼、雀跃,以为有吃的了,有喝的了,有住的了,能够活命了。谁承想,到了大门口一看,惨不忍睹!院子里遍地都是死尸,旁边还横七竖八地码着一人多高的一摞死尸,教室的屋檐下还有东躺西卧的奄奄一息的人,面目全非。看到这个场景,如同进了鬼门关,母亲伤心得哭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只能住下。屋子里挤不进去,我们就躺在教室的屋檐下,晚上冷,睡也睡不着,就互相抱着熬到天亮。白天没有吃的,更难熬!我当时只有两岁多,饿得光哭。收容所粮食供应不上,每天只能熬一锅看不见米粒的稀粥,一千多人都去抢,体力强的抢上一碗,就能活上一天,老弱病残抢不上的,只能眼巴巴地挨饿等死。我们孤儿寡母头两天一口也没抢上,可怜的四弟第二天就饿死了。母亲在操场上拾了点木头,一边流着泪,一边把孩子火化了,收起几根骨头保存起来。

收容所的人后来知道我们是军官家属,有时候就给我们提前盛出一小碗,但是母亲一口也舍不得喝,一滴不剩地分给我们。这样的关照,不是每天都有,而是隔三差五的,有时连续几天一口也喝不到,我们坐以待毙。都说日本人有团队精神,有服从精神,但是到了生死关头,就什么都不顾了。时有时无的稀粥,母亲滴水不沾,保住了我们哥俩的命,母亲已经有气无力了。10月3号,中午的时候,母亲再也睁不开眼了。听我二哥说,当时母亲最不放心的是我,临死时她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把干瘪的乳头放进我嘴里,盼望有一滴奶水让我能多活一天!我以为有吃的了,就玩命地嘬,妈妈都咽气了,我还趴在她怀里不停地嘬。妈妈死死地抱着我,足有三个小时,我也嘬了三个小时。人们费了好大劲,才把我从她僵硬的双臂中抱出来。我之所以能活下来,就是享受了母亲的体温,嘬进了母亲临死前的精气,比奶水还要珍贵啊!endprint

我和大哥、二哥跪在母亲身旁,喊着妈妈呀妈妈呀,哭干了眼泪,我浑身无力软得一滩泥,站不起来了。

收容所的人知道母亲是军官家属,便商量着把母亲的尸体提前火化,当时死尸遍地,顾不上火化,母亲的尸体能够及时火化也是得到关照的。收容所的人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让我8岁的大哥背上母亲和弟弟的骨灰,派汽车从抚顺把他直接送到营口,让他乘船回国。这也是对我们家族的特殊优待,因为当时从抚顺到营口的难民太多了,单靠两条腿走到营口也是万万不可能的事。谁知大哥被送到营口码头时已无气力,是人们把他抬上船的。船还未开,大哥就咽气了。

此时,父亲已奉命回国,当他得知大哥就要回国的消息,高兴万分。但望眼欲穿、心急如焚的父亲,在码头上见到的却是两个骨灰盒和一具尸体,悲痛欲绝!从此父亲萎靡不振,成天喝酒吸烟,呼叫着我和二哥的名字,食难进,夜不眠。

第三章 我和二哥的新生

抚顺收容所,是日本留守人员负责的一个临时救助机构,前后收留了4万多日本难民。但由于粮食奇缺,营养缺乏,传染病流行,难民死亡率很高,收容所成了停尸场。一些年老体弱的老人和哺乳期的婴儿,死的最多,勉强生存下来和能够回国的难民为数不多。收容所为了让这些陷入绝境孤儿们活下来,在门口贴出告示,希望有能力的中国人伸出友爱之手,救人一命。

有一天,收容所的人领着一个当地农民,来到我和二哥面前。当时二哥六岁,还有一些体力,我两岁半,虽然有口气,但是也已经站不起来了。其中一个农民,见二哥身体还可以,就把他领走了,他就是二哥的养父,姓刘,对二哥很疼爱。后来老人去世,二哥又到了一位姓朱的中国人家里,取名朱成。朱家把二哥当亲生骨肉,供他读书,有了工作,当了干部。这都是二哥后来告诉我的。我当时年龄小,身体弱,收容所的人先后领来好几个人看我,都摇着头走了。我的命运危在旦夕。

没过几天,来了一个女护士,是抚顺医院派来救治日本难民病人的工作人员。她下班时,一眼看到奄奄一息的我,说这孩子如不赶紧抢救难保活命,收容所的人说有口吃的就死不了。好心的护士说,我把孩子带走。办完领养手续后,女护士就把我抱回了家。回到家,马上给我熬粥喝,补充体力;然后给我擦澡,换了衣服。她家里人得知我是个日本孤儿,就和护士闹翻了。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养个孩子算哪一出?还是个小日本!哪来送哪去!护士说,我是个医生,眼看着一条性命就这样完了?日本侵华有罪,孩子无辜;我先把孩子救活再说。在女护士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体力慢慢得到了恢复,开始下地走路。女护士每天要上班,早晨陪我吃完早点才出门,晚上回家头一眼看的是我。我叫她护士妈妈,她说在医院里护士、大夫都是孩子的妈妈,就这么叫。家里的反对意见,没有因为她的不放弃而改变,争吵时有发生。护士妈妈担心她上班后家人把我轰走,就每天带着我一起去上班,晚上再回家睡觉,家里人只好依着她。

护士妈妈在医院工作很忙,不能随身看护我,就把我托付给医院一个烧锅炉的师傅。这个师傅30多岁,叫李金良,心眼儿很好,他的媳妇得急病刚刚去世,身边还有一个10多岁个女儿。李师傅对我像亲儿子一样,不管烧锅炉活儿多累,总哄我玩,带我到澡堂里洗澡,还给我买一些零食吃,时间久了我和李师傅形影不离了。一晃半年的时间,我都是晚上跟护士妈妈睡觉,白天和师傅爸爸玩耍,使我这个失去了亲人,从死亡线上爬出来的日本孤儿,有了新的生活和快乐。

后来,师傅爸爸听说护士妈妈要结婚了,就找到她说,你把孩子救活,积了大德,老天爷都会替他的父母感谢你的。可你总不能带着孩子上花轿啊。你如果放心,就把孩子交给我吧。护士妈妈舍不得我,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含着眼泪把我的领养手续交给了李师傅。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抚养成人的。从此,师傅爸爸把我背回了他的家,给我起了个中國名字,李海坤。

爸爸的老家在天津海河边的葛沽镇三合村,他为人老实、耿直、善良,祖祖辈辈以开园田种蔬菜为生。因年景不济,他在十多年前带着老婆和两个女儿,来抚顺投奔姐姐、姐夫谋生。姐夫是葛沽黄圈村人,会电焊手艺。姐姐勤劳、朴实,人长得也俊俏,俩人到了抚顺,日子过得很殷实。养父经姐夫介绍,来到了这家医院谋了个烧锅炉的工作,收入还可以。爸爸整天上班在医院,很少回家,我到李家后全由姐姐来照顾。姐姐比我大12岁,是一个很漂亮,会体贴人的大姐姐。她晚上给我铺床,早上给我叠被,白天给我做饭,有时还给我买冰糖、点心、水果吃。她像妈妈一样照顾我,像姐姐一样跟我玩,我很开心。有一天早上我睡懒觉,姐姐就把我的被子拽起来,打我的小屁股,一下子打出一个屁来,姐姐说人小气性还挺大,姐俩咯咯地笑了半天。现在想起这件事还会笑起来。

抚顺的冬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房檐下挂满一颗颗一尺多长的冰锥,非常好看。姐姐见我看得入神,问喜欢吗?我说喜欢,她一下子把我抱起来,让我用手去摸那些冰凉光滑的冰柱,感觉不一般,姐姐就是为了让我开心呗。还有一次,我看到院子里有个铁砧子,非常好奇,就用暖烘烘的小手去摸,这一摸不要紧,手一下子给冻上了!姐姐听到我的哭声急忙跑出来,哎呀,拿刀剁下来吧。我说不,姐姐笑了。立马弄来一根木棍,蘸上灯油点成火把,从下面烤那个铁家伙,慢慢将我的手从砧子上脱开,没有受多大的伤。我说姐姐你真有办法,姐姐说急中生智。姐姐的针线活也称一绝,捡来一个日本军大衣给我改制成一个小半大衣,穿上很帅气。有一次姐姐带我到姑妈家串门,大家看我一副小军官的样子,喜欢得不得了。就逗我,让我敬日本礼。我一会立正,一会稍息,一会敬礼,逗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姑妈拿出面包、山芋叫我吃,让我再次感到了中国大家庭的温暖。我在爸爸和姐姐的照料下,渐渐摆脱了脑子里的阴影,开始快活起来,身体也得到了滋补,一天比一天壮实,外号小胖子。

1947年,辽沈战役爆发,养父所在的医院住满了国军的伤兵。养父不想伺候他们,就决定带我们回葛沽老家,当时我已经四岁多了,开始有些清晰的记忆了。这时的养父有了一些积蓄,他打算回家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谁不想过好日子呢。养父家里有七亩园田,还有三间土房,这次回家应该算是衣锦还乡。我记得当时我们冒着隆隆的炮火,是钻地道绕出城外的。出城不久,我们遇上了土匪,性情刚烈的爸爸一动不动,任他们把我们抢得一干二净,爸爸一定是怕姐姐和吃亏。幸亏养父在我的两个鞋坑里分别放了五块大洋,这才有了一点盘缠,不然的话我们是回不了天津的。这点钱只能够住便宜小店,坐火车、马车就别想了,只能靠俩腿走。爸爸肩扛着我,姐姐背着不值钱的包袱,我们不住脚地往家奔。俗话说,道远没轻载。时间一长,爸爸的腿肿了,姐姐的腿也肿了,我就不忍心再让爸爸背着了,执意自己用腿走。我身子胖,走一天下来腿也肿了。姐姐心疼我,每天一到店里头一件事就是给我烫脚;爸爸心疼我,经常买鸡蛋让我路上吃,怕我吃不好累坏了。我的脚不见消肿,爸爸还要背着我,我说不背,姐姐劝我脚都成了发面饽饽了,还嘴硬。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半路我们遇见一个同路的老乡,养父说一堆好话,求人家和养父轮流背着我走。趴在爸爸的后背上,暖乎乎的,看着一路的风景,心里美滋滋的,这也许就是幸福吧。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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