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和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分析

张乐才��

摘 要：就市场机制与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市场机制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表现为：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而使得企业实际污染利用数量超过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数量，导致污染红利出现；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企业污染红利抑制数量低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数量，导致污染红利抑制不足。其次，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抑制影响的局限性表现为：由于私利性的存在，政府更有激励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而不愿意选择抑制污染红利。

关键词：污染红利；市场机制；政府手段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05.065

为什么环境污染会越来越严峻？应采用何种措施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对此问题的探讨持续吸引着学术界的廣泛关注。鉴此，本文决定探讨市场机制与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以期能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1 市场机制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

从污染红利利用视角分析，由于环境污染具负外部性，某一厂商利用污染红利会给另一厂商带来外部成本，故企业在生产时其私人边际成本会大于社会边际成本，理性的企业会将污染红利利用所致的外部边际成本转嫁给社会承担，导致污染红利利用数量超过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利用数量，带来污染集聚。如图1所示，企业的私人边际收益为PMR，它等于社会边际收益SMR；企业私人边际成本为PMC，社会边际成本为SMC，企业有关污染红利利用所引起的外部边际成本为XC，SMC=PMC+XC，SMC曲线在PMC曲线左边。图1（a）和（b）分别描述了企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污染红利利用行为。

企业在生产决策时，会按照企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利润的原则，选择N点处生产，其污染要素利用数量为Q2，但是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企业生产数量应由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的约束条件决定，即在M点处生产，其污染要素利用数量为Q1。从图1（a）和（b）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还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实际污染利用数量均超过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污染利用数量，导致污染被当作红利使用而使得环境质量受到损害。

从污染红利抑制视角分析，由于污染红利抑制具有正外部性，故企业在进行污染红利抑制时，其它企业也会从中得到好处，这会带来“搭便车”问题（Walter，1979），使污染红利抑制这种公共物品的生产严重不足。图2（a）与（b）分别描述了完全竞争条件下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的污染红利抑制情况。由于企业进行污染红利抑制时产生了外部收益XR（由PMC与SMC之间的垂直距离表示），减少了社会边际成本，故XR=PMC-SMC，PMC位于SMC左侧。因此，图2与图1的区别在于PMC与SMC曲线互换位置。企业在进行污染红利抑制决策时，会按照PMC=PMR的原则决定，选择N点处进行污染红利抑制，其污染红利抑制数量为Q1，但是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企业污染红利抑制数量应由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的约束条件决定，即在M点处对污染红利进行抑制，其污染红利抑制数量为Q2，从图2（a）与（b）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还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企业污染红利抑制数量均低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抑制数量，导致污染红利抑制不足，（Q2-Q1）就是由于外部正收益的存在而导致的污染红利抑制不足。

可见，如果仅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会因污染红利的外部性特征而使得企业利用污染红利且不愿意抑制污染红利，故仅由市场无法抑制污染红利而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事实上，经济学界在研究了政府的污染红利抑制功能后亦得出了上述结论。当Grossman and Krueger （1995）发现了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后，社会上曾出现了一个不谨慎的政策建议，该建议认为，“由于人均收入提高最终会带来干净的环境，故经济增长可以当作治理环境问题的疗方”；人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所谓环境问题只是一个过渡现象，这种现象最终会因经济的增长而自发解决（Boyce，1996）。对此，Grossman and Krueger（1996）经过研究后指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会是一个自发的结果……，有效的措施需要从市场自发调节转向政府规制”。Torras（1998）进一步指出，政府政策不仅可以改变EKC的形状、使EKC变得更扁平或更尖陡，还可以使EKC曲线的拐点出现时期提前或推迟。

由此可见，污染红利具有外部性，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抑制污染红利而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管理。

2 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

2.1 政府角色的双重性

政府一方面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另一方面也需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相应地，政府也具有两个对立统一的特点：

首先，公共性。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体，决定着政府的公共性。 政府是其管辖范围内公共利益的代表，管理和领导公共事务，旨在维护和促进该地区的公共利益。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需要政府的干预才能使经济更加富有效率。

其次，私利性。政府是一个经济主体，就像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一样，也有自己的利益，也是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市场主体，在政府和企业等经济主体发生矛盾的时候，政府也会从自己的利益着想，故产生了法律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会出现民告政府的法律诉讼现象。同时，政府是由一些个人组成，这些个人都是一些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经济主体，政府之所以进行环境污染治理，一个原因是为了树立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从而受到群众的尊敬，这就是政府经济主体的主要表现。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另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政府有它自己的成本与收益，这个成本与收益不同于企业的货币化的成本与收益，政府的成本与收益表现在职务升迁中，它难以用货币化的政策显现，通常与政府官员的个人效应、世界观、人生观联系。endprint

2.2 政府角色的私利性对污染红利的影响

2.2.1 对污染红利利用的影响

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逐步被赋予相对的自治权和经济管理权。 地方利益已成为地方政府考虑的首要因素。 地方政府作为主要受益者，受地区利益驱动，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追求GDP增长这一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各地方政府的私利性导致其片面追求本区域的经济增长指标，出现“你不减排污总量，我也不减”，“你多排，我也可以多排”的狭隘思想，使得污染当作红利使用，严重影响了环境质量。可见，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行为，究其根本原因，是地区利益障碍造成的。

2.2.2 对污染红利抑制的影响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实体，政府可以对是否抑制污染红利的可能结果，即未来收益作出合理的判断。 如果政府不评价压制污染红利未来收益的价值，政府将选择不扼杀污染红利金。由于污染红利的使用会带来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这不仅带来本地的区域经济增长，也会带来就业的增加。如果政府采取抑制污染红利的行为，从短期来看不仅会导致经济发展受到负面影响，也会造成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部分劳动力失业，这会影响地方官员的职务升迁，这是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所不愿看到的，故地方政府会选择不抑制污染红利而使得污染继续被当作红利使用。可见，政府的私利性对污染红利抑制也具有不利的负面影响。

3 结论

本文就市场机制与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首先，市场机制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表现为：（1）从污染红利利用视角分析，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企业实际污染利用数量会超过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污染利用数量，导致污染红利出现而造成环境质量受到损害。（2）从污染红利抑制视角分析，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企业污染红利抑制数量會低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抑制数量，导致污染红利抑制不足。

其次，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表现为：政府一方面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具有公共性，另一方面必须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具有私利性，由于政府私利性的存在，其更有激励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而不愿意选择抑制污染红利。

参考文献

[1]Walter，I. And J.Ugelow，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Ambio，1979，（8）：2845.

[2]Grossman G. Pollution and growth： What Do We Know [J].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95，（6）：19-47.

[3]Boyce， J.K. Inequality as a cause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4，（11）：169–178.

[4]Grossman， G. M. and A. B. Krueger. The inverted-U： What does it mean？[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6，（1）：119122.

[5]Torras，M..Income， Inequality， and Pollution： A Re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Ecological Economics.1998，（5）：14716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