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研究
——基于挫折-攻击理论

2018-01-23 01:54吴玉贤
法制博览 2018年18期
关键词:群体性负面挫折

吴玉贤 苏 宇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2

一、研究现状及背景

(一)研究现状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农村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大量矛盾,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这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较大隐患,因此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并找到预防治理对策至关重要。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但目前关于农村群体性事件起因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矛盾表面现象或者社会经济背景,而缺乏对其中一个极为复杂的中介环节——民众心理活动[1]的系统分析。只有深刻揭示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心理动因和机制,才能充分了解民众的心理活动,更全面的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从2000年至今,国内学者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视角,也有少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群体性事件中的心理因素,并将研究视角转到心理学领域。如于建嵘教授在《我国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一文中提到,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日益强烈;除此外,有的学者以群体行为中个体的从众心理为研究侧重点,认为从众效应是刺激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动力源泉[2];还有学者结合了“相对剥夺”理论,认为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根源是“相对剥夺感”,但总体来说当前国内学者仍较少以心理学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群体事件的成因。

(二)理论背景

有关挫折-攻击的理论假说在西方引发了长达五十多年的研究,1939年米勒、多拉德等人提出了早期的挫折攻击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挫折必然导致攻击,而攻击必定是以遭遇挫折为前提。这一理论的提出揭示了攻击产生的根源,并剖析了表面挫折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但事实表明挫折并不一定引起挫折,伯科威茨针对这一不足做出了修正并提出了“线索-唤醒理论”,他认为挫折只是为攻击的产生提供了情绪的唤醒和准备,而并不直接导致攻击。这一理论的提出强调了“线索”(即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引起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挫折-攻击理论,使得该理论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总之,有关挫折-攻击的理论虽是心理学研究个体行为的理论基础,但对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心理机制

20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多拉德、米勒等五人所写的《挫折与攻击》一书中,认为挫折可能引起攻击行为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即“挫折的程度”、“挫折的累积效应”、“反应受阻引起的驱力水平”及“攻击反应可能导致的惩罚程度”。简单来说,挫折引起攻击需要具备诱因、负面情绪的产生、负面情绪的累积以及外界的攻击线索这四个因素。群体性事件是典型的由不满到对抗、由挫折到攻击的过程,因此笔者将以挫折-攻击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机制。

(一)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诱因

首先,转型期社会发展利益的分配不能及时调整,导致处于利益链低端的农民群体获得的利益相对更少,这助长了农民的被剥夺感以及焦虑感。例如,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针对农村土地征用所导致的利益分配问题使得农民具有比以往更高的敏感度,当农民认为自己的土地以及相关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会采取一系列理性或非理性的行为全力以赴维护自己的权益。以上可以归结为诱因中的“结构性诱因”。同时,人们往往会有过高估计自己付出而过低估计自己收获的认识偏差,从而造成主观心理的不平衡,这可以归结为“主观心理诱因”。其次,诸如村民自治中的竞争失序、干群关系的恶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都会给农民群众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二)负面情绪的积累和升级

当有了诱因以及负面情绪的产生,还不足以引发群体性事件。负面情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会引起质变,对负面情绪的不断刺激以及累积效应是攻击行为产生的另一重要心理过程。负面情绪在产生以后经由以下几个过程逐步集聚。首先,农民群体在利益受到损失而产生负面情绪时会通过上访等途径来解决问题,但由于政府部分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农民受传统思想(将自己摆在与政府的对立面)的影响,使得很多问题难以通过此途径来得到解决,再加上“小道消息”在人民大众中的传播,使得农民群体的无助和焦虑逐渐集聚从而变为不信任和愤慨等更为强烈的情绪。为了集中表达对自己利益的诉求,农民开始进行群体聚集活动,如游行、静坐等。在群体压力和去个性化以及群体亢奋氛围的影响下,群体中的负面情绪以“群体传染”的方式在群体内部迅速传播,最终使群体内具有不同个性和目的的个体产生群体的“情绪共振”,且这种情绪趋同和累积的速度往往会和群体人数形成正比,此过程即为群体情绪的协调和放大作用。再次,受当今新媒体传播的影响,局部的矛盾会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而演变成为整体性的社会问题。各种新闻媒介为人们发泄个人情绪提供了一条方便可靠的途径,当个人的情感在网络上和多数人产生共鸣时,网络虚拟性群体便形成了。如果说情绪积累需要一个量变的过程,新闻媒体无疑是这个过程中的“催化剂”和“护身符”。

(三)负面情绪的爆发

当群体的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旦成员认为外界出现攻击信号,便会立刻采取行动进行反抗,此时整个态势就会像“点燃的鞭炮”瞬间爆发,激烈而难以控制。这个攻击信号可以来自群体内部,比如说怀有不良居心的人故意煽动群体情绪,当其振臂高呼率先做出抵抗行为的那一刻就会瞬间带动整个局势,此时其他成员也由于群体庇护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在相互刺激中相继做出过激行为,使得局面逐渐失去控制。同时,攻击信号也可以来自群体外部,比如当群体中的某个个体向相关部门公务人员提出利益诉求时,若代表政府的公务人员处理不当,甚至与群体成员发生口角或摩擦时,这对于群体来说就是一个强烈的攻击信号,极易点燃群体的情绪,从而加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三、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依然是利益分配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政府出台更有利于社会经

济结构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利益关系调整的政策。但是从对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心理机制的分析来看,群体心理在整个事件的产生、酝酿以及爆发的过程中都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政府可从群体心理的角度出发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首先,当人们的不满情绪以“小道消息”或者网络等方式进行蔓延的时候,政府的相关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对舆情进行良性的引导,降低人们的不公平感,使大众保持理性态度,而不至于将农民群体放在与政府对立面。其次,当发生游行示威或者其它群体性活动时,政府部门应做好安抚和疏解工作,使得大众的负面情绪得到化解,从而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除此外,政府还需要做好乡村的“正心”工作,也就是明确农民的思想之标准,提高农民的政治素养。心不正则行不端,政府应该在平时切实做好对农民政治知识的普及工作,在此方面或可尝试“政治下乡”的方法,即使政治知识通俗化、简单化,并真正下到农村、深入农民,使农民能更简单清楚的理解到自己的合法权利及义务,尤其要明确如何采取更为合理、合法且有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至于做出一时冲动的、非理性的行为。总之,探究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心理机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且关键的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周感华.中西方学术界群体性事件心理研究评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02):17-21.

[2]花蓉,付春江.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原因探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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