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的伦理价值诉求

上官戎

体育不是一种简单的身体活动，而是一种富含伦理精神的人类活动。中西方均有崇尚体育的悠久传统，但在体育活动方式和内容上存在巨大差别。尤其重要的是，中西方体育在伦理价值取向上有显著差异。从体育伦理学的角度，对中国体育的伦理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系统地解析，既有助于推动人们深入认识中国体育的伦理特质，也有助于增进中国体育伦理精神的传承传播。

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中国体育的深刻影响

体育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发展状况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此，有学者指出：“体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种方式”[1]（P148-151）。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健身和文化活动，体育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它是人类在与自然环境及各种社会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项社会活动。不同的民族在开展体育活动中会采用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体育参与者在不同的体育活动中也往往抱持不同的体育道德价值观念。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伦理文化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坚持弘扬富有民族特色的伦理思想和精神。中国体育伦理精神是中华伦理精神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华伦理文化传统的熏陶，同时为中华伦理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体育从一开始就与我国的军事、宗教、医学、伦理等糅杂在一起，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化形态。它与我国伦理文化传统的结合尤为紧密，因此，有学者强调，中国传统体育是进行道德教育、培养情操、培育礼仪的重要手段[1]（P148-152）。例如，中国传统的礼射，就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制度规定，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射箭来进行礼仪教育；木射也叫“十五柱戏”，游戏规则以宣扬道德价值观念为要义；中华众多武术的拳谱都是以讲武德开篇，并且把匡扶正义作为武林人士的行动指南；义士侠客则把见义勇为作为人生价值目标[2]（P47-48）；就连中国传统的养生术也推崇“从下达上”的人格道德修养，要求人们在高尚道德的追求中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3]（P10-203）。总体来看，中国体育具有注重弘扬体育伦理精神的鲜明特征。换言之，它特别重视通过体育活动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增进人际关系和谐。相比之下，西方体育不仅强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而且特别重视体育对个性的突显功能。例如，在开展赛跑、体操、拳击、标枪等竞争性体育活动时，西方往往要求参与者在体育运动过程中激烈对抗，并竭尽所能突破个人极限、追求个性释放，展示人的力与美。

中西方体育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与它们各自所承载和传承的不同伦理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传统体育折射的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精神，强调道德修为与礼仪的传承。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融合了儒家提倡的“仁爱”思想、墨家学派倡导的“兼爱非攻”、道家学派推崇“无为而治”等重要伦理思想，这不仅使中国体育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精神的烙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中国传统体育的竞技性。尤其明显的是，儒家极力倡导等级观念，要求古人在体育比赛中不能越级，这使得很多中国传统体育比赛项目变成了表演性节目。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从一开始就不像西方体育那样具有竞技性。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体育没有竞技性，而是指它的竞技性弱于西方体育。在两种不同伦理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人更加重视如何通过体育活动陶冶道德情操和增进人际和谐，而西方人则更加愿意在激烈竞争的体育项目中体现自己的对抗能力和展现自己的才能。

中西伦理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对中西体育的影响导致中西方具有迥异的体育伦理文化传统。在体育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体育必然要面对如何走向世界或如何国际化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体育应该完全追随西方体育发展的道路。西方体育具有西方特征和西方特色，中国体育也具有中国特征和中国特色。这两种风格不同的体育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两种体育范式应该在伦理价值取向上互鉴互补，而不是相互排斥。

中国体育是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集中体现为中国体育在伦理价值取向上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状况等都会影响体育伦理精神的发展与变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有国家或民族都会受到自己所处的生存空间的限制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经济基础和政治体系，培育出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主要生活在陆地。陆地的地势较为平坦，东边临近大海，西边靠内陆，形成了寒暑交替、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大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安于天命的民族心理，但偶尔出现的大洪水和大旱灾，又让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另外，中华民族普遍具有热爱和平的温和性格，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偏向平和的特点。除此以外，由于在经济上采取自给自足的农耕为主体的形式，政治上采用宗教法礼制度为基础的君主专制统治，中华民族还逐渐培养了整体主义体育伦理精神[3]（P10-203）。《西方哲学史》一书对西方体育的真正形成进行了详细论述：西方体育的产生是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的，从最初的斗兽到古代奥林匹克运动，这个时期的西方体育为世界体育的发展留下了非常丰厚的遗产[4]（P45-47）。古希腊是城邦制国家，拥有曲折而漫长的海岸线与优良的港口，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但给古希腊提供便利的交通，同时也培育了古希腊人的胸襟宽广、富于冒险的精神。而欧洲地势狭长，气候条件十分恶劣，极差的自然环境不适应农业生产，因此，西方人很早就开始了对海洋和其他地区的探索。西方伦理文化具有强调对抗性的特质。西方体育经历了从古希腊、罗马到欧洲的发展历程，也打上了对抗性强的伦理精神烙印。也就是说，对抗性强的西方伦理文化孕育了竞技性强的西方体育。西方体育把人类与自然的竞争延伸到了人类社会，使西方体育具有崇尚激烈竞争的根本特征。当今中国在发展民族体育和构建中华体育伦理文化的过程中，不能不重视中西体育伦理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二、中国体育的伦理精神特质

体育是身体锻炼和精神化育的统一。通过体育活动，人的身体变得强健，人的精神也得到提升。在体育化育的精神中，伦理精神居于核心位置。它的存在不仅使体育超越了一般身体活动的价值，而且使体育获得了崇高的伦理价值。体育的伦理价值集中体现为体育伦理精神。中国体育伦理精神包含三个主要内容：

一是追求体力和身心的同时锻炼。无论是在以中国传统体育为主导的古代，还是在以西方体育为主导的今天，中国体育一直都强调身心健康发展的伦理精神。传统的中国体育不仅是一种道德教育方式，还是培养礼仪的途径。它强调人的内在精神修为，力求“德艺双修”。 古人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修身养性，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社会的整体和谐，主要是要培养体育参与者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体育伦理精神。我国古人以人为整体来分析运动中个体的身体形态、机能、意志等因素的活动，所追求的就是身体、内心精神的自然协调统一。特别是在儒、道、佛三大家思想倡导道德先行的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重视人的品格德行的体育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体育是以养生、预防疾病为主要目的，追求的是在体育活动中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价值目标。相比之下，西方体育注重身体与精神之余，更加突出强调身体的“美”与“力”。 西方体育传入我国后，我国人民也开始崇拜身体发育良好、比例匀称、擅长运动的人；然而，我们没有完全接受西方体育观和体育伦理观。我们有选择性对西方体育进行学习与发扬，坚持强调体育运动重在参与和维护健康身心的伦理价值取向。

二是追求和谐的伦理精神。中国古代的许多道德理论，虽然形成于不同的朝代，源于众多的学派，但绝大部分都遵循“天人合一”的道德思维模式。这种道德思维模式对中国传统体育产生的影响尤为久远。道家的老子提倡道法自然，认为：天道是自然界的规律，任何人不能违背天道这个规律[5]（P12-14）。庄子也提出“顺乎天理、因其自然”的养生原则。吕氏春秋则认为顺生节欲是长寿的重要途径。华佗的五禽戏和西汉出土的导引养生图中有模仿动物的很多养生动作，暗含要求人们像动物一样溶于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的气功也是根据人与自然宇宙规律协调的理论而创立的。例如，气功动态中周天分为大周天、小周天[6]（P68-69）。气打通小周天就可以返老还童，打通大周天就可以延年益寿，福寿无边。西方生态伦理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施韦泽认为：“人与人的关系甚至人与自然的中介关系也不是伦理学中的主要关系，只有人——自然、个人——自然的关系才对人具有重要的和绝对的意义。”[7]（P73-74）我们应当看到，西方体育传入我国后，受到中国和合伦理文化观念的影响，事实上与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实现了相互融合，其结果则是推动当今世界的体育吸取了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的精华，提出了构建和谐体育的设想。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推进，强调个体身心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同生共荣的中国体育伦理精神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存在空间。

三是追求道德的崇高性。鲁国大夫孙叔豹认为：人首先要立德，然后立功，最后才立言。儒家思想认为道德高于一切。孔子非常提倡礼射，并在礼记射艺中主张：“射者不仅以中皮为善，也应兼取礼乐容节”[3]（P10-203）。他认为礼射只是一种形式，礼、仁的道德教育才是最终的目的[8]（P28-30）。在西周，当时为了歌颂周武王的伟大功绩而创编了一种叫大武的武舞，武舞中出现了有许多表现搏斗和拼杀的场景，孔子就认为违背了“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的儒家思想。唐代盛行的十五柱球戏，红字柱上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字，墨字柱上写傲、慢、佞、贪等字，游戏规则以击中红字多为胜，以击中墨字多为负。中国传统武术把“练武先修德、武以观德”作为武术观的核心思想。苌家拳的开章明确规定：“学拳宜以德行为先，方是正人君子”[9]（P75-79）。罗汉行功短打的开篇序言中就专门阐述了点穴功夫的创立初衷“在非得进行打斗时，采用截脉使人昏迷又不伤人的慈悲手法[10]（P6-10）”。可见，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追求道德的崇高性有助于完善人格与道德修养的提升，但它使中国传统体育缺乏对抗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

三、体育全球化与中国体育伦理文化的现代化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带动下，国际交往、交流和合作的空间呈不断拓展之势，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个日益扩大的全球化格局。体育全球化是这一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我国开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这不仅意味着我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意味着我国在很多领域和方面必须适应、接受和服从全球化游戏规则。

对于我国来说，体育全球化实质上也是推进我国体育现代化的过程。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体育有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之分。现代体育由传统体育发展而来，因而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它又与传统体育有显著区别。从两种体育的深层内涵来看，它们在体育伦理精神方面有着显著不同。一般来说，中国传统体育深受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而中国现代体育则深受现代伦理文化的影响。

一些人在谈论现代伦理文化的时候倾向于将它归结为西方伦理文化。如果这种观点站得住脚，这就意味着现代伦理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理性崇拜。崇拜理性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一方面，它推动人们追求统一性、秩序性和原则性；另一方面，它也很容易将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引向科学主义、绝对主义、理想主义等价值目标。

中国体育目前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的突出伦理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如何对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二是如何对西方体育伦理精神进行批判性借鉴；三是如何建构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的中国特色体育伦理文化。

“选择的前提是理解，传承的前提是选择”[13]。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的东西也非常深厚，值得我们传承的东西也非常丰富。体育活动历史悠久，体育伦理文化精神一直与之相伴相随。作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体育伦理文化以其独有的方式和传播途径不断发展着。在传承传播中国体育伦理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树立正确道德态度。

必须看到，随着体育全球化、职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我国传统体育在融入到现代体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中国传统体育产生与发展的环境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它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体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消极的特质。我国在推广传统体育的过程中不能进行直接地承接，而是要在现实中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改造。具体地说，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时，我们要充分考虑如何发扬我国传统体育伦理文化中的积极部分，使其在全面加强我国新时代体育伦理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做好传统体育转化和传承工作的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对新时代体育伦理文化的培育和建构。新时代中国体育即现代体育。它是以现代伦理文化作为价值支撑的体育。在发展新时代体育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走复古主义道路，仅仅从中国传统体育吸取伦理精神，也不能走完全西化主义道路，仅仅从西方体育吸取伦理精神。如何培育当今中国的体育伦理文化和体育伦理精神是当代中华民族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课题。

随着改革深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实施，中国体育必将进一步国际化。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对外传播中国体育伦理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中国体育伦理精神以及当代中华民族将中国体育推向世界的伦理价值诉求。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大力推进体育改革。体育改革不能停留在形式上，既不能仅仅停留在变革体育项目、体育管理体制等方面，而是应该更多地推进中国体育伦理文化现代化。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之代表的传统体育应该现代化，并走出国门，以更好地发挥传播中国体育和中国体育伦理文化的功能；另一方面，在体育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也应该吸收西方现代体育伦理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使我国体育伦理文化的现代化符合国际要求，让中国体育和中国体育伦理文化以全新的价值内涵和外延传播到国际社会。

中国体育因其蕴含独特的伦理价值诉求而与西方体育具有显著差异。它拥有自己的精神灵魂，并且因此而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魅力。在推进中国体育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应该致力于在对中华传统体育伦理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体育形成具有现代性意涵的伦理价值诉求，以使之在传统伦理价值和现代伦理价值有机融合的合理框架内更好地实现持续发展。